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山人海（1999—2007）（2/2）
我说，这样好，比起你把她写进小说里，这样更有意义。我想我可能说错了话，又或是语调显得轻佻，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姚隽默然不语，直至分手。我实在应该拍拍她的肩膀，或者陪她抽根烟，不做任何评价，这意味着我们把经验中极为痛苦的存在心甘情愿地纳入了怀抱。
我回到库区，冬天以后没再去看摇滚演出，不知道姚隽去了没有。有一天下午我坐在书桌前，打开抽屉，很意外地拿出塑料发卡，放在桌上看它，把刀子放在发卡边上，又把黄色画报和军人证封面找出来，全都码在桌上。它们是一篇小说的要素，构成了一个循环的隐喻，每个人都能从中编出一套故事来，只要他愿意打开脑洞，然而它们也是阻止我去虚构的强大的障碍，因为从一物到另一物的关系构建，实际上是在跨越刀锋。我猛然明白过来，姚隽去看摇滚乐，实在是想找到凶手，而不是寻找素材。她真的认为凶手还会回到作案的地方，凶手还会再回来看演出。
我和姚隽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二〇〇一年我离开t市时，她放寒假回了县城家里，没有见着。不久后，我收到王凯发来的邮件。他说那个嫌疑犯被抓住了，看见警察立即软了，本地新闻滚动播放他被押解回t市的画面。北方人，身高一米七三，二十四岁，没睡醒的脸，曾经在t市打过工。抓捕地点是在广州，全是外来打工仔的地方。王凯告诉我：你想不到，他喝多了酒以后吹嘘，把这事说出来了，被工友举报了，我还以为他是高智商犯罪呢，看来还是街边的烂仔，只不过机灵一点罢了。在王凯看来，高智商犯罪人是不会酒后失言的。说到犯罪动机，王凯写道：也全交代了，就是为了钱，很盲目地抢劫杀人，这小子有高人教过他一招，就是用假名字，不吐露身份，当年就是凭这逃过侦查的；启用第二代身份证以后，他这样的人跑不掉。我很想知道，这烂仔爱听摇滚乐吗，但没问他。邮件结尾，王凯说他也打算考警校，以后分配去做片警或是巡警（交警很苦），库区这份工作太无聊了。
我没有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姚隽，猜想她应该已经知道案件告破的好消息。又过了些日子，我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她的短篇小说（她用了笔名），写的是两个姑娘一同去听摇滚乐的事情，一个喜欢，一个反感，但也不是特别排斥，只是为了让前者高兴就陪着去了。小说就在很不协调的励志女歌手的洋相中结束了，写得克制，没有杀人案，没有牵涉到唐姓女大学生，但也可以说全部都在其中了。小说末尾有一句比较惊人的话，其中一个姑娘向虚空表白道：我和她之间有着近乎爱情的友谊。可是她随即又说：友谊也只是一句真言咒语，在走回学校的夜路上我们谈论着友谊，像是可以喝退一切鬼。
我打姚隽的手机，她让我找个地方上网聊。后来，在电脑上，她说后悔写了这句关于友谊的话，歇斯底里。我感觉没那么严重，毕竟人物是对着虚空在说话。姚隽又说：抓住凶手了。我问：你是不是感觉释然了？她说丝毫没有。又说，她还是要继续搞文学批评，小说不能再写了。在我看来，两者之间不冲突。然而姚隽的看法是，非常冲突，因为我猜想的那种释然的感觉，照理应该有，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另外，她戒烟了。
这年夏天我回到铁井镇总部述职，童德胜新招了一批外仓管理员，我暂时不必去放外差，在总仓混时间（不用多久他们中间就会有一大半人辞职）。有一天去上网，姚隽说在某家独立书店看到我的小说集，聊到其中几篇。我已经两三年没写小说，那本书的内容记不完整了。姚隽对水库边的神庙有兴趣。我回忆起来，那座小庙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两间房子，梁都塌了，根据表叔公的讲述，它曾经是一座凶庙，供奉某个凶神。中国的神话谱系里有凶神可以供奉吗？我只听说过，途经山间小庙不要进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姚隽说，这问题有意思，听说过五郎神吗。
五郎神就是五通，至于是哪五通，说不太清，或是通天眼地耳，或是通神通妖，可能来自非常古老的域外宗教神话。唐宋开始，南方民间即有五通崇拜，不绝如缕，直至明清。历史上祆教、景教都曾在中国传播，尽管已经消失，学术研究还是很多，而五通相对来说更像迷信传说，出现在《聊斋》和《夷坚志》这类小说笔记中。以当代的角度来看，五通是典型的邪教，奸淫和人祭，充满迷狂的暴力，但五通也是赐人偏财的神（注意是偏财，不是正财）。这不免又聊到“文关公”和“武关公”的崇拜，乔治·巴塔耶对财富和情色中的暴力所作的阐释。很难说人们是因为五通的财神地位而接受了它的暴力交换要求（性和生命），还是根本就欣赏它的暴力快感（有点像萨德侯爵的想法，而偏财只是一个衍生物、一种理由）。在这种文化里，抢劫、绑架、强奸、杀人被一体化了，邪神控制着祭品的灵魂，而偏财归于献祭者。更进一步说，献祭者不仅是其自身，也扮演着邪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角色。这话题再讨论下去有点艰难，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确实，姚隽没有释然。接着，她讲了一个《聊斋》里的故事：书生与河伯之女秘密相爱，将与其永生。某日，书生的侄女遭到五通的奸污，恳求河伯之女出手解救。河伯之女说，这类卑污的妖神我杀之不费吹灰之力，但与其相斗实在有辱身份，哪怕是被它碰到一根手指头，传到江海之中，也将丢尽家族脸面。书生一再恳求，河伯之女便派丫鬟去除掉五通。那丫鬟躲在受害者的被窝里，想伺机除妖，因法力尚浅，被五通闻到了兵器的气味。丫鬟情急之下挥剑，并未杀死这头邪神，只割下了生殖器。五通逃匿，不复出现。消息传到河伯那里，河伯震怒。在这里，正神河伯并不主持人间的正义，而是首先考虑到了家族荣誉，故事又多了一种现实的意味。河伯杖打丫鬟，监禁女儿三十年，不得与书生相见。蒲松龄则乐观地推断说：因为此前已有人杀了五通之中的四通，现在阉割了最后一通，怕是只剩下半通，法力尽失，江南一带自此可以海清河晏了。
我不禁问姚隽：难道你也相信小说中忽悠人的那套东西？姚隽说，邪神崇拜可不是文学故事，是事实，人祭也不是编出来的。商朝固有人祭，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在其后漫长的历史中，黑魔法一直存在。我说，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而且有很不错的故事。问到黑魔法，姚隽说：固然，黑魔法是编造的，但他们用刀子杀人却是真真实实的啊。在中古时代的数百年间，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就是人们认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凶神庙一直受到民间的信仰祭祀，尽管这种秘密宗教被官方一再禁止（说明它曾经是大规模的公开活动），残害无辜者的暴行却并没有完全中止（很多也许是过路人、穷人、无家可归的人，同样可怕的是对着生辰八字“属阴”的男童下手，以及乞丐帮会的采生折割）。自有人类以来，崇拜鲜血，封印灵魂，一直是与救赎、秩序相对立的母题。
这天聊到最后，姚隽说她正在上海，暑假没事，找老同学玩。我说，我在铁井镇，离你不远。姚隽很惊讶。我建议周末在上海见面，姚隽说：不不，我要来铁井镇找你，你那里就有一座凶庙，在黑神山上，我都不知道黑神山应该怎么走，正好求教于你。那座山曾经大大的有名，史料记载，是全中国五通崇拜的——怎么说呢，总坛。如此一来，我又想起了鲁晓麦，想起了她给我讲的黑魔法的故事。
时至一九四九年，喊神山上的楞伽寺早已香火断绝，铁井镇的居民轻易不去那山中，觉得邪气太重，只有城里借阴债的人偷偷前往，通常是一些穷困潦倒的无赖、申冤无处的女人。可那山究竟为何能借到阴债，无人知晓。四月里，解放军攻破南京，部队长驱直入，从三个方向包围上海市。汤恩伯的军队在市里市外架起碉堡，声称坚守到底。铁井镇离上海二十公里，军队已经向青浦方向撤离，镇上的保长也跟着逃了。
那术士从镇江来，进城时带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两人均瘦小孱弱，术士本人更是形貌猥琐，穿着与季节不符的破烂棉袍，浑身发臭，令人生厌。他在街上摆了一个地摊，从随身携带的藤箱里拿出五个小坛子和一枚古钱，玩起了戏法。然而此时城外传来隆隆炮声，人们急着赶回家去，没有人关心术士的把戏，那男孩垂着头坐在地上，像是快要睡着了。一名住在街上的女人出于同情，给了术士半块烧饼，一碗水。术士问，去铁井镇的船在哪里乘？女人说，铁井镇是上海方向，兵荒马乱，船早就停了。术士听了，吞下半块烧饼，扛起男孩往城东走。那女人越想越不对，猜他是个人牙子，就叫了几个街坊追过去，揪住术士，捶了他几拳，逼问来历。术士告饶说，孩子是他儿子，病了，要去上海就诊。人们打开他的藤箱，里面是五个坛子，一些作法用的符箓，还有一个油纸小包裹。未及打开，男孩半醒不醒，喊了一声爸爸。术士哭了起来。众人收手，责备那女人疑神疑鬼，扔了几个钱给术士。术士千恩万谢，全不在意挨过打，收拾起藤箱，扛着孩子走了。后来那女人喊道，他刚才问的是铁井镇，哪里说要去上海了？可是术士已经走远，炮声再起，街坊们再也不愿多追半步。
术士名叫麻三。第二天早晨，他拖着一辆偷来的板车，走到了铁井镇。躺在车上的孩子已经失去意识，迷药让他发出一些古怪的呓语。在后来的审问中，麻三承认孩子是他从镇江码头上拐来的乞儿，孩子为了讨口吃的，认他做了爸爸，两人相处七八天，已经有点感情。在进城之前，麻三的钱差不多花完了，夜晚露宿街头，孩子不想往东走，闹着要回镇江。麻三不得不在饭里加了一点迷药——他最为拿手的就是用迷药劫财。
麻三将板车停在镇口，提着藤箱，独自走进铁井镇，他走了一夜，只想讨口吃的。此时镇上家家闭户，守军撤走后，留下一辆抛锚的卡车，几件逃兵曾经穿过的军装。唯一开门做生意的是一家香烛小铺，店主姓傅，是个好心人。傅老板端出半碗隔夜汤泡饭，麻三坐在门槛上，一口气吃完。傅老板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麻三说，逃难，去上海投靠亲友。说罢，他脱下棉袍。这一天十分闷热，傅老板看到麻三后颈处有红斑溢出于领圈，想必后背患有某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麻三走到街上，捡了一件丢弃的军服披上，棉袍则扔在一棵树下。傅老板本想提醒他，逃兵的军装不能穿（一则容易被拉夫，二则容易挨枪子），可是却看见他裤腰上别着一把尖刀，形状很像杀猪刀。实际上那就是杀猪刀。
麻三顺着原路往回走，傅老板好奇，伸出头出张望。麻三停下脚步，没回头，问道，黑神山往哪个方向走。傅老板说，此地有一座山叫喊神山，常被讹读成黑神山，是烧黄纸借阴债的地方。麻三说，正是这座山，山上有庙的。傅老板说没错，一座破庙，和尚都跑光了。他指向南方，说去此十里地，见到山脚下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石碑，就是喊神山，如果迷路，问问沿途种地的农民即可。麻三转过身，用极其谦卑的态度谢过傅老板，又作揖又鞠躬。傅老板总觉得他怪里怪气，那口藤箱一定藏着什么东西，此人作揖时都不肯将它放下来。
麻三迅速地回到了镇口，板车和孩子都在，顺着傅老板指的方向，他又拖着车子向南走。有一个挑水的伙计迎头撞见，问说，孩子怎么了。麻三说，病了。伙计说，我还以为死了呢。假如是平时，这种乡间小镇偶尔冒出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一定令人起疑。但那段光景上，部队来来去去，逃难的有钱人载着家产妻儿坐船经过，一拨又一拨，也就见怪不怪了。
麻三就这样去了喊神山。
这天中午，傅老板的儿子带着新妇从娘家回来。新妇是城里人，其母是神婆，住在城东梅家巷。神婆开了天眼，以看香火断吉凶，十分灵验，但并不张扬，也不以此敛财，只谨守度日。新妇进家门，对傅老板说：战争已近，恐有兵祸，昨天日间参香，倒未见有大灾，只看到家有恶鬼临门，不知会发生什么，因此急急赶了回来。傅老板便将早晨发生的事说了。新妇说：此人不是去上海，是去喊神山了。铁井镇到上海，尽是小道，乡人乘舟而行，没有徒步行走的道理。至于那喊神山，从前确实叫黑神山。傅老板在铁井镇住了一辈子，却不明就里，听到恶鬼临门这四个字觉得害怕。午饭后，傅老板想起那件扔在树下的棉袍子，就找了根竹竿，挑着送去老虎灶烧了。那老虎灶的伙计问起，傅老板又说了一遍。伙计说，早上从河里挑水回来（铁井镇饮茶用河水而不是井水），也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披军装，拉着车子，车上有一个十来岁的瘦弱男孩，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说着些呓语。傅老板想，必是人牙子无疑，早间将孩子藏在什么地方了，可这人牙子要去喊神山做什么？
这种事情照理应该报官，可保长已经逃了。傅老板做了一个决定：带人追下去。有人制止，说战争已经临近，昨夜听到河对岸有枪声，谁也不知道军队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至少也会戒严吧。开老虎灶的老板倒是不怕，声称自己认识太湖游击队的共产党，遣那挑水的、烧火的伙计两人与傅老板同往。儿子怕人手不够，也提了一根扁担跟上。最后，新妇说，她也去。众人说，抓人牙子，你去了反而碍事。新妇十分果勇，执意要去，又有个年轻人愿意跟着帮忙，也许是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行人追到喊神山下，见板车停在石碑前。农民说确有一人提着藤箱、扛着小孩上了山，他走得很慢，看样子是累坏了。众人也累了，略作休整，在山下商量办法。此时黑云渐起，一场大雨就在头顶，却迟迟不落。新妇说：我们恐怕是来得迟了，等会儿进了寺庙，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能叫。一叫，这人就逃走了，只管抄棍子上去擒住他，也须防着他手里有尖刀。人们起身，沿山路拾阶而上，到寺庙山门前，暴雨落了下来，山门口有一堆衣服，捡起一看，是小孩的。傅老板不明白，这人将小孩剥光衣服带进庙里做什么，他看着新妇。儿子说：看样子是采生折割的阴损手段。新妇叹息说：采生折割哪里用得着跑到寺庙里来，这人是在里面杀人呢。
他们追了进去，殿里没有人，地上散落着一些符箓。绕至殿后，砖塔之下，藤箱已经打开，五个坛子放在地上。赤裸的男童被麻三绑在砖塔上，后脑头皮切开，并揭下一半，像一顶脱下的毡帽盖住了孩子的眼睛，露出白色的颅骨。胸腹剖开，五脏俱已挖出，只剩一截肠子还挂在身上。男孩的生殖器被割下，塞入口中。麻三正蹲在地上，将一堆内脏分门别类装进坛子里，然而坛子太小，装起来十分困难。大雨冲刷着地上的血水，流向低处。尽管事先已经得到新妇的警告，傅老板还是忍不住惊呼起来。麻三在雨中听到动静，回过头看众人。傅老板说，这哪里还是一双人的眼睛，分明是野兽，是恶鬼。麻三企图捡起地上的尖刀，挑水的伙计跳上前照着他后脑抡了一扁担，众人扑上去按住了麻三。与此同时，新妇喊道，不可打碎坛子。
他们抓住的不是人牙子，是江湖术士。有人将男童的尸体卸下，用那根绳子绑了麻三押下山。途中，绳子竟然松了，麻三企图逃跑，众人又在稻田里抓住了他，捆手捆脚，几乎要穿他的琵琶骨。麻三先是求饶，随后又胡言乱语，诅咒或是发怒，那样子像是灵魂附体。挑水的伙计让新妇避到一边，向着麻三撒了一泡热尿，众人横拖竖拽，拖着板车回到了镇上。
这天晚上，他们将术士绑在祠堂里，不知该如何处置。镇上的绅缙过来问究竟，傅老板将五个坛子和一个藤箱放在他们面前，绅缙问是何物，新妇说，这是男童的脏腑器官。一种失传已久的邪术，术士用人祭的方式杀死了男童，并封印了男童的灵魂，那不再是人的灵魂，而是鬼。这个被术士驱策的鬼魂可以为他带来财富，也可以为他散播厄运。绅缙们问，为什么这外乡人偏要到喊神山来做这事？新妇沉思很久说：嫁过来的时候，神婆告诉过她，喊神山过去叫黑神山，乡人只知是借阴债的地方，却不知还有别的东西。那山那寺，几百年前曾是淫祠邪庙，杀人的场所。为了镇压邪神，拯救冤死的灵魂，官府将其改建为楞伽寺。释教《楞伽经》，讲的是二死永尽、不生不灭的法门，古奥难懂。经书中的楞伽山，原是夜叉所住，无路可通，无神通者不可往。佛祖降伏夜叉，在楞伽山弘法，戒断杀生与肉食之恶业，故有此经书。取名楞伽寺，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傅老板问，是什么邪神要用寺庙来镇？新妇却也答不上来，只说年代悠远，很多事情已经被忘记掉（或是刻意不提），不可再考。这时，祠堂的房梁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众人毛骨悚然，新妇却不害怕，让伙计在祠堂外生起篝火，又点了九根香，随同坛子里的脏腑一起放入火中，焚烧成灰。异响渐渐退去，人们看到麻三在地上剧烈扭动，仿佛他也在经受烈焰炙烤，却没有发出任何叫喊声，过了一会儿，也平静下来。新妇说，这个江湖术士，放在古代，要受千刀万剐，挫骨扬灰。
在其后的审问中，麻三承认杀了人，并说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他提到了一本古书，书中详细记载着一种杀人夺魂的法术，也记载着铁井镇和黑神山上的楞伽寺。麻三声称是这本书让他变成了凶手，而他本人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摄了魂。新妇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书。麻三说，从一个算命瞎子那里偷来的，那是神人，算什么都准。新妇喝问道，书在哪里。麻三说，原先用油布包着，当场拿出来翻看，怕雨淋湿，留在殿里了。新妇说，这是害人的书，不能流传。第二天派人去山上找书，然而踪影全无。
一九四九年五月里，解放军部队到达铁井镇，这个杀人犯交给了政府，经过简单审判，确认其罪行，予以枪决。临刑前的麻三身体瘫软，口不能言，还穿着那件逃兵的军装。此案也可以说是建国后铁井镇的第一桩刑事判决，尽管开国大典还没有举行。
傅老板死于一九五〇年，一场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临终前的一段日子，他总是看到有男童的影子停在店门口，倒也不可怕，只是有点顽皮，向他作揖乞讨，喊着爸爸。新妇担心麻三的鬼魂作祟，请来娘家神婆参香，神婆却说：那凶手毫无道行可言，他只是一个愚蠢的疯子，死去的孩子只是一个无辜的人。
那新妇就是傅民生的祖母、鲁晓麦的外祖母，一九六七年死于红卫兵批斗。当年挑水的伙计告发她藏匿一本杀人的书，她交不出来，死了。
喊神山曾经改过名字，叫团结山，革命年代的需求，其后改回原名，阴差阳错，又改成了黑神山。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至于黑神山“借阴债”的迷信活动，鲁晓麦曾经解释过，现在已经没人信了。八九十年代在山里曾经发生过两起血案：其一是两名越狱的重犯逃至庙里，不知何故，两人竟内讧起来，一人用石头砸死了同伴，后被搜捕枪决；其二是e市一名出租车司机载了酒醉的客人，司机贪图客人身上的财物，将车开到黑神山脚下，洗劫之后（剥光了所有衣服）把他扔到了山道上，客人竟醒了，反抗起来并大喊救命。司机掐死了他，后被刑侦队捕获，判枪决。
这个有点像三流网站社会新闻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总是让鲁晓麦念兹在兹。她一再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她相信楞伽的神秘意义，尽管说不清意义在哪里，除了降魔以外（我告诉她《金刚经》和《楞严经》的威力强大），一定还有别的。她曾经觉得自己可以和外婆、太外婆一样开了天眼，神婆与生俱来的传女不传男的天赋，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体内，可是这样的神迹并没有出现。《楞伽经》提问，云何生与灭，云何见已还。我们都不具备质疑神迹的资格。当年她带着十兄弟去黑神山楞伽寺，她相信那里的狂暴神力，相信一种不可理喻的邪恶和笼罩着它的永恒正义，他们每个人都在砖塔上刻下了名字。
我请了一天假，趁着上午的太阳还没升起陪姚隽去黑神山，我也从来没去过，好在那地方并不难找。关于楞伽寺的故事并没有告诉她，我们谈了一点文学，谈到铁井镇的现状，可能也是中国的普遍状况。年轻人不遗余力地离开农村，投入全球化，投入报酬低微的流水线，相比于农村，这点报酬又显得丰厚，让他们暂时满足。姚隽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要做仓库管理员，我也讲不明白，以前我还会找点玄学方面的理由，到二〇〇一年时，我只能承认自己倒霉。姚隽说她也倒霉，所学专业到处不受待见，找不到工作。我们各自抱怨倒霉，像是玩笑话，夏天走远路总得讲点玩笑话，否则会昏过去。姚隽比我认识她时开朗，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除了往事。
铁井镇在二〇〇一年时变了模样，从小镇出去，向南走是一片在建住宅区，看得出是别墅，中间夹杂着几栋公寓楼。新的道路正在铺设，六车道宽，路上既无车辆也无行人，两侧是翻开的泥土，不见一棵树。站在路中央会产生一丝迷惑，好像是沙漠中凭空建造的一座城，一座基地。我们走出去不多远，一个开农用三轮的小伙子问要不要搭车，姚隽付了他十块钱。小伙子说黑神山啊，那是风景区，佛教胜地。到山脚下时，我们又在农民的地摊上买了矿泉水和梨子。山下像个小集市，没有游客，全是卖零食的当地农民，笑嘻嘻地看着我们，随后两个卖梨的吵了起来，听不懂说些什么。一个农民赌气似的往姚隽手里塞了两个梨子，告诉她：这不要钱，但是比你买的甜！什么镇妖和除魔的气息，荡然无存。远处传来隆隆的炸山声，农民说附近一些丘陵都削平了，石头用来造房子。
我们吃着梨子爬山，把梨核随意扔进低处的树林。这段路比我设想的长，扛一个小孩上山并不容易，又想起山下所谓两人多高的石碑并不存在，可能早已毁坏。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古迹，用石栏杆围起来的水池，水是深绿色的。一些台阶上刻着字，显然是在某个年代将石碑砸了铺路。山里安静而凉快，有两个民工挑着水泥上山，走得比我们快。
我们到达楞伽寺门口才发现那里在装修，一个年轻的和尚站在山门前，拦住我们。姚隽自称是游客，问说，里面在装修，山门总得让我进去吧？和尚说，也不给进。姚隽上下打量和尚，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惹是生非的烂仔。问什么宗派，和尚说禅宗。姚隽说就是见性成佛那一宗咯，语气不善。年轻的和尚看来是有根基的，只是笑笑，回到了寺里。姚隽有点沮丧，说，既然装修为什么不在山下贴个告示，真是矫情。我说他们可能也没想到大夏天的会有游客吧，毕竟这地方连车都没通呢。为免她在山门前大放厥词，我拉她离开，开玩笑问，文学批评家是不是都讨厌矫情的作者？姚隽说，也不能那么说，不能从道德角度来判断作者。我说，我只问你内心的感受，不问你学术上的准则。姚隽说，这么说吧，我有立场，但我不能预设偏见，抽象地谈这问题没有意义。
时间还早，我们在山里兜了一圈，实际上没太多东西可看，就是看看树，散心。有一条很小的山径通往后山，我们走了一段，在下坡时遇见一片旧坟墓，就止住脚步，从原路返回了。这时我才问她，诗集出得怎么样了。她说，快了。可是这年头没有出版社肯给一个无名的诗人出诗集（更可能是诗歌习作），连丛书都不愿意，只能做一本自制出版物了，孤零零的，也没啥名头。就这样了，她说，那语气仍然沮丧。绝大部分诗人和小说家都会被遗忘掉，我说，只是时间问题，你们批评家喜欢说用时间考验作品，真可笑，好像作品是一种具有无限保质期的食物，为什么作品不是药、不是毒药、不是迷药，偏偏具有无限保质期呢？姚隽说，嗨，你可别这么侮辱我，批评家从来不指望时间，我作为批评家在你有生之年必能判断出你的作品有没有价值，最多不会超过你死后十年，一辈子对作家来说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有人吃得快些，有人吃得慢些，有人吃多有人吃少，但没有人具备资格宣布自己没赶上饭局，没有人可以从根本上谴责或炫耀时间的考验，说白了，五百年以后的你，关我屁事呢，哪怕你一文不名但有个后世的掌权人把你从坟墓里挖出来又挂在橱窗里宣布你价值连城，关我屁事呢，那都是别人的荣耀，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她有点激动。我说你平时在学校里也这么讲话吗。姚隽说，当然会谦虚很多啊，我很怂的，是个笨人。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
我们走到山下，有一辆破烂面包车停在路边，司机坐在驾驶位抽烟，见我们下来，他问，要不要搭车。我认得他，也认得这辆车。我没来得及说话，姚隽已经在和他讲价，他要二十元，比农用三轮贵一倍，姚隽同意了。我们上车后，司机把烟头扔了，破车震动了一下，往铁井镇开去。我看了看他的车里，和郑炜描述的一样，有细尼龙绳和封箱带，我心想见鬼，已经一两年过去，张泽华还在这里，车子也还在，他干的营生似乎也没变化。五分钟后，张把车停在路中间。姚隽问，怎么了。张给自己点了根烟说，五十。姚隽说你怎么坐地起价，不是汉子。张泽华回头看了她一眼，姚隽立即被吓住。
我也给自己点了根烟，我说，就五十吧，往前走，到铁井镇，别再停车了，也别拐到某条小路上去。张泽华转过头来，认真看我。我说，别看了，咱俩不认识。他说，既然不是汉子，就一百块吧。我说，我没带钱，这位女士是个穷学生，身上也只有两三百块，你往前开，到铁井镇，我给你一百。张泽华说，现在就付。我让姚隽给他一百，姚隽已经蒙了，没说话，按我说的做了。
张泽华在靠近小镇的地方停了下来，让我们下车，口气没商量，面包车随即掉头开走。姚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从兜里掏出一百块给了她，说，没什么，不用多想。姚隽说，这人像个劫匪。我说既然连你都看出来了，想必他也混不了多久了。快到镇上时，我们又遇到开农用三轮的小伙子，他说两块钱可以载我们去东边宾馆区。姚隽抱怨道，怎么不在山下等我们。小伙子说，有个拉黑车的，破面包车，他一到场就把我赶走了。姚隽问，他是谁？小伙子说，劫匪。姚隽脸色变了。小伙子乐了，说：我吓吓你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我打不过这些外地仔。
我们坐着农用三轮来到小镇东边，看到一群打工仔聚集在阴凉处，光着膀子无所事事。开车的小伙子说，铁井镇的治安又变差了。治安最好的是去年春夏季，由于发生过枪案，警方打黑扫黄，一批人不得不离开了开发区，不过第二年他们又回来了。小伙子去过南方，那里相对宽松，类似的事件可能更多些，大伙也都习惯了。有枪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有人当街开枪，过分了。我知道那起枪案，俞凡在大浴场门口射杀了叶嘉龙。
姚隽回到宾馆睡午觉，这是她在t市养成的习惯，我开玩笑说北上广的人没有午觉可睡，来不及睡，晚上都不够用呢，何况下午。她说学院又不是流水线，下午都得睡，我们有的是时间。说完打着呵欠走了。我回到宿舍也休息了一会儿，床铺是临时的，睡几天还得去外地仓库。将近傍晚时，我换了件干净汗衫，穿过铁井镇，去东边的宾馆找她。她住的地方很便宜，是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连锁酒店，镇上仅此一家。我坐在沙发上等她下楼，宾馆不远处就是大浴场的正门，夏天淡季，门口停车不多。等了很久，姚隽姗姗来迟，见面说她下午做了个奇怪的梦，她把某个人的手砍了下来，用一把电影里特种兵使用的大砍刀。我说，就在我们进小镇的路口，我曾经见过一个被砍掉手的熟人向我走来，那记忆很难磨灭，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姚隽的表情像是还没睡醒，她要搭末班长途车回上海，我觉得时间太晚，她说到站就在徐家汇，离她落脚的交通大学不远。我们去吃了一顿告别的晚饭，我点烟时，姚隽伸手要烟。我说你已经戒烟了嘛，她说这不妨碍她再陪我抽一根。然后，她清醒了（甚或是加倍的清醒），靠在塑料椅子上，喷着烟，用一种需要拉远距离才能辨识清楚的眼神看着我。她说，你还可以再写一点小说，别就这么废了。这问题把我难倒了，我说，没错，最颓废的作家也在稿纸上改着他们的病句，我只能说是我倒霉，我在改病句，这病句是我自己。姚隽说，我很少劝人写作，写作是没结果的事，但你是个例外，真以为我这么热的天跑到铁井镇是来看庙的吗？我说，你来看的是一个在血汗工厂上班的文学青年，甚至连无所事事都谈不上（无所事事多高级），然后我一算，发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再过几年就三十岁，小青年都过期了。姚隽说，好吧，我明白了。我说，明白啥了。姚隽说，为我们的厌倦喝一杯，也为我们在厌倦之前的某种努力。这就对了，我说，有点矫情，所以不要说出来。我们吃完饭，天快黑了，她回到宾馆退了房，我们往车站方向走去。她说，我梦见砍下的是你的手，为什么，我都被自己吓住了。我开玩笑说，你在梦里还对我做了什么。姚隽脸红了，说，不要胡扯。
我给姚隽讲了一个小说的梗概。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如此这般与一个做生意的黑社会大哥结仇，他搞了一把枪，就在那家大浴场门口射杀了大哥。当时，大哥带着司机走出来，正要钻进他的凌志轿车。没有任何征兆，那年轻人就闪了出来。他的手枪是南方地下加工厂的私货，一把自制五四，弹匣里应该是装满的。但是别人告诉过他，这种枪只能打一发子弹，连续打两发有很大概率卡壳或炸膛，炸膛的话手指就没了，至于第三发，想都别想。这年轻人走上前，举枪指着大哥的太阳穴打了一发，当场爆头，所有人都听到了枪响。那司机反应很快，扔下车子就跑。年轻人也试图逃跑，可是，片刻后他又回过身来，追着司机进了大浴场，冲进男浴池。司机也许是认为人多的地方好藏身，可是他忘了，浴池里的人都没穿衣服，他太好认了。年轻人跳进浴池照着司机的后背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司机的脊椎，他还在水里挣扎，年轻人开了第三枪，这一次，枪卡壳了，他扔了枪，把司机按在水里，从腰里拔出直刀割断了司机的咽喉。后来，当人们擒住他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和司机有仇，事实上他在第一时间就干净漂亮地杀死了仇人。他和那司机客观上没仇，为什么要置其于死地？
姚隽说，让我怎么猜，你直接告诉我吧。我说，我没法告诉你，甚至连警察得到的答案都可能是假的。姚隽说，要么是凶手杀红了眼，要么是那司机有其他的罪。姚隽很聪明。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把她送上长途汽车。我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合理的隐喻——如果再写小说，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本来可以逃跑却返回浴室追杀司机的年轻人，杀红了眼，或清算一切旧账（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两者实在都很危险）。姚隽坐在座位上，望着我。我想她可能不信任我这种夸张言辞，那不像是人世的话语，我又想，如果姚隽都听不懂，可能世界上就没人能听懂了。然而她什么都没说，发车之前，最后嘱咐我去买一台手机，让她可以随时找到我，人人拥有手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姚隽走后，我在镇上晃悠，鲁晓麦家里亮着灯光，我去敲门，她母亲开门。我问鲁晓麦在不在，她母亲立即审视我，问什么事。我撒谎说，她两年前借了我钱。她母亲问，借条呢。我说两百块钱而已，没借条。她母亲说，鲁晓麦不知道去哪里了，以后别来了。说完把门关上，屋里没有传来任何人讲话的声音。我摸黑下楼，到街上以后，我翻了翻口袋里的钱，还够，就去了大浴场。
那家大浴场夏季空空荡荡，我是来错了季节。大堂发给我一枚有编号的手牌，我将它套在手腕上走进去，找到同号的更衣箱，脱了衣服进浴池，在曾经杀人的地方泡了一会儿，又出来搓了背，抽了根烟。我问搓背工，鸡窝在哪里。搓背工说，四楼男宾休息区。我走到四楼，黑黢黢的休息室里，电视机播放着无声的tv，一个女人哭泣的长镜头，头上落下倾盆大雨。有一个男人躺在暗处成排的沙发中间，扦脚女工在台灯光下低头工作，像个篆刻师傅，像个考古学家。
我也在沙发上躺着，tv换了又换，等到台灯光熄灭。我把服务生叫了过来，问他鸡窝的事情。他笑了起来，说，那是按摩室。我说好吧，有人在吗。他说，有，不多，今天都闲着呢。我说，我找一个叫徐丽萍的姑娘。他说这里的姑娘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讲话的语气很机灵。他带着我往按摩室走去，那里更暗，每个小间的宽幅只略大于卫生间。我说，我不知道她的编号啊，上次被杀死的那个司机，好像经常光顾她。服务生说，那司机光顾所有人，您是刑警吧，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姑娘是谁了，她的编号改过一次，去了外地又回来，编号16，那司机挺喜欢她的，出事后，她跑啦，找不到她。我说，你还知道什么。服务生笑笑，不说。我说，我没带钱包，等会儿你跟我下去，我给你一百块，我是私家侦探。
服务生说：我听说，杀手逃出浴场就把手机扔河里了，但警方还是找到了手机，通过移动公司查到，最后一个电话，是有人用浴场的座机打过去的，就在案发前两小时。杀手身上背了案子，镇上有人认识他，不敢露面，一直躲在过火以后封了门的安达旅馆，他接到电话就赶了过来，埋伏在停车位上。他下手早了，打死了老板，司机揣着车钥匙往浴场跑，车子发动不了。本来杀手可以开着车逃走的，那车里还有好几万现金，这么一追司机，变成了死局。到最后他也没找到车钥匙，掉在浴池里了。这是传闻。
我问他还知道什么传闻。他说，这事儿说起来很玄，是黑帮火拼。我说，这些我都知道，讲讲当场的事情。他说：我还听说，打电话的是16号，是杀手的线人，杀手之所以追击司机，是为了不让16号落在黑社会手里。这是另一个传闻。
他停在一扇门前，说，现在的16号很不错。我问，手法不错吗。他说，不仅是手法，打开灯以后，你也不会失望。
我说，你应该去夜总会干活，那里挣得比澡堂更多。
“9·11”恐怖袭击那天早晨，我搭乘公司的货车去上海仓，预计中午之前可以到达，开出去十公里我发现香烟抽完了。司机叫吴阿满，浙江人，储运部上上下下都认识他，经常带着老婆一起出车。他老婆是个喋喋不休的女人，这一天却没来。阿满说我们可以绕一段路，去农村的便利店买烟，七块钱一包的短支红双喜不常出现假烟，这样我就可以抽着烟、吹着公路上的野风去上海仓库享福了。我同意了，拐进一条小路，很快就看见农村小店，柜台里有两个乡下姑娘正抱着电视机发出惊叫。阿满问她们在看什么片子，姑娘们说：美国被袭击了。我说，这不奇怪，美国大使馆经常挨炸弹。姑娘们说：纽约！这次是纽约！
我们在小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抽烟（我买了万宝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两架客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画面，很不真实，像什么？像两只鸟不慎撞在了笼子上，巨大的建筑物和巨大的飞机将彼此的体量感都缩小了，直到镜头里出现极为渺小的人类从高空跌落，我才重新确认，那是一栋大楼，有成千上万人正化为齑粉。阿满说：他们宁愿摔死也不愿烧死啊，天哪，卡车司机也是这样，宁愿撞死，也不愿烧死在车里。我说阿满，请你不要讲这种惊悚的话。那两个姑娘还在讨论，到底是袭击还是事故。阿满说：我作为司机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这是袭击，不是事故。然后，楼塌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发车。阿满还在嘀咕，美国惨了。我说，电视反复播放这样惨烈的画面，是一种宣言，宣告美国遭受袭击，也宣告战争来临。尽管这是中国的电视台在转播，但我相信，在美国，人们也同样在反复观看着这组画面，痛不欲生，思考未来。阿满问道：战争，和谁打？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只是两个在公路上开着卡车吹风的中国人，抽着半真不假的万宝路，穷得叮当响。美国可以是我们的故乡也可以是想象中的目的地。上帝保佑他们活下来。阿满，开稳点，你丫超速了。
五个月后，我在上海仓等来阿满的货车，和我一同离开的还有木马。
木马当时游荡到上海，我们在一次大型网友见面会上再次相见，都是bbs上的文学青年，大部分住在上海，个别来自周边小城市，然而小川没到场。二十几个网友聚在一起，有导游、护士、平面设计师，一半以上的人无业，另外有几个辍学或接近辍学的中学生。在那里我又恢复了阿基拉的名字，没什么寓意，纯粹是一个发音（我是年纪最大的）。木马带着一个肥胖结实的小伙子，尽管声称是普通网友，我还是能看出，小伙子很喜欢她。他的网名很长，听过以后就忘记了。问他的职业，先是不肯说，我以为他是在校生，后来木马说，丫是个公车司机，今年二十岁。两个人在bbs上认识的。
公车司机这份职业和你仓库管理员有一拼，她说完又向我借两百元。出门之前，公车司机掏钱包把两百元还给了我。显然我们都清楚，木马借钱是不会还的。小伙子没有受过任何文学或摇滚乐方面的教育，显得粗鄙，作为上海本地人又特别自信。至于还钱嘛，等他活到二十七八岁大概就不会这么急着替姑娘出头了。我在他眼里应该就是一个又穷又落魄的大龄青年。
这样的聚会没太大意思，最多像是宣告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诞生。木马说，与我这代人不同的是，网友首先了解灵魂，然后了解外表。我揶揄她，灵魂和外貌都具有欺骗性。木马说，那就首先了解具有欺骗性的灵魂，然后了解具有欺骗性的外貌，总之和过去是反着来的。那开公车的小伙子在互联网上被称为“见光死”，因为长得不够帅气，而且没什么格调。
我快调离上海仓的那几天，已经是春节之后，木马还没离开上海，来到嘉定区的货运站找我。她把头发剪短，染成银灰色，用发胶捏成一簇一簇。她问我去哪里。我说，这次是浙南的永康，且我得回总部押一批货，跟着大卡车一起去。木马对公路之旅感兴趣，她看过无数盗版公路片。我问那公车司机怎么办。木马说：我就是为了甩掉他才决定逃离上海的，丫烦死了。她的下一站是杭州，正好顺路。
等到我离开仓库那天，公车司机开着一辆班次不明的大巴率先赶到，我和接任的仓管员、货车司机阿满三人看得目瞪口呆，接着，木马坐出租车来到我们面前。她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抱着旅行袋下了车。小伙子表现得相当沮丧，失恋是无疑的，将大巴开到这里意味着他可能会失业。他已经昏了头，跳下车追着姑娘唠叨不休，既示爱，也埋怨，并且要她还钱，多达两千元。接任的仓管员是潘朋，云南来的（后来因为携毒进了监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潘朋扒开公车司机那双屡屡企图抓住木马的手，追问道，到底是为钱还是为爱情？小伙子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回答道，为爱情。他愿意开着大巴带木马去做一趟公路旅行，哪怕开到印度，也不后悔。这时木马喊了起来：操，我们都会坐牢的，滚你丫。
她不要你的公共汽车。潘朋给小伙子发了一根烟，钩他到我身边，继续调侃道：我的看法是，车子已经偷出来了，不如找个地方卖了。
我让潘朋不要再胡说八道，这事与他无关。照潘朋的逻辑，如果小伙子把这辆车开出上海市，那和销赃也没什么区别了。这时，阿满表示他能找到地方销赃，或许能卖出一万元，这可是一辆锃亮的九成新的大巴啊。小伙子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知道我们在害他，或是逗他。潘朋说：你要是下不了手，就回家吧，好好开车，按照公司给你规划的路线。小伙子让他滚远点。潘朋又忍不住调侃：上海人总是恋家，如果是我们云南人，这辆车可能已经换成鸦片了。阿满说如果是他们浙江人，这辆车可能已经输在赌台上了。就这么轮番吓唬他。小伙子不知为何，顿时眼泪汪汪。潘朋像是获得了空前的满足感，终于讲错了话，他指着木马说：别为女人付出太多，照我看，她才是一辆公共汽车。话说得太响，木马冲过来给了他一耳光，小伙子距离更近些，终于想起来可以打人泄愤，跟着一拳揍在潘朋的下巴上。我们拉开这三个人，尤其拉开那个要杀人的小伙子，木马又将矛头转向了他，让他滚。潘朋决定打手机报警，我和木马转身夺手机，在争抢中它几乎飞出去。潘朋说，挨个耳光也就算了，下巴上挨一拳气不过，再说，这辆大巴停在仓库门口纠缠不休，我们谁都走不掉。确实，大巴堵了卡车的出路，但阿满并不在乎，他驾驭得了一辆公共汽车，随时可以将其挪走。小伙子警告阿满，要是敢动他的大巴，就玩命。阿满表示理解，车是司机的命，但他的卡车是私人的，而小伙子的大巴是公家的啊。
我们五个人闹了两个小时，最后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小伙子坚持不走，但不再坚持要开大巴送木马去她想去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只是不想让她走。最后我们没办法，打他家里电话，让他父母来接人。木马找了个机会溜了，她不想对方父母来了以后再起纠纷（更不想还两千块钱）。等到这垂头丧气的小伙子开着大巴、载着他妈妈离开，已经是黄昏时分，木马又回来了，说刚才找了家网吧玩了一会儿，她查到永康很不错，而且有一个网友愿意招待她。她不去杭州，陪我去永康。发车时，最后几分钟内，潘朋忽然明白过来，拉我到一边说：莫让这小妞耍了，她看起来是那种可以让男人倾家荡产的迷人精哪。
在去往铁井镇的路上，木马叫我阿基拉。司机阿满问，这是什么名字。我们解释道，这是一种新型的名字，叫作“网名”，这种名字取代了你过去的身份，要是你觉得阿满这个名字有点土，你可以叫自己尤利西斯，叫自己on the road，叫自己货车司机凯鲁亚克，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换个名字玩玩。无论如何，网名重塑了你，在互联网社会里，你使用网名并且喊别人也是网名，这是一种尊重，久而久之你的新名字产生了能指的意义，真名不再重要，让你感到别扭，喊你的真名就他妈像是喊你的绰号。阿满叼着烟说，我觉得吴阿满这个名字蛮好，满足，满意，满不在乎。木马说，大叔，你帅毙了，我要跟你学开卡车，一生都在路上。
阿满又问，“你丫”是什么意思。我说，北京传统骂人话，相当于浙江话里的小娘养的，也可以与好朋友互喊你丫。阿满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职业的，你不仅是仓管员吧。木马说，这丫是小说家，写小说的，将来会成为伟大作家。阿满说，原来如此，我儿子爱写诗，总是在本子上写句子，将来会成为伟大诗人。我们问，你儿子多大。阿满说，八七年生的，十五岁，现在正在铁井镇等我把他载回浙江呢。我们不信，十五岁的诗人。阿满将烟蒂扔出车窗，再次点烟（这时他的双手全都撤离了方向盘）说，我儿子提到过一个叫兰波的人，是少年天才诗人，不是《第一滴血》里的兰波，是法国人。我们立即同意他儿子是诗人，这孩子知道兰波。
接着谈起了木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旅行方式），这次是我和阿满问她。她不愿回答自己原籍何方，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口音听不出东南西北。阿满说，有一种人和你的口音近似，就是没口音，标准普通话，我见过，新疆建设兵团的孩子。木马说，你猜对了我也不会承认，别猜了，我无非是游荡世界，有朋友接待就去某个地方住一阵子，等到住厌了，就换个地方。阿满说，就那个公车司机吗，男人看见你这种女孩会有很多想法。木马说，大叔，大部分接待我的都是女孩子，我不靠男人吃饭，有投缘的男人我也不介意和他们好上几天，公车司机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阿满问，你钱从哪里来呢。木马说，我银行里的钱足够在中国晃悠五年，又反问阿满，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开个店、做个小老板之类的，你们浙江人都这样想。阿满说，哪里，浙江也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只想到处逛，看世界交朋友。木马说，我也只跟文艺青年交往。阿满问，文学家好打交道吗。木马说，我指的是投缘的文艺青年，不是文学家，有些文学家很傲慢。阿满问，为什么傲慢。各种原因，我说，一部分是power，那种文学的权力感。阿满说文学有什么权力感，太荒唐了。我说，大作家的权力感很难向你一个货车司机形容啊，类似社会名流吧，如果能经常上报纸，在公众面前发言，至少货车司机会感到敬畏。阿满说，荒唐，只是他们眼里看谁都像是货车司机吧，论天分可能还不如货车司机的儿子。我们笑了起来，文学成就不止看天分啦，还得努力，跟学校里念书一样。那我相信，货车司机的儿子也会努力，阿满说完又续了根烟。我们还在笑，大叔，你儿子还没成名呢，你不要劲儿劲儿的，每一个作家都是货车司机的孩子，他们的天分可能输给另一个货车司机的孩子。
天没全黑我们就赶到了开发区，阿满的儿子在镇口等他，小孩遗传了阿满的瘦小身材，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但筋骨不错，嘴唇上方已经有一层汗毛。他在铁井镇转悠了一整天，等太久，心情不大好的样子。我注意到他的双肩包是杰斯伯的，鞋子是耐克，已经很脏。趁阿满去装货的工夫，木马问他叫什么名字。答曰，吴铭瀚。听到我们的名字时（木马和阿基拉），吴铭瀚看了我们一眼。木马说，嗨，不许在心里骂我们是傻逼。吴铭瀚闷闷不乐，喝瓶装汽水，用他的耐克鞋在美仙公司门口踢着土。有一个大个子保安出来轰他，我拉他离开。他说这保安就是以前打过阿满的人，我说你父亲可能没告诉你，从前那个大个子早已被人杀死了。
入夜后，公司门口的道路上，路灯亮了起来。不远处的河道先是被一片昏黄色的光包围，随着夜幕快速降临，变成黑暗的低地。冬天还没过去，临河的地方总是更冷些。阿满走出来，让我领他儿子去吃晚饭，顺便给他带几个包子。他还在排队等候装车，装卸工不够。我说很正常，春节刚过完。吴铭瀚仍然没有开心起来，跟着我们走回到镇上。
一辆载满客人的旅游大巴从我们身边开过。我问吴铭瀚，铁井镇好玩吗。他又看看我，那眼神无论如何令人不适，仿佛我们所有的提问都弱智。木马自称小时候也是这副怪相，恨得她老妈牙根发痒。吴铭瀚翻白眼说：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怪逼。木马似乎决定杀杀这孩子的威风，问道：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吗。吴铭瀚说：有的。木马说：那干脆别上学了，跟你爸爸跑运输吧，公路上好玩。孩子不予回答，进饭馆以后掏出一本书读了起来，是《美国自白派诗选》，我在大学时代读过，时间过去得久了，只记得塞克斯顿、休斯、普拉斯，记得休斯在普拉斯死后销毁了她的日记这些轶事，是辛未来和李玫告诉我的，她们讨厌休斯，也不喜欢普拉斯，欣赏塞克斯顿。这时，木马开始讲诗人们的八卦，像个导读，又说这本书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很难搞到手。吴铭瀚说是学校图书馆偷的，又说：你讲的我大部分都知道，没想到你也知道。饭菜端上来以后，木马说：我猜你学习成绩不咋样，你看上去偏科很严重。吴铭瀚说：事实上，语文也考不好，什么都考不好，你说跑运输，你忘记要考驾照了。
我们迟至七点钟才从开发区正式出发，货不多，车子开得轻快。车里定员坐三人，现在多了一个吴铭瀚，也幸亏他个子不大，挤一挤没问题。他要求坐靠窗的位置，被我们拒绝了，窗口抽烟方便。他坚持再三，木马向他解释：眼下这辆车不是你家的私产，而是受雇于公司，你得听雇主的。吴铭瀚嘀咕，这得开多久。阿满说，趁夜开过杭州，休息一晚上，明天接着走。从铁井镇到永康，货车的行车时间在十二小时左右。
这条路我没走过，货车在快要到达e市的地方向南拐，有一段正在整修，颠簸难行，没有任何路标。我顺口问阿满，你老婆这次怎么没来。阿满犹豫了一下，看看吴铭瀚。吴铭瀚说，他半年前把我舅舅轧死了。阿满解释道：我的小舅子想跟我一起跑运输，但是说实话，他不大适合做这一行，他以为跑货运是傻子都可以做的，说实话跑货运得很机灵才行，机灵的人能挣到钱，傻子不能。我问，然后呢，说然后。阿满说，有一天我倒车的时候他站在车后面不动，我就这样轧死了我老婆娘家唯一的男丁，他还没生小孩。吴铭瀚面无表情地说，他并没有不动，你倒车的时候根本没看见他动不动，是你把他轧得一动不动的。阿满说，不要争了，我已经为此争了很久，货车有绝对的盲区这大家都知道，你舅舅已经死了，我不想再说他坏话，很不幸是我轧死了他，不是别的司机。我问，就这样你老婆和你掰了？阿满说，判我赔钱，一大笔，如果不付清，我老婆就不会回来，现在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人质，你知道在农村，轧死了这户人家唯一的男丁，我没丢了性命算是不错了。这时，吴铭瀚叹了口气，拿起打火机给阿满点烟。我说，我们还是聊聊文学吧。
我们聊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文学中陈旧的意象，被用滥了的意象，人们不知其滥俗而仍然自以为是地使用着的意象。木马说，月亮，被无数次用过。我说，月亮太泛了，李白的月亮比较准确，对应着那个无限复制的故乡。我举了个例子，在路上是个滥俗意象，自从凯鲁亚克写下这本书后，就有无数文艺青年自称在路上。木马说，没错，我喜欢在路上这个说法，我不嫌它滥俗。她举的例子是博尔赫斯的镜子，问题是博尔赫斯到底在哪里使用过镜子这个意象我们都忘了，镜子和生育都使人口成倍增加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谁口中，也忘了。总之镜子是个三流意象。吴铭瀚说，尼采的深渊。我们一致赞扬，这个举例说明你懂行，深渊的意象貌似新颖深刻但在各种暗黑系的小说中已经被用得体无完肤，刻薄地说，深渊都被那些重复的比喻给填平了。吴铭瀚又说，奥德赛或者尤利西斯，我只读过《奥德赛》，没读过《尤利西斯》。我和木马想了想，认为奥德赛或者尤利西斯并不滥俗，尽管文学界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使用它的难度偏大，没法像撒味精一样修辞点缀，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过于强硬，解读有难度（多数人根本没读完），无法借用。吴铭瀚说，美杜莎的头颅，潘多拉的匣子，所多玛的盐柱。阿满说，你们在吹些什么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木马说，你儿子懂的不少，咱们还是一个一个讲，别抢我话头。她说了加缪的局外人，简直是存在主义爱好者的名胜古迹，且常常被批评家用以点石成金（我想姚隽要是在车上，可能会吵起来）。吴铭瀚说，奥威尔的老大哥。我们再次否决，认为老大哥这个意象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不滥。吴铭瀚不服气，又加了一个，《圣经》的原罪。木马仍不满意，说原罪是一个神学概念，好比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那不是意象，而是一套理论体系、认知方式。我同意她的看法，并且我认为大部分当代作家只需要两套体系就够了，《圣经》和弗洛伊德，最多再加一个卡夫卡。我说，卡夫卡的城堡。没有争议。木马说，城堡恐怕是滥俗程度最高的了。我说，比城堡更滥俗的意象还有一个，就是卡夫卡本人吧。吴铭瀚说，我想到一个，艾略特的四月，四月最残忍。木马反对说，艾略特似乎没讲清过四月意味着什么，倒是残忍这个词可供滥俗，星期一最残忍也行。吴铭瀚说，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木马说，你说的深渊我同意啊，你倒是再举一个我信服的例子，别总是找偏门的东西。吴铭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疯。对啦，木马说，一枪命中十环。但是我不同意，如果发疯是滥俗的话，那么圣洁在文学中该怎么处理？木马强调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独有的发疯，就像海明威那种独有的男人味，不知被多少人模仿过了。我说，好吧，既然谈到美国文学（我忘记凯鲁亚克是美国人了），我就不得不说，美国文学颇有一套值得玩味的意象，梅尔维尔的白鲸。木马说，终于说到你自己了，你的小说叫《逆戟鲸》。我说不是的，《白鲸》书写了神秘巨兽的意象，福克纳的熊就是这种意象的延伸，再往后，狼啊，豹子啊，老虎啊，都来了。吴铭瀚说，你这是胡说八道，鲸仍然是《圣经》里的象征物，梅尔维尔借用来的，美国文学原创的东西不多。我说，你是没看过《白鲸》吧，梅尔维尔写了整整一本白鲸，怎么能说他借用。吴铭瀚说，好吧，朱自清的背影。我们笑了起来。阿满说，这篇我读过，课本里有的。木马揶揄道，大叔，你要是沉默寡言一些，大概就会被吴铭瀚写成朱自清的背影。阿满对吴铭瀚说，你最好不要写我。木马说，真见鬼，儿子写诗被货车司机老爸天天惦记着，这滋味好受吗。吴铭瀚说，操蛋极了。
这时，阿满发现开错了路，道路截断，前方是荒地，无路可走，不得不倒回去。吴铭瀚让停车，下去小便，我也下了车，走到土堆后面。夜空明净，冬天的荒地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吴铭瀚问，你写小说吗。我说，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吴铭瀚说，现在呢，你的父亲不再是农民了吗。我说，不，他仍然是农民。我们回到车上，阿满继续倒车，寻找岔路。木马说，大叔你照着原路倒，别又开错了。吴铭瀚说，别担心，他方位感不错，心里有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请问阿里阿德涅之线是不是滥俗意象。木马打呵欠说，不滥，并且有点冷僻。
后来，货车上了国道，向正确方向开去，至少我们能看到公路上方的指示牌。逆向而来的汽车打起远光灯，眩着我们的眼睛。阿满回敬以远光灯，并讲了一个惊悚的故事，说是在九十年代，有人杀了人，深夜把尸体放在国道上，企图制造交通事故的假象，假如司机不打远光灯，就会碾过尸体。有时，罪犯会将尸体放在外侧车道，并故意将车停在内侧车道，后车变道至外侧通常会关掉远光灯，铁定中招。阿满说，现在你们知道开远光灯的作用了吧，如果有人在内侧车道停车，你务必要注意观察前方有没有尸体，或者，是他妈的大活人。
此后的时间，没人说话了，我有点瞌睡，感觉很冷又醒了过来，发现吴铭瀚的脑袋靠在木马肩膀上，两人都在睡，只有阿满眯起眼睛注视着前方。货车在公路上长距离地匀速行驶，其实是凭理智在判断空间移动，尤其夜晚，近处看不到参照物，两车交会时能骤然感觉到速度的存在，又立即回到悬浮状态。为什么人在这种状态下容易睡过去？夸张地说，那像母亲的怀抱，像子宫。事实上它是高速移动的交通工具，人是怎么背叛了自己的理智？
十点左右，货车停在公路边，一个自然村，十几栋房子，其中一栋亮着灯，就是我们要住的店。浙江的经济水平普遍较好，从农村住宅能看得出来，都是铝合金门窗，楼体前后贴了外墙砖（较穷的人家只在楼体正面贴砖，更穷的住毛坯房）。阿满将车停在门口，我们逐个爬下去活动腰腿，吴铭瀚主动跳上车斗，替我们搬下行李。这是公路边典型的停车吃饭的场所，一个三十多岁、化过妆的女掌柜出来迎接阿满，喊他名字，又拍拍吴铭瀚的肩膀。吴铭瀚失去了刚才的活跃劲头，再次蔫头巴脑。我和木马觉得这地方还过得去，问住处，说楼上几间客房都空着，有热水，床单是新换的，干净。我明白床单干净是什么意思，问需要身份证吗，实际上我是想看看木马的身份证，她到底从哪里来。女掌柜说不需要，问我们几间房，我说三间吧。木马接过钥匙，拎着行李跑上了楼。然后我看见女掌柜对阿满做了个手势，指指楼上，笑了笑。我猜出什么意思，但有点吃不准阿满会在儿子在场的情况下做这个，再回头看吴铭瀚时，发现他也在瞪视着我。
我们住在二楼。木马洗过澡以后来我房间，问说，阿满是不是带儿子去找小姐了。我让她不要乱猜，阿满在三楼，他儿子在我隔壁睡觉。另外又提醒她，这种事情，少问，何必对一个货车司机的性事如此好奇。木马说，你这逻辑倒也奇怪，那么货车司机身上发生了什么才值得好奇，把小舅子轧死吗？我说，好啦好啦，回去睡觉吧，我累了。这时，吴铭瀚在外面敲门，木马打开门，吴铭瀚说：房间隔音好差。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对明晨要赶路的人来说，时间有点晚了，更难堪的是司机不知疲倦。吴铭瀚说：我以为你们是男女朋友，你们开两个房间我才发现不是。我说：确实不是，也别瞎猜了，能回去睡觉吗。他说，饿了。木马也说饿，这么一来，我也饿了。我们下到一楼，灯关了一半，女掌柜还在，其余的杂工和服务员都去睡觉了。女掌柜说做她这行其实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货车司机随时会来，一些司机白天开车，一些晚上开车，以及轮流开。开车这个词像是暗示。她给我们弄了三碗泡面，吴铭瀚从架子上拿下一瓶啤酒，倒在三个玻璃杯里。我说，未成年饮酒非法。吴铭瀚已经把杯子里的啤酒喝空了。吃完面以后，我们走出饭馆，吴铭瀚查看货车的情况。女掌柜在身后说，放心，我这里不会有人偷货偷油。吴铭瀚找我要烟，我不给，他从女掌柜那里要到一根细支薄荷烟抽了起来，姿势生硬。这时我注意到女掌柜已经卸妆了，尽管外面很暗。我想也真是奇怪，在屋子里没注意，可能刚才真的饿了。公路上时不时有车开过。我问女掌柜，生意怎么样。纯粹是搭讪。她回答说，今天晚上就你们四个人。然后没理由地叹了口气。我们四个人全都抽起了烟，望着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女掌柜说，我打赌今天不会有车停下。又说，生意渐渐不好做了。她叼着烟走到公路边，随意地挥了挥手。我想起在某些地方，做这种生意的人，让年轻女孩赤身裸体穿上棉大衣，站在深夜的公路边，对着一柱柱远光灯打开衣服，灯光像急速扑向她们的火球将她们燃烧得雪亮，即使在最华丽的话剧舞台上都无法呈现的效果，司机按响气喇叭发出巨大的赞美或嘲笑。在弯道处，个别情况下，有人会被货车后轮剐进去。这时，木马也走到公路边，搭着女掌柜的肩膀，向黑暗远方挥手。我感觉她喝多了。女掌柜疯笑起来，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客人。有卡车开过时，她们一起摇头晃脑，扭动下肢，或许还做出性感的表情但我只看到她们的背影，听到她们一再疯笑。
后来，女掌柜回去睡觉了，木马又喝了一点啤酒，从账台上拿过一台小收音机，转动旋钮，找深夜点歌节目。吴铭瀚有点发蒙，问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说，小孩子不用知道这些。吴铭瀚问，这些是指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不必为你看到的事物寻找注释，不必讲述从前过往，不必将其与现在未来联系起来，你看到女人疯笑，仅仅是女人疯笑。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女主持人的声音，接着，播放流行歌曲，也是女声。木马说，小时候很爱听上海电台一位女主持人的点歌节目，后来，因为感情不顺利，女主持人开煤气自杀了，过了些年，又爱听上海交通台一位女主持人，也是点歌，后来她出交通事故死了，她的小奥拓在公路上被货车撞得稀烂。我说，那你不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木马说，我不是，我是海军啦，海军，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支舰队的。“海军”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像某种暗语，我没追问下去。
我们坐着听歌，抽烟，把剩下的一点啤酒喝完。我指着钟说，十二点回去睡觉。还差十分钟就到点，但木马并不听我的，她开始讲述远洋货轮的故事。是海员，不是海军。她说有个表哥，长得帅气高大，中专毕业时女朋友跟大款跑了，表哥一赌气就去远洋货轮做了海员，想跑遍全世界的码头。海员和货车司机到底哪个是最寂寞的职业，很难说。货车司机独自开车（吴铭瀚反驳说，也不一定），但他们可以在沿途找女人（吴铭瀚说，操）；海员是一群男人，长达数月的乏味旅程。不要指望中国海员能在国际码头上找到女人，他们没那份预算，手上的美金少得可怜。
表哥的海轮穿过马六甲海峡，向赤道线进发。在一九九〇年代，海员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表哥在闷热的船舱里梦见了前女友，梦见黑色大鲸驮着她从海面上漂过，那模样比他更寂寞，真是不合情理（失恋是一件神秘的、缺乏解释的事）。高大帅气的表哥被这个梦给魇住了，长时间醒不过来，好多天都在等待着黑色大鲸再次浮出于梦中。在远洋货轮上工作是无所期待的，也不压抑，仅有的感受是乏味。木马说，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令人丧失自我，也可能令主体凸出，充满狂想和怀疑。表哥站在甲板上望着海面，云卷云飞其实是风的驱力，日出日落其实是星球在转动，伤感其实是愤怒，梦是你自己。总之，自认为什么都想明白了。有一天，表哥见到了国际远洋妓院，挂着玫瑰花的旗帜，出现在近处。这就是传说中的玫瑰轮船，各大洲五花八门的女孩在船舱里卖春，收五花八门的硬通货币。她们遇见中国船，就会让滚蛋，因为中国海员没有预算，美金不够，如果是日本、韩国轮船则大受欢迎。传说玫瑰轮船上装备自动步枪，防海盗，所以这还是一艘流动的武装妓院。想象一下，它在公海上漂流着，火力全开，寻找配偶，仿佛与雄性的货轮交媾，它是雌性的鲁滨孙，不想回家的鲁滨孙。两船交错时，表哥站在巨轮的甲板上，平视玫瑰旗帜，又低头望着对面甲板上穿比基尼的姑娘们，立即勃起啦。有些姑娘用英语对他们浪喊：中国人，中国人，没有钱，没有女孩。表哥注意到一个短发的黄种女孩独自站在船尾，同样穿比基尼，化着鬼佬的浓妆但能辨认出她是东亚的黄种人。她很安静，抽着烟，趴在栏杆上望着中国的远洋货轮，左脚踩着夹趾凉拖，右脚那只在她的趾尖晃荡。表哥猜想她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日本或者韩国的，他追着这个女孩，从船头往船尾跑，直跑到货轮的尽头。在那里，永别这个词像黑色大鲸一样浮现出来。表哥用中文喊道：你是中国人吗。女孩不予回答，仰头对着他笑，对着他吹出烟气，烟气在离开嘴唇的一瞬间就被风吹散了，看上去就像在对他抛出飞吻，也许两者都是吧，因为离得挺远，怎么认为都可以，甚至她的笑也可能是嘲笑、诡笑、职业性的笑，但你怎么认为都可以。你不用像那种现实主义小说学徒一样把它定义下来，但你也不能在记忆中铺陈所有的可能性，你能怎么办？说到这里，木马拍拍我的肩膀。刹那间，表哥疯啦，他短暂的念头是立即冲到船长室，命令丫的将货轮调头，追上玫瑰轮船。这时，黄种女孩向他挥挥手，表哥也向她挥手。黄种女孩向表哥的方向弹出手里的烟蒂，落进一片白色的海水泡沫中，表哥做了个睡觉的手势，不是下流手势，是纯粹的睡觉。黄种女孩也做了个纯粹的睡觉的手势。两船越来越远，表哥从俯瞰变成眺望，最后那女孩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她在额头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这个动作使表哥恢复了理智，至少使他想起自己并不相信耶稣基督，顺便想起他作为“人”的局限，要让货轮调头是不可能的。木马说完，掸走膝盖上的烟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吴铭瀚发呆，问后来呢。我说，破绽百出的故事。木马说，没有后来了，破绽百出——有可能是表哥在赤道上的狂想吧，大鲸和女孩都是他梦里的奇观。过了一会儿，看我们都不说话，她又迟疑着说：也不一定是破绽，只能说，你被奇观征服，那奇观本身却在用不可能的方式讲述着另一套话语。
这天晚上聊得太久，我们却不想睡，只想在倦乏中继续听音乐，讲点什么。有一段时间，公路上寂静无声，电台节目似乎也中断了，传来一片白噪音。木马问，大叔怎么还没办完。这个问题打破了之前的默契，我提醒过她不要多问，然而吴铭瀚变得无所谓了，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无所谓。他说阿满在三楼会待上一整夜。木马做出惊讶的表情。吴铭瀚说，我知道很多货车司机打一炮只用半小时，但是，我爸爸似乎是爱上那个女人了，怎么说呢，也是充满狂想吧，他需要一整夜。作为十五岁的小孩，他的口气显得狂妄。木马问，那你妈怎么办。吴铭瀚说，不知道，随便，对他们来说，阿里阿德涅之线已经断了，这个典故用在货车司机身上真是奇怪，可这也是他们时时会遇到的，道路的迷宫，阿里阿德涅之线；悲剧性的误杀，俄狄浦斯或者赫拉克里斯；运载重物的命运，西西弗的神话；半路上的爱情，塞壬；操，没啥新鲜故事。话说到这里，我们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以为是阿满，一起抬头看。一个穿巨大的毛绒拖鞋的姑娘，裹在棉大衣中，快速跑下楼，从后厨拿出几个冰冷发硬的馒头，又到账台前拽过一瓶纯净水。发现我们在注视她，讪讪地说了句，饿了，然后往楼上跑。直到脚步声消失，吴铭瀚说，她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写的，祭祀中突然跳出来的豹子。木马说，不，是美洲虎。吴铭瀚说，豹子。木马说，是印第安人的祭祀，所以肯定是美洲虎。吴铭瀚说，豹子。木马说，好啦小孩，不要掉书袋了，等你年满十八，你爸爸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行成年礼，像某一本欧洲电影里拍的，你就会知道，她既不是豹子也不是美洲虎，更不是塞壬，她会是别的象征物。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恰当的玩笑，然而那时，吴铭瀚和木马一起笑了起来，电台里开始放一首类似探戈的吉他曲。木马问，谁会跳舞。我和吴铭瀚一起摇头。木马在一楼的空地上独自跳起舞来。吴铭瀚将收音机音量放大，女掌柜穿着睡衣冲出来问，还给不给人睡觉了，聊一夜吗。后来她也披上毛呢大衣，趿着塑料拖鞋与木马一起跳舞。我说，跳得真好。女掌柜说，从前在南方做过舞女。木马问，舞女怎么样。女掌柜说，一言难尽。她们继续跳舞。电台里连续播放着探戈或是弗拉门戈舞曲，由吉他、铃鼓和架子鼓演奏出的音乐，夜太深，导播可能是睡着了。再后来，楼上那姑娘也跑了下来，我们问她，会跳舞吗。她说，不会。吴铭瀚吸了口冷气，嘀咕说，你他妈也学点有用的啊。姑娘翻了个白眼，捡起桌面上散落的香烟给自己点上，坐我们中间看跳舞，左手搭在我肩膀上，右手摸摸吴铭瀚的后脑勺。
好几年以后，我在那个荒芜无人的bbs上收到一封私信，已经发出半年多，发信人用了一个id，他说他是吴铭瀚。我想他已经二十岁了，应该还在写诗（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他的诗）。他问，阿基拉，木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和她在永康分开以后就断了联系，她在bbs上的帖子截止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仍然谈论诗和小说，随后就没有了。存在多种可能，她隐身，她改换id，她不告而别。那时，文学bbs也快关掉了，我保留了一些朋友的联系方式，放弃了另一些，消失的，退出的，追问不到的。他复信给我，说那本名叫《逆戟鲸》的小说集他一直没能找到，是哪里出版的。我说，一个朋友做的，将近十年前的事了。吴铭瀚说，他也出了一部诗集，地下诗集，印得很少。我说，我知道那套书，其中有我另一个朋友的诗集名叫《溏心蛋》，但我一直没有在书店见到过。吴铭瀚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最糟糕的交流方式莫过于互读作品，所以就不寄给你了。问他在做什么，他说，被一所野鸡民办大学骗了钱，不念了，现在写写小说，和一个姑娘混在丽江呢。问到阿满（纯粹是闲聊），他说阿满现在已经不跑货运了，也没娶那个塞壬式的姑娘，他在温州做五金批发生意，赚了点钱，喝酒抽烟逛窑子，过着一种乡下朋克式的生活。但愿他不要吸毒，这是吴铭瀚的原话。我们的谈话并不是连续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再后来bbs真的关掉了，我与吴铭瀚并没有互留联系方式，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二〇〇二年的下半年，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弄丢了，不得不回到家乡县城，重新拍照办证。黄昏经过渡口时，很多人在烧纸，并叫魂。同船的人告诉我，三十四天前，一艘搭载重卡的渡轮倾覆在江中，死了不少人，眼下是五七。我坐船到江对岸，同样有人烧纸。码头边的清庙还在，不知为何，我对它一直有莫名的兴趣，以及战栗感。自从与姚隽聊过之后，我猜想它可能也是古代祭祀邪神之所在，就像水库边的小庙、黑神山上的楞伽寺。那天时间有点晚，我在清庙门口站了片刻，门仍然上锁，进不去，我抽了一根烟，跳上中巴车去县城。
我住在旅馆里，当晚去已故姐姐的商铺看了看，饭馆早已关张，变成一家不太大的网吧，门口停了些自行车，在里面上网的尽是学业荒疏的中学生。县城依然破旧，在靠近农田的地方有一片商业住宅已经落成，大幅的路牌广告竖在街边，喷绘了几栋漂亮的公寓楼，声称迎接一种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固然可以嘲讽，但也无甚意义。第二天我回家拿了户口本，中午赶回县城，去公安局办证，登记，拍照。我在走廊遇到一位中学同学，已经是警员，略叙旧，他去窗口交代了几句，可以提前几天拿到新证。本地风俗是任何事务首先想到托人，事实证明托人果然有效。中学同学已经结婚，女儿刚出生，目前在公安局负责管理档案，其状略带疲倦，话不多，表情凝重，像个老警察或是刑警。
我问到他沉船的情况，他说，当场失踪十一人，全部死亡，打捞尸体花了一天时间，最后两具是沉船出水时在船舱里找到的。船是夜间航行，当时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事故原因是轮渡超载，超的那部分很可能是货运卡车上的载重（这些卡车本身也超载），开航时渡轮向左倾斜，适航性能不佳，但渡轮公司的当班职工没有注意。又说，当班职工处于极度疲惫状态，该公司实行的班制是做一休二，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对任何人的体能和精力都是考验，事发时，他们已经做了十八个小时。最后，渡轮年检没有过关，违规运营。他讲得言简意赅，我们这些常坐渡轮的人一听就懂。好多年前，渡轮沉过一次，船员全都活了下来，乘客死掉好几个。事故原因近似，也是超载，车辆停放位置不佳。我问船员死了几个，乘客死了几个。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摇头说，十几秒钟船就沉了，船员逃生也是本能，别苛求了。我们在花坛边抽了根烟。我说，海难事故中，船长通常会殉职。他说，见过殉职的警察，没见过殉职的船长。
快抽完第二根烟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知道可以告别了。这时他才问，你在哪里工作。我敷衍说，上海的一家台资企业，做物流。没有讲外仓管理员之类的事。他问，有名片吗。我说，没有。这当口，一辆大巴停在公安局门口，大大小小的傻子从车上鱼贯而下，那是李河镇的傻子。我同学说，公安局组织了智障来办身份证。傻子们排队，在警员的带领下走进大楼，我注意到两个穿得一模一样的傻子，长相也是一模一样。我说这是双胞胎的傻子吧，我操，双胞胎的傻子。我问同学，你能分得清这俩傻子谁是谁吗，假如淹死一个的话。他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现在傻子镇的情况好多了，他们都去做产前筛查了。我感觉自己的语气可能像个纳粹党，但我并没有笑。
我告别了同学，往街上走去，忍不住回头看傻子们。我想起小学时曾经以他们为题材写过一篇作文，得了高分，在讲台上念过。由于涉及一个女同学的智障弟弟，放学后被她揍了一顿。想起我养过的黑狗，春耕时跑到田埂上，被人宰了。此事也写进了作文，我不记得内容了，但仍记得黑狗在冬天摸上去很温暖，经常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这都过去将近二十年了，我以为会忘记它。女同学的智障弟弟有一双特别圆的罗圈腿，从不讲话，总是惭愧地笑着，似乎知道自己是智障，或者罗圈腿。我就是这么写的，被她揍了。
拿到身份证以后，我再次回家，交还户口本。我父母还是老样子，家里不怎么缺钱，姐姐在县城留下的那套门面房每年能有几千元租金入账。我父亲说，明年要修省道，规划中的公路通过李河镇的坟地。新坟旧坟，有些是在饥荒年全家死绝了的，迁坟十分麻烦。姐姐的坟也在那里。我问怎么迁。我父亲说，统一改造。意思就是由政府挖坟，各家领取骨殖骨灰，再葬到统一安排的新墓区。我说，那岂不是要打起来，全家死绝的坟怎么办。我父亲说他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把自己的墓地也一起买了，毕竟按农村风俗葬在田边是会有问题的，万一铺路造房子，还得掘开。他说，我感觉你将来是不会回来了。我点头同意。对于置办墓地的事，他问我看法如何，我说，选个地势高点的地方，这一带经常发大水，我见过泄洪之后的农村，坟地泡在水里，一群湿淋淋的母鸡站在坟尖墓碑上。
我陪着父亲在村里转了一圈，一些人家大门上挂着十字架，基督堂在几公里以外的另一座镇上，以往，村民之中并没有基督徒。我说，对面镇上那些傻子该不该信教，也许主不会抛弃他们吧，但是教堂里坐了上百个傻子毕竟有点难堪，不是吗。我父亲说，牧师有时也会到家里来，问问情况，传教，态度很友善。我问他信教了吗，他说没有，我母亲似乎很受感动，抽屉里有一本《圣经》。我问他是什么版本的，他回答不上来，反问我版本很重要吗。我原想说很重要，后来摇头说，不太重要。他有点没把握，说隔壁邻居跟他讲过，不信教的人，死后下地狱云云。我说，假如姐姐此刻在地狱里，那我死后也要下地狱去陪她。我没有通读过《圣经》，只看过一本通俗的《圣经故事》，讲不出更具价值感的意义。我和他一样困惑，不知道地狱意味着什么。我想一个农民到老以后，毕竟会庆幸自己活得长久，以及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忧心忡忡，担心肉身，又担心灵魂。然而这不是一道勾选题，也不能分岔出更多的选项。我保留了想法，没说出来。后来，他不知怎的感叹道，那些去世的教徒墓碑上都刻有十字架，有些墓碑的朝向并不是对着南方。我说那是耶路撒冷的方向，神圣的主的方向。实际上，耶路撒冷、梵蒂冈、麦加、佛陀伽耶，还有拉萨，还有我姐姐的坟地，从我俩所在的地方望过去，几乎是同一个方向。
一个人写不出小说是应该的，写得出才是不正常。这是木马的论调。我说，写出来就意味着你接受了某种惩罚。木马认为惩罚这种词太严肃了，和假大空文学一个调调。我说，那就把惩罚这个词降低一些强度，但我想不出其他词。小川说，警告。可是何谓警告？
〇三年春天我从p市回到总部，保安仍然凶悍，让我必须剃了胡子才允许进公司。我在传达室给童德胜打了个电话，让他出来给我办了年假，有十天休息。童说，周劭在北京，原定这几天也要回来，但北京sars，没有仓管员肯去交接。童问我是否愿意去，我拒绝了，说去他妈一趟北京还关在丰台，过于无趣，老子不干。他说那就只有重庆可去了，二选一是资深仓管员的特权。
我和周劭通了个电话，他很奇怪我在p市只待了一个月，问是不是又得罪了人。我说这次不是，p市分销处采用了经销商制度，总公司不直营了，因此仓库管理员可以雇用当地亲友，不必担忧有人卷货逃跑，但这么干的负效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周劭发笑说，窜货，把大宗交易做到别人的地盘上。我说没错，事情总是两难。周劭问说，最近为什么不上qq或是sn。我说，总之以后聊天软件很少会再用了，有事发发电子邮件吧。
我跳上一辆开往上海的中巴车，再次通过车窗里望向公路沿途的风景，熟悉而且似曾相识，被所有似曾相识之物包围的熟悉，由于经验匮乏而造成的印象重叠，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过去得比实际上更为长久，超乎我的感受。中午，汽车停在徐家汇，我找到电话亭打小川的手机，当时他正在工作，显然是摄影棚里传来的嘈杂声，他让我在人民广场的喷泉处等，约了六点。我在街上兜兜转转，地铁里很空，一些乘客戴着口罩，我想起这是瘟疫蔓延的时期。不过，人们的心情似乎不错，并没有末世的恐慌感，有个姑娘用数码相机在车厢里拍来拍去，与身边的同伴讨论着色比度和白平衡的问题。
我在人民广场下了地铁，走到地面上，起风了，那一带的广场喷泉没有动静，人也很少。我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时间还早，买了一张博物馆的门票，进去看看青铜器，鼎和簋之类的古董。忘记是谁告诉过我，殷商的鼎是用以烹煮人肉的，或者连人肉都不是，是战俘和奴隶的头颅。假设头颅还在的话，应该被收藏进了自然博物馆。后来，我又回到喷泉旁边，坐了一会儿。快六点钟时，小川出现了，他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架了一副黑框近视眼镜，有时在鼻梁上，有时在额头上。他见面就问，沉铃呢？我说，没见到，没通知她。小川说是他打电话给沉铃，她答应来聚餐的。我说，那就再等一会儿吧。小川说：不不，半个小时前我打她电话，她说已经在广场上，看见你在远处坐着，说你留着大胡子，果然没错。我不说话，小川掏出手机，这时，一条短信发了过来。小川奇怪，说：她不来了，回家了。我拍拍他肩膀，似乎这个动作可以解除他的困惑。
吃饭时我问起他的工作，他说：最近在新天地做一个时装周项目，给模特们拍照，我是助理，很忙。我说：sars时期啊，很多地方都取消大型活动了。小川说，上海并没有sars，而且时装周在秋天，现在只是预拍一些照片。他估计秋天时sars警报已经解除了（传闻这种病毒会被夏天炽热的紫外线烤死）。我说，那我想看女模特。小川答应第二天带我进棚。
这天晚上，我住在小川的租屋里，一栋筒子楼的二楼，煤卫独用，窗外就是马路，路灯与我的视线平齐。小川问我住多久，我说，还有八天假期。他让我多玩几天，把床腾给了我，自己睡沙发。我说，这样不太好。他说他早就睡怕了这张床，经常出现鬼压床的情况，让我试试看，如果出现遗精等情况也不必尴尬。我说，好。我确定他是一个人住，问他有没有女人，他说没有，从重庆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我的意思是指爱情，爱情，朋友。小川继续说，楼上住着两个女孩，一个是七〇后，一个是八〇后，每天这个点上，她们就去附近仙霞路的红灯区上班了。我问，你是不是饥渴。他反问，做仓管员饥渴吗。然后我们都笑了，说他妈的每一代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性饥渴，尽管我们也不年轻了。这种情况会延续到中年、老年，然后弥漫一生，终于明白自己不是荷尔蒙的问题，是太穷，是写不出小说并且喝了过量的劣酒。我们继续笑。
半夜时，我们还在聊文学。那时小川仍然对文学抱有理想，聊到李东白，小川说李在上海做过一次签售，当时他也去了，作为读者捧着书请李签名。李东白没有认出他来。小川想和他打招呼，最后还是算了。他从架子上拿过一本书，是李东白的长篇小说，我翻了翻（一部关于当代生活的作品），没作评价。说实话，写得不错，字里行间有一种我和小川都不具备的反讽才能。小川说，成熟度不够，小说的后半段失控了。我说这很正常，卢卡奇在《小说理论》里谈到，短篇小说更讲究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力，而长篇，不是这样。小说写得越长，主体的裂缝产生，有一些直接崩溃了，有一些则像危楼。这时，客体想要占据优势，客体申冤，客体死而复生。短篇小说中不会出现的鬼打墙、鬼压床现象，在长篇里都会冒出头来。实际上，很多事物，例如爱情和生命，时间越久，越会趋于主体失控的局面。小川说，你的说法我理解，但是和爱情、生命这些东西不一样，长篇的主体失控是美妙的，恰恰是智勇者在一开始就等待出现的局面。我说，被你这么一说，写作的虚无感倒是淡化了不少。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听之后，他把手机递给我，低声说，沉铃找你。
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显得平静，我走到窗台边，望着外面的路灯与她说话。她问，还好吗。我说，都好。她问，在上海待多久。我说，有一周的假期，借住在小川家。她说，《逆戟鲸》那本书已经出版了。我说，谢谢你。她说，出版这套书的人叫舒晓宇，眼下在广州，他想请你在上海做一次读者见面会，他会在网上发信息。我问，上海哪里。她说，一家小书店，地址我发给小川，星期六晚上七点，时间安排得过来吗。我说，我闲着。她沉默了片刻，解释说，因为要出差，不能到场了。我说不要紧，接着，她让我照顾好自己，如果想在上海落脚找工作她可以帮忙。我没来得及回答，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还给小川。他说：上个月她过了三十岁生日，她快结婚了。
这天晚上我确实鬼压床了，我梦见自己在追赶落日，起初是走着，后来搭乘了一列地面轻轨，落日一直就在前方，我的方向只可能是向西。然而我停在了海边，海在东边。我想自己可能并不在中国，又想起哪个仓管员对我说过，在辽东半岛的仓库区他曾经目睹落日西沉入海。车厢里的人都戴着口罩，沉默着，坐着。下车后，我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走，落日一直没有坠下，我似乎还感觉到海浪抚过脚踝。后来我醒了，觉得胃酸翻涌，天还没亮，窗外的路灯光照在我脸上。我去拉窗帘，小川继续睡着。我坐在床沿上想了一会儿，回忆梦里有否出现过某个熟人，最后认为，应该没有。我拿了钥匙下楼，去便利店买吃的，两个女孩正从楼梯口走上来，其中年长的七〇后长得很美，几乎可以让人在一瞬间就爱上的凌晨时分的美，并且她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很镇定，只是微微让了一下肩膀，像是电影里的牛仔将手搭在腰间枪柄上的威胁动作。
就在我站在24小时便利店柜台前拿过香烟和饼干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对仓管员的生活失去了理解（而不是失去耐心）。我站到店门口抽烟，望着城市里的旧楼，心想，怎么表达这种感受。我应该启用第三人称。因为第一人称过于紧张，容易将抒情变异为自怜，即使抒情也是不需要的，一个人站在凌晨的大街上抽烟仅仅是具有一种抒情的视觉感。天亮后，他站在早饭摊前抽烟，他站在城市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抽烟，他长时间地想着一个女人闪开肩膀的动作和另一个女人的婚期，她们根本不是同一种人，但在此时此地，在他可以写出来的小说里，她们又是活在同一个梦中的同一个人。这不是抒情，也不像迷失，或许可以判断为迷失本身的消散，然而也没有获得一种可以替代的清醒。生活这个词在这里被迫使用，尽管他从来不爱用这个词。生活像教育盲人一样教育我记住了她的声音，记住她说再见，记住所有电话里传来的挂断音。一个人要继续怎样的生活才能配得上这些声音，要写出怎样的小说才能配得上这些闪回式的记忆，该怎样捕捉一个词、一次句子之间的递进、一种美学上可以入流的狂热？当便利店的挂钟指在凌晨四点四十四分的时候，他想，这是每一个小时里都会存在的伤感与必然，只是恰好你独自抬头一瞥，你被这刻度震惊，或接受安慰，接下来的几十秒钟里你被卷入一个虚构之物中，此后你将忘记它，你绝不会在下一个小时寻找同样的震惊或安慰，可是余生里你总还会瞥见同样的刻度，在那不为人知的时刻一切又将短暂地聚拢又消散。
书店开在作家协会附近，我到那里才发现，地方真是小，由一间半民宅装修而成，楼上且还有住户。书店外面有一个小院子，摆着桌椅，柜台上提供咖啡，像个沙龙。店中间一张长桌上垒着我的书，还有丛书中的另外几本，我是第一次见到，开本很小，像国外的口袋书。在开场前，我翻了一下，其中一本名叫《巨猿》，很薄，目测不过万字，作者是if。这套书的编辑没有安排任何作者简介或照片，无从知道if是谁。我翻了几页，小说中写到一座坍塌的大桥，写到一个叫兰娅的姑娘，童年生活在大山里，山村，小镇，煤矿，与更远处的钢厂。我肯定作者是女的，猜想那可能是我去过的地方，重庆与贵州交界区域，我对那种地貌有着天然的亲缘，似乎我出生在那里，度过了贫瘠无知的青少年时期，离开之后仍然能感知到它的气息。这套书里其他的伪先锋小说、肮脏现实主义小说、仿制法国新小说，我都不想看，找店员买下了《巨猿》。后来，进来一个中年男人，体格魁梧，店面立即变得逼仄起来。他问我是不是端木云，我说，正是。他看了看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自我介绍说，是店主。七点钟已经快到了，场面也许尴尬吧，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不算尴尬。他让店员给我做了一杯咖啡，那模样看起来比我更镇定。他说如果没有读者，咱们就聊一会儿吧。我说，无所谓，都行。他说到自制印刷品，说到这套书的出资人，讲话口音含混，我没怎么听清。我不想再让他重复，也就假装敷衍，似乎听明白了。我问他，if是谁，他说是一个年轻女孩，if是她的网名，其他不清楚。
到七点钟时，有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推门进来。我想，只来一个人比无人到场更尴尬。店主让我坐在咖啡桌后面，那姑娘并不客气，拉过椅子坐在我对面。店主讲了两句开场白，场面十分滑稽，完全是对着那姑娘讲的，又似乎她身边坐着一百个人。屋子太小，也不需要话筒。他讲完之后，让我讲，我看着姑娘，瞪着她的眼镜，觉得她面熟，想不起来在哪里曾经见过。她至多也就在读大学，我的人际关系里没有这一号的存在。后来她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她还戴着牙套，我要是纳博科夫的话一定会想出最损的句子来形容她。她说：端木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房东的女儿，给你讲过逆戟鲸的那个人。我一下子回忆起来，问她在哪里读书，她说复旦新闻系，已经大二了。
她的名字很古典，叫顾青桐。她不但给我讲过逆戟鲸，还讲过梧桐（也就是青桐）与悬铃木的区别，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华白海豚族群，好像还有巨型乌贼和章鱼之类。我以为她会念一个生物或者水产专业（后来我想起青铜鼎煮人头也是她告诉我的）。
她从包里拿出书，让我签名，是她一年前在这家书店买到的。买它的原因，起初是因为逆戟鲸的名字，后来是因为我的名字，记起了一个叫端木云的房客，这个人借过她一本《巴黎圣母院》，退租的时候没还，直接溜了。她关注了书店网站，知道我在这里“摆摊”，摆摊这个词是她说的，我觉得不错，很生动。接着，她问起周劭，我说姓周的这会儿正在北京丰台的某间仓库里，苦苦等待sars饶恕人类。我的用词也生动起来，同时给她也叫了一杯咖啡，她坚持自己付账，看上去并不穷。后来我想起她是本地人，而且家里出租房子。
我们谈到这本书。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印出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有人愿意印它是因为我写得不错呢，还是沉铃本人的面子。我问顾青桐，你觉得写得怎么样。她说，写得平面化，有模仿痕迹，又说其中某一篇不错（而我却觉得写砸了）。总之是文学青年之间的谈话，低效重复，缺乏自信，唯一可取之处是热情，好像文学真的是这么回事。书店老板走掉了，没打招呼，读者见面会已经不存在了，我轻松了一些。顾青桐说，刚才店老板在这里我不好意思说，怕影响你的销路，实话说，写得很差，不但受了体制内文学的影响，而且是真的差劲，阅读感不行，读不下去。我笑了起来，说，体制内文学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懂。她说，如果你需要鼓励我也可以扔几句给你，然而好作家是不被鼓励的，写作不是体育比赛。我说，是这么回事。
我没到八点半就离开了书店，顾青桐要去参加一场诗歌派对，离此不远。她问我是否愿意同去，我答应了。路上，她说，这套书里写得最好的是《巨猿》。我还没完整地读过这本书，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翻了几页，不错。顾青桐说她认识if，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重庆妹子，綦江出来的，在广州学建筑设计。这证实了我的猜想，小说中写到的确实是我去过的地方，那座坍塌的大桥就是彩虹桥。
我们去的场子并不是什么会堂或书店，而是民宅，位于高档小区二十层楼的四室两厅户，里面没什么家具（椅子不少），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压根就没住人，客厅提供软饮料和饼干，大概有七八十个人聚在里面，十分拥挤，阳台上也站满。顾青桐向我介绍，这是一份民刊举办的活动。有趣的是，人们在不同的屋子里分成了不同的流派，中年以上的在客厅，小青年在朝南的卧室，一些姑娘在朝北的小屋。顾青桐带我进了小青年较多的屋子，地上全是烟头。她认识在场的主要人物，介绍了一圈（没有我认识的人），小青年们看看我，只是招呼了顾青桐坐下。其中有人已经喝醉了，屋子里没有酒瓶，我推测是喝过以后才来的。我找了个角落，靠墙站着抽烟，有个女的找我要烟，我发给她一根，她看了一眼，说你不抽中南海啊。我说我抽不惯那种混合型的外烟，习惯烤烟。她问我什么是烤烟，又说中南海是国产烟。我试图解释，不过她已经点燃了香烟，也就没必要多说了。她看上去不年轻，三十多岁，衣服款式有点旧（我也是在小川的屋子里读了好几天时尚杂志才得出这个结论）。她说：刚才说你写了一本书，叫啥名字。我说：逆戟鲸。她说逆戟鲸听清了，后面几个字没听清。我说：逆戟鲸，后面没有了。这时，客厅里的中年人们开始朗诵诗歌，似乎全是他们自己写的。卧室里的年轻人非常开心，要求也朗诵。客厅里有麦克风，卧室里没有，他们坚持要朗诵，推了一个苍白细瘦的小青年上去，他无所谓，背了一首诗，显然也是自己写的。我已经找不到顾青桐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钻到中年人中间去了。念诗的时候，屋子里安静下来，我去洗手间，那里装潢得很不错，科勒卫浴，大理石台面，双开门镜面柜。我拉开镜子，意外地发现里面放着很多罐装啤酒，是一种德国产的黑啤，最大的可能是主人藏在这里的（不提供酒精饮料显然是怕这些人喝醉了发狂）。我打开一听，喝了几口，回到卧室里，有个年轻姑娘正打算上台念诗，她对我吼道：大叔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应该去客厅。我举了举手里的啤酒罐，又指指卫生间，她立刻明白了，冲了进去，抱出几听啤酒。此后，不断有人去洗手间，方便以后带出一罐啤酒，直至告罄。女孩是个口语诗人，写得俏皮，用四川话或是贵州话念着，停顿时呷一口啤酒。需要说明的是，在场有一些上海人，但没有人说上海话。有个小伙子极为羞涩，念到一半笑了起来，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念自己的诗，感觉太无耻了。后来，他们拉我上台念诗，仍然喊我大叔，我说我不会写诗。找我借烟的女人说，那就背一首你喜欢的吧。我问，顾城的诗可以吗，《墓床》可以吗。他们再次安静下来，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
没过多久，警察来敲门了，因为太闹，楼下人家报警。每个人掏出身份证登记，然后获准离开。坐电梯下楼时，有个小伙子说，幸亏今天没带叶子，被抄出来就惨啦。事实上，警察并没有搜身，态度虽然强硬但并不算恶劣。我们从电梯里出来，我始终没有见到顾青桐，倒是那找我要香烟的女人一直站我身边。夜晚很凉，她的衣服立刻显得单薄，人群在小区门口散去，有人打车，有人徒步而行，结伴消失在黑夜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色的咖啡勺，送给了我。我问她勺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没啥意思，从那户人家的厨房里偷来的。我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为何要偷一把无用的勺子。她说，觉得很可爱就偷了，并不缺一把勺子。我收下了勺子，后来想想，首先是好笑，其次是有点失去真实感。人们偷东西的理由千奇百怪，这我倒是早就知道。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抽烟，看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离去。她没有与人结伴离开，似乎和谁都不太认识。站了一会儿了，她反倒先问我：你还在等那女孩吗？我说不是，我没有等谁，带我来的那个女孩似乎已经提前走了。她问：是你的小女朋友？我说半熟不熟的朋友而已。我们又站在风口抽烟，各自抱紧胳膊。我说：真他娘的冷。她说：冷，给我靠一下。
后来，她去便利店买烟，柜台里有三种中南海，她辨不清，问我哪种更好。我说，我不抽中南海，不知道哪种更好，也许贵的那种更好吧。她买了一包，拆开点烟，嘀咕说小青年都抽这个。我猜她平时并不抽烟，烟气只是在唇齿间略作停留就吐到空中。果然，她解释说，大学时抽烟，已经戒了很多年（可是这个解释毫无必要）。那个时代（究竟是哪个时代）她们抽绿色包装的摩尔，巧克力味的。她说自己家并不是很远。我说，送送你吧，尽管上海的治安不错。我们顶着风走路，具体往哪个方向，我也有点辨不清。走了十五分钟，有一度，她主动挽着我的胳膊，后来又点烟，把胳膊抽了回去。这条马路上店铺不少，到夜里还是挺热闹，一侧围墙上刷着“拆”字，跨世纪的中国城市最常见景象之一，可以登上不同类型的刊物封面，时髦而犀利。我们走过十几个“拆”字，进了一片住宅区，都是上海的老公寓，周末的夜晚还有一些窗口亮着灯光。她停在某一栋楼门口，横七竖八停着自行车和助动车的地方。我想，如果她请我上去喝一杯咖啡（我竟然想不出深夜应该喝什么酒），就像电影里那样，其后发生的事情也不足为怪吧，有些电影里也会嫌这种桥段太老套，设计得更狂野一些，更俏皮一些。后来，我借着楼道口的灯光看到她的脸，那是一种犹豫的表情，是面对陌生人的表情，像来自中年和少女时期的不同方向。我的经验判断不出这表情意味着什么、哪里出错了。她说，还不算晚，上去聊一会儿吧，大作家。
奇怪的是，从进屋起，她就没有开灯，有一些微光从窗外透进来。那屋子的格局和小川家近似，面积更大些。我注意到她将床放在屋子的中央，四边都不靠墙，很少有人这么摆放家具，像欧洲电影里的场景。我们面对面侧躺在床上，互相摸摸头发，摸摸脸，最初的手势像是在摸一棵植物。她问我写什么题材的小说。我说，一般不带这么问作家的，作家什么题材都写，也不带随便喊“大作家”。她说，请你不要介意。我说，没什么，提出抗议就意味着不介意。她在黑暗中笑了笑，又问我，以前有过一夜情吗。我撒谎说，没有。她问，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说，文静的，活泼的，都喜欢，实际上年轻时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她说，人不会忘记自己曾经的欲望。我说，那可能不是欲望，只是胡思乱想吧。她问我的年龄，我又撒谎说，三十五岁。她说她三十二岁，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大学时代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然后她又说，最后这句话很多余。
一夜情有个很滑稽的简称叫作419，纯正的for one night应该发生在酒店里，不问姓名与出处，尽量不讲人生中的苦闷和半真不假的孤独感，记得戴套子，事后聊聊文学和闷片不算过分。这是木马告诉我的。如果发生在家里，留下了姓名住址电话，就从for one night变成one night stand，变成略为放荡的举动。前者是纯粹的诗意，后者比较复杂，可能是诗意，可能是一场庸俗派对。这也是木马告诉我的。有没有可能把纯粹的一夜情变成爱情呢？木马回答：那就是爱情。
做爱之后，她开了灯。屋子里很干净，床头柜上有西藏旅游攻略、当期的二流时尚杂志（这也是小川告诉我的）。她穿上衬衫，盘腿坐在床上，用一个纸杯代替烟缸，我们面对面坐着聊天抽烟。她不是上海人，来自江苏一座小城市。我问她去过西藏吗，回答是没有，去西藏是大学时代的梦想，没能实现。我想起来，确实在过去的某个时期，西藏是特立独行的青年们向往的地方，再后来就变成互联网上无数人想去的旅游胜地，这无可厚非（互联网也曾经是特立独行的）。我说，你曾经梦想的事物（孤独的，个别的，不为人知的），若干年后被所有人爱上，这是一种幸福呢还是不幸，换句话说，是建设还是解构？她说，那要看他们是爱还是糟蹋。我说，这无从判断，所有人必然包括所有态度。她笑了笑说，挺虚无的，就像一夜情，看上去神秘，其实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后来，她问我是做什么职业的，是不是业余作家。我笑了起来，说，业余作家也是一种羞辱性的用词，但无所谓，咱不要那么讲究用词，没错，我业余写点小说，正职是仓库管理员。她有点惊讶。究竟仓库管理员的身份是低微还是特立独行，我望着她，想听她说一说，然而她遵守着礼节，不对别人的职业选择说三道四。我开玩笑说：自从出过一本书以后，关于仓管员为什么要写小说这个问题就被倒置了——小说作者为什么要去做仓管员。她说：我看你的样子，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我说：答案有，但是不要说出来。
她肯定认为仓管员就是守在一个地方不挪窝的职业，我没有再多解释，我讲这个已经讲烦了，无论是面对着姚隽还是小川还是木马我都详细讲解了工作流程，就像在讲解自己患上的某种古怪疾病，治不好的病。后来，更晚了，我拿过自己的衣服穿上。她说，能不能把胡子剃了，有电动剃须刀。我想这要求不过分，回公司前也得刮胡子。她从抽屉里翻出电动剃须刀，说是前任男友留下的东西，几乎是新的，不介意吧。我说，不介意。我剃胡子的时候，她问，好用吗。我说，很好用。她说你可以带走它，用坏了就扔掉它。后来，她看着我的脸说，你不是三十五岁。我说，二十九岁。她问我为什么撒这种无聊的谎话，我也回答不上来。总得有一些东西是不真实的，可是除了年龄之外还能撒什么谎，一切都显得太可靠了。这个理由本身也像谎话，因此没有说出来。
我揣着剃须刀和银勺子离开了她的家，口袋沉甸甸，还有一本《巨猿》。那时我想，可以在去重庆的路上读完它，然而我也恐惧于这座城市留给我的记忆，犹豫是不是应该回公司辞职。我不想再涉足重庆了。
凌晨时我回到小川家里，他正在收拾行李，问他去哪里，回答说，重庆。我说我的下一站也是重庆，但得回一趟公司，然后再回到上海坐火车，不如等我几天，一起出发。小川蹲在地上，抬头看我。我知道出事了。
那个十五岁的叫作章燕的姑娘（她已经十八或十九岁了），独自离开了农村的家，她单方面认为小川还在万州做老师，事先没联系就跑去找他，她在路上失踪了。从离家到报警之间过去了三个星期，警方打电话给小川，他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在上海收留她，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们都很清楚，她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不可能像木马一样搭上一辆车随便去什么地方。小川说他不能等我了，必须马上回去找那姑娘。他不知道要在那边待多久，把数码相机、手提电脑全背上了身，从鞋盒里拿出登山鞋，又从一个信封里找出他们的合影照片，给我看了看。姑娘很漂亮。我问他缺钱吗，他说最好能借点。此刻银行打烊，我身上没什么现金，约好在重庆见面给。收拾完以后，我们靠在沙发上眯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吃了足够的方便面，天亮时在楼下告别，他去机场，我回铁井镇。
《巨猿》是一本灾异之书。一个叫兰娅的女孩回忆她的青少年时期，以及经历过的灾难事件，有一些是个人的，有一些是群体的。在这本书的短序里，作者用一种疑惑的语气问道：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议论是轻佻的，那么那些声称书写命运的作家是否更为轻佻，尤其当它被判断为庄严和伟大时，是否暴露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无能。所谓的人类命运到底是什么，所有的灾难是否已经被书写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看来，要讲清命运母题对作家的心理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的事（但我喜欢if这种不知退让的态度）。《巨猿》始于一段回忆式的叙述：很多年前，十二岁的女孩兰娅生活在山区农村，她的智障姐姐十六岁，父母在深圳做小生意，姊妹两个由祖父母带着，还有同村的亲戚们。童年时的生活在作者笔下呈现得像梦境，南方的潮湿天气，半封闭的世界，通向远方的盘桓公路，这其中并没有对于农村生活的怨怼，作者志不在此，回忆与童年反复切换的视角涂抹出一种不真实感。兰娅讲述道，姐姐是一个温和的智障，不打人，她的相貌也和正常人一样，并非唐氏儿的长相，只是个头略矮、头发枯黄，她很少说话，有时候会站在某一株植物前面，久久凝视，久久不动。祖母告诉兰娅，姐姐并非先天智障，小时候好好的，后来，像是灾变，既没生病也没摔跤忽然就傻了。在这里兰娅忽然退出了回忆，她说我的姐姐患上的很可能是现在所谓的自闭症，她并不是智障啊，可是她已经死在一九九七年，再也无从考证了。她说：自闭症并不比智障轻松，甚至更痛苦，因为姐姐知道痛苦而我以为她不知道。读到这里，我想，作者这么早就把心碎之物堆放在眼前，后面应该怎样推进？
小说写到了一座深山中的煤矿，尽管没有具体说明，仍能看出它是国营煤矿：周边生活区有一座破旧的电影院，那是过去时代的遗迹。兰娅和姐姐经常徒步走到煤矿，沿着公路，沿着铁轨，沿着溪流，春天时山花烂漫，景色迷人。生活区的设施几乎全是为矿工和家属们准备的，餐馆，理发店，澡堂，电影院是这一带唯一的大型建筑（除了矿场本身），有时它也用来开开会议。从兰娅的年龄倒推，那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左右，还没有进入下岗时代，封闭山区的时间是一个同样封闭的循环，劳动，休息，白天，黑夜，这样的节拍。写到她们在古老的电影院里看一些黑白片，英雄儿女或夏伯阳，比较扫兴的是姐姐经常看到一半就闹，她似乎不喜欢黑暗的空间，或是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每逢这时，兰娅就带着姐姐到剧场外面的大厅里玩。作者确实是学建筑的，不经意间使用了一些专业术语，例如踢面、踏面、勒脚，读起来很有意思。小说的视距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摇摆。写到看守电影院的老人，一个是聋哑人，一个间歇性发作癫痫，看上去都像钟楼怪人，实际上他们都很善良。某一天，癫痫老人在影院里发病，被自己的舌头噎死了，这是又一起灾异事件。老人经历过一次矿难，是少数幸存者之一，癫痫是由于当时被落石砸中造成的后遗症。
作者写道，在这个封闭循环中的灾难与其说是命运的安排，不如说是命运的构造中存在的缺陷，但是，假如命运是一种构造，那么它是否真的就是我们通常指认的“命运”？就像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命运根本不是命运，而是一种游戏模式。小说中的议论就这么呼应了自序短文，显得过于强硬，好在作者并没有继续阐发这个讲不清道不明的概念，她继续写道，那死去的癫痫老人在他的工作间里藏了大量的过期报纸杂志，搞不清他是收废品呢，还是喜欢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兰娅在那里翻到一份无聊的文摘小报，专门刊登杀人强奸之类的惊悚报道，其中夹着一个关于巨猿的故事。小说从中国西南山区跳到了非洲刚果丛林里，神秘的巨猿生活在其中。
相貌丑陋、具有神力的巨猿们，可以徒手杀死狮子和花豹，它们不是大猩猩，从未被人类的摄像机所记录。一些零碎的文字报道，一些当地民间传说，试图证明它们的存在。在这段故事里，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讲述巨猿，起初引述是小报上的内容，然后，视角似乎转入兰娅的想象中。神秘的灰色巨猿，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热带密林中，杀死大型猫科动物可能是出于自我防卫，或保护幼崽。巨猿们睡在地上，它们的体格像大猩猩，智力像黑猩猩，满月当空时，它们不会像其他猿类那般哀嚎，而是坐在地上静静地仰望。
某年，一支科考队来到当地，显然不是专门寻找巨猿的，而是干别的。科学家们与村民聊到巨猿，问说，你们见过巨猿吗？村民们摇头。那么故事从哪里听来的？村民们说，祖辈传下来的，几代人之间才有一两次机会见到巨猿，非常神秘。有一个叫玛丽的女科学家，她说，这些巨猿像神祇。村民们说，不不，我们信奉创世神，巨猿是创世神的杰作，但它们不是神，像所有的野兽一样也害怕火，可能见过人类用陷阱和来复枪猎杀大猩猩，根据祖辈的说法，它们非常警觉。
科考队进入了丛林，玛丽也在其中，向导将他们带至山上。有一天，玛丽独自一人，遇到了巨猿，确实是灰色的，站起来有两米多高，体重可能达到五六百磅。女科学家保持着镇定，通常情况下，灵长类动物遇到人类会快速逃走，也有狂暴攻击的，想象一下它杀死猛兽的场面吧。然而那头巨猿却静静地看着她，相隔十多米与她对视，灰色瞳孔闪着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它向她走了几步，可是又停下了。人和巨兽互相凝视着。过了一会儿，其他科考队员呼唤玛丽的名字，玛丽没有回答，她向巨猿做了一个手势，伸出左手，向它推动。这是一个人类的动作语言，她不确定巨猿是否理解。队员们向她的方向走来，她仍然做着这个动作，并回头看了一眼。这时候，巨猿离开了，树木窸窣，它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不紧不慢地消失在了丛林深处。
这个故事在兰娅心里久久盘桓，不能忘记。她对外星人也很感兴趣，幻想外星人来到山区，在煤矿之上落下他们的碟形飞船，载走她和姐姐。然而巨猿不同，它们不会降临，它们隐身在非洲丛林，不想主动见到任何人类。
另一起灾异事件发生在姐姐身上，某天中午，她独自出去，傍晚时浑身血污回到家门口，祖父吓到晕厥过去，家里那个意志坚韧的祖母为姐姐洗净了身体，问她发生了什么，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有一度，姐姐消失了，被亲戚们送到一百公里外的钢厂医院。兰娅说，过了好几年，她长大成人，才有勇气问父亲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也不清楚。兰娅说我记忆中亲戚们悄悄谈论，使用了堕胎这个词，她是不是遭到了强暴。父亲说，没有没有，没这回事，你是听错了，她只是从山上跌落下去而已。
小说写到了钢厂。兰娅到钢厂医院去探望姐姐，同时登记入学，父亲托了人将她送至钢厂子弟中学。这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老三线工厂，在小说中正经历转制。那里有巨大的干涸泳池，生长在山体立面上的榕树，气根像圆形浮雕，建造在山坡上的居民区，有些底楼的宅子终年不见阳光，一条江从工厂旁边经过，在对岸拐了一个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火车从那里经过，涨水的季节里，江滩上的树木全部被冲垮，水落之后，树木是黑色的，齐刷刷指向下游方向。那确实就是我去过的钢厂。作者所写的那个年代，工人失业，年轻人纷纷出走，附近小镇上暴力事件不断。在兰娅的讲述中，那不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倒像是来自远方的消息，一切都被淡化了。其后的时间里，她借住在钢厂家属区，有一个少年教她学会了自行车，那是鲜有自行车的地区。少年的父亲来自上海，据说将来有一天去了北京上海，不会骑自行车是不行的。然而这唯一的朋友，奇奇怪怪，因为参与了一起群殴事件，闹出人命，被送进了少管所。
钢厂的衰落在小说里被一再提到。钢厂是一个象征物，由于某种意志力（来自战争，来自过去时代的政策）它出现在这里，圈养起了数万人口，在偏僻小镇边上硬生生建造出了一座带有工业田园气息的小型城市，人们似乎可以永久地生存在这里，不受干扰，永久性地使用这里的泳池、邮局、医院和影剧场。然而一切都中止了，衰落这个词并不恰当，是中止了，停摆了。
兰娅离开了钢厂，去县城住读，智障姐姐被抛在农村，由祖父祖母抚养。父母决定过些年把兰娅接到南方去读高中。她去了一趟深圳，发现父母做的是伪劣食品加工生意，赚到一点小钱。在智障姐姐和她之间，毫无疑问，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女孩回到家乡，现在她已经不太适应农村的生活，对小镇和县城同样感到压抑。开学前，她收拾行李打算去学校，祖母叫住了她。祖母说，将来老人们死了，这个智障姐姐要交给兰娅抚养。兰娅感到十分惊讶，超出了她的经验，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智障姐姐会由祖父祖母抚养一辈子，但确实，他们都会死，就连父母也会死。她暂时还没想到更具体的困难，比如说，带着一个智障姐姐怎么恋爱结婚，她只是被所有人都会死去而她是最后一个抚养姐姐的人的事实所震惊。祖母说，你的命运就是这样，因为生了一个智障，才会有你出生，你出生时我就知道你要照顾智障姐姐一生，不用太惊讶，很多不幸的家庭都是这样。小说在这里特地补了一段，祖母是一个很厉害的农村妇女，少女时代经历过诸多不幸，全都扛了下来，她似乎是要把这种承受灾异命运的能力传承给兰娅。
这女孩却缺乏这种能力，她活在不真实的世界里，觉得孤独，在县城的中学里没交到任何朋友。不过，到底是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有了眼界。她想，要逃离这样的命运，去深圳还是不够的，恐怕要出国才行。为此拼力读书。有时她也觉得疑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逃离命运还是更好地接受命运呢？寒假回到农村，智障姐姐想去看电影，兰娅说，那个影院已经关掉了，再也没有电影可看了，你就看看电视吧。姐姐似乎理解不了，于是，她带着姐姐去了煤矿，影院大门已经锁了，聋哑老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仅仅一两年的工夫，它就变得破败不堪。她们在台阶上坐了片刻，回家路上，姐姐拉着她的手，似乎担心她跑丢。她想，这事情古怪，应该是我担心她跑丢才是。
小说中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县城，某天下午，兰娅目睹了一座大桥坍塌，跑步拉练的几十名武警和桥上的老百姓一起掉入江中。这是一座大桥，它不可能被人力搞垮，但它确实垮了。接着，两百公里以外的家乡，智障姐姐死了。
时间刻度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偏差，现实中的彩虹桥垮塌于一九九九年，而不是姐姐死去的一九九七年。不过也无妨。小说中再一次出现了巨猿，在兰娅的梦里。像女科学家玛丽一样，女孩穿过丛林来到山地，灰色巨猿凝视着她，然后消失。女孩对巨猿说，忘记这些吧，走吧。她又说：你是最强壮的，无畏的，温和的。但她所说的忘记，究竟指什么，并没有予以说明，小说对于智障姐姐的死，同样没有给出解释。女孩只是问自己：命运解锁了吗？
不知道时隔多久，兰娅回到家乡，这一次，是给祖父奔丧。照我的看法，从小说的合理角度，应该给祖母奔丧才对，我猜测作者的祖母仍然在世，她不想制造一个不祥的谶语。农村已经变成小镇，祖父的葬礼办得热闹，却始终没有提到智障姐姐的坟墓，似乎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似乎命运极为大方地免除了债务。成年的兰娅从小镇走向煤矿，故事在这里触到了黑暗的深处，叙述人和人物的视角忽然并轨，变得高度重合，也许if本人也投身其中。她讲到了祖母的过去，讲到祖母在战争和土改年代的际遇，还有她本人对于平静生活的恐怖感，那不是幻觉，而是现实，是命运构造的缺陷在静力中走向下一次坍塌的过程。她咒骂这个操蛋的世界，它们先是指责你的软弱，继而嘲笑你的沉默，它们对你的年轻不加宽容却又批判你暮气沉沉，荒谬至极。然而此刻，道路寂静，仿佛多年来没有变化，溪流，小火车，隧道，传送带，工人，消逝的一切像是以倒带的方式重建。她来到电影院，那里已经废弃，门窗朽坏，她曾经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在电影院门口，她遇到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声称自己在这里开按摩院，她和这女人一起坐在台阶上。卖淫女感叹说，天气真不错，上个月的那场矿难像是没有发生过。小说就此结束。
多年以后，我和小川在返回重庆市区的破烂面包车里看着前方道路，阳光照在连绵无尽的树木与草丛之上，我对小川说，这地方要是杀了人，往山里一逃，怎么可能找得到。小川说，山林就像沙漠，他们同样会因为饥渴死于其中。又说，不，真正死于其中的是那些想从山里逃出来的人。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不谈了。
实际上，当时我已经快忘记《巨猿》这本书，直到煤矿、钢厂、彩虹桥逐次出现在眼前，我才回忆起来。这感觉很奇妙。我把这件事说给小川听，提到《巨猿》，提到if。小川说：我是不是没告诉过你，这个煤矿的地址就是if告诉我的，我在北京认识了她，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让我惊讶，我问他，if是个怎样的人。小川说，她真名叫王静，如今在北京一家建筑事务所做设计师，那本书之后，她再也没写过任何小说。我说，那本书当年被我弄丢在了火车上，有些内容已经不太记得。小川说：那套丛书我家里有，包括你的《逆戟鲸》，有机会你可以重温一下，不过，《巨猿》这本书，最近一年王静正在努力收回，见一本收一本，收一本销毁一本，好在印量不多，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她写过这本书了，我手头那本实在是没舍得交给她。我问，为什么要收回？小川沉默了片刻，说：这是一件令她崩溃的事，智障姐姐确有其人，并且正如小说中所猜测的那样，确实遭到了强暴，并且怀孕、堕胎。然而她的家族把此事压了下来，当时并没有报案，对外声称智障姐姐是掉到山崖下了。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直到去年，王静的祖母去世前才把实情告诉了她——嫌犯是一个本家堂哥，独子，不能去坐牢；两家人谈判后赔了钱，祖母要求把嫌犯送到外地，再也不许回村，对方答应了，在王静看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然而智障姐姐去世后（她死于肺炎），这个本家堂哥又回到了家乡，这几年还找王静借过钱；那起强暴案过去多年，当事人去世，你知道的，法律上已经无法追诉了。说到这里，小川看了我一眼，补充道：对王静来说，这部小说崩盘了。我说：让我想一想。然后说：文本上而言，这部小说仍然是成立的。小川说：本应是安魂之作，却变成了诅咒，难道不是吗，在文本上站得住脚那又有什么用，作者的自我崩溃了。我说：大部分作家并不这么否定自我。小川说：那就是所谓的成熟作家吧，也包括成熟导演，成熟画家，成熟音乐家，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交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文本，题材讨巧，没有瑕疵，点缀几分自我，证明另一些自我。我俩同时沉默下来，汽车又开出去很远，我回头看看，海燕和摄影师还在打瞌睡。我忍不住继续想这件事，小说中有一段我印象深刻，女孩问自己，命运解锁了吗，现在看来，像谶语，命运并未解锁。小川叹息说：实际上王静早已经猜到了，猜中了，就在小说中父亲否认姐姐遭到过强暴这一段上，但这也许是一种不幸的天赋，她并不能猜出犯案的是一个本家堂哥，一个她认识的人，一个找她借钱的人——抽象或是虚构的命运，就这么具体地浮出了海面，所有的隐喻都灰飞烟灭了。
这件事讲完后，我们的车子便堵在了公路上，前方连绵不绝的汽车长龙，司机说可能是有车祸。中午气温升高，车里很热，我们下车活动胳膊腿，山上还是有风，略为舒服了些，草丛里没什么蚊子。我们在拍片子的时候，被蚊子咬得惨不忍睹。海燕借摄影师的相机拍了一些照片，让我和小川合影，后来是我和她合影，我们四个合影，所有人合影。海燕穿着长裤和帆布鞋，像个纯正的文艺女青年；小川是短裤和登山鞋，摄影师穿夹趾凉拖。有一瞬间，我为小川感到高兴，他不再是那个期期艾艾的文学青年，不再对文学抱有软弱的空想（我不想使用浅薄的幻想这个词），然而海燕是怎么回事，多年前她的名字叫章燕。小川从来没告诉过我，她是怎么失而复现的，我也从来没问过。我和她站在溪边看浪花的时候，有一度差点就告诉她，我也曾经寻找过她，真奇怪，她是我这些年里唯一寻找过的人。当然，我没说出来，打消了这个念头，贸然提及往昔实在是危险。
二〇〇三年春天，我来到重庆后发现原先那批销售员已经全部换过了，仓库还在原址，那家我曾经住过的旅馆拆迁了，新住址也是旅馆，离库区更远些，靠近川美。站在楼底下能看到年轻的男孩女孩走过，那个致命的弯道也还在，货运场的卡车依旧开进开出，扬起警示般的尘土。
与我交接的仓管员，是本仓唯一的女孩，湖北人，入职不久。我从没见过她，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位。她见面就告诉我说，自己是周劭的徒弟，周劭曾经谈及我。我开玩笑说如今没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发货吧，她说怎么可能，老娘不是吃素的。我说，外仓管理员这行当，是吃江湖饭，小姑娘毕竟不太方便。她说，你小看我了，也小看了周哥，他在重庆那半年把附近派出所的关系都搞掂了，认识了好几个警官，有事我报警他们立马就来了。
小川已经到达万州，我和他通过电话后，随同女仓管员去了派出所，见到一位年长的警官，请教他失踪人口的事情，我说，跑丢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姑娘。警官说，如果失踪二十天以上，相当棘手，能确定失踪的位置吗。我说，最后一次往家里打电话是在重庆，其后，那姑娘应该是去了万州，但也只是猜测，并无确实证据，目前是重庆方面接警了。警官说，既然已经报警立案，就只能等消息了，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她有没有可能投靠熟人。我说，如果投靠熟人，应该不至于没联系啊。警官说，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熟人成为罪犯的案例不少。又问到姑娘有没有手机，手机信号可以定位，我说农村姑娘，应该是没有。警官很同情这姑娘，说会让所长到局里问问，重视一下。这时，有报案电话过来，警官皱着眉头说，就在你们所在的旅馆里刚才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们的房间可能也被撬了。
报警的姑娘和我们同住在三楼，窃贼从落水管位置撬开的窗户（二楼以下有防盗窗），损失了一台ib手提电脑，警官问价值多少，她很诚实，说在旧电器市场卖不到一千块，已经用了三年，但她所写的文章全部存在硬盘里，并且，没有备份。我们都没想到下午时分会有贼爬窗进来，失主住在女仓管员的对门，窗前是一道陡峭的山坡，这也是山城特有的格局，平原城市不存在这种情况。警方勘查现场时，她独自站在走廊里抽烟。我和女仓管员忙于检查各自的房间，没发现少什么东西，亦无撬窃痕迹。女仓管员跑过来问我，电脑有没有丢。我说，我没有电脑。她拍额头说，对，你连手机都没有。我俩心情不错，晃到走廊里，见那姑娘蹲在地上大哭。警官安慰道，旅馆会承担你的损失，我见过有人半辈子的积蓄被偷走的，也见过有人丢了孩子。她说，我写了两三年的文章，旅馆赔不出来，我应该去死。警官问，什么文章。她说，小说。警官问，你是作家？她说，不是。警官说我明白了，等小说发表，你就是作家了，可是现在，小姑娘，你多半是要重写了，这台电脑要找回来的概率很低，即使回到你手里，硬盘里的资料多半也被窃贼删除了。
警官临走前让女仓管员多多开导那姑娘，实际上是担心闹出人命，她的样子看上去太崩溃了。最后，他嘀咕说，作家还是应该在书房里搞创作。女仓管员说，可是书房一样会被撬窃，哪儿哪儿都不太保险。警官说，毕竟概率没那么高。女仓管员继续抬杠，两人喋喋不休下楼去了，我回到那姑娘的房门口，见到她坐在床沿上发呆，猛抽烟。我想她最可能的是从窗口直接跳出去，然而三楼并不容易致死。她掐灭了香烟，没朝我看，问道：你看什么看？
我问她，丢了多少字。她这才看了我一眼，回答道：写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一些素材。我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咯？她说：是的，写了近一年。我说：以前有个人告诉我，没写完的小说最好不要讲给别人听，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寄丢了稿子，她让我把故事复述给她听，说是这样能让我产生再写一遍的勇气，当然，那是中篇小说，两三万字。她问：你又写了一遍？我说：没有。她说：去你的，你怎么知道我丧失了再写一遍的勇气？我顿时后悔和她讲了这些，听上去像是文学青年的修炼法，各种神叨叨的偏方猛药。这时，她站起身关门，礼貌地说：你也写小说，等下来请教你，现在让我自己哭一下子。
我仍然站在走廊里抽烟，虽然没有听到嚎啕大哭声，至少也是哭了。根据通俗心理学，能哭出来就是好事。这时女仓管员上楼了，说警官真仗义，三句两句话，楼下旅馆老板答应赔她一台新电脑，三楼全部装防盗窗。我说确实是应该装了，不防贼，也得防这女作家跳楼。
到了晚上，女作家情绪平复，出了房间里，敲女仓管员的门，说是一起去喝一杯，捎带上我。女作家是梅州人，快要大学毕业，到重庆来找工作，借住在川美老同学的宿舍里，不料被舍监赶了出来，就住进了旅馆，和女仓管员门对门已经一个星期。我们落座后，她在川美的女同学也来了，带着两个男生，对着火锅狂喝啤酒。画家们大骂中国艺术界，然后大骂中国文学界，但意见不合，一个认为中国文学缺乏艺术感，另一个认为缺乏现实感，总之，都缺乏。女作家和他们争辩了几句，又一起骂了几句，喝了几杯，又不开心了。他们劝慰她，我也劝慰，女作家问我，写什么样的题材。我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清楚，什么都写，包括你。女作家说，我可不想当你的素材。我们干了一杯。这过程中女仓管员一直没说话，我们几乎把她忽略了，又谈文学。我的那位女仓管员可能也喝多了，她脸色不变，淡淡地告诉女作家：你要知道，今天你假如睡在房间里——恰好睡着，没有防备——你不但电脑会丢，命也会丢，那些撬窃酒店旅馆的贼从来都以杀人灭口为乐趣，有时候，杀一个两个人都嫌不过瘾。这时，饭桌上安静了下来，女作家脸色难看。女画家问：你为啥子说这么可怕的话？女仓管员说：因为你们讲的我全都听不懂，她本该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的，难道不是吗。女画家扔了塑料酒杯说：哈儿。若不是我们劝开，这暴躁的四川姑娘与湖北姑娘很可能当场打起来。
青年女作家退房离开后，女仓管员也收拾行李回总部，我要送她去车站，她告知我，自己买了一张船票，打算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武汉再转火车，如此一来，可以看一看已经消失的三峡。到达总部是七八天后，行程太久，等于休了个长假（她声称自己搞得定主管）。湖北姑娘浑身江湖气，一副走夜路不怕鬼的样子。我将她送至朝天门码头，对那天晚上的事情，仍百思不得其解，也问她为什么要说那么可怕的话。她反问道：难道不是吗，五星级酒店里照样有劫杀案。我不耐烦说：我们任意一人都能讲出一堆惊悚故事，我问的是你为啥子要这么吓唬她。她回答道：因为我看见你在和女作家调情！周哥说过，你是写小说的，你看见女作家会特别上心，但是我不喜欢你和她调情的样子。这个理由过于无聊，我气乐了，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只会写小说的白痴。我说：周哥倒是什么都告诉了你，你俩上过床吗。她说：放屁，你俩才上过床。上船之前，她回过身对我说：好好找一下你弄丢的小妹吧，你懂我的意思，就不吓唬你了。
我见到小川是大约十天后，他从万州来到重庆，一无所获，不得已与我搭住在一起，省点住宿费。失踪女孩的父母还在农村，小川说她家没什么钱，来一趟城市很不容易。我问，穷到什么地步。小川说，比赤贫略好些。我又问，几个小孩。小川说，就她一个，其他几个男孩都生病死了，一种遗传病。我也就不再多问。这期间沉铃帮了点忙，她在公安系统有朋友，打电话托过去，人家很给她面子，答应重视，但要成立专案组之类则不太可能。小川抽烟抽得太凶，经常翻看手机短信，长时间往公司打电话，离开上海后他似乎陷入了一种焦虑状态，我形容不太好。他努力想做一个活在上海的人——并不是上海本地人、新上海人、外地来沪打工者，全都不是，他对融入城市毫无兴趣，只想在可能的范围内脱离那种乡村的气味，不是重庆或是四川的气味，而是真正来自万县乡下的气味（现在它叫万州）。我曾经问他作为一个乡下人感到可耻吗（我也来自乡下），他的回答是：双重的可耻，物质和精神上的可耻，乡下青年和乡下作家的可耻。这回答十分决绝，像是斩下了自己的手指。然而当时，我判断不出他是因为女孩走丢了感到焦虑，还是为有可能搞丢一份大城市的工作而焦虑，或是两者兼有。我劝他出去拍拍照、散散心，重庆他比我熟。
有一天夜里，我们聊天。即使在最烦闷和乏味的时刻，我和他聊的仍然是文学，我单方面向他讲述了《巨猿》这本书，很可惜书被我弄丢在了火车上，又聊到契诃夫。契诃夫的小说在所谓命运面前有一种优美的步伐（就像将一封信撕成两片并抛弃掉，但他不会将这个动作扩大为撕成粉碎，这个比喻是否明白），在模仿者笔下，优美往往变成刻意，变成迟缓。优美这个词也不够准确，很容易被某一种类型的作家嘲笑，但我们都知道说的是什么。聊到叙事的神秘性（什克洛夫斯基谈到的那种），也聊到巴塔耶最不爱使用神秘这个词，他们身后各自跟随着一长串的作家，契诃夫走在这两支队伍以外。然后我问他，已经快三十岁了，有没有爱上过谁。小川说：当然有，比如一个叫方雯华的女模特，十八岁。他笑了起来，然后解释说最没出息的女模特才会嫁给摄影师，这是行业段子。我也笑，好吧，姑且算是爱情，有没有爱上过同样爱文学的人，爱上过木马吗。他说，没有，虽然她很漂亮，但她实在是来历不明，尽管这也不是什么障碍，狗日的，说不清。然后他说，有一度爱上过沉铃。我抽烟不语。小川说：然而我知道你也爱她，李东白也爱她，玄雨也爱她。我说：你确定？他说：确定，包括玄雨。我说：好吧，人人都爱沉铃。小川说：可是她嫁给了一个金融男，住高级公寓开豪车，天之骄子，在夜总会里暴露自己色情狂的那种。我说：色情狂指的不是个人吧，指的是某种群体印象吧，我不认识金融男，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小川说：所有金融男都是色情狂，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准确但也不会有大错，即使你认识金融男，正常情况下你也见不到他们色情狂的样子，要是你有钱请他们去夜总会，到那时，每一个，都会变身，超出你对人世的理解，到那时你就会想起巴塔耶。他狡黠地看着我，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小川回神说：不存在啦，我不该这么编派，应该祝她幸福。他没有提到章燕，我提醒他，那个走丢的女孩是怎么回事。他说什么怎么回事。我说你要是不爱她，你何苦这样耗在重庆，毕竟这是她父母和警方的事。他说：这都无所谓啦。过了一会儿，他说：其实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了，一个女孩从十五岁到十九岁，变化应该很大吧，我回城的时候，她曾经想跟我走，被我拒绝了，山村很穷，没有一个像样的女孩会愿意待在那里，当然，那还不算是最穷的（至少还有学校），你见过西南地区最穷的那种山村吗。我说，没有，我见过的村庄大部分都在公路边，仅此一点就不能算太差。他说：会让你不寒而栗的那种，与淳朴这两个字全无关系，你会想把那里善良的人统统带走，然后把唯一的道路封死，让剩下的人全部死在里面的那种山村，可是我没有能力带走女孩，也没有能力爱她，我一个人走了。他手指缝里夹着香烟，用指尖敲了三下桌子，重复道：我一个人走了。
有一件事被查实，女孩是和家里吵架以后出走的。由于家中没有装电话，她到重庆后是往小学里打的电话，由校长接听并转告给她家里，但线路不畅，断断续续。女孩说她一切都好，又说自己往万州学校打过电话，单小川老师已经辞职了，联系不上，她打算在重庆找份工作。（小川说，她要是认真查问的话，万州学校里有一些旧同事都知道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但农村女孩很可能一到重庆就懵圈了。）
警方查到来电位置，沙坪坝区一处投币电话亭，那是一个月前的事。我们把旅游地图摊开，看了看大体方位（重庆市的地图十分难懂），我说那个地方我在笔会那年去过，叫石小路，是一条起伏蜿蜒的小街，夜晚全是小摊。小川说我记性不错，我说，因为把它写进了小说里。
我们去了那里。我曾经住过的旅馆还在，楼下有一个叫小苹果的小姐，当然，已经消失了。九八年这一带很多建筑工地，五年过去，仍然在施工。我俩茫无头绪走了一圈，小川翻出照片问沿街店铺的人，没人记得一个月前的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沮丧了，拿着一张四年前的照片满街瞎问有什么用。我让小川冷静下来，我们都是写小说的人，至少发挥一点想象力：姑娘到重庆以后可以在任意地方打电话，为什么偏偏是沙坪坝石小路，她到重庆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当然是投宿，她有亲戚朋友住在这一带吗？小川摇头说，不清楚。我说：假设她住在旅馆了，农村姑娘住不起大酒店，一定是便宜旅馆，如今的旅馆都要登记身份证，她不可能也像那群江湖仔一样给自己搞张假证吧，我们可以一家一家去排查。小川说：在上海也许是个好主意，重庆全是山，会累死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确实，我们走了几条街就发现这个方案拙劣，沿途的小旅馆也没问出什么名堂，街道像莫比乌斯环，分岔、折叠、回旋，有些屋顶在我脚底下，分明看见一个旅馆招牌在不远处却死活绕不过去。小川说，在重庆如果你漫无目的地瞎逛，你一定会越走越低，因为你会无意识地选择下坡道路，放弃上坡道路。重庆是一座构造怪异的城市，平原上的人不太能理解在这里找一个人、一个门牌号的难度。
我俩坐在台阶上抽烟，打量着街上扛着扁担的棒棒，背竹篓的农村女人，棒棒的拖鞋，女人的发髻，背篓里的小孩。我饿了，走到街对面的串串摊前，要了五个串，没带零钱，我付了一百整。摊主给了我二十串，找我八十元。我用普通话说吃不了这么多，让找我九十五元。摊主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二十个串都拿了回去，又把一百元还给了我，然后吐掉了嘴里抽到一半的香烟。小川连滚带爬从台阶那边追过来拉我，已经晚了，摊主抡板凳照我脸上打了过来，我在剧痛之中喷出一颗带血的尖牙，并神志失常地弯腰去捡它。小川拼力架住摊主，这个沉默的重庆男人盯着我的眼神似乎是决意要将我杀死在街头。
这天晚上，小川仍向我讲述他在二〇〇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他最近（也是最后）发表的作品，题目叫《父亲是一棵树》，我没有读到过，尽管他电脑里有稿子我也看不动了。他说，以章燕为原型，写一个山村少女将一棵大树视为父亲，当然，她有父亲，是个暴虐的酒鬼和蠢货，她不愿意承认有这么一个父亲，可是，人总需要父亲，于是大树……我嘴唇肿胀，不能说话，左耳轻微失聪，所听到的声音在脑壳里发出回响，我在纸上写道：直接告诉我结尾。小川说：过程曲折。我写道：猜都猜得到是啥过程，我要结尾！小川说：她父亲把树砍了。这就对了，我感到心满意足，想到所有的小说都应该删减、分割成这样，又想到我父亲在同样的位置掉了一颗牙，讲话一直有点漏风，此后我也将变成那样，我原以为会先遗传到他的秃顶和白内障。
第二天早晨，小川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去一趟。我们都紧张起来，问什么事，公安局的朋友说，人先过来再说。小川穿了衣服往外走，回头问我：如果是认尸该怎么办？我说：别那么夸张。我还是不太能讲话，在纸上写道：尸体有很多种……小川说：闭嘴。从桌上拿过香烟打火机走了。
我在旅馆里又睡了一觉，后来，冻醒了，起身关窗发现外面起着薄雾，时间是上午八点半。我看见一个棒棒背着生锈的电冰箱从窗外经过，上坡，拐弯，腿像打桩，落在台阶上。这巨大的物件令他步履艰难，不知道他的体能还能坚持多久，但从姿态来看，除非是累垮，否则他不会把冰箱放下再扛起，那会消耗更多的体能。这情景像梦，像基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我拿过小川的相机，拍了一张照。在这台富士数码相机里，我看到了他与沉铃的合影，那是冬天时的照片，她穿着羽绒服，时髦了些，没太大变化。远景处似乎是教堂，巧合的是，也起着一层薄雾。
到下午，我从库区返回旅馆，感觉自己的嘴唇不那么肿了，买了一副口罩给自己戴上。小川恰好在路口，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摇摇头，不予回答。我担心他真的看见了尸体或是尸体的照片，小川说，没有，没有尸体。我俩回到旅馆，他收拾行李，说公司已经将他除名。我说这样也好，不如在重庆找份工作，我可以介绍美仙公司的销售员职位给他，这样就可以长久地待下去，找那姑娘。小川说：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的？那语气太严肃了，过后他又向我说抱歉。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让我不要再问。问他去哪里，他说，贵州。临走前，我借了两千元给他。这笔钱是我攒下来打算买手机的。
小川去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〇五年我发邮件给他，但也没聊太多）。在我俩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沉铃每天晚上都会发短信问他情况，如此一来，沉铃也失去了联系。我又被抛在重庆这个地方，没有朋友，像怪物一样度过了南方极为烦闷肮脏的夏天。到冬天时，我还在重庆，没有调去别的城市，我就在旅馆里确认自己的二十岁年纪草草收场了。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仓库的锁被撬开了。不知道哪一任仓管员将挂锁换成了软锁，从撬窃痕迹来看，用的是大力钳，案发时间估计是前一天晚上。窃贼离开时将大门关上，软锁挂在原位。我进仓库盘点，并没有少了一箱瓷砖，地上有一个踩扁的烟蒂，金色过滤嘴，我不抽这种烟。事情有点怪异，我立刻想起四年前的墙洞，过去看时，发现那里的碎砖已经被扒开，塑料袋没了。我想，回来的人是林杰还是鲁晓麦？大有可能是前者，但我想见到的是后者。几名装卸工在寒雨中无聊地走来走去，显然没有人发现仓库被撬，我在附近的摩配店买了一根软锁换上，又站在库区门口抽烟，等了一会儿，有片刻时间我被这个猜想搞得十分焦虑，靠着细雨和尼古丁才平静下来。我想确实应该保持一点耐心，在死去之前没有所谓的永别，一切皆可能重现。
我走回旅馆，就在楼下账台前的旧沙发上，看到一个男人坐着，一个妇人蹲着在给他擦皮鞋，他的黑色双肩包并没有卸下身。我认出那是林杰，走过去和他对视了一眼，毫无疑问他坐过牢，衣服单薄，剃着光头，瘦削，潦倒，一只旧皮鞋已经擦亮，另一只则沾满了泥。我发了一根香烟给他，点上火，他拍拍我的手表示谢意，接下来，我们同时注视着妇人将他脚上的脏鞋擦干净，用了一根烟的时间。
他因为持火药枪被判了四年，在监狱里表现好，减刑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我说火药枪判得这么重吗，遇到严打了？他说，因为拒不交代同伙嘛，判得重一点也是应该的。他问我鲁晓麦去了哪里，我也正想问他这个问题，而我们都不知道鲁晓麦去了哪里。我能告诉他的是俞凡做掉了叶嘉龙（还有司机），随即落网，他到底是怎么个下场我不太清楚。除了死刑他还能有什么下场，林杰说，他持枪杀了两个人，不过也就这样了，jt killed a an。我看了他一眼，我知道这是皇后乐队的某句歌词，now he&039;s dead。
他说没钱了，本来想到美仙公司的仓库偷点大理石卖钱，他太清楚这个库区的管理水平，也知道建材该往哪里销赃，然而进去之后才想起，那些东西毕竟是太重。他想雇辆车，一早就把建材运走，然后，他在仓库报表上看到了我的签名，觉得很滑稽，在他入狱出狱的两个时间点上，仓管员都是我。他当然知道，库房失窃仓管员负有连带责任，就没再把这件事继续下去，他想起那个墙洞，走过去看了一眼，发现又用碎砖堵上了，扒开碎砖后，找到了三张伪造的身份证。他知道这是鲁晓麦做的，但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她埋藏记忆的仪式。林杰翻看着身份证，笑了起来。我提醒道，第一代身份证已经不太能用了，明年会陆续换第二代身份证。他说，中国人口很多，不会那么快地失效，能用到明年差不多也够了。然后，说起枪，我告诉他有一把枪被鲁晓麦带回来了，后来出了点事，扔到江里了。林杰说那种仿制枪质量不行，如果需要，他可以帮我搞到更好的，打光三个弹匣都没问题。我说，我不太需要。
后来，我们进入了闲聊模式。林杰说，曾经听鲁晓麦说过，你写小说。我敷衍说，随便写写。林杰面带微笑说：我读过两年大学，是师范学院，假如毕业出来的话会是一个初中老师，教教语文历史，我也曾经很爱看小说。我问他，爱看谁的小说。他说，托尔斯泰，复活，草婴翻译，令人感动的故事。他只说了这么一本书。我问他监狱里有书读吗。他说，没有，看看报纸。
接着，我们聊到了h市，那个位于城市西郊、离火葬场只有一山之隔的仓库区，聊到当地分销处主管邓文迪和库区办主任张范生。就在这当口，有人敲门，是重庆分销处的销售员。林杰有点紧张，我说不要紧，销售员早已换了两拨，没人认识你。我开门让销售员进来，他是来提货的，给我看过总部的发货传真。林杰说，他们还在用传真。我说，明年就用e-ail了。这时，销售员注意到林杰。我介绍说，离职的老同事，过来叙旧。销售员说，师兄，你一看就是道上的。林杰说，说笑了，我到处找饭吃。销售员说，明年仓库搬到沙坪坝，跟销售处在一起，就不用这么跑来跑去了，北上广的房地产生意好做得很，很快就会影响到重庆成都，建材是重头，我看师兄是本地人，其实可以再回来做做销售之类，拿提成，比仓管员好。我说，仓管员有哪里不好嘛？销售员说，毕竟是死工资嘛，师兄不要恼火。我们笑了笑。林杰说，要得，我考虑一下。
我们往外走时，销售员提醒我，库房钥匙没拿，我说钥匙就在我口袋里。林杰背上双肩包，跟着一起去了。这单业务不小，卡车在库区等着，装走了近五百平米的米黄色大理石，按三百元一平米的均价计算是十五万元销售额。我问销售员这单能得多少提成，他说五六千，甲方是一家大酒店，后续还会出货。然后，递了两包香烟给我。他走后，我关门落锁，对林杰说：幸好你没把仓库搬空，不然这小子得跳楼，钱到账了，货交不出来，说不定还会被列为嫌疑犯。林杰说：确实，但凡你干上一票，无论手黑不黑都可能要人半条命。我俩翻山回去，继续说h市的事。他用一种既带有揶揄又很无所谓的口吻问，有没有找过那个叫丽莎的女人，每一任仓管员都会找她。我说，没有，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她被警察带走。
我于二〇〇二年秋天到h市交接，那时，邓文迪不常来库区，张范生十分苛刻。当地条件极差，仓管员住在仓库里，没几个人受得了那种环境。我要求张范生给仓库换一路电线，它经常跳闸，张不予理会，这种情况拖到冬天会活活冻死人。我找电工来换，张不配合，不让电工拉总闸，总之处处为难。我打电话问周劭，为什么会这样，周劭说他们就是想给仓管员立一个下马威吧，或者把人赶走——仓管员不肯来，库房就由得了他们做主了。总公司对邓文迪不满，然而没什么办法。我们私下里猜测，邓不仅是分销处主管，他还有自己的公司，法人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来顶替了。但无论如何，根据搬运工的说法，邓文迪比之过去收敛了很多，那条瘸腿教育了他。有人认为下手的人是林杰，后来又觉得不应该，邓文迪是在外地谈业务时着了道，更像是同行干的。
我到h市库区时，饭馆楼上除了丽莎之外还有另一个姑娘，比较年轻，喜欢站在公路边吹风。前一任仓管员和年轻姑娘交往更多，他临走前告诫我，丽莎有性病，她已经不能再做了。这人走后，年轻姑娘则告诉我，丽莎没有性病，她只是不再接美仙公司仓管员的生意，为此找了些借口。张范生也喜欢年轻姑娘，不用说，在她出现之前，张是丽莎的客人。
我像所有曾经在那里待过的仓管员一样，无所事事，坐在饭馆前看着公路上往来车辆，不远处有两栋小高层正在施工，打桩机发出巨响。年轻姑娘有时坐在我身边，一起看着这个全景画面中可以活动的事物。她总是眯着眼睛。问她哪里人，她说东北，问她东北哪里，她说东北就是东北啦。她讲了一些故事给我听，杀人越货，爱恨情仇，她讲得最多的是关于九十年代中期下岗时代的生活，一个城市里数十万人同时失去了工作，她说我们东北人真鸡巴悲惨，特有自尊心，全都没饭吃了还觉得出门做小生意是一件丢人的事，然后，他们像垮塌大桥上犹豫不决的看客一样稀里哗啦全都掉水里了。她调门始终不太高，提不起兴致的样子，打桩机的隆隆巨响与车辆的呼啸声经常淹没她的声音，那些故事听上去像发生在十分遥远的过去。
在这期间我也见到了丽莎，她小有名气。公司在h市一年换四个仓管员，有时五个。她是这严酷而操蛋的环境中必须被提到的存在，那些从开发区来的仓管员、实质上的乡下男孩们，都爱她，也都在言语中猥亵她。我特为注意了她的长相，身材细瘦，比很多搬运工都高，眼睛很美，富有魅力。她是一道难题，所有人必选的项目，直到她不再接仓管员的生意，另一个姑娘出现。她并不和我搭讪，经常躲在楼上，有时出现，必然握着一台手机发短信。有一天，实在太闲了，我问年轻姑娘能否到楼上看看她的住处。她说，哥，你看不起我。我说没这回事，江湖儿女，不要太介意我的无礼，我可以请你吃饭。这时，丽莎站在我们身后，她问说，你认识林杰吧，林杰也喜欢说江湖儿女这个词。我说，不认识，在总部我们都这么揶揄自己。
过后有一天，还是在那个地方，载重货车从眼前开过，只有丽莎一个人坐在我身边。她说，可能要离开。这话像是说给我听的，也像自言自语。我没接茬，尽管我从周劭那里知道她和林杰的交情但并不打算把他坐牢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周劭在内，我当时的念头是：秘密被鲁晓麦封存在重庆仓库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获得她的信任。
我曾经去看过年轻姑娘的房间，很简陋，五尺宽的床，墙上贴着一些印有女明星的杂志内页，其中有一些情色的，看得出是日本杂志，赤裸上身的长发姑娘跪在海边，晒得黝黑的皮肤上沾着沙粒和水珠，其笑容与中国姑娘有着微妙差别。天花板很低，床很干净，我注意到桌上有一副近视眼镜，度数不高，她说她确实是近视眼，不常戴眼镜。说完，她戴上了眼镜，给我看了看。我说，很好看。她挺高兴。然后我告辞离开，她追问我哪里不满意，我解释说，只是好奇，想看一看。她摘下眼镜看着我，那眼神似乎是猜出了我哪儿有毛病，要不就是处男，要不就是有生理问题，或是个洁癖，或是对她长年接待低级的客人感到厌恶（实际上货车司机并不低级，总体来说他们比工地上的民工富裕得多）。总之，我不是正常人，但也在她的经验范围内。她说，哥，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癖好都可以说，我接待过你们公司三个仓管员，丽莎接待过更多。我摇摇头往外退，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几乎是摔到了楼梯口，表面上看，十分狼狈。年轻姑娘吓了一跳，我站起来，回到公路边看汽车，丽莎也坐在那里抽烟，她淡淡地说，楼上动静大了。我说，没错，这鬼地方看上去要集体发疯的样子，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为了向仓管员施舍慈悲吗？
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一连串怪事，邓文迪要求我私自发货，被我拒了，和销售员打了一架；一名接任我的仓管员没等盘库就逃回了总部；两名货车司机在饭馆里与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械斗；饭馆的冯姓老板和张范生打了一架，双方都声称背后有道上的人撑腰。最后，警察上门，把冯姓老板和两个女人全带走了，以及一名正在买欢的货车司机，并且给饭馆贴了封条。老板因为组织卖淫嫖娼那是肯定要判的，两个女人可能拘留，可能劳教，总之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去了。那年轻姑娘裹着被单，在上警车前说了一句：张范生还欠我钱。围观的搬运工们哄笑，有人说：你赶紧说张范生强奸过你，警察就把张范生也抓走了。年轻姑娘说：不是的，他就是欠我钱。警察按住她的头，不等说完就把她塞进了车里，像是提前执行了枪决或宰杀。
在翻山走回旅馆的路上，我讲着h市库区的事情，实际上，那鬼地方是啥样子，林杰比我更清楚，但他没有接茬。等我讲完后，林杰说：我很想听听丽莎的事，你给我讲其他姑娘。我说：我确实和丽莎不太熟，也没搭上几句话，这两个姑娘有共通之处。经过一段弯曲的下坡路，林杰说：张范生也欠丽莎的钱，准确地说，是嫖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个库区的人都很该死，从搬运工到主任，饭馆老板，邓文迪，仓管员。我说，据说总部会撤除h市分销处，把仓库迁走。林杰问，生意不好？我说，不，生意在好起来，邓文迪赚得不少，但公司没赚到。他点点头，沉默下来，我俩一前一后又走了段狭窄的上坡路，终于，他开口向我借钱。我问，要多少。他说，一两千不拘，最好多点。我说，那就两千吧，趁储蓄所没下班，我这就提给你。他说，谢谢。我们下了山，在储蓄所柜台前排队，这时，我向他提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一个人身上纹两条龙会怎么样？林杰想了想说：我猜得到，鲁晓麦告诉了你很多事情。
林杰的解释是：一个人身上只能扛一条龙，杨雄给自己纹了双龙过肩，可是混江湖的人都知道，得是多命硬的人才能扛得起两条龙，就算是大哥，一条过肩龙也够了，杨雄相当幼稚，没有这个命，很可惜。又说：曾经认识一个人，叫龚成龙，因为名字里有两个龙字，后来死得不明不白。我们笑了起来，不是嘲笑，是叹惜。他说：这当然也是迷信，我和杨雄还曾经去拜过关公，结果一事无成。我说，关公不是迷信。他问为什么。我说，可能因为他是战神吧，战士的迷信胜于哲人的思辨。林杰说：原来如此，我什么都不信，只信关公。
我猜得到他想干什么，但没点破，我把两千元交到他手里，他开玩笑问要不要欠条。我说你落哪一个名字呢。彼此笑了笑，在路边抽了根烟，时间还不太晚，我对林杰说：你也可以像销售员所建议的，去做一份正常工作，赚点钱，运气好的话也许能赚很多，那销售员虽然夸夸其谈但他有一个看法是对的，赚钱的时代到来了——你可别忘了，关公也是财神。他说，真奇怪，战神也是财神，大概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认为。我心想，他确实什么都不信，包括关公。我说这也不是孤例，在古代亚述，爱神和战神也是同一个女神，叫作伊什塔尔。为什么爱情和战争会归属于同一个神（因为都很盲目吗？），只能说，人类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我请他吃了一顿早晚饭，喝了点酒。他并不打算在旅馆过夜，在天黑前，他将筷子放在空碗上，两根筷子之间呈六十度角，码齐，尖角指向他的正前方。不知道这是什么符号，什么意义，然而我也没问。这时他才说：我和俞凡之间，两清了。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彼此在监狱里都没有供出对方。我点头，确实。他再次道谢，我说，钱是小事，不要介意。他站起身，背上黑包，礼貌地与我握了握手，走出饭馆，很快就消失在那个急转弯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辞掉工作是一年后，这段时间里我又换了两座城市，分别是福州和南京。后来，为什么不干了，我也说不清，总之不是那么决绝地毅然离开，没掺杂什么情绪。辞职后我几乎与所有人断了联系，但我的电子邮箱还能收信，夸张地说，时代变了，想要飘然离去并不容易。〇七年我在綦江遇到小川，他开玩笑说我像个到处游荡收集故事的人，这当然不是事实，我对收集故事也并非那么热衷。小川说，这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现在他是一个到处收集影像素材的人。
小川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说，我们只能算是理想者，在一个看得到结局的年龄上仍然言犹未尽，也仅此而已了。那时，3g时代和北京奥运会近在眼前，无人预料到次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和其他事件，假如重返〇七年会觉得一切悬置，茫无头绪，然而就在那时，我们普遍盲目乐观，也普遍丧头丧脑，同时带有一点狂想气息。和摄制组告别后，我又去了广州，姚隽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她结婚了，不打算生小孩，经常来找我玩。我们在一起聊文学，聊别的，但不聊家里事。有一天她问我手面上有多少钱，我说没有存款，家里刚刚征地，父亲分给了我五万块。姚隽问我有没有兴趣炒股票，股市正在爬高，她先生是金融男，可以帮我做，确保不亏本，赚多少不一定。我给了姚隽四万。到九月份，小川打电话给我，说是得到消息，〇八年传递奥运圣火，喜马拉雅山会封路，商业登山队一律上不去，他与制片公司签了约，九月份去拉萨，然后上珠峰大本营。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答应了，问路费多少，他让我带两三万元，西藏物价比北京高很多，另外，提前锻炼身体，多吃肉，买一份人寿保险。这时我再问姚隽，股市里的钱能否拿出来。姚隽说，正打算抛，高位到了。过了几天，我银行卡里收到了十二万。
姚隽毕竟还是得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买了手机），问说：怎么样，服不服。我回复道：这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年份，有人带我去西藏，有人带我炒股票，一切似乎不算太迟。
还记得那篇小说吗，《父亲是一棵树》。小川说：我在重庆的旅馆里向你讲述过的，不知道你后来读到没有，它被两份文学选刊转载过。我说：没有，当时你带电脑的，电脑里没存档吗。小川说：那天你被打成了猪头，我怎么好意思给你看小说。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并说明，这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此后虽然还写点，但都没再投稿。我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你攒了点名气，选刊意味着你被“文学”认可了一次，又重复确认了一次，姚隽都提到过你，后来为何不写了，说你放弃文学显得夸张，不写了这总是事实吧。小川说：我已经厌倦了那种坚持文学的说辞，当然，也厌倦了放弃文学的说辞，这些词都被我们用坏了。我说：也包括厌倦这个词。他说：是的，也包括厌倦这个词。
我坐在八廓街的咖啡馆里读完了他的小说，不是很长，写得细致入微，然而也软弱，带有几分甜腻，暴虐的父亲出于嫉妒砍伐了那棵大树，或者说是出于控制权。小说里也写到他自己，一个无能为力的山村青年教师，很显然，树是象征，父亲是隐喻。我很直白地告诉他，不太喜欢这小说的写法，既不够现实，也不够虚无，尤其不喜欢小说中隐约想要寻找田园生活的诉求。微微讽刺的是，我俩坐在拉萨的咖啡馆里讨论这个，天气晴朗，对面一桌两个北方口音的女孩在谈论戛纳电影节。小川说：树和父亲的隐喻确实有点幼稚，小说中大部分都是真实发生的事，隐喻似乎是巧合，尽管有人一再强调事实并不是小说最重要的存在。小说中到底什么最重要，这是文学青年搞也搞不明白的车轱辘话，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至于田园生活，小川微笑着说，去他妈的田园生活吧。我笑了起来，谁让你没有选择癌症村，选的是海拔三千米的文艺圣地呢？
我俩走出咖啡馆。到拉萨以后，我没什么高原反应，走路有点喘，估计是烟抽多了的缘故。小川提醒我，这只是开始，拉萨海拔三千六，大本营海拔五千二，再往上则是六千五，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我问他是否曾去过大本营，他摇头说没有，来过两次，最远跑到定日县，四千多海拔，组里唯有摄影师曾经到过五千米以上。
摄影师与我们同年生，小川喊他二猛，海燕喊他猛哥，一米七二的个头，说实话，扛摄像机有点偏矮，并戴着眼镜。小川说二猛最近几年一直在青藏高原拍片，是电影摄影师，并且，他有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胶片摄影师，丫在北电辛辛苦苦念的硕士就是胶片摄像，不过，胶片时代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数码摄像不日即将覆盖全世界。我同情地看着二猛。二猛说：挺好的，电影学院的导师不会再骂我笨了。
小川拉着我们去宾馆餐厅喝酒，当天，另一剧组的人也在饭桌上，导演是个小姑娘，北电刚毕业，来拍短片，要参加北京或者上海的青年电影奖。所有人看上去都很生猛，没有高反，但是海燕不在，会合以后她大部分时间都躲房间里休息。在高原喝酒并不需要太多就会东拉西扯，这伙人主要聊电影，都是业内话题，谁和谁在一起了，谁拿奖了，谁又出糗了，彼此之间熟人太多。女导演连连给小川敬酒，后来她说，想改编《父亲是一棵树》，拍成电影。我这才明白小川让我读小说的意思。二猛问她，资金呢。女导演说，我去找钱。我问，最少多少钱能拍一本电影。女导演说，七八十万吧，山区拍电影所费不大。二猛追问道，多少钱版权费。女导演有点尴尬，看看小川。小川说，还没聊到钱的事儿。他岔开了话题，继续聊电影。这时，有个帅气的年轻人扛着摄影包入席，小川介绍说这是司小齐，在国家气象台工作，目前在大本营的摄制组里，要待到明年春天。司小齐很热情，落座后一个一个打招呼，自称小司，满口北京腔。问到原籍，实际是山东淄博人。他刚从大本营下到拉萨，过不了几天还得回去，这趟纯粹是为了探望病人，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因为在大本营的室外洗头，发作脑水肿，住进了拉萨的医院，搞不好要转北京。小司说，海拔五千二不是盖的，瞬间就把这哥们给废了，吓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洗澡。二猛问，你们在上面有浴室？小司说，赞助商给搭了几间，我们条件好，国家队的待遇。饭桌上的话题都显得破碎，众人继续聊电影，小司对电影很熟悉，众人奇怪，问他哪个学校毕业的，回答是广院，和北电中戏也算是一个圈子了，又问专业，他不好意思起来，说以广院高考前三名的成绩被调剂去了电视工程专业，在广院被人看不起的工科生，但本质是文艺青年啊，是有鉴赏能力的。我们一起笑了起来，问他拍过什么，他说拍过全中国最猛的台风，十四级，这是气象台的任务，就等着哪天拍彗星撞地球了。
散席后，我独自来到宾馆外面，脑子里想的还是那篇小说。我想我可能理解错了，实际上，它并不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批判与向往，当一篇已经发表很久的小说再次经由作者之手放在我眼前时，它仅有一些渴望或安慰。后来，小川来到我身边，我俩对着明净的夜空抽烟。我说我想起那些残酷电影，一部残酷的、绝望的、令人作呕的电影结尾往往会在黑色（或其他）背景中升起演职员表，大部分配以音乐（极少数则沉默），这是必要程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极度有限的安慰，在短暂的时间里给人退出，用音乐过渡至虚无的现实，某个房间某个影院，你意识到电影结束就像你意识到自己渐渐老去，只有噩梦才会突然醒来。令人烦恼的是小说无法使用这一程序，更没有音乐，小说家不得不在结尾处制造一种真空，时而踩踏着渐轻渐远的步伐。我说，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青年评论家讲小说，他说如果你（指的是另一位作家）的小说写到那些人，用了他们的隐私，碰触了他们的内心，却不能给他们以安慰，你最好赶紧去死。尽管在当时，我不以为然（认为小说应该是绝对的、超乎道德的），但现在我可以部分地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除了安慰以外是否还有惩罚，惩罚是否也可视为对另一部分人的安慰，还是它仅仅局限于惩罚。最重要的是，究竟何为安慰，很显然，道德（或超乎道德）并不能给人以安慰，它不在这个范畴之内。落幕之处，你的姿态也并不重要，无论你是装成伟大作家还是邪典大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被我所听到的步伐声。
小川说，我想告诉你的是，海燕的父亲真的砍掉了那棵树。我说，有必要澄清这个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个问题和巴赫金或者普鲁斯特都不再相关，只关乎我们自己，请问何谓拥抱所有的失败？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笑了起来。后来我说，那是一句极为费解的话，傻瓜喜欢定义失败却不知道“所有的”指向什么，在巴塔耶看来，“一切”指向的是一种奴役。我们要肯定的是一种遭到全面否定的否定。
我俩在拉萨的街头走着，漫无目的，信口胡言。这是滥俗文艺青年的城市，也是神秘而庄严的城市。我建议找个地方再去喝几杯啤酒，无论如何，高原适合醉生梦死。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带海燕离开农村吗。小川说，那个时候她还叫章燕。我说，我记得你当年说的是，没有能力去爱她。小川谈到，波德里亚在某本书里讲过一个故事，说在古代日本，有一个妇人看见小女孩掉进河里而不愿施以援手，妇人的理由是，一旦救起，这个女孩将重负永远无法承担的人情。小川说：实际上，我当时的念头近似，假如有一天她不再爱我，我俩彼此将如何解脱。我说：别问有一天会怎么样，现在呢？小川说：还爱着。我说：这就够了，也许你下个星期就死了。小川说：我操，在高原上麻烦你说点吉利话。我说：我在书上读到过，藏民祛凶的办法就是诅咒自己。小川说可是你诅咒的是他妈的我啊。
是的，我看了看小川，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他从一个瘦高个子的文学男孩（说他是文学青年都很勉强）变成肤色黝黑的大汉，长发扎成髻，如果再扎一圈红丝线可能会像个康巴汉子，但是，仍然不免流露出天性中的软弱。某些时候，确实，我觉得他就是我，尤其是我们彼此总能猜到对方的想法，这有点奇怪。我俩找到一个酒吧间，坐在露天喝酒，继续望着头上的星空。我问海燕身体情况怎么样，小川想了想，告诉我说，海燕怀孕了。我说，恭喜你，你不能死。小川摇摇头。
是意外怀孕。小川说：我们出发前才发现的，她坚持要来，实际上把她一个人留在北京也不是办法，她喜欢到处跑。麻烦在于，她的母系家族里有一种遗传病，凡是生下男孩，多半都是残疾早夭，她有两个哥哥都死在十五岁左右，十分悲惨，像渐冻人一样死去，我们当然不想再重复这种悲剧，生而为人，真是太艰辛了。b超检查胎儿性别得在妊娠四个月以后，届时查出是男孩，就得去堕胎，这几个月的时间会相当煎熬，我们也不想堕下一个成型的、有性别的孩子，这太具体，无法接受。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小川说，不知道，还没想好，我的工期很长，有可能她先回北京去做药流，所以她心情很差，更不敢把她留在家里。我只能说，往好处想想吧，如果是个女孩，你就可以做爸爸了。小川说，如果是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我说，你姓单，就叫她善良吧。小川笑了起来，说，我想给她取名叫单骑走千里。这时，我才开口问：〇三年那会儿，你是怎么找到海燕的？小川向夜空吐出一串烟气，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显然是说，无法讲述。我说，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过了很久，小川掐灭香烟说：如果下星期会死我就告诉你。
我俩在酒吧间门口喝到深夜，夜晚很凉，正想起身回去，有两个人从大门里翻滚出来，一看是二猛和小司，紧跟着女导演也跑了出来。小司已经喝大了，躺在地上大哭，抓着女导演的脚踝喊小凡。我问女导演，你叫小凡？女导演笑着说放屁，那是他前女友。边说边踢开小司的手。小川问，怎么聊起前女友了，刚才还聊电影呢。二猛发笑说，到了拉萨，有伤的男人都会聊起前女友，这小子是因为失恋才来西藏工作的。小川说，这不像话了，在北京我能扛得动他，在拉萨可有点费劲，找条毯子给他盖上吧。然而小司并没有醉成烂泥，他继续哭。女导演说，别想前女友了，想想下一个姑娘吧。小司说你不懂，我们山东人重感情，你们上海人不懂。女导演说，我苏南人。小司说，苏南人不懂，安徽人不懂，河北人不懂，重庆人不懂。女导演说，操，打他。小川劝住她，说何必跟醉鬼一般见识，再说他是个宝，还得带我们去大本营呢。
这时，海燕披着衣服晃了过来，说是睡多了，晚上精神好，出来逛逛，看见我们在。小川起身让她坐，海燕说，我要坐猛哥身边，猛哥和我谈得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搬了椅子，围坐在小司身边，并且真的给他盖了件外套。然而小司并不想睡觉，披着衣服坐起来找椅子，没找到，就盘腿坐在地上发呆。二猛问道，小凡去哪里了。小司说，去美国了，我刚才说过。二猛说，可是你没说她去干嘛了。小司说，去念书了，现在在法国拍纪录片。小川说，哦，一个圈儿的咯。二猛问，后来呢，你没再找姑娘？小司说，谈过一个女诗人，短时间内又被踹了。女导演说，这山东人真是遍体鳞伤啊，没法看了。小司说，你们别说出去。我说，好，我们不说出去。
为了安慰小司，二猛讲了另一个故事，声称比小司的更为悲伤，也是促使他来西藏的原因。我们又点了啤酒，坐着喝，正襟危坐听二猛讲故事，小司也坐到了凳子上，比刚才清醒了些，其实是情绪缓和了过来。二猛说他和老婆住在北京，几年前在通州买房还贷，手头拮据，作为一个胶片电影摄影师，他不得不靠写烂逼剧本挣钱。我们听了就笑，二猛说，别笑，我也是有文学修养的，本科读的电气工程专业，天天在宿舍里读福克纳，奈保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又笑。二猛讲故事的节奏很怪，语调缓慢，没有起伏，逗号之间停两拍，句号之间停五拍，有点像卡佛的小说被读出来以后应有的调性。他说生活艰辛，后来女儿出生，他没法出门工作了，更艰辛，有一天，远在陕西的岳父来探望他们，二猛很高兴，跑去菜市场买了两斤肉排一片冬瓜，让老婆炖汤。他陪着岳父逛了逛北京城，到晚上，回家吃饭，汤炖好了上桌，揭开锅盖。二猛说，我以为锅里会是满满的肉排，但是，用勺子捞了很久，和岳父一起数了数，除了冬瓜以外就只有三块小排骨。二猛说：我望着我老婆，心想，这是你爸爸啊。那天晚上，二猛抱着一岁大的女儿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坐在售票口想了很久。我们问，你想什么。二猛说：我只想买张火车票去西藏或者云南，但是孩子太小了，我抱着她又回到了家里。
我们笑得停不下来，然后，忽然安静了，各各摇头。二猛问，悲伤吗。我说，悲凉。大伙举杯，为近在眼前的生活和近在眼前的西藏都干一杯，小司再次喝起来。接着，他们问女导演，为什么来西藏拍片。女导演说对二猛说，前男友和你一样是个电影摄影师，分了，具体是谁不能告诉你。可是这和西藏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女导演说，唯一的关系是我和他都想拍西藏，所有的电影人都想，有些人，热情，有些人，悲凉，有些人无法理解。接着他们问小川，小川的回答是，商业项目，接了这单活，主题是318公路（也就是沪聂线），他拍段，顺便想跑一趟大本营。小司指出，聂拉木是318公路的终点，零公里处在上海。小川说，是的，我把公路视为河流了，318公路和长江一样，起源于青藏高原，经过我的家乡，最终到达上海。他们问我，我说，不知道，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就来到这里。二猛说，阅尽人世。我说，这么想自己就太傻了，就说我是来寻找爱情的吧。小司说，男不入川，女不入藏，你可能跑错了地方。我说，法国才是爱情汹涌的地方。大伙又笑。灯光之下，几名藏族汉子并肩而行，沉默地走过我们身边。
我们继续喝酒，海燕问，你们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来西藏。二猛说，哎呀，失礼了。海燕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打板的。小司说，嫂子，场记在剧组里就是大家的开心果，最让人心疼的，你说说呗。海燕说，我和小川遇到了一个难题，照理说我应该留在北京，可还是来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想看看西藏，看到喜马拉雅山。接着，她把怀孕和遗传病的事情说了出来，那语气坦率，说到自己出生在贵州的穷乡僻壤，说到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女导演说，那篇小说写的就是你。小川说，是的。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点烟。小川显得沮丧，海燕拍他肩膀，安慰道：为什么来西藏，只是觉得，活着多好，就想这样跑来跑去。小司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失去的姑娘也是这么想的。
沪聂线也就是318国道，以上海市人民广场为零公里处（在上海，它就是著名的沪青平公路），经过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由甘孜自治州巴塘县进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在这里它被称为川藏公路，穿过昌都、林芝、拉萨，最终抵达日喀则市聂拉木县中尼友谊桥。它的走向几乎与北纬三十度线平齐，全长5476公里，是中国境内最长的公路，无所谓，即使它不是最长，也仍然横穿了我的记忆。
这样一条公路，历史并不长久，它仍然是被塑造的产物，由多条公路拼接连贯而成，并赋予其固定的编号：318。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最初，它像是一种天真的修辞手法，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那里。久而久之，它会用其独有的声调告诉你：这是我。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但也仅仅是意味而已。
我坐在宾馆房间里，翻着一本塑料封面的中国地图手册，分段查看这条公路的标识。在错综的红色网状线条中，要将它辨识出来并不容易，我用圆珠笔在不同的页码上顺着公路线描画，并仔细回忆我曾经经过的路段，哪一辆货车，哪一个司机。这是无意义的回忆，也是带有伤感气息的回忆。后来，同屋的制片实在受不了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请求我停止抽烟，屋子里像在烧柴。
第二天我问小川，这些年写了多少字。他问包括剧本吗。我说，仅限于小说。他说，你可能会吓一跳，一百万字。他问我写了多少，我说你可能也会不相信，两百万字。
海燕坚持要跟车去日喀则，小川没阻拦，神色犹豫。他私下对我说，如果打算生小孩，她现在应该下高原，如果打算立即堕胎，她仍然应该下高原，而目前的决定看上去就像是，怎么说呢，她本来就很倔，又被某个执念所迷惑。你分不清她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是小川最担心的。我只能说，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所幸天气不错，一路上都很顺利。小司找了一辆丰田考斯特，当地牌照，藏族司机。又说，藏族喜欢丰田，因为那标志像牦牛头。公路限速，有一些车辆急速超车越过我们。那都是去大本营的车，挂国防牌照，通行无阻，小司解释道，其实都是他们气象台的车。问气象台和国防有什么关系，小司说，气候灾害当然是国家大事，这次出动大队人马主要是为了奥运火炬登顶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多很难保证火炬燃烧，得用特殊技术，反复调试，除科研组以外，还有登山、气象、后勤、安保等等。小川问，这些能拍吗。小司说，除了安保，大多没问题，我拍了不少，在冰湖还拍到过雪豹。海燕问，雪豹啥样，有藏羚羊吗。小司说，雪豹就那样，很警惕，藏羚羊不怕人，到处跑。接着，他们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器材问题，六千五以上海拔对任何设备都是考验。小司说不要紧，经测试，松下p2hd稳定性更好，可以找队里借出来用用，借的意思就是不打招呼先用了再说。又说，其实上面没什么东西，除了河滩就是雪山，还有极蓝的冰湖和一群无聊的男人，没女人，天天打麻将，真要拍纪录片的话，一个星期就把能有的素材都拍掉了。二猛问，没有女人，你在上面待一年，你不慌吗。小司说我去，车里有女的呢，别聊这个。海燕说，我没问题，我下过组，都见识过，你们只管聊。小司发笑说，那我也不聊这个，我很纯洁。二猛说，高原做爱很爽的，你应该试试。小司说，你他妈都是在青海拍片，属于低海拔，上到五千米你的供血会出问题，懂不懂。这时我们感到车速提了起来，藏族司机叼着烟猛踩油门，紧跟前车，十分彪悍。小川坐在副驾位置，抬胳膊握住把手，看了司机一眼，任由汽车在公路上加速行驶。
我们在车上继续闲聊。海燕要二猛讲故事，二猛说，好多有趣故事，不知道从何讲起。海燕要听爱情故事，二猛说有个简单故事，也没啥悬念，就是有点凄厉。我们说，赶紧讲。二猛说：在青海某处，幽深的山谷之上有一根电线杆，那些相约殉情的人会将绳子挂在（并搭过）横杆，做成两个绳圈，套在各自脖子上，相拥往山谷里跳。那山谷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情人谷。怕我们听不明白，二猛又拿出纸笔画了一张分镜头稿子，给出一个远景，只见山峦与沟壑的线条之中，孤零零一根电线杆，两条人影挂在山崖半空。海燕哆嗦了一下，问说：青海有电线杆，那是啥年代的事情。二猛说，现在。海燕问，你去过？二猛说，我常年在青海拍片，远远看过几眼，没敢近前，当然，看到的只是那根电线杆，尸体是我想出来的。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小司说，这是个好办法，假如有一方不肯跳，另一个跳下去，他的体重也会把反悔的人勒死吧。我说，反悔的人如果解套，跳下去的人就会摔死。小司说，那么反悔的人就犯了谋杀罪。
殉情这个话题太古老了，此后又开了一段路，车里无人说话。二猛突然问：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还会有殉情，为什么他们不私奔，小川你能解释吗？小川回头看看我，说：阿基拉，你给解释一下，你写过殉情的小说。我想了想，说：九八年我住在上海，有一对想不开的情侣在下雨的晚上跳河自杀，女的救了回来，男的死了，后来民警把女人带走了，就这么一件事，不确定她是否后悔，或是否坚持要再次殉情。我又补充道：是两个外地的年轻人。海燕仍然问着二猛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不是中邪了？我说：没有所谓中邪，总不外乎是穷困、家庭阻力，年轻人没见过世面，容易走极端，让一场普通的爱情变得特别崇高，那两个人又偏偏愿意为了崇高而付出生命。道理很简单，电线杆显得神秘也只是一种表达手法而已，总之，只有你所未知的，没有不能解释的。
这时车速减慢，再往前就到日喀则了。按照小司安排的行程，在当地过夜，次日到定日县。此后道路分岔，沿着沪聂线继续往前到达聂拉木，走搓板路到达珠峰大本营。我们会在定日县休整两天，为的是适应海拔，拍一些素材。纪录片组虽然很穷苦，工作节奏比电视剧组要宽松些，高海拔地区人无法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以为然的高反症状很可能会在五千米海拔时出现。
我在日喀则的旅馆里读到了一册米拉日巴大师文集，几年前，在谈到黑魔法时，姚隽就曾经提到及米拉日巴，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密教修行者。传记记载他在青年时代为报家仇，习得苯教咒语，曾使用黑魔法令房屋坍塌，杀死仇人，又降下冰雹，毁坏庄稼。其后修习正道，成为西藏最著名的游方苦行僧、白教尊者，引用书本上的介绍：坚定的出世主义者。定日县正是他圆寂的地方。我坐在旅馆账台边，翻开书，将近一千年过去了，汉译诗文大多能懂，其余佛法修行之术却不是很明白。为减轻重量，我的行李中没有任何书籍，读书使我心静。后来，我把书放回原位，走到外面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才抽了几口烟就头疼，高反来得像幻灭感。
海燕从楼上下来，此刻小川他们正在开会，我俩没什么事。她要去买纯净水，陪着走了一段路，看看街景，一些藏式别墅和风马旗，小孩在下午的日光中玩耍，在街口，望见远处宗山上的桑珠孜宗堡，不久前修缮竣工，白得耀眼。我们驻足凝望，海燕问我，有没有打算写关于高原的小说。我说，没有，高原对小说家的现实感和想象力都是考验，文笔并没有什么大用。说到文笔，海燕挺不好意思地说，夏天时她也在试着写小说，但小川一直说文笔不大好，不会表达。我说那不行，小川有时、偶尔，在文学方面有点严格，然而女作家是需要鼓励的，你只管写，不用听他的。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她很直接地说：我就喜欢听你说我是女作家，我就想这样。我说，这样不错。海燕问：你的长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我说：艰难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但从没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过有效的关系，就像此时此刻，在现实感和想象力方面，都缺乏。海燕说：你可以写你自己。我俩仍然望着远方的桑珠孜宗堡，它在山上，与城市建筑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从我们这个角度，穿过高原稀薄的空气望过去，觉得它很近，很清晰，但是同时你又会知道，它不近，你的体能只剩下三分之一，真要走到那个深红色的堡顶位置你一定会累垮。我说：是啊，也许我可以写写那个贫乏的自己，无论是批判还是安慰。
我被拐卖过，其实就是绑架，海燕说。我转过头看看她。她说：〇三年在重庆，因为找工作被人拐卖到了山里，居然回到了贵州，关在村子里，有一些人来挑我。要知道有人来挑选已经是运气很好了，通常情况下，你醒来，你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床上。我就告诉他们，我有遗传病，生下的男孩活不过十五岁。
有人信吗，我问。
她笑了笑说：他们只是把我的价钱砍下来了。后来，我逃走了，我是山里人，走得比他们更快。我到了县城，民警问我家在哪里，我能报出的只有小川在万州的学校电话号码，民警找到了他。
她语调平静，像在讲述过去，那确实也是过去。可是她终于难过起来，说，亲眼见到一个企图逃跑的女孩，被男人用刀锯断了脚筋，遭到非人的折磨，很悲惨。警方打拐行动展开，那女孩被救了出来，有个中年民警哭得无法自持。你知道在那些大山里，千百年来，自有人类以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找女人，可是没有记载，没有讲述，只有一些零星的传闻。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海燕说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讲这些呢，想把这些写出来，写得成吗，写成了会是什么样，令人震惊吗，鬼哭狼嚎吗，像个受虐狂吗？我说：我确实无法回答你，但我相信你有着最高文学天分，还有一个永远不落的强大自我。
我们走进小店，买了矿泉水，拎着塑料袋往回走。我说，〇三年，我和小川一起找你，你叫章燕，谁给你改的名字。她说，当然是我自己。我说，这不错。我感觉头还在疼，回到房间里睡觉（这次是一个人住），没和他们一起吃饭，直到半夜，梦见了姐姐，醒来喝水。狂风扑打着窗户，我再也睡不着，这一晚真是前所未有地煎熬。
在定日县，落脚在珠穆朗玛大酒店，我们几个都去医院吸氧，高反情况好转了不少。这不免使我们担心，到达大本营以后会怎样。小司说，没告诉过你们吗，我们在大本营设了高压氧舱，准备过冬的，放心吧，比较恐怖的是接下来的路，你们可以尝尝那滋味。按计划，我们在定日县休整两天，小司说他要在浴缸里泡着，下次啥时候洗澡天知道。
这天中午，二猛和小司出去了一趟，见几个藏族朋友，回来以后，出乎意料，没有喝成烂醉。小司把我们聚拢在一起，说是藏族哥们介绍了一位上师，去求签的话可以告诉他们胎儿是男是女。小川疑惑，问说：你们信藏传佛教吗？二猛说：我常年在青藏高原，当然相信，尽管并不是藏传佛教徒，这不重要，和医学也不相悖。小川问：这是什么逻辑？小司反问：生男生女是什么逻辑？小川说：也对。他本人并不信佛，问海燕的意思，海燕说：你去吧，我不去。问她原因，她说：不想直接听到坏消息，即使是上师也不能改变结果。小司打手机，随后回复她：那边说了，丈夫去就行，妻子可以不去。小川问要准备什么，小司说什么都不用，虔诚。然而海燕还是坚持让小川换了一件干净衣服，我们都说，上师不会介意，穷人见过很多。海燕对小川说：你不是穷人，是一位导演。
他们出发前，我说，我也不去了，在这里陪陪海燕吧。小司又开玩笑，说你就没什么想问的吗。我也开玩笑说，比之想问的，我心里更多的是想回答的。
我和海燕坐在珠穆朗玛大酒店的大堂里，等着他们回来。后来我们决定不再干等，去餐厅吃东西，那里很空，一对雅安夫妇经营餐馆。海燕说，馋了，想吃辣的。老板娘过来聊了几句，彼此用四川和贵州话，我讲了几句重庆话，点了两道菜（实在太贵），又要了一听啤酒喝着，看海燕一颗一颗地吃辣子鸡。过了一会儿，我不免担心地问道，你还好吧？她做了一个ok的手势说，我没任何问题，一切都好，回家去写小说。我说你八成写不了，生小孩傻三年，哪儿有女作家一边怀孕一边写书的，别逗了。她说，去你的。
后来我们又聊起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海燕说，最喜欢其中写姐姐的那篇。我立即想起了很多往事，也想起我和她抱有相似的困惑。她说，写出了对姐姐的爱。我说，并没有。她不太理解我的说辞，这让我感到烦躁，我点了根烟（无视她作为孕妇坐在我面前）回忆道：这篇小说是九八年写的，当时我二十四岁，我姐姐二十七岁，已经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换得一笔彩礼，为的是给我支付读大学的各种费用。对，她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事实上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意志坚定，判断问题准确，比我更适合读大学。后来我开始写小说，我对她的困境一无所知，像白痴一样写我的小说，我把这篇小说给她看，是的，我毫无良心地把她写进了小说里，甚至还有一点悲悯，一点幽默。她读完小说，很疑惑，她说她能看出这是她，但也不是她，是一个扭曲的她。我的姐姐，她不明白这样写的意义在哪里，也许有一些文学前途上的意义——你这么写了，你发表了，你被人所知。那时候，我感到一丝惶恐，以及抱歉，生怕冒犯了她。可是她想了很久，似乎是先于我理解了这个问题，她说你就这么写吧，不要紧，我相信你。第二年，她在生小孩的时候去世了，生下的是一个死胎。时隔多年，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她解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安慰，如果有安慰那么必然也有惩罚，是什么在惩罚我们，什么样的安慰可以算是安慰。我也没有机会问她，为什么相信我？我在一九九八年没有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根本不理解何为相信，相信什么。你知道，那些温情的小说、甜的小说，在文学上是乏力的、令人憎恶的，与生活一样——文学也具有欺骗性。可是，你的决绝或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究竟是你沿着一条道路向前，最终发现沉入了大海，还是你早已知道沉入大海的结局，因此决意走上这条路？又或者，我们本来就应该背负着某种信任，却偏偏在道路上蹉跎年月？
海燕说：她信任你是她的弟弟，你最终会诚实地写作。
我说：你说的这种诚实，也并非是写小说的先决条件，实际上，没有人能替她作出解释了。海燕望着我。我说，咱俩终于把天给聊死了，在海拔四千三的地方，据说再往上走，过五千，人的脑子就会稀里糊涂，只记得爱过的人长啥样儿，却忘记了她曾经说过些什么。
晚饭时，他们三个人回来。问情况，小川一脸蒙，说上师说的是偈语，藏族哥们给翻译了，大家都猜不懂意思，大意是九州之外能获得拯救。我说，这也太悬了，你是不是不够虔诚。小川说，我他妈很虔诚啊，就是一个生男生女的选择题啊，上师还说我有佛缘，我他妈要是不虔诚、没佛缘，他根本不会搭理我啊。小司说，上师还说，好事将在你建成浮屠后发生。小川更是摇头。我说，米拉日巴尊者为修正道，曾建一座九层宝塔，你也想一想。小川郁闷道：想什么呀，我要是有时间建成哪怕一层塔，三个月过去，也可以到医院去做b超了。我们大声说着，毫无疑问，那语调是试图将焦虑感抹去。
海燕笑了笑，站起身说，吃完饭都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出发，今晚上谁都别喝酒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着考斯特上了搓板路，目的地是绒布寺，再往前就是珠峰大本营了。小司说，到那儿要下午了，没啥可看的，那里上午晴朗，下午通常落雪。我们的藏族司机仍然一言不发，掏出一听百威，边喝边开车。小川仍坐在副驾，其余人全都往前挤着，海燕躺在一排双人座上，后面实在太颠。开出去半小时，制片吐了。我和二猛也开始喝啤酒。小司说，可以啊。我说，曾经坐过几千上万公里的货运大卡，习惯了。小司说，这条路翻车特别多。我说，知道。啤酒不停地溅在我脸上，远方山峦起伏，极为雄壮，我确信自己已经到达喜马拉雅。
他们又开始聊电影，从《生死时速》开始。小司说，这电影英文名字叫speed，速度，没有生死之说。二猛说，英文不错啊。小司说废话，我是山东的考生，英文不会差，而且我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电影史，〇五年电影学硕士毕业的，将来也要做导演的。二猛说，黑客帝国的英文名是啥。小司说，这也太小儿科了，atrix。头一把就错了，二猛说，the atrix，你漏了个单词。小司说不可能，dvd封面上就一个atrix。二猛说你已经糊涂了，只记得图像，第二集叫the atrix reloaded。小司说，好吧，换一个，别太冷僻就行。小川说，闻香识女人。小司答道，scent of a woan，直译是一个女人的香味。对此，我也好奇起来，问道，美国往事。答曰，once upon a tione with the d，随风而去，小说有翻译成乱世佳人的吗。小川说，小说应该都叫飘，要翻译成乱世佳人就出洋相了，洋相当然也有。二猛问，七武士。小司说，the seven saurai。二猛说不对啊，应该是复数，加s的。小司说，那就是saurais。二猛说，又错了，真没有s。小司说我靠，玩儿我。二猛说，问你一个，无间道的英文名是怎么翻译的。小司不知道。二猛说，fernal affairs，直译过去是地狱事件，马丁·斯科塞斯拍的那本无间道风云，英文名字却叫the departed，逝者，已死者，实际上梵文应该是avici naraka，也就是最下面的那层地狱，阿鼻地狱。我们说，服了。
这时，小川喊了一声注意，藏族司机打了一把方向盘，车子拐过一个物件。我们往后看，是一个车轱辘，可能是哪辆车的备胎掉了。又往前开了一段，小川说，我操，前车的后轱辘掉了一个，还在开！小司趴上前观察，骂道，这是我们队里吉普车，前驱，不然早就完蛋操了。司机狂按喇叭，前车停下，下来几个男的。我们也停车，跳下去看，前车三个小伙子和司机全都蒙了，说他妈太险了，觉得车子往一边斜，没想到轱辘掉了。司机凑进去看了一眼，说，没法开了，轴断了，打电话叫部队来帮忙拖车吧。我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聊了几句，除司机以外，两个小伙子是气象台的，和小司都认识，另一个是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小伙。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司机在原地等救援，三个人坐考斯特回大本营，时间还很早，部队战士可以在几小时内赶到。三个人上车后谢了我们，要是小川没有及时发现，再往前开，他们铁定会翻车。
半小时后，小司的手机响了，是女导演打来的，她正在林芝拍片。她说小川的手机打不通，就找到小司，问我们是否在一起。小司说，大伙都在，这里空气稀薄，我们特别想你。小川接过手机，讲了一会儿，谢过挂掉。他发现我们都在望着他，似乎我们已经知道奇迹会发生。他说，女导演通过北京的老师问到日本的医院，有一家可以做早孕性别检查，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此类遗传病，日本有全球最新的筛查技术，在较低概率的情况下，男孩也可以躲过一劫。我们同时松了一口气，说，上师没有说错，拯救确实在九州之外，那个浮屠就是你救的人命。这个解释就算浅薄也让它浅薄吧。小川说，唯一的问题是钱，还有，尽快回北京办签证。二猛说，你现在就回去也行，反正你这纪录片也不是什么难活，我和小司帮你拍掉这一段。海燕说，那不行，怎么着也得拍完再回去。小川还想再说什么，海燕说：导演，我不在乎这点时间。车上的人都挺感动的，有一种喝高了气氛。剩下的问题，我们在车上凑钱，大约需要十几万。小川说，我只能找大伙先借点了。小司说，不用，二猛根本没钱，你找我一个人借就行了，我有钱。我们好奇，问他账面上有多少。同事说，他是广院器材专业毕业，有一家器材公司，上千万家产得有吧？小司说，得有。我们说，靠，上千万家产你还跑高原来吃苦，疯了？小司说我是疯了，上高原就是为了忘记心爱的姑娘，现我更想她了，我也想回家。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心情大好，司机加速，在搓板路上狂开。小司说，照这车速，我们可以在下雪前到达绒布寺，直接上珠峰大本营。车窗外的雪山变得清晰，我感觉自己很累，也很兴奋。车上仍然在做智力竞赛，这一次，不再是电影，而是山峰。海燕说我备过课，喜马拉雅山脉所有过八千米的山峰，名字我都知道。那登山学校的小伙子会讲汉语，笑眯眯地坐在她身边，说：其实过七千米的山峰，也很难攀登哪。海燕说，七千米的我也知道一些哪。
喜马拉雅山脉，西起克什米尔高原，东至雅鲁藏布江，经过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印度和中国，长度2400公里，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山峰有珠穆朗玛峰、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卓奥友峰、道拉吉里峰、马纳斯鲁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安纳普尔纳峰、希夏邦马峰。一共十座。至于七千米以上的山峰，有四五十座以上，著名的有南迦巴瓦峰、格重康峰、卓木拉日峰、库拉冈日峰。海燕说，让我喘口气。藏族小伙说，已经讲得很好了，这些山峰的名字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海燕说，珠穆朗玛，圣母，第三女神，喜马拉雅，雪域，冈底斯，众山之王，唐古拉，高原上的山，冈仁波齐，神灵之山，就是须弥山。至于其他的，她说不上来。这么一说，我们也都好奇起来，虽然这些山峰大部分以藏语发音，听上去十分悦耳，但确实没有考虑过它们的意义。发音是无意义的，我们就是在一堆无意义而又好听的发音中走到了现在。小司说，我还知道马卡鲁，黑色巨人，其实就是湿婆神。
藏族小伙子喝了一口啤酒，慢慢说道：珠穆朗玛，圣母，第三女神；干城章嘉，不在中国境内，有五座山峰，意思是五座巨大的白雪宝藏；洛子峰，藏语丁结协桑玛，青色美丽的女神；马卡鲁，黑色巨人，湿婆神；卓奥友，大尊师；道拉吉里，在尼泊尔，梵文意思是白色的山；马纳斯鲁，也在尼泊尔，藏语库汤格，意思是平坦的地方，梵文意思是大地之神；南迦帕尔巴特，在巴基斯坦，意思是众山之王，和冈底斯一样；安纳普尔纳，意思是收获女神；希夏邦马，意思是寒冷多变，一位冷酷的女神；南迦巴瓦，直刺天空的长矛；格重康，一百条山谷的雪山；卓木拉日，干城章嘉的新娘……
我闭上眼睛听着小伙子讲话，那些被音译命名所限定在汉字里的山峰，那些奇怪的或神圣的意义，几千座山峰就像城市的名字、道路的名字、人的名字、小说的名字，无尽并且自负地存在于我的认知之外。这时，小司对司机说，停车，我要撒尿。我们都惊了一下，二猛说你别胡说八道，这在东北是要劫车的意思。小司乐了，说，好地方到了，每到这里，我都要借撒尿下来看一下风景。我们问，什么地方。小司说，加乌拉山口，海拔五千二，你们一定要下车看看，在这里能同时看到中国境内四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绝无，仅有。
我们歪歪扭扭地下车，一群人站在道路边，很快，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空气寒冷，雪还没有落下。小司说，从左向右数过去，依次是马卡鲁峰，洛子峰，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海燕说，此时此地，湿婆神，青色美丽的女神，圣母，大尊师，正同时站在我们眼前哪。
2019年5月13日初稿
2019年6月5日二稿
2019年6月22日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