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霜坚冰至（2/2）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样。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呆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

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

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唐文宽就蹲下身来。没办法，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他见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担子，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

“你妈妈来看你啦？”

“我妈？在哪里？”

“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她从泰州来，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话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可她人还没走远，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傻孩子！她就是你妈妈。我认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去追。别愣着呀，放下篮子赶紧去追。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你要去追，完全来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么都别说，缠着她，跟她回家。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

我知道他在愚弄我，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就喜欢与村里的孩子嬉闹，一旦编起故事来，出口成章，用不着打底稿。这就好比在他家听说书，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些故事是书上写着的，哪些故事是他随时编出来的。关于我母亲的这篇故事还没有说完，他老婆王曼卿已经在水码头边叫他了。唐文宽笑嘻嘻地站起身，挑起粪担，似乎意犹未尽，又对我说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话，我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每当他说出那些谁也听不懂的鬼话时，总是一动不动地观察我们的反应。他大概很喜欢欣赏我们脸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说怪话，是唐文宽与孩子们恶作剧的最后一幕，好比餐后的点心，而最后，照例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来收场。

好不容易摆脱了唐文宽的纠缠，我刚走到祠堂边，就看见堂哥赵礼平也拎着篮子，从柏生家的草垛边闪了出来。我有点不想搭理他，就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并暗自加快了步子。

礼平很快就撵上了我。

他问我到哪里去。想到昨天中午他对我的无情无义，我故意大声对他说：“赵德正请我去家里吃饭。”礼平明显地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像影子一样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我走他走，我停，他也停。每往赵德正家走近一步，我对他的厌恶就增加一分。

有两个妇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墙缝里灌浆。德正和更生两个，拉着尼龙绳，正在地上撒石灰线。我到了近前，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后晃悠，以便让他看见我，好招呼我去吃饭。可德正画完了石灰线，又帮着马老大拌麦秸泥去了。直到马老大问我，那个戴绿方巾的女人打哪儿来、是我们家什么亲戚时，德正总算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礼平，“吭”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来，搓了搓手，慷慨地对我们命令道：“你们两个小鬼，这时候才来？赶紧去吃饭！”

他说的是“两个小鬼”。明明白白。我和礼平同时扔掉了手里的草篮和镰刀。在奔向饭桌的过程中，礼平跑得飞快，把我扔下了一大截。

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除了几座坟包和一丛丛的杂树，附近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新房还没有建起来，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赵德正就借了离那儿最近的小武松家，给木匠和泥瓦匠供饭。我和礼平一口气跑到小武松家，工匠们早已吃完了饭，歪在桌边剔牙了。虽说饭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残羹，但没有大人的管束，我和礼平都吃得十分尽兴。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银娣把一碗剩汤热好了重新端上桌来，我们因吃得太多，已经感到微微有些头晕了。

从武松家出来，礼平建议我们去山上的便通庵寻草。他腊月里曾去过一次，便通庵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肥嫩的青草。去便通庵要翻过一座山包，路途虽然远一些，但我们撑得满满当当的肚子，正需要一段山路来消食。

我在路上吃了一颗糖。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剥开，将糖捡入口中，再将红色的糖纸在手心里抚平，凑在阳光下，两面看了看，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放入裤兜中。整个过程，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我原以为礼平会立刻跟我要糖吃。如果他要，我当然会给。可礼平一声不吭，假装没看见。那颗糖反而成了负担。等到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礼平一只手箍住我的肩膀，假惺惺地对我笑道：“你嘴里什么味？怎么这么好闻？”我马上就把兜里的那颗糖掏了出来，给了他。

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树丛里，看见雪兰拎着满满一篮猪草，后边跟着她弟弟小斜眼，正从山坡上下来。礼平就叫住了她，要和她斗草。雪兰看了看礼平，又扭头看了看我，也不说斗，也不说不斗，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两个都有糖吃，哪来的？能不能也给我一颗？”礼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过去，将脸凑向她耳边。雪兰傻呵呵地笑着，主动把耳朵侧向他。小斜眼拽着姐姐的裤子，仰头看着他们。礼平说：“你嘴巴张开，我把糖吐在你的舌头上。”

雪兰的脸陡然阴沉下来，凶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对着礼平骂了句“我日杀你家妈妈”，一把拽过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矗立在对面山梁上的便通庵便可尽收眼底。这座古庙不知何时所建，我们只是听说，村里的媒婆马老大在还俗之前，曾在这座寺庙里修行多年。这座荒寺是我们大队最北的边界。寺庙的北坡下，有一道清澈的溪流，人称“金鞭湾”。金鞭湾月牙形的河道围住了一个蓊蓊郁郁的小村庄，名叫“野田里”。

野田里再往北，就是滚滚长江了。

便通庵虽说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我甚至能够看见池塘里凫游的野鸭），但要走到那里，却并非易事。因为它与磨笄山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深壑。在闹饥荒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成天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算命。他最终算出的结果是：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开满了荷花，到了深秋时节必有莲藕可挖。可是，当父亲叫上瘸腿的叔叔，扛着铁锨，提着马灯，连夜赶到那里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

“还去吗？”礼平缩着脖子，抖抖嗦嗦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语调中有一丝为难和担忧。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为何要这样问。刚才还是好好的晴天，转眼间已变得一片昏黄。风向稍稍偏向东北，大片的乌云缓缓地朝我们头顶压过来，细盐似的雪粒，扑扑簌簌地打在我们身上，在山上的乱石中跳跃着。紧接着，雪珠变成了雪霰。很快，雪霰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飞絮，天空转而变得阴暗沉黑。

不大一会工夫，在漫天的雪幕中，便通庵已经看不见了。

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层积雪之后，我和礼平才转身往家走。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上午来家的那个女人。这个来无踪去无影、头戴绿色方巾的妇人居然如此神通，明显不是一般人。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赶来送信，想必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如果她走得足够快，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过江的船上了吧。

我又想起了“徐新民”这个名字，想起了她让我转告父亲的那三句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周身掠过一阵冰冷的颤栗，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