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霜坚冰至(1/2)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 “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副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履霜坚冰所由渐
麋鹿早上姑苏台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副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读古书变化气质
友多闻开拓心胸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鸦片膏。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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