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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经他指点，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驾照，与邗桥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签了约。

两年后的一个下雪天的清晨，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为了避让一辆从河边松树林里突然蹿出的电动车，出租车瞬间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桥的水泥桥栏的一刹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轮。汽车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几米之后，撞开大桥中间的隔离栏杆，迎面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皇冠。

透过被震碎的前挡风，我看见对面那辆车的顶盖向上高高翘起，露出了扭曲变形的发动机构件。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惟有风从车顶上呼呼刮过。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时，我还来得及认真地比较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与现在的这个结果相比，如果我刚才听任汽车撞断桥栏，从右侧翻入河中，就此了结我这丢人现眼的一生，哪一个结果更好？

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电船，劈波斩浪，正从桥下穿过。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已决定回头，向出事地点急速跑来。

三个月后，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单位和保险公司，终于在法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见了面。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由我承担的十一万赔偿费还是有点吓人。见我脸色惨白地坐在桌边一个劲地喝水，主持调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凑了凑，妩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带着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气吹在我脸上。她说：

“我们已经发现，你的驾照是伪造的。但我们会假装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马上说：“我懂的，我懂的。”

等到女法官扭着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会议室之后，她那温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决定顺从她的意愿，在协议上签字。我看见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对了。皇冠的车主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威严的老头。签完字，老头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尽管他骨折的右手还吊在胸前，但他还是坚持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跟我握别。最后，老头慷慨地向我表示，给个十万就行了，那一万的零头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凑齐这十万元的赔偿款，但心里既然已经抱定了“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不妨再多活几天看看”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怎样慌张。当我得知，只要将邗桥新村的那处公寓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在偿付所有的赔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时，心里顿时一阵松快。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