Part 4枪声(1963年) 第二十四章(1/2)
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等!”坦尼娅大声喊,但他却加快了脚步,转过街角消失了。
信封没封。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的几张纸上写满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笔迹。她把纸拉出来一半,看见第一张纸上的标题为:
冻伤
伊万·库兹涅佐夫
坦尼娅把信纸推回信封,朝公交车站走去。她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俄语里的伊万·库兹涅佐夫和德语里的汉斯·施密特及法语里的让·拉法埃一样,是个平平常常的假名。瓦西里一定是写了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她迫不及待地想看,但同时又必须抗拒把这篇文章像个污染源一样扔得老远的冲动,文章的内容必定很反动。
她把信封塞进挎包。坦尼娅上的那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这时是下班的高峰时间——生怕有人可能在背后偷看,坦尼娅不能把信拿出来读。她必须耐心地等到回家再看。
她想起了把信交给她的男人。他的衣着破烂,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健康状况非常差,像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一样戒备。他似乎急于交出信封,不愿对坦尼娅多说什么。但至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这是在还债。“瓦西里救了我的命。”他说。坦尼娅又一次对瓦西里怎么救了他的命好奇起来。
坦尼娅下了公共汽车,走向政府公寓。从古巴回来以后,她搬回了母亲家。她没理由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回家以后,坦尼娅和安雅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开始看瓦西里写的东西。
他的笔迹变了,字体更小,提笔更短,弯曲部分也没有以前那样华丽。坦尼娅不知道这意味着性格的改变还是纸张的短缺。
她看了起来。
昵称索索的约瑟夫·伊万诺维奇·马斯洛夫在变质的食物到来时欣喜万分。
看守往往会偷走大部分分配的食物拿出去卖。囚犯们只有早上的一点稀粥和晚上的萝卜汤可以吃。在温度总是低于零度的西伯利亚,食物很少会变坏——但共产主义总能创造出奇迹。当肉爬上了蛆,变得不那么新鲜的时候,厨子会把这种肉扔在锅里,惹得囚犯们欣喜异常。索索狼吞虎咽地喝下加了变质猪油的稀饭,希望能获得更多的食物。
坦尼娅一阵恶心,但她必须继续往下看。
随着阅读的深入,坦尼娅被瓦西里写的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文章叙述了发生在持不同政见的文化人和没受过教育的恶棍之间的故事。瓦西里的叙事方式简单直接,非常具有感染力。监狱生活的残忍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文章里有的不仅仅是叙事。也许是因为有着电台工作的经验,瓦西里深知如何将小说写得生动,坦尼娅的兴趣随着小说的进展而一步步被调动起来。
小说中描述的劳役营在西伯利亚松叶林里,狱囚们的劳动就是砍树。没有安全防范措施,没有保护性的衣物和设备,事故经常会发生。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恶棍被锯子伤了胳膊上的动脉,文化人用止血带帮他绑住胳膊,救了恶棍一命。瓦西里就是这样救了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那位送信者吗?
坦尼娅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这就像是在和瓦西里面对面交谈:小说里的语句极似他俩成百上千次的讨论和争吵,文章里有趣、戏剧化和讽刺的段落常常让她会心一笑。失去瓦西里让坦尼娅觉得非常痛苦。
现在她知道瓦西里还活着。她必须查明瓦西里为什么没有回到莫斯科。文章中没有任何关于瓦西里的线索。但有个人可以知道苏联发生的几乎一切事情——她哥哥德米卡。
坦尼娅把文章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她走出卧室对安雅说:“我有事找德米卡——很快就回来。”说完她坐上电梯,下到德米卡住的那一层。
德米卡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尼娜打开门。“你看上去很不错。”坦尼娅说。
这话说得很不实在。尼娜已经过了人们常说的孕妇看上去体型非常“丰硕”的那个阶段,她身形庞大,乳房下垂,肚子紧绷,长满雀斑的皮肤苍白,红棕色的头发油腻腻的,看上去老得不像个二十九岁的人。“进来吧。”她用疲惫的声音说。
德米卡正在看电视新闻。他关掉电视,亲吻了一下坦尼娅,然后给她倒了杯啤酒。
尼娜的母亲玛莎坐火车从彼尔姆过来照顾她生孩子。玛莎个子很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黑衣黑裤,对女儿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明显非常骄傲。坦尼娅原本以为尼娜的母亲是位教师,所以刚看到农村妇女一样的玛莎时略微有点吃惊,后来她才了解到玛莎只是在村里的学校做些清扫方面的工作。尼娜有意拔高了父母的地位——在坦尼娅看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鲜见。
四个人坐在一起,谈起了尼娜生孩子的事情。坦尼娅希望撇开尼娜母女,和德米卡单独谈谈。她无法在尼娜和玛莎面前谈瓦西里的事情。凭直觉,坦尼娅不是很相信德米卡的妻子。
坦尼娅不知道自己的怀疑为何会如此强烈,并对这种怀疑抱有一丝负罪感。她想了又想,觉得根子出在怀孕这件事上。尼娜不是知识分子,但她很聪明:不是那种会意外怀孕的笨女人。坦尼娅的心里一直藏着这个疑问,怀疑尼娜是否设好了圈套诱使德米卡走进婚姻。坦尼娅知道哥哥几乎在所有事上都老成持重——只是在女人方面有些天真。尼娜为什么要套住德米卡?是因为她野心勃勃,想通过德沃尔金这样一个精英家庭出人头地吗?
别嚼舌根子了,坦尼娅告诫自己。
坦妮娅和德米卡一家人聊了半小时,然后起身要走。
双胞胎兄妹之间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但两人非常了解对方,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德米卡很清楚坦尼娅之所以来绝不是为了尼娜的身孕。他也站起身。“我正好也要去倒垃圾去,”他说,“坦尼娅,帮把手好吗?”
兄妹俩各拿着一个垃圾袋坐电梯下楼。走到后门外没有人的地方时,德米卡问:“找我有什么事?”
“瓦西里·叶科夫的刑期到了,但他并没返回莫斯科。”
德米卡的脸色凝重起来。坦尼娅知道哥哥很喜爱自己,但绝不赞同她的政治主张。“叶科夫竭力诋毁我所效力的政府,我去管这种人干什么?”
“和你一样,他信仰自由和公正。”
“他的颠覆行为只能给强硬派拒绝改革的理由。”
在为瓦西里说话的同时,坦尼娅知道她也是在为自己说话。“如果没有瓦西里这样的人,强硬派会说一切都很好,那就没有作出改变的压力了。打个比方,如果《异议》不发表那篇文章的话,就没人知道乌斯丁·波蒂安被杀的真相了。”
“波蒂安死于肺炎。”
“德米卡,别说这种不合身份的话。你很清楚,波蒂安死于没人照顾。”
“没错。”德米卡学乖了。接着他低声问:“你在和瓦西里·叶科夫谈恋爱吗?”
“不,我只是很喜欢瓦西里,他风趣勇敢,但身边的女人却在不停地换。”
“那是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再也没女人换了。”
“无论如何,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已经服满了刑期。”
“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公平。”
“我想知道他的遭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帮我查到。”
德米卡叹了口气说:“我的前途怎么办?在克里姆林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可是不受待见的。”
德米卡口气软了,这让坦尼娅看到了希望。“求你帮帮我,这对我意味着很多。”
“我不作任何保证。”
“尽力就行。”
“好吧。”
坦尼娅满心感谢地亲了亲他的面颊。“你是个好哥哥,”她说,“谢谢你。”
和因纽特人对雪的称谓有很多种一样,莫斯科市民对黑市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只有在“靠左的地方”才能买到。许多这类交易本身就是在犯罪:你找到一个从西方走私来蓝色牛仔裤的人,然后付一大笔钱买下牛仔裤。另外一些交易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要买收音机或地毯,你必须把你的名字写在等候者名单上。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或是个能进行利益交换的人,你就可以“走后门”跃升至这份名单的最前面。如果有个能操控这份名单的亲戚朋友,你也能很快买到需要的货品。插队加塞的现象非常猖獗,大部分莫斯科人知道完全靠等永远等不到轮到自己的那一天。
一天,娜塔亚·斯莫特罗夫让德米卡陪她到黑市上买点东西。“平时我会让尼克陪我一起去,”尼克是娜塔亚的丈夫,“但这次要买给他的生日礼物,我想给他个惊喜。”
德米卡不太了解娜塔亚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生活。他只知道娜塔亚结婚了,但是没有孩子。克里姆林宫的职员算是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开梅赛德斯轿车、使用进口香水的娜塔亚一定还享有其他特权。但这个尼克·斯莫特罗夫应该不是共产党的高层,因为德米卡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德米卡问:“你准备送他什么?”
“一台录音机,他想要德国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苏联人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德国的录音机。德米卡无从知道娜塔亚如何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礼物。“哪里能买到那样的录音机?”他问娜塔亚。
“中央市场有个叫马克斯的家伙手里有。”萨多瓦亚区的这个市场是对国营商店的合法补充。私人农庄的产品可以在这里高价被销售。这里不用排长队,也没有让人提不起胃口的橱窗展示,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但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但在这些货摊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利润巨大的非法买卖。
德米卡知道娜塔亚为什么要他一起去。许多做这种生意的人都是恶棍出身,女人有理由对此保持警觉。
德米卡希望娜塔亚只是为了让他当保镖才叫他去的,他可不想再被诱惑。现在,尼娜快要生孩子了,他刚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近了一点。但德米卡和尼娜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这让德米卡很难抵挡住娜塔亚的魅力。孕期不能做爱是件没办法的事,德米卡不想在这种时候和娜塔亚偷情。可无论如何,德米卡就是拒绝不了娜塔亚的邀约。
他们在午饭时间去了中央市场。娜塔亚驾驶老款的梅赛德斯带德米卡去市场。尽管车龄很长,但娜塔亚开得又快又舒适,德米卡很想知道这辆梅赛德斯平时更换的零件都是从哪里搞到手的。
路上娜塔亚问起了尼娜。“孩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生。”德米卡说。
“需要婴儿用品尽管跟我说,”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尼克的姐姐有个三岁大的孩子,她家奶瓶之类的婴儿用品已经没有用了。”
德米卡大为吃惊。在市场上,奶瓶比录音机更难买到。“谢谢你,到时我会问你要的。”
娜塔亚停下车,和德米卡穿过市场,向出售二手家具的商店走去。这是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所有物,但法律却不允许让交易快捷和顺畅的中间人存在。在德米卡看来,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这种法律凸显了资本主义实践的简捷实际,使民众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马克斯是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一副美国人的打扮。他坐在一张松木餐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着酒。马克斯身边有很多便宜的旧沙发、旧橱柜、旧床,许多都又旧又破。“你们想要什么?”他直率地问。
“上周三我跟你说过要一台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你让我过一周再来。”
“录音机很难到手。”马克斯吊儿郎当地说。
德米卡看不过去了。“马克斯,别跟我们来这套,”他学马克斯的样子刺耳又轻慢地说,“有还是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马克斯这种男人不愿直接回答简单的问题,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软弱。他说:“你们必须付美元才行。”
娜塔亚说:“我同意了你开的价。我只带了那么多,没带更多的钱了。”
“把钱给我看看。”
娜塔亚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沓美元。
马克斯伸出手。
德米卡握住娜塔亚的手腕,不让她把钱轻易交给马克斯。德米卡问:“录音机在哪儿?”
马克斯朝后喊了一声:“约瑟夫!”
后面的屋子传来几声动静。“怎么了?”
“把录音机拿过来。”
“好的。”
唤作约瑟夫的男人拿着一个普通的纸箱走出后屋。约瑟夫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嘴里还叼着根烟。尽管年纪不大,但约瑟夫却很强壮。他把纸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重,”他说,“你们是开车来的吗?”
“车停在路拐角。”
娜塔亚数了数钱。
马克斯说:“收来的价格比预期得要高。”
“我没更多的钱了。”娜塔亚说。
马克斯接过钱数了数。“好吧,”他气乎乎地说,“是你的了。”他站起身,把这卷钱放进裤子口袋。“约瑟夫会帮你们把箱子扛上车。”说完他走进身后的屋子。
约瑟夫抓住纸箱想把它提起来。
德米卡说:“先等等。”
约瑟夫说:“怎么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把箱子打开。”德米卡说。
约瑟夫没理他,搬起箱子就要往前走,德米卡却把手按在箱子上,没让他提起来。约瑟夫异常凶狠地看了他一眼,一时间德米卡以为免不了要打上一架了。但约瑟夫却只是退了一步说:“还是你自己开吧。”
纸箱被胶带封住,还钉上了几个钉子。德米卡和娜塔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纸箱。箱子里放着个磁带式录音机,但品牌却不是德国的格伦迪西牌,而是日本的魔音牌。
“这不是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魔音的质量好,”约瑟夫说,“音色比格伦迪西强多了。”
“我要买的是正宗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这只是日本生产的廉价仿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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