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山人海（1999—2007）（1/2）

在去往重庆的火车上，那个三陪女孩睡在上铺，她为自己能买得起一张硬卧票而骄傲（同行的小姐妹只够有钱买硬座并因此耽误在车站），天气真好，十月上旬仍有点热，她穿着吊带衫，踩着我的床铺往上爬，大声问，中铺为啥子没有人嘛？我说中铺很逼仄，容易让人做噩梦。

车到杭州，对面床铺的人下车了，这个近似宿舍的空间只剩我和她两人。她显得亢奋，问道，为啥子那个人到杭州还要买一张卧铺，这不是浪费钱吗？我耐心地说：这很容易解释，硬座全都满了，他买了一张硬卧，如此而已。她根本没听我在讲什么，她开始语无伦次讲自己的身世，对着一个陌生人。令人费解，那些在路途中的女孩大部分都沉默，或疲倦或警惕，后来她说自己是做三陪的，我觉得，至少也算是一种解释吧。

她在盛泽做事，坐长途汽车到上海，再转火车，目的地是重庆的綦江。至于到达綦江以后还要坐多久的中巴车，她没说，她声称自己是重庆人，父母是农民，她还有两个表姐也在盛泽做事。她念过高中，这很重要，她听说我是仓库管理员之后问我有没有读到高中毕业，我说，有的。

她长得很清秀，我记得她的白色吊带衫，以及瘦削的肩膀，吊带总是挂到手臂上，一会儿是左边，一会儿是右边。她毫不介意，想得起来的时候拽一下。

盛泽离铁井不远，是座镇，我没去过。她立刻说盛泽很发达，有钱，中国最富的镇，当地的纺织厂老板身家千万。讲话的口气像是担心我看轻了盛泽，或她本人。接下来，她说自己在盛泽做三陪。我想怎么可能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三陪女呢，但当场没问，不礼貌。一个多小时，她就盘腿坐在我的床铺上与我说话，倒像是大学里某个写诗的女生，幼稚，热情，夸夸其谈。我辨别不出很多风尘女孩身上的风尘气，觉得那只是一种普通气质罢了。

将一个陌生人构思成为小说，犹如在脑海中杀死他，解剖他，最后送入虚构的焚尸炉。（这比喻并不恰当，小念头放大以后的夸张言辞。）我看着眼前的小三陪女，心想，照李东白那种故作恶意的写法，她怕是死定了，钉在某根耻辱柱上了，谁让她如此亢奋呢？她仍然喋喋不休，讲到工作，就是在镇上的夜总会陪客人喝酒唱歌。我随口问她是否出台，她停顿了两秒才回答：看心情咯。

她回到上铺，哼歌给自己听，不再理我。天黑后又爬下来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给了她一碗泡面，她兑上热水，坐在我对面铺位上，趴在桌板看着它，嘴里数着数字，又自言自语道，我饿啦。总之，心情不错。吃完泡面，她说：谢谢你，老板。我说我是一个仓管员，不必揶揄我。她说：我不会看不起穷人。我笑了，说这是美德。她说：因为有很多有钱人非常低调！他们只是看起来像穷人。

她再次语无伦次，向我讲述夜总会里鸡零狗碎的故事，关于低调的富人——有一天，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走进来，他穿着一双解放鞋，态度冷淡，坐在角落不说话。他看起来是一个又土又衰的穷鬼啊，这样的人来到夜总会通常只是想开开眼界，占点小便宜。所有的姑娘都离他远远的，不搭理他。于是这个穿解放鞋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掏出一沓现金（显然是被激怒了），给了她们每人二百。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看不起穿解放鞋的男人了。她认真地告诉我。

我听了这个故事只问她，做了多久三陪。她说没多久，表姐在这里落脚两年，四月份把她带过来的。我问她开心吗。她说当然开心，只要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哪儿都开心。我没提醒她盛泽只是一个镇。

天很快就黑了，这天夜里，她睡在我对面的下铺，我们各自侧卧，隔着一条过道，我没有把小瓶装的白酒拿出来喝掉，因此有点失眠。我睁开眼时，发现她在昏暗中看着我，火车经过某个小站，外面的灯光掠过她的脸。真奇怪她为什么要看着我，后来列车员进来，把她赶回了上铺。我本想在她的凝视中入睡，也是奇异的念头之一。

第二天她叫醒我，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没等我猜，她说：因为像我这种女孩总是后半夜睡觉，中午起床。我的生物钟调不过来。

火车正在山里开着，天空仍然晴朗，铁路两边的风景与九八年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有一朵孤云挂在半空，像是跟随着列车，渐渐落后，未及退场便消散不见了。我想起一些发生在九八年的事，并不遥远但也已经消散。那女孩又坐到我的床铺上，继续讲述她的夜总会生活。

她说她的表姐之一，爱买衣服，出手阔绰。我顺口问，是香奈儿吗？她说不，然后茫然地瞪视着我，我估计她并不知道这个牌子。接着，她说：我姐姐买衣服都是去服装批发市场，一样的白衬衫买十件！我用同样茫然的眼神瞪视着她，然后大笑起来，为她吹的天真的牛皮。

可惜，我表姐遇到扫黄，她被送去劳教啦。她说，可能要半年才能出来。

我再次被她没心没肺的样子打动，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决定回家，她说，当然不是，我回家另有事情，但不能告诉你。你肯定以为夜总会也被抄了，其实不是啦，我们的大老板路子很广，什么都能搞定。夜总会很安全。她满不在乎地爬下床铺，继续叨叨说，我表姐是在宾馆里被抓的，她运气不好。临走前，我告诉小姐妹，不要动我表姐的衣柜，那些衣服她出来以后还是要穿的。

我问道，他们是怎么抓你们的？我对这过程好奇，可是她却不想回答，站在我的床铺上，从上铺拿下一个粉红色钱包，独自走到车厢连接处。我也跟过去抽烟，她捏着钱包，靠在车壁上，摇摇晃晃。问她是否抽烟，她摇头说不会抽，不知道她为何要站在这里。我在她的注视下抽完一根烟。不久，火车停了，数小时纹丝不动，两侧车窗外都是陡峭的山壁，火车像是卡在狭窄的山坳里，数小时我和她看着窗外一块大石头，感到无聊。这趟车显然会晚点，五十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不可能准点到达。等到火车重新启动时，她问我有没有手机，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我说，我没手机。

很多人都有手机了，我也要去买一个。她说，仓库管理员可能真的不需要手机吧。

我说，没错，仓管员不需要手机。我建议她找别人去借一个，列车上总有人带手机，通常也不会拒绝一个年轻的姑娘，可她又不愿意了。

有时候，那些在你面前时而亢奋又时而低落的陌生人，会让你平静（有时反之，令人紧张），似乎他们是镜子，反照出一种由于情绪泛滥而导致的荒诞，而你取得了观剧的效应，你决意不肯踏入别人的剧场，不肯估算他们的心理活动，至多只能提醒一两句他们遗漏的台词。

第二个晚上，她精神欠佳，让我摸摸她的额头，是不是发烧了。我用手背试了一下，感觉有几分热度，并不严重。她指指太阳穴说：这里疼。她没有立即回到上铺，也许是去了洗手间。我很快就眯着了，睡得很浅，感觉她轻手轻脚爬上铺位。后半夜列车停了，我立刻醒来，月台上的灯光照着我的眼睛，我起身去拉上窗帘，发现这是一个很破的小站，可能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用红砖砌成的候车室，腰线以下抹了一层水泥，色泽陈旧，进站口的大门上方有褪色的五角星，还有一些字迹模糊的标语刷在墙上，全都被灯光照成一片昏黄。根据上一次的经验，我知道这是在湖南界内，不清楚是否过了湘江。她睡得很沉，偶尔发出一声奇怪的呓语。火车像是把我带进了另一个年代，我想起那个跳色情舞的姑娘，她告诉我说，她可以在任意一个不知名的车站跳下火车，就像命运把她安排在任意年代活着，这就是她的人生写照。

天亮后，感觉火车开进贵州省界，车速很慢，能清晰地看到低于路基的村庄和小镇，年轻人一大清早就在棚子底下打桌球。山坡上种着玉米，火车频频钻过隧道，时而天色阴沉，下起小雨。每一个停靠的小站上都有穷苦的孩子提着热水瓶，面向车窗，高高举起碗装泡面，或是向旅客兜售两元钱一袋的青枣。如果第一次看到，会感到一丝惊奇。

姑娘醒了，她快乐地告诉我，烧退了，不难受了。这一天，她不再向我讲述夜总会的故事，似乎那些男人和女人、老板和歌姬都被抛进了另一个时空，我们抬起车窗，让风吹进来，山里的空气不错，确实毫无必要再谈论那些麻烦的事，十个男人或是十件衬衫，又有什么意思？后来，我们问列车员，这趟车会晚点多久，列车员说正在努力往前赶，也许到重庆只晚三个小时罢了。

三个小时不太久，我爸爸妈妈说过，一定会在车站上接我的。她说，更久也会等我，知道为什么吗？

我傻傻地问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山里人，从山里出来，除了在火车站等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呀。她跳了起来，使劲摇我的肩膀，大声说，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已经半年，我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真高兴。为什么你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替我高兴一下。

我说，是的，人生没有比见到爸爸妈妈更高兴的事了，即使到我们耄耋之年，即使他们在天上。我没用死掉这个词，尽可能使自己不像在说风凉话。

这句话很晦气，你真是一个怪人。她说，但是我不会觉得你奇怪，就像你看待我一样。

我说，谢谢，这样很好。

车快到綦江站时，天气又变好了，列车员把车票和身份证发还给她。她早已收拾好了行李，无心再和我说话。我想，旅途中的邂逅就此结束了，綦江到重庆大约还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也该下车了。她走到我面前，摊开手掌里的身份证给我看，她叫李丽莎。她低声说：其实我是回家乡补办身份证，我不小心把它搞丢了。为了不让纠察在路上抓走我，我就搞了一张假身份证糊弄一下。在这张身份证上，我叫李丽莎。上班的时候，我也叫这个名字。我说，李丽莎，这名字好听，不过更稳妥的办法是去派出所办一张临时证明。她说，不高兴，我决定把户口本上的名字也改成李丽莎。语气欢快。接着她拎起拖箱，对我做了个鬼脸，下车了。我半躺在床铺上，目视车窗，外面全是风尘仆仆的人。

重庆分销处租的是一套公寓房，底层，窗前三米高处是街道，因此这屋子里常年不见阳光。交接的仓管员叫修峰，已经做了两年，二十一岁，中专毕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很巧，他就是盛泽人。我说盛泽这鬼地方不是盛产大老板吗，你怎么来看仓库了。修说他家是农民，又指指自己的眼镜说，视力问题大，既不能种地也无法去流水线做工，只能看看仓库。他听说我是本科毕业，表示惊讶，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工作都难找（那已经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

仓库离分销处很远，我们坐汽车到达杨家坪。印象中来过这一带，路边树木草丛皆沾满灰尘，江面水位很低，沿途几乎没见到什么人。下车后，修峰带我走了一段路，看到一排美术用品商店，介绍说前面就是川美。我们进去看了看鲁迅像，然后翻过山，到仓库盘货。熟了以后，修峰的话也多了起来，他很喜欢重庆，不想离开这里，他的下一站是j市，安徽一座不知名的小城，相当乏味的地方，经济也不发达，天知道总部为什么要在那里设仓库。

修峰提醒我不要和重庆人打架（这也是很多人一再说起的），某一任仓管员曾经喝醉酒在街上对着民宅的墙壁小便，被墙壁后面的住户发现，父子二人提刀冲出来砍断了仓管员手筋。

要不是他跑得快，老二可能也会被砍掉。修峰说，董事长体恤他，付了医药费。接任他的是袁大为，公司最倒霉的外仓管理员之一，一个重庆销售员在他眼皮底下把货给卷走了，袁大为之后是林杰，林杰之后就是修峰了。

我说：林杰这名字有所耳闻。

修峰说：他是外仓管理员中的扛把子，我相当钦佩他。

修峰说，林杰和杨雄是拜把子兄弟。又说，林杰并不看好杨雄，觉得他会被人做掉，他果然被人做掉了。他们似乎和汪忠铭也有过交情，绝交了，打工仔之间夹缠不清的江湖恩怨。修峰说，林杰最喜欢的女人是梅贞，办公室输入数据的那个重庆姐姐，很傲气的样子。

我说我认识梅贞。

修峰说：传闻林杰把她让渡给了杨雄。

修峰提醒我的另一件事是，不要露财。我俩收入相同，月薪一千二，出差补贴八百多，合计两千。内地省份没有什么外资企业，中等收入八百一千而已，棒棒和苦力四五百元。两千月薪可以天天吃火锅，关键是，没人相信门客有这么高的收入，不合逻辑。修峰说重庆是“大码头”，人来人往，有帮会有圈子，可你一个看仓库的，无亲无故，没有背景，待半年就走（这个时间限度不值得你加入任何帮会），如果不谨慎，很容易被人做掉。我问他，重庆的销售员情况如何。他说：目前这一批都挺好的，很讲义气，只是他们偶尔会要求你放水。知道放水的意思吗？我说，知道，私自开仓出货。他说：遇到这种情况你自己看着办，既不能把自己搭进去，也不能让自己暴毙在街头，机灵点。说完他就提着行李走了。

《汉谟拉比法典》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进行裁决的，与常规逻辑相反，触犯法律的如果是穷人，惩罚会较轻，如果是富人，惩罚较重。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富人更应遵守法律，必须为其过失付出更大代价。然而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惩治最严厉的，是职务过失。例如，外科医生没能治好病人的眼睛，会被砍手；房屋倒塌导致房主死亡，建房者抵命。如果仓管员出了错，我想，在那个社会里一定会判重刑。

在重庆我首先搞定了住宿问题，之前的仓管员都睡大理石桌子，有一天大区督导陆静瑜来视察，她来得太早了些，早晨七点钟敲开分销处的门，发现褥子被子铺在桌上，硬得像一块泡沫塑料，并且散发着惊人的臭味（过去三年的仓管员都睡这床棉絮，可能从来也没有晒过）。陆静瑜说：怎么办，九点钟我要在你的床上开会。我穿好衣服收拾东西，陆说，你们大陆男孩啊，真是不讲究。我开玩笑说，看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台湾男孩的生活也很艰苦啊。接着，我说，睡在这样的床上，有时会梦见北极，有一座冰下的火山即将喷发，我躺在一块浮冰上。

她曾经是总部的人事督导，鲁晓麦的上司，因为倪德国的卷货案，被总部调任到西南督导销售，办公室在成都。一九九九年的初夏，总部临河的那片荒草丛边，偶尔可以看见她的身影，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也许只是散步。她是公司唯一的女台干，有时候她也和工人说话，相对而言不那么苛刻（斑秃的台干林某某则像一个混合着梅毒与远古诅咒的妖怪）。这些傲慢的台湾人令人费解，他们不带家属，同样长年累月住在镇上，到了夜晚就消失了，休想看到一个台湾人在街上晃荡。在大陆打工仔看来，这实属正常，台湾人就该是这样，你也说不清楚究竟谁更像淘金者，可能都是。

我和陆静瑜在分销处的客厅里等了很久，可笑的是，没有人来上班，外面起着薄雾，太阳一直没升起来。她若无其事，克制着自己，不在一个仓管员面前流露出对销售部的不满。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张会议桌（那确实曾是我的床，想象一下我躺在上面的样子），起初我们聊聊仓库，库存问题，漏雨问题，我知道重庆的销售业绩很差，这座城市虽然热闹，但对建材销售商并不友好。话题很快聊完了，她让我说说梦里的浮冰，我改口说，刚才醒来还有些印象，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这种大理石桌面会把所有的棒小伙子都睡成痴呆，至少落下一身关节炎。我们都没想明白，分销处为什么不安排一张床，哪怕是折叠床，也强过大理石桌面。后来，我随口问她为什么来大陆工作。她似乎有点惊讶，仓管员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回答说：和你一样，为了谋生。然后闭口不语，停止了交谈。

再后来，是陆静瑜做主，我搬到了靠近仓库区的旅馆，得到了一个小房间，以后的仓管员也享有同等待遇。有一天她来视察仓库，陪同她的销售员叫刘俊，重庆邮电大学毕业，很健谈。没多久，下起大雨，道路泥泞，我们全都出不去了。仓库漏雨的位置我都做了记号，把瓷砖搬离，以免包装盒受潮。总计三个漏雨点。我们坐在瓷砖上等雨停，同时看着雨水淅淅沥沥从屋顶落下，在地面形成水洼。刘俊说，做仓管员终究是无聊，看一整天的雨，一整天过去了。我说，销售员在雨里跑一整天，一整天也过去了。刘俊说，销售员的痛苦甚于仓管员的无聊。接着，我和他讨论经验中最痛苦的一天，完全是闲扯，陆静瑜在一边听着。刘说到军训，痛苦。我本来想说葬礼，后来改口说，求职。陆静瑜插嘴说，坐一整天飞机痛苦，经济舱。我和刘俊都没坐过飞机，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滋味。后来我说，还是在总部流水线上班最痛苦，室内四十多度高温的夏天，女工们没有水喝。陆静瑜说，胡扯，有一台直饮机。我说可是你并不知道它让新来的工人患上腹泻，它看上去是直饮，实际喝到嘴里的有可能就是鱼塘里的水，只有办公室的水是干净的。你想不到，工人们并不喝水，他们忍着，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这台直饮机有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麻木、顺从、仇视（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针对的是保安），而是因为，这种诉求不在结构之内——就像有人卷货逃走，也不会有另一个人来提醒你。

我想我是在挑衅陆静瑜，没有一个台干受得了这种话，但她也不能就地开除我，这里是仓库，外面下着雨，我们都没地方可去。陆静瑜沉默很久，问我是不是觉得台企很不人道。我说，也没有完全这么觉得，台企提供给打工仔工作机会（那些农村的、山里的、小镇的，没念过几天书的年轻人），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不言自明，但给他们喝脏水终究是不对的，你们把他们当奴工使唤。陆静瑜说，胡说。我问，在台湾有这样的奴工吗？陆静瑜说，就我所见，大陆与东南亚赴台工作的渔工，工作条件普遍艰苦，但是在大陆的台企，横向比较，绝大部分并没有亏待工人，如有个案，恕难周全。我说，保安打工人你们管不管？陆静瑜说，在这个体系下面，警力不逮，人员混杂，保安执行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大错，也许你没有挨过警察的打。我说，住宿条件恶劣呢？陆静瑜说，你去香港会发现，大量的守法香港市民，住的地方可能还不如你们宿舍——当然，让你们仓管员睡大理石桌板是不对的，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份职业，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我说，这份职业不错，还有点尊严。陆静瑜说，你简直自相矛盾。这时，刘俊急忙打圆场说，这是社会格局的悖论，要是有工会，就不至于这样，但是有了工会就不会有台企了。陆静瑜赌气说，好，我来给你做一次工会。她掏出手机打到总部，让行政部立即换掉那台直饮机，必须每天消毒，主管人员每天早晨自己先喝一杯水。她挂了手机，仍然赌气，不再说话。

雨停后，我们离开仓库，陆静瑜走在最前面，全然不在乎地上的泥水。刘俊奉承道，陆督导仗义像侠女。她没有接茬，又走出去一段路，回身看我一眼，说，把你的胡子剃掉，这也是台企的规矩。

世纪末那年，上网是特殊的娱乐活动，青少年才玩这个。（正如玄雨所说，时代不会起什么大变化，包括世纪末在内，我们此生将会看到的尽是些电子产品的更替换代。）货场一带建筑破败不堪，火锅店和米线店到处开满，我翻山到川美附近找到一家网吧，有五台电脑，不久扩充到十台，房间很挤，五元钱一小时。店老板（此人不俗）极是珍惜设备，动辄赶人出去，有一阵子，网吧里反复放着朴树的歌，那张《我去2000年》的唱片，好像是迫不及待想要奔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又舍不得放下眼前即将消失的九〇年代。

我经常在混乱的新浪聊天室里看各种人说话，所有的话语像电影片尾字幕一样从下往上刷过，有一天我给自己起名叫akira，有人告诉我，他（她）也喜欢大友克洋的这部动画片。事实上我没有看过（也不爱看动画片），仅仅是瞟到一眼网吧墙上贴着的《akira》的海报，中文译作阿基拉。

此人说，这是一个科幻故事，也是末世故事。四十个拥有超能力的活人成为军方的研究对象，目的自然是利用他们去做坏事（设定为称霸世界），后来，出了事故，超能力的破坏性大于军方的控制力，东京被炸了。我打字速度很慢，问他超能力是指什么。他回答：时空转移，意念控制，读心术。类似地摊小报上胡编乱造的故事，相当老掉牙，但他让我注意到电影史上所谓的“开先河者”，那些屡屡遭到模仿的故事蓝本和元素，比如异形（周劭经常幻觉自己在作太空旅行）、弗兰肯斯坦（属于文学作品）、僵尸爆发（讲不清源头），各种被玩滥了的镜头语言。我承认弗兰肯斯坦是个好故事，玛丽·雪莱以一己之力创造了这个吊诡的拼凑物，怪胎们的图腾，阿基拉算不上，它只是一个拼拼凑凑的故事。

次日我给自己取名弗兰肯斯坦，不再有人主动和我说话。电脑屏幕上话语四溅，像一场盛大又无休止的涂鸦奇观，必须承认，一个属于旧时代的写小说的年轻人，初次看到这种场面时，会生出小小的震惊。我又想起玄雨说的，文字廉价的时代即将到来，但这是好事，是虚无在道出意义，是不可能之物从自信满满的那些人的掌中逸出。又及，我曾在一个文学bbs上看到有人取名玄雨，只发了几条语焉不详的跟帖，猜想那可能就是她，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矫情地讲，汉语没有赋予我可供使用的时态）。后来，她在bbs上连载了一个关于废土世界的小说。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离开仓库区，搭上公交车到解放碑转了一圈，这一带很繁华，我买了一个肉松面包站在街边吃，四下里寻找，也未曾找到买过t恤衫的市场，后来想起那是个夜市，我没有耐心再等到天黑。天气凉了，到商场里买了一件米色的夹克衫，一条牛仔裤。尽管储运部发了一套秋装，但我并不想穿它，那种颜色的衣服太像是街上捡来的。

有一天，我和销售员押货去外地。卡车司机穿得很惨，头发污秽油腻，显然很多天没洗澡，比棒棒强不了多少。我想这哥们是怎么忍受自己的，问他是否有条件洗澡，他讲了几句我没大听懂的西南方言，大概是抱怨生活过于艰苦。

销售员是一个瘦小的重庆姑娘，刚入职不久，一路都在打瞌睡，醒来后问我到哪里了。我说我也不太清楚，汽车在山里开着。司机说，已经过县城，往三江方向还要开一两个小时，路不好走。又问，看到垮塌的彩虹桥了吗？我说我没注意，著名的彩虹桥。销售员说，原来你也知道彩虹桥。我说，这起事故全国闻名，到底死了多少人？她说四十个，其中十八个武警小伙子，二十二个老百姓。那座鬼桥，一队士兵跑过去，它就垮了，像纸糊的。司机说，对头，日你妈，像纸糊的。

卡车继续向南，我失去了方向感，由他们带我去任意地方。后来，我再次看见了江，在很低的位置上，与卡车之间落差至少三十米，销售员说这就是綦江。江水是蓝绿色的，正午阳光照着对岸的工厂，一列火车正从远处开来。景色很美，并且多多少少有些乏味，尤其是当我想到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终其一生看到的就是这道景色。销售员让司机开稳点。司机说上坡不要紧。事实上，他也有点紧张，这条路在错车时十分局促。随后，卡车缓速开过一座镇，销售员说快到了。小镇的热闹程度不亚于重庆市区，街上跑的都是嘉陵摩托，也有奇形怪状颜色出挑的，和电影里的时髦货一个模样，销售员说这是走私品。年轻人开着摩托车在山路上跑，极个别情况下，他们会开到江里去，喝了酒或者嗑了药。这时，有人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是这单生意的介绍人，销售员的堂哥。此人穿着西装，直接跳上汽车踏板，指引我们进了一座迷宫般的钢铁厂。这是我初次见到所谓的“老三线工厂”。

卸货时，销售员到厂部去拉关系，我和她的堂哥站在一边看工人干活。工厂装修的是办公大楼和厂区医院，她的堂哥自我介绍说，魏晓龙，阿龙，听说你是从上海总部过来的。我说，总部在江苏，离上海不远。阿龙发了一根大重九给我，问说，总部怎么样？我回答说，还行。他不介意我的沉闷，带我往厂区走了几步，有一条双车道柏油路，两边香樟树高大茂密，机器的轰鸣声远远传来。他说老三线已经不行了，又解释道，很多厂关了，老工人无处可去，年轻人无事可做。我问，钢铁厂呢？他说，等到钢铁厂也不行的时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天塌了。

他二十五岁，钢厂小干部子弟，在厂属学校念的小学中学，没考大学，直接进厂做了工人。照他的说法，二十五年都是在这个地方打转，有一度，想去深圳混世界，但止步于重庆市区，很快又回到了厂里。虽如此，算是见了点世面，现在在后勤部门做保障员。他问我，总部那边有多少三资企业。我说，很多，算上周边开发区，也许几百上千。他说，这里没有，一家都没有，可这里的工人明明更便宜啊。我没能立即领会他的哀伤，我们在厂里走（生产区不给进入），他再次表达，这个小镇也应该有三资企业，让那些到处闲晃的年轻人有点事情做。那语气就像是当地缺了一家网吧、一座游乐场，总之十分天真。后来，我们走出了厂区，道路是典型的重庆格式，从一幢房子进去，爬到五楼，曲里拐弯穿过一条黑暗通道，外面是生活区的街道，仿佛我们刚才是从地下室上来的。我面前是一个干涸的标准泳池，露天，深水区三米，池底堆满腐烂发黑的树叶。对面是一大片住宅楼，八十年代建造，混凝土建筑同样呈现出时光的侵蚀。街道上人群扎堆，极为热闹。问到为何不清理垃圾，阿龙答道，泳池好几年废弃不用，并无特殊理由。我以为来到小镇，阿龙说，不，这是工厂生活区，和小镇隔着一段距离呢，这里的人口比镇上多。

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生活在工厂区的人们从来高人一等，镇上是农民。他向我讲述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工厂什么都有，自属的小学、中学，电影院和商业街，医院和长途客运系统。总结他的话，是一个比小镇更完整的社会结构。

也更畸形，他说，大家都活在梦里，只有我这种人，看清了形势。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认为铁井开发区更具有现实感，显然，他错了。然而该怎么向他解释在那个数万人以单一方式活着的封闭场所里（没有学校，没有电影院或游泳池），同样长时间蒸腾着梦的气息呢？假如再往下说，那又会变成另一种陈词滥调：人生本来就像一场梦。我只能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后来，我和他聊起了灾难，我说到彩虹桥，那座因为建筑质量原因导致多人丧命、多人入狱的桥。阿龙抽着烟，看着天空，远方是钢厂极为高大的车间。他说，重庆灾难很多，过去年代，洪水暴发，江面上漂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我问他，是九八年吗。他说不是，更早，已经被人遗忘了。然后他说：一九八八年，我十三岁，一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住在龙凤场新民村的亲戚家里。他看了我一眼，我问，那时那地发生了什么。他说，八八重庆空难，一架从北京起飞的伊尔18型客机落在了那里。我对这起空难有印象，是因为在九八年去往重庆的火车上听人谈起过（恰好是空难十周年吧）。我问阿龙，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他语气沉重，说：飞机掉在了田里，爆炸了，发出巨响，空气里全都是煤油气味，夜里看不太清，我住的地方跑出去没多远，踩到一条人腿——那架飞机摔得太厉害，整个机头都飞了出去，遇难的人还有残肢四散飞溅，无法形容。他又看了我一眼，说：我十三岁那年就见到天空掉下钢铁、火球、衣服和钱、黄金首饰和外汇券，掉下人的手脚和器官，甚至还有完整的一个人倒插在水田里。天上会掉下一切，我对形势的判断，并不是基于现在，而是基于这个童年的记忆。

我再次来到钢厂已经是七年后，单小川在重庆与贵州边界小镇上拍一部纪录片，发短信给我，问愿不愿来看看。当时我正在贵阳，赶过去玩了几天，讨论了一下剧本。我们回重庆的路上，因为要载一个搭车的朋友，顺道又去了钢厂。无论如何想不到，还能再来一次。

那时候钢厂已经停产了，具体原因不明，总不外乎是亏损，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国内产能过剩等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离开了这里，去别处谋生。生活区的街道上，老人儿童居多，倒也不愁生计，全都在打牌闲聊。树荫浓密，像一座很大的社区公园。我们走到高处，再次俯瞰那个泳池，不仅落满树叶，居然还有一条大狗躺在里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摄影师说：显然已经死啦。举起单反拍了几张。我想知道这狗是怎么死在泳池里的，没人知道，也没人管。我问他们有一个叫魏晓龙的人在不在，有人说这小子索贿受贿被抓进去了，也有人说已经出狱，卖了房子，到南方去做马仔了。

一九九九年冬天，我在旅馆里待得实在无聊，翻出通讯录，打电话到单小川的单位。小川很是高兴，说一定要到重庆来见我。一星期后，他来到货场，同行的还有一个姑娘，介绍说是他的网友，从南京到重庆来玩，讲话南腔北调，夹着脏话。我们在街边找了个最便宜的火锅摊，三拖一（荤菜三元，素菜一元）不换锅底的那种。姑娘抱怨道：只有你们重庆人吃这种火锅，不换锅底。我和小川窃笑，安慰她说，老锅底比较鲜，天天就这么煮着，高温杀菌，没问题。姑娘说：我少吃点，容易肚子疼，快来例假了。小川摇头，仍旧是笑，那表情像是从认识之初就宽容着她的粗俗或直率。我感觉他成熟了一些。

问到近况，小川说，贵州的支教工作已经收尾，暑假前回到万县，大山深处生活艰苦，缺水缺电。姑娘插嘴说：单小川差点娶了他的学生。我很惊讶，问他教的是中学还是小学。小川不好意思地说，是小学，山里的姑娘往往上学晚，那个学生已经十五岁了，当然，十五岁也不能结婚，人家喜欢我，或者只是想找个依靠，如此一说罢了，并没有真的谈婚论嫁。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接下来，谈论我们认识的人，用言辞和表情，近似江湖黑话（姑娘坐在边上顿时显得无聊起来）。小川说玄雨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至于沉铃，小川说，她太可惜了，不做文学编辑，似乎也不再写作了。我说这个事情不聊了。我们喝了不少，小川教我划拳，我学不会，于是又谈文学。小川说，文学是一个梦，像我们这种年轻人，耍得开心就好了，不要管梦成不成真。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文学梦。小川又和我碰杯，摇头。我们聊到李东白，对他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小川说他自从出版了长篇小说之后，一夜成名，某次青年作家大会上他上台发言了，你知道上台发言意味着什么，前途无量。这时，姑娘插嘴说，只有你们这种混文学圈的人才会觉得兹事体大，我们就无所谓。小川温和地看着她，说，我们并没有混文学圈，归根结底文学只有一条路可走，没有两条路。姑娘说，我不这么觉得，你那条路上呆逼太多。小川被她的用词惊了一下，结结巴巴说，是的，因为太多，所以并不好走，你每次都描绘成我在走一条康庄大道，这太偏颇，归根结底，文学只有一种信仰，甚至你信仰它的时候它就自动破碎了、折叠了，而你想要打碎或折叠它的时候它却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姑娘满不在乎说，感觉你像个，就是受虐狂。小川嘴里嘀咕，不知说了什么。我喜欢这个词同时也喜欢他尴尬的样子，建议为受虐狂干一杯，它既可能是比喻也可能是事实。

这天晚上小川喝得大醉，坐在路边不起来，我和姑娘合力将他搬起，架到旅馆扔在床上。姑娘也有点喝多，想回自己的旅馆，但天色已晚，又自称是路盲。我去账台给她要了一间房，回来后，小川正抱着脸盆狂吐，我站在一边抽烟，隔着一段距离注视他，似乎那个蜷曲颤抖的身体是我自己的，而我是出窍的灵魂所在。小川的呕吐伴随着呜咽，后来，姑娘也站到我身边，陪我一起抽烟，望着他，并问道：那个十五岁的女孩，你觉得她只是想结婚？我说，还想什么呢，户口？农转非？姑娘说：你他妈的真是煞风景，不配当个小说家——当然是为了爱情。我说，是啊，小川也才二十五六岁，被任何人爱上，都不奇怪。小川抬起头，双眼发红，骂道：你们不懂。然后倒在了床上。

这姑娘当晚住在旅馆，我们又聊了很长时间。她报给我的名字是一个网名，叫作木马。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世纪交替的那几年里，多少年轻人都给自己取了奇奇怪怪的名字，可是喊起来却并不会觉得生硬，似乎本来就应该叫这个名字，而身份证上的本名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她介绍道，小川的网名更奇怪，叫踵，阿喀琉斯之踵（只是他较常使用的网名之一）。她问我的网名是什么，我想了想说，阿基拉。接着，花了点时间，我讲述了阿基拉的故事，尽管我并不是很喜欢它。

阿基拉听起来是一个勇猛无畏的少年而你并不像。她说。

我和这个口无遮拦的姑娘交换了电子邮箱，她显然读过大学，而且是文学专业，各路外国作家如数家珍。当我问她的来历时，她却闭口不谈，有一度她谈到南京作家和当地的摇滚乐队，熟得一逼，各种八卦都能讲得出来，我猜她是南京人，她否认。她说，你别猜了，我就是扛着文学的名头到处骗吃骗喝，你没见识过我这种人。

我说，八十年代像你这种文学青年也很多，不奇怪。她说，大叔，你没那么老，不要假装自己经历过八十年代，那是很牛逼的时代，你错过了。她打了个呵欠，问我：这么晚了你还不去睡觉，待在我房间里，是想和我睡吗？我说我没有这类猥琐的念头。她笑了起来，揉着眼睛说：你和小川都是乡下青年作家，毫无疑问，乡下青年作家，略带贬义和嘲讽，但也不是很过分，如果冒犯了你，请不要介意。我说，当然介意，乡下作家如果想和你睡觉，他自己会提出来，如果由你来质问，那就不大好了。我们一起笑了起来，后来，旅馆的姑娘过来提醒我们不要开着门大声讲话。

多年后我再遇到小川，他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野外工作让他变得十分强壮，肤色黝黑，终于像个男人而不是男孩。特别是，口音变得很北方，时而冒出京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我开玩笑说，南方的小说家一辈子也学不会标准普通话，而且拒绝学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小川说，格老子，你是在嘲笑我没有文学天分，还是没有文学操守？四川话属于北方语系！

小川最后还是娶了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在二〇〇七年，她二十三岁，他三十四岁（早已辞职，成为纪录片导演）。姑娘长得很美，讲一口贵州话，在摄制组里帮他打杂，做剧务，打板（也就是场记）。看得出他们非常相爱，与此同时，穷得叮当响。

小川一直奇怪我为什么要做仓管员，他觉得我完全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职业。我说，两者对我区别不大。〇五年初，我从美仙公司辞职，发邮件给小川，说这件拖延了五六年的事终于解决了。那时，小川已经在拍纪录片，文坛根本没有他这号人了，倒是李东白还在，然而我们没有再提到他。

小川辞职以后到上海投靠同学，他见到了沉铃，后者帮了他一个忙，介绍他在一家摄影广告公司做助理，他干得不错（〇三年我在上海见过他，关于这件事，我后面再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还发表几篇不太长的小说，甚至被文学选刊录用，有一度他小有名气，但迅速消失了。我们聊过这件事，他说，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散发着异常的气味：写都市题材，臭，写故乡题材，臭，写底层题材，臭。总之，腐朽而自卑。他停止了写作，照他自己的说法，告别了文学。他以为自己会痛不欲生，至少也应该遗憾，然而什么都没发生，他买了一台dv。当年，胶片时代落幕，满大街都是背着数码相机和dv的年轻人，对着所有可及的事物开始了一种低成本、低门槛的创作。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之所以爱好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太穷，在过去年代，写小说只需要稿纸和圆珠笔，你保持安静，你蜷缩在角落，即使你写得不太入流，也会有人赞美或宽容你。如此而已。有一天你离开了文学，那种感觉可能连解脱都谈不上。

此后的几年里，他搞丢了上海的工作，去了北京，在电影学院进修过一阵，拍了几部不太长的独立纪录片，结交了一些朋友。二〇〇五年有一家公司接到欧洲的业务，委托拍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制片人找到了他。报酬虽不高，作品可以在欧洲放映，参加某些小规模的纪录片展映（名不见经传然而神秘、抽象的存在）。这些选题需要他回到西南地区。

二〇〇七年的一个清晨，我和小川坐在一辆去往山区煤矿的破烂面包车上，摄制组的年轻人东倒西歪打瞌睡。小川仍然喊我阿基拉（他曾经喊我端木老师），因为我用这个名字注册了一个邮箱。我们在车里抽烟，叙旧的时候，他并不看我，却常回过头望向后座的妻子，像是征求她的意见，对于他这些年的生活是否感到不满。有时，她温柔地伸出手拍拍他，或者拽一下他的帽檐。那姑娘大家都叫她海燕。我忍不住猜想当年，她十五岁，他二十六岁（作为一个支教的乡村教师），究竟发生了什么。车子一直在颠簸，我们停车寻路，有一队形容憔悴的工人扛着工具走过，坐在车里问他们话，却无人应答。摄影师说：像苦刑犯。顺着他们来的方向，面包车继续开了一段，看见很窄的铁轨，我们确信前方就是煤矿。

后来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工人，有一座极高的细长拱形桥划过头顶上方，它是砖砌的，被煤灰染成黑色，那感觉就像是中世纪的人们忽然造出了一座科幻基地。拱形桥可能是传送带，它通向一座三十米高的堡垒似的建筑，建造在一堵峭壁上，同样是黑色的，数十名工人就在巨大的堡垒下面缓缓蠕动。我用了蠕动这个词是因为我根本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肯定是工作，但究竟是维修还是搬运，是制造还是挖掘，看不清。他们身上也沾满煤灰。

摄制组没有停留，直奔矿区。我问小川，刚才那个景象是否有价值，他说：假如冒冒失失架起摄像机，会让工人们恐慌，纪录片不是新闻，不应该出现人面对镜头的恐慌感。我们聊了一点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的问题，小川说：可靠的说法是，纪录片其实比电影更像小说。

很快，车子到达矿区，这里的格局令人费解：进门处是一家破旧的影剧院，看样子早已废弃；一条奔流的山涧隔开了煤矿和生活区，煤矿拦起围墙，无法进入。我们停在街上，一侧是山涧，一侧是简陋的商业铺面，大概三百米长，饭馆、服装店、理发店，均有，但十分冷清。这条街没有尽头，与山涧的走向一致，过了生活区就变得泥泞弯曲，直通向层层密林之中。

小川要拍摄的是两个开理发店的女人（之前就已经约好），起初我以为是发廊，他们说是普通的理发店，这部纪录片讲述普通人的生活，那语气似乎发廊女不属于普通人。面包车停在影剧院门口，我觉得自己在片场有点碍事，便走到停车地方，海燕正捧着一本书在读。我看了一眼，是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走到影剧院的台阶上，门锁着，我向里张望。这时，海燕说，那电影院已经关了。我问她是不是本地人，回答说不是，曾经路过这里。她放下书望着我，脸上浮现一丝笑意。

我没有读过奥斯汀的小说，因此无从谈起。海燕问我喜欢谁的小说，我提到托马斯·沃尔夫、博尔赫斯、福克纳这些名字（实际上也仅仅是普通的喜欢而已，觉得他们写得不错），然而她对于二十世纪的作家似乎并不熟悉，又问道，有没有喜欢的女作家。我说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算一个，对，不是美国的那个菲茨杰拉德，是英国的，拿过布克奖，她曾经是记者，晚年才开始写小说；以及还有，美国南方女作家安·波特，她出过一个中译本《灰色马，灰色骑手》。海燕说，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呼啸山庄》。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煤矿，与我想象中相反，它是寂静的，只能听到山涧的湍流声。上午的光还算不错，天空有大朵的云被风吹移，有时遮住太阳，密林拂过一层阴影，像海燕脸上的笑容。

吃午饭就在街边小饭馆，两个理发店的女人和我们一起，矮胖较老的那个是姑母，年轻的是侄女，两人都是县城人。我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要知道无论发廊女还是理发师都青睐闹市，而这里并不繁华，人们的愁苦气质中缺乏必要的欢乐成分，和我所认识的重庆人大相径庭。然而，我没有问出口，一部分原因是她们在纪录片中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姑母想留在这里（稳定的生意），侄女想去市区（正待开发的大城市），我不能影响纪录片人物的情绪和思路；另一部分原因是，姑母在饭桌上谈到了命运。她说一切命运使然，人去哪里，留在哪里，任凭命运决定。这是赤贫者独有的论调，或者说，这种论调里带有赤贫者的基因。

两个女人在饭桌上继续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也许是我过度注意了她们半真不假的争执，姑母忽然对我说：她（指的是侄女）没有学会理发，去了城里大概只能做洗头妹。侄女闻言反驳道：你也不会，你把人剃成了秃子。说完站起来就走。这时，小川向我解释，真正的理发师并不是她俩，而是死去的姑父，三个月前肺癌晚期。小川在拍摄的是一家没有理发师的理发店。我心想这故事真是他妈的无聊死了，为此跑那么远，疯了？

下午时，我仍然在街上闲逛。海燕问我是不是感到乏味，一整天看着溪流和紧闭大门的破旧影院。我说，不会，我对固定的风景有一种职业性的适应。海燕很聪明，说：对，小川提起过你做过仓库管理员。我说：也可能来自更久远的生活吧。我们两人站在岸边，望着低处不断翻涌的水花，忽然同时变得沉默，仿佛是等待着云层的阴影覆盖，仿佛彼此认识了好多年。这也是奇怪的念头。过了好久，海燕问：没有理发师的理发店，算是个好故事吗？我说，勉强算是个故事，也许值得拍出来。海燕问：如果我写自己呢？我想和你们一样写小说，可是我只读过小学。我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写得令自己心碎。

夜晚我们顺着原路返回，我没再注意到那座拱形的建筑以及城堡式的悬崖，道路漆黑，星光黯淡，它们在某一个瞬间从我身边流逝而我并没有注意，这也是常见的现象之一。拍摄纪录片极苦极累，车上的年轻人全都眯着了。我坐在副驾，时不时同司机讲几句话，怕他也睡过去。后来，小川拍拍我的肩膀。

他提问，如果选择喜马拉雅山，或是癌症村，应该拍哪一个？我建议，如果钱够的话，都拍。他说，钱没问题但时间有问题，明年只能选其中一个。拍癌症村有获国际奖的可能性，而喜马拉雅山，恰好有一个国家气象台的朋友被派到珠峰大本营做一整年的摄影师，器材和装备他那儿能帮忙，错过这次机会就很难再有下次。

我给不出更好的建议，我说在文学之中可能也存在近似的难题，比如，你不能让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说的结尾走向喜马拉雅山（哪怕是蒙太奇），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一个轻率或者隐蔽的笑话，一种将现实的无果嫁接到壮丽奇观之上的手段，然而，也未可知，因为我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小川回头看看海燕，她已经睡着了，头歪在摄影师的肩膀上。他说：咱们一起去喜马拉雅山怎么样？我说这是个好主意。

小川在车里点起烟，抽了几口，他低声说话的样子像是担心吵醒睡着的人，或是被司机听去，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到海燕的文学天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拥有极好的写作根基，热爱文学，具有想象力，但赋型能力不够，如此等等。文学是一座迷宫（多少人都在使用这个比喻），这个迷宫最终反照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他的天赋和缺陷。小川总结道：海燕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但这个小说，真是他妈的太难写啦。套用你的比喻，一个癌症村的病人在小说之初就想着喜马拉雅山。

我说，我确实好奇，因为她脸上那种像阴影一样的笑容，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她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好奇。

那不是故事，是一个本该在小说里出现的人物转而成为了作者。小川说，阿基拉，我们已经三十四岁了，同样写不出自己想要的小说，必须去一次喜马拉雅山啊。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仍然待在重庆，总部没有任何要将我调任的意思，而我对这个地方已经有点厌倦。开旅馆的姑娘约我去解放碑看千禧之夜，据说会非常热闹。重庆一直下雨，我生病发烧，做了很多梦，像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阿根廷在南半球，那里的南方相当于中国的北方。为什么想到这件事，也许就像这篇小说的结尾，有一场决斗将要出现。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预感至少中了这么一次。

有一天下午我从库区回旅馆，看到床头放着一本《致密伦娜》，我返身出去问旅馆的姑娘，她坐在账台，头也没抬地告诉我，有一个女人找我。我问这女人是怎么进了我的房间，姑娘说，是你女朋友嘛，敲门没人答应，我就开门陪她进去看了一下，你不在，后来她走了。

我没再追问下去，回到房间，打开房门，坐下翻看《致密伦娜》。作为上个时代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卡夫卡已经失去了神秘性，他被剖解与模仿（再模仿），休想全身而退了。《致菲莉斯情书》事实上结束在作者咯血的那个晚上，此前的所有篇幅都指向这个结果，作者在写下书信（很难称之为情书）时并不知道这个结果，然而，一切都预示了这个结果。唯一还能保留一点神秘性的或许只剩《致密伦娜》，或许，恰恰是因为他感到时日无多，向密伦娜解释得太多——这些解释令卡夫卡失去了可供模仿的外在，阻挡了我这种人向他致敬。

后来，鲁晓麦出现在房门口，她依然矮小，像个小女孩，但发型变了，剪短了，像个小男孩。她裹着一件宽大的工装羽绒服，袖子盖过手指，感觉是从北方过来。我没有起身，抬起书封面向她致意，她看了我好一会儿，这才反手关上门，叹息道，我的天哪。

那时那刻，我在想什么？想到她的床，想到低矮的屋顶和窗外街道上簌簌的脚步声，一个卡夫卡式的夏天，远处的守卫和熔炉，近处的空调风嗡嗡翻动书页，整间屋子仅此一本书——《致菲利斯情书》。有时她拿起书随意浏览，那表情终究是年轻姑娘，流露着欣赏与费解，仿佛是卡夫卡亲笔写给她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爱过鲁晓麦，仅想培养一份可以做爱的友谊，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失败。然而此刻我手里拿着的是薄薄的一册《致密伦娜》，菲莉斯像我与鲁晓麦之间的秘密，密伦娜则是另一本书另一个女人。我想，往往如此，不管为了什么原因（调情或是寂寞），当你解开一个隐喻之物，会有更多的隐喻结集而来。隐喻就像谎言。

鲁晓麦说我又露出了那种昏头昏脑的表情。我回过神来，问她到重庆来出差吗。她说：难道你没听说我已经跑路了？

我没听说。我和总部唯一的联系是库区办公室的那台传真机，从传真机里只会吐出一些简单的指令，不会告知任何人事变动。我从床上爬起来，带她出去吃饭，与此同时我发现她虽然风尘仆仆，却没有带一件随身的行李，猜想她是把行李撂在某个地方了。

根据鲁晓麦的说法，早在一九九五年，有两个年轻人从江西来到e市，一个叫俞凡，一个叫俞恒，是本家兄弟。俞凡念过大专，曾在南昌的机场做技工，后来辞职，混过几天黑道，应该是参与过抢劫和勒索，手上虽没有人命，但在南昌是待不下去了。两人到达e市是为了索取一笔赔款，那赤身裸体摔死在大街上的姑娘与他们沾了一点亲，也姓俞，家在农村。姑娘家里赔到了一点钱，并不多。经理傅国华自认把姑娘灌醉，因此获罪入狱，不久死去。二俞来到演员培训班找叶嘉龙索赔，并未得手，但说法不一致，俞凡说叶反悔了，俞恒则说从来就没有这么一笔钱等着他们，得靠谈判。最终的结果，说法一致：他们去了办公室，压根就没见到叶嘉龙，也没见到任何一个可以做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敲诈犯。女秘书给了他们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装了一千元，说，无论他们身份真假，这事就此结束，奉劝他们不要再出现。

两人无法再回江西，暂时落脚e市，商量去上海碰碰运气。那时的e市极为混乱，下岗潮和民工潮同时翻涌，无业人员四处游荡。街道的肮脏程度，仿佛城市已经无人管理。两人在火车站遥遥看到一起外地仔群殴事件，人数不少于三十，动用了斧子和铁铲，感到十分惊讶，像是回到了民风剽悍的内陆省份。群殴中有人重伤，警察来得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在很远处拉响警笛，人群随即散去。这起事件当然不会出现在新闻上，与那赤身裸体死去的姑娘一样。

另外发生了一件事，俞凡的身份证弄丢了。补办手续极为麻烦，他必须回到原籍。留在e市的最大风险是被稽查队捉走，但并不会免费押送回江西，而是要花钱赎。他在火车站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没有更名，户籍换成e市本地人，地址是胡乱编的。后来他知道这样做也存在风险（稽查队会验证他的本地口音），但也懒得纠正了，他的祖母是上海人，从小他就会讲几句粗浅的上海话。

相比之下，俞恒更像个书生，他有一点弱视，戴一副圆框眼镜，性格谨慎，不抽烟不赌博，他跟着俞凡来到e市本意是想见见世面。当然，e市无甚可观，他更想去的是广州或者上海。俞恒还是个军事迷，崇拜隆美尔、巴顿将军，鲁晓麦说有一些很斯文的男孩确实就是这样，挺奇怪的。

e市是陌生的，两人所带的钱只够支撑一两个月，在西郊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买了张本市地图爬梳。e市并不大，和南昌差不多，城市东西南三个方位都有开发区，北部是铁道线，一片荒凉。他们拿着地图到市里闲逛（顺便偷了两辆自行车），为的是尽快熟悉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俞恒很爱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仿佛要干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演员培训班在市区偏南，斜对面就是人才市场，那一带房子很旧，不算热闹，除了每周二人才市场开业，那会是人山人海的局面。

这期间，他们商量了一下，到底是继续索取赔款，还是干脆找机会绑了叶嘉龙，或者去人才市场找份糊口的工作，忘记这件事。两人茫无头绪，根本找不到叶嘉龙在哪里，最后决定（也是唯一的办法），继续索赔，继续吓唬这家公司，必要时从江西再找几个人来。当时他们开价是十万（e市的平均收入是一万块一年），如果参与的人多了，恐怕要涨到三十万（这数字在当时未免又太离谱）。

两人再次来到演员培训班，发现整栋楼黑漆漆的，仅有的这家公司已经关张了。玻璃门缠了链子锁，并贴上封条，望见里面一片狼藉，桌椅放倒在地，墙上有一串飙洒的血迹，也可能是红漆。接着，俞凡指了指走廊墙上，用墨汁刷着字，两人点起打火机才看清，大意是流氓公司骗取培训费，殴打受害人。俞凡说，这叶嘉龙果然是道上的。俞恒说，咱们来得冒失了，没调查清楚，以为他就是个普通老板，失策。

两人就是在下楼时遇到了傅民生，当时傅穿着一件旧款西装，袖口挽起，墨镜架在头顶上，看上去像个刚出道的小打手。俞凡问他，这公司出什么事了。傅民生说，黑社会，打架，欠债，跑路。俞恒扫了他一眼，问道，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傅民生说，我是来高兴一下的。

熟悉e市的人都知道，在那些年里，本地的青年很少和外地仔结交，后者不可靠，充满变数，也或者身负前科。试想一个正常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e市混饭吃，这里不是广东，人们对外地仔缺乏理解（到二〇〇七年，e市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数量持平）。然而傅民生并不是e市人，他来自四十公里外的铁井镇，相隔不远，却足够定义他是乡下人，口音古怪，举止鄙陋，比近郊农民还低一个档次。

这个来自远郊的小镇青年，命运扔给他的笤帚仿佛变成了权杖，很多人看到他第一眼会感到他既古怪又轻狂，而他却是鲁晓麦的表哥。这天下午，鲁晓麦在楼下无聊地反向转动着自行车脚踏板，像个街头少女。她刚刚从e市职业大学毕业，在西郊一家国营企业做出纳，看到傅民生和两个青年一起走出黑黢黢的楼道口，俞凡帅气高大，手上戴一块仿冒的劳力士金表，像个浪子。鲁晓麦以为二俞是傅民生的朋友，便招呼他们说，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俞凡问今天放映什么。鲁晓麦回答，阳光灿烂的日子。

四个年轻人缩在市中心一家年久失修的电影院里，全场只有他们，因此格外的快乐。看到一半时，鲁晓麦和俞凡溜到角落里抽了根烟，互相介绍自己，引来放映员大骂。巧合的是，这部电影里有一种近似的愉悦，空荡荡的北京城是一群荒诞年代的少年们的包场影院。鲁晓麦说，好几年过去了，她仍会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俞凡和俞恒的情景，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怪异气质，浪迹天涯同时要做一票大事的决心，令人着迷。

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俞凡像是天然的领导型人物，俞恒能出主意，鲁晓麦在地头上很熟。不大靠谱的是傅民生，幼稚，志大才疏，后来二俞知道傅的父亲因为顶罪死在监狱里，稍稍原谅了他的白痴，照他们的看法，没有父亲的男人总是缺点什么东西，也许是脑筋，也许是勇气。但傅民生也有优点，豪爽，在朋友身上舍得花钱（尽管是小钱）。那阵子，二俞很穷困，鲁晓麦和傅民生接济了他们一点。

鲁晓麦的单位离二俞的住处很近，有一天俞凡去看她，发现那是一个堆满金属废料的工厂，由于停产，已经没几个工人在干活，会计室里弥漫着霉味。鲁晓麦让俞凡陪她去储蓄所提备用金，那个年代，抢现金的事情频频见报，有时几万，有时几百，有时歹徒朝会计的脑袋上打一枪。路上，鲁晓麦说，她不想在这家工厂做下去了，最近两个月只拿到对折的工资，无法开销生活。俞凡开玩笑，建议她把备用金私吞，然后消失。鲁晓麦说，那会坐牢，而且数目也太小，不值得。俞凡又开玩笑，如果能抢到一大笔钱，我带你去浪迹天涯。鲁晓麦愣了一会儿，说，好几年前，e市有一个女出纳，爱上了一个骗子，想办法贪污了单位几十万元供这骗子吃喝挥霍，后来，女出纳被判了无期徒刑。鲁晓麦嘲笑道：亲爱的，你懂穿墙术，但不能把你的朋友留在死胡同里。这时，俞凡承认，他只是开个玩笑，抢储蓄所是真正的亡命之徒做的事，而他并不是。

另一天，俞凡问傅民生，e市哪一片最乱。傅民生愣了一下，问他想做什么。俞凡说，随便问问。傅民生答道：大哥，你住的地方，再往西走一公里就是e市的红灯区，那鬼地方叫临平镇。

或是为了看热闹，或是为了散心，三个男人去了临平，没有带上鲁晓麦，嫌她碍事。临平是古镇（照傅的说法这一带没有哪个镇不是几百年历史），紧靠着一条新造的大街，夜幕之下，霓虹灯闪烁，整条街面上全是洗头房和桑拿房，间或有一些餐馆，也是为那些客人和姑娘们准备的。街上并没有太多人。俞凡说，这要是在南方，女孩们会坐满人行道，像一场嘉年华。傅民生说，临平不流行这种排场，不过你要是待到凌晨一两点钟，就会看到无数女孩出来吃宵夜，场面也很壮观。俞凡问，有没有本地女孩。傅民生说，不可能，本地女孩不做这种生意，全是南方来的，也有东北的，她们比较便宜，也豁得出去，你们搞不好会遇见老乡呢。这时，俞恒伸手拍了拍傅的后脑勺。傅改口说：本地女孩也有啦，不在这里，都在宾馆里招待外国人啦。

三个人停了自行车，沿街步行，除了霓虹灯和金鱼缸里一闪而过的女孩们，并无其他风景，女孩们也不出来招徕客人。走到一家桑拿房门口，见两条壮汉正在殴打一个穿制服的服务生，帽子都打飞了。三人不动声色，站着看，直到一个穿夹克衫的矮胖男人在几个人的簇拥下钻进一辆凌志轿车，傅民生才说：那就是叶嘉龙。二俞面面相觑，目视汽车开走。后来，俞恒拍怕俞凡的肩膀，那意思是对方人太多，算了。

人走空了，被打那服务生坐在地上不动，傅民生过去轻轻踢了他一下，问道：叶嘉龙为什么打你？服务生说：走路不小心撞了他肩膀。傅民生说：你这不是找死吗，叶嘉龙的肩膀。服务生站起来，冷笑着抹了一把鼻血，本想回去，俞凡递了一包餐巾纸给他，又发了根烟，说：听口音是南方人。服务生说：江西。俞凡说：我们同乡。

这服务生叫周伟彬，当晚一起喝了点酒，他来到e市才半年，并不知道叶嘉龙是谁，也不清楚其行踪。矮胖子经常带着人来桑拿房，见过几次，但无法推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时来一群人，有时似乎只有他和司机，如此而已。俞恒问，进桑拿房一次通常花销多少。周伟彬说，一人一两千吧，但这家是会员制，你得买卡，五千一万打底。傅民生问俞凡打算怎么弄，后者摇头说，没想好。周伟彬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傅民生想说，被俞凡制止了。他们打电话让鲁晓麦一起来吃饭，她到场一听就笑了起来，说能凑这么一桌真不容易，全是叶嘉龙的仇人。俞恒又制止她继续往下说，生恐周伟彬出卖自己。周淡淡地说，我在家乡是捅伤了副县长的儿子，逃出来的。那时候，几个人全都喝多了。

周伟彬最初以为这是一伙绑架犯，他建议找几个阔绰的生意人下手，不推荐叶嘉龙，黑吃黑风险太大。俞恒拍拍周伟彬的肩膀，提醒他，没想好的事情不必乱说。不久，二俞也在临平找到了工作，俞恒在一家大浴场做服务生，后来又去了夜总会，俞凡认识了一个开餐馆的女人，在店里帮忙。鲁晓麦喜欢俞凡，为此难过了一阵。然而没过半年，俞凡和那年长而风骚的本地女人也闹翻了。

有一阵子，鲁晓麦和俞恒谈恋爱，两人上过几次床。正如鲁晓麦所说，并不是很愉快的经历，甚至有点滑稽，谈了一阵也就分手了，友谊还在，人没散，挺好。俞恒的腹部有一条刀疤，问是怎么来的，他说，喝酒打架，被人捅了。过后又补充说，我是劝架的，为俞凡挡了一刀，几乎挂了。鲁晓麦摸着这条刀疤，离肝脏很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分手以后，俞恒对鲁晓麦说：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俞凡而不是我。鲁晓麦说：什么意思。俞恒说：不要紧，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情谊，情谊比爱情可贵，上床没多大意思。鲁晓麦说，随便你。事实上，她也不想和俞恒（或者假设是俞凡）继续这种关系，试问一个乏味城市的乏味的女孩（她这么评价自己），从两个穷光蛋外地仔身上能获得什么幸福感？后来，她谈了好几个男朋友，有工厂科室的，有税务局的，说实话，都很乏味，讲话没啥水平，不潇洒，胆小如鼠。她还是喜欢和外地仔玩在一起。

九五年的整个下半年，他们就在市区和临平瞎晃，漫无目的。市面越来越差，工厂开始下岗，大量工人失业的局面似乎无可挽回，人力变得廉价。鲁晓麦辞了工作，她父母和哥嫂在e市北郊做一点五金装潢生意，让她去帮工，她讨厌嫂子的嘴脸，不愿意去受气（店面是她哥哥的产业），便回到铁井镇的老房子住了几天。之后再见面，她告诉这些人，四十公里外的铁井镇，现在也有一个开发区，那里的第一家工厂就是叶嘉龙的，他生意做大了，这一次他不再贩卖女孩，而是用月薪七八百的价钱雇了上百个女工，每天十到十二小时，按在流水线上。

这几个男人谈起叶嘉龙，语气之中并不见得有恨，倒是难掩艳羡之情，成为另一个叶嘉龙大概就是他们的理想。喝酒之后，他们也会吹嘘自己干过的事，或是奇遇。在鲁晓麦听来，部分愚蠢，部分不堪入耳，然而也充满传奇色彩。三个江西人讲到他们的家乡，那些面目模糊的匪徒和无辜的年轻人（但也几乎同样冷酷），无数人参与的械斗和一个人的逃亡，好人坏人，好警察坏警察，好运气坏运气。周伟彬至少讲过三次，他捅伤副县长儿子的故事，虽然细节有出入，但大体不差：开一家空头公司的少爷，专嫖书包妹，在城里飞扬跋扈，某天与一群社会小崽子争执，口头纠纷而已，周伟彬忽然从人群里闪出来朝他大腿上扎了一刀，刺进去十公分，社会小崽子们傻了眼，立即逃散。周伟彬开着摩托车逃到南昌，什么都没带，扔了车子就跳上火车，留下父母在原籍顶缸。俞凡问：你和他有仇吗？周伟彬说：没仇，看不惯他。俞凡向他伸大拇指，意思是牛逼，还有另一层意思是老子看不懂你。周总结道：可惜了，听说有人出钱买他一只手，我应该砍下他的手去换钱，现在的结果也没太大区别。无论如何，捅了副县长的儿子，是一件大事。周似乎并不介意再捅一个人，前提是要有报酬，不想再白干一票。傅民生有时也会吹嘘，学着周伟彬那冷冰冰的语调，但都是令人发笑的小事，于是他吹嘘自己的父亲，周仍然发笑，因为真正的不法之徒是不会为了钱去给人顶罪坐牢的，自由很可贵。俞恒安慰傅民生，你父亲是条汉子，尽管不太值得。周伟彬喝多了，问俞恒，你又做过什么大事呢。一再追问之下，俞恒拉起毛衣，给他们看腹部的伤疤，轻描淡写地说：我被人做过大事，有人曾在街上给我动了个外科手术。

九六年春节，二俞回了江西，俞凡补办了身份证，伪造的那张他没扔掉，必要时也许还用得上。周伟彬留在临平，节后见面，他有了个女朋友，名叫徐丽萍，傻里傻气的，问她在哪里工作，她也傻笑，不回答。她来到e市已经三年，仍分不清东南西北，没去过商业街和百货大楼。鲁晓麦不禁疑惑，这个女人到底是干啥的？总之，就这么加入了进来，有时也坐在一边听他们聊大事。

鲁晓麦说，相比之下，俞凡最会交际，在e市交到了几个朋友，一度混进餐馆女老板的圈子（都是本地人），颇有发言权。而周伟彬和俞恒，尽管他们声称要做大事，但实际上朋友少得可怜，人际关系极为狭窄，他们在异乡混不开，典型的边缘人。鲁晓麦大专学的是企业管理，懂一点组织管理学的知识。她的结论是这伙人的所谓“大事”，最多也就在储蓄所抢个十万块钱，可能连脸都不用蒙上，因为根本没人认识他们。

在临平这半年，几个人意气消磨，本来，他们应该散伙，各走各的路，但是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九六年春天，有一家塑料薄膜厂的销售员将一批货低价卖给了俞凡，俞凡凑不够钱，找鲁晓麦借了两千元，事后这笔货转到她哥哥店里，赚了一笔，俞凡还了鲁晓麦四千元。照她哥哥的判断，这是赃物，偷来的，但明明是销售员手里出来的。她哥哥说：你就先问问那销售员还在不在公司吧，有些公司用的是假人，多半来自外地，证件和身份全都伪造，销赃之后，这人就跑了，数额如果只有万，报警也是麻烦事，老板自认倒霉；这些人是怎么骗取老板信任的，实在费解，按我的原则是任何外地人都不能相信。鲁晓麦去问俞凡，俞凡笑笑说：这个销售员是我在餐馆时认识的一个顾客，照理，这批货他直接卖给经销商，应该能多赚点；他找了一个下家，对方却不敢收赃，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他送进监狱，他没胆子了，急于跑路（想想看那么一大车塑料薄膜），就把货给了我。鲁晓麦说：他倒信得过你。俞凡说：外地人在某些事情上比你们本地人可靠得多。后来他又说，用同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卷走上百万的货，只是要混进公司有点难度。

一九九六年，鲁晓麦进入美仙瓷砖，公司初创，她做储备干部，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后来在人事部做助理。周伟彬有中专文凭，进了储运部，日日在总仓点货。俞凡冲着卷货去的，投档销售部，用的是伪造身份证，没接到面试通知。傅民生连高中都没读完，进厂恐怕只能做苦力，他没投档，用手面上的最后几万块钱盘下了安达旅馆，俞凡和鲁晓麦也占了点小股。这一次他们博对了，夏天，外来务工的年轻人源源不断涌进铁井镇，随后去往开发区，他们到站的头一件事就是找一家便宜旅馆落脚，投亲靠友或是自谋生路。傅民生的生意兴隆，他不甘寂寞，志向远大，找了几个女孩在旅馆里招徕生意，还没来得及做成一单就被派出所警告了，罚了一笔钱。鲁晓麦说，傅民生有点蠢，异想天开，他以为自己开的是大酒店呢。住旅馆的打工仔既不需要早餐也不需要特殊服务，他们像飞错了目的地的候鸟，只想审慎地度过最初的几天。

这一年，俞恒消失了。鲁晓麦问起，俞凡才解释道：俞恒在夜总会染上了毒瘾，春节回家乡被警察抓了。问要坐多久的牢，俞凡说也就是劳动教养，很快就能出来，不必担心，他扛得住，戒毒吧。说话的口气很轻飘。鲁晓麦问，戒得了吗，什么毒，鸦片还是海洛因。俞凡说，当然是白粉。

俞凡觉得开发区不错，比临平镇更好，是一块“处女地”。不久，他在劳务市场、安达旅馆之间往返，做人头贩卖的生意，收取两三百元的介绍费，由鲁晓麦接应，安排到美仙公司的流水线上，又结交了另外几家企业的人事科员，与人拆账。这门生意基本合法，有时会产生纠纷，也都摆平了（这绝不容易，小麻烦总是会酝酿大祸）。这伙人分工明确，做事还算谨慎，在最初的一年里赚了点钱，几乎忘记了初衷：卷一批货逃走。只有周伟彬时常提起，因为他在储运部待得实在太苦。为了塞他的嘴，俞凡分了一份钱给他。后来，俞凡问周伟彬，调到外地仓库以后，能不能直接开仓卷货，周伟彬吓了一跳，说：本仓我可以做你的内应，神不知鬼不觉，到外仓我就是唯一的责任人，你把我一个人杠上去的话，咱们就不是同伙了，而是上家和下家的关系，你先付五十万现金给我，一百万的货归你。俞凡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周伟彬笑了起来，他说外地仓库根本没有五十万以上的库存大理石，只有不值钱的瓷砖，你真要想搬的话，有本事把本仓搬空了。

有一天，他们在镇上看到了那辆凌志轿车开过，同时默然无语，直至轿车消失。俞凡开口问道：有没有办法混进嘉龙玩具厂？鲁晓麦说：玩具厂全是女工，混进去也是徒劳，叶嘉龙并不常去厂里，甚至这辆凌志轿车里有没有叶嘉龙你也不能肯定。其实不用她提醒，俞凡也清楚这些事实，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初衷，他到e市的目的。鲁晓麦吃不准他想干什么（他讲话擅长半真不假），到底是要叶嘉龙的钱还是命，或者根本就是说着玩玩。这时，周伟彬慢悠悠地接茬说：弄死这样的人，你最好去搞一把枪，动手的时候，最好不要讲什么废话，对着他的脑壳扣扳机。俞凡仍然望着汽车消失的方向，仿佛那里会凭空走出一个仇人，他问周伟彬哪里能搞到真枪，周说，不知道。

周伟彬的女朋友徐丽萍，是一个奇怪的存在。最初，他们让她在安达旅馆坐账台，后来发现她不但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弄丢钥匙，找错钱，疏于打扫卫生。她唯一的优点是脾气好，听从，甚至是臣服，有时周伟彬没理由地打她一个耳光，她也认。鲁晓麦说这一对是绝配，周不会有任何女人喜欢，徐恐怕也找不到像样的男人，现在他们凑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辞退了徐丽萍，她离开安达旅馆以后仍然混在镇上，但没人知道她做什么工作，总不可能是周伟彬养着她。

有一天，徐向鲁晓麦承认，她是一个按摩女。鲁晓麦想，这样的女孩怕是也只能做按摩女了，然而按摩女也不应该如此无知啊。徐丽萍说，是大浴场里的按摩女。在铺满大理石的古罗马风的浴场楼上，有一排黑暗的小屋子，每间里面都有一个女孩坐在榻榻米上，走进去看不见女孩的脸，也看不见客人的脸，双方可以交谈，但是看不见脸，除非客人要求上厕所，女孩会送他们过去，穿过走廊，那时或可以看一眼，但是绝大部分时候，都看不见，也没有人要求看一看（那是多余的、危险的）。

鲁晓麦并不清楚这些花样，问到底是做什么，按摩还是卖淫？徐说，不做那种事，给客人打飞机。鲁晓麦问，干了多久？徐说三年多，来到e市以后就做这个，在黑暗的屋子里长时间地靠双手吃饭，像盲人。有些客人把它称为“鸡窝”，那些跪坐在榻榻米上的女孩，有些很老了，有些相貌平平不太可能在明亮的地方找到客人，有些可能真的是残疾或者有病，有些仅仅是不想跨出最后一步（出卖自己的下体），她们在黑暗中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像孵蛋的母鸡。“鸡窝”指的是母鸡，不带贬义，一点点嘲讽是在所难免的（那些只够有钱打飞机的男人同样需要领受这“一点点嘲讽”）。她希望鲁晓麦不要因此看不起她。

鲁晓麦并不介意和一个按摩女做朋友，她问徐丽萍，周伟彬知不知道这件事。徐丽萍说，当然知道，他就是在按摩室里认识的我。鲁晓麦无语，最后只问了一句：为什么跟周伟彬这个渣子谈恋爱？徐丽萍说：想有个依靠，想和一个不是在黑暗中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鲁晓麦生气地说：那就让周伟彬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你！徐丽萍摇头说：你误会了，周伟彬打我是因为他性格有点暴躁，但他并不在乎我是按摩女，他也从来不花我的钱，大部分时间他对我很好。一个男人真不真心，主要看他花不花你的钱，以及，怎么花你的钱，其余次要。鲁晓麦心想，真他妈的悲惨啊，靠想象力无法触及的悲惨，不能获得任何同情的悲惨。

徐丽萍告诉了鲁晓麦一件事：她在铁井镇的大浴场上班，已经好几个月，做同样的工作，有一个常来的客人，自称是大老板的司机。几次之后，她和司机有点熟了，聊些家常话。这人嘴不太紧，也或者是根本没有警惕心，有一次他向徐丽萍抱怨说，老板每次都去楼上包厢找比较贵的女孩，司机进廉价的“鸡窝”，老板爱泡澡，略抠门。徐丽萍问他开什么车，司机说，一辆黑色的凌志，有时也开桑塔纳。鲁晓麦听了，身上一激灵。徐丽萍问：这些事该不该告诉那几个男人？鲁晓麦说：一句都不准提，咱俩根本猜不出这些男人会干出什么事来。

鲁晓麦让徐丽萍起誓，这才稍稍放心，此后又总不免会想，一个按摩女起誓能管什么用，搞不好有一天她就在“鸡窝”里把同伙出卖给叶嘉龙的司机了呢？有好长一段时间，大伙相安无事，小镇变得热闹、富裕。九七香港回归之夜，很多打工仔在街上看电视，升国旗的时候大伙都说，以后，香港就变得很近了。确实，开发区现在看起来和广东没什么区别，广东也是这样乱糟糟的地方，让这些没读过书的年轻人混口饭吃。人力固然不值钱，但比内地省份好多了，比城市里的下岗工人甚至还多一份骄傲，吃饱肚子睡一觉，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奢望。鲁晓麦说我怎么能想到，在短暂的平衡之后，某一天，这群人全都失去了理智。

鲁晓麦在我房间里住了四天。白天，我冒雨带她出去玩，这是她第一次来重庆，对吊脚楼和错综复杂的山路感兴趣；夜里做爱，像久别的恋人（也像是和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做爱），旅馆的隔音很差，我让她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到第三天时，她来例假了，于是不再做爱，整夜抽烟，忍受剧烈的痛经。这个漫长的故事就是在烟气弥漫的夜晚讲给我听的，但是仍未讲完（此前在铁井镇的老房子里，她讲了一个遥远的开头）。途中她曾停顿下来问我，这能不能写成小说。我说，好故事，人物越讲越多，我期待着杨雄和林杰出场，讲讲林杰是怎么把梅贞让渡给杨雄的？

梅贞从来没有答应过和杨雄在一起。鲁晓麦说，让渡这种词，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拍拍她的头。确实，在《天方夜谭》里，国王绝不会提示山鲁佐德自己已经猜到故事的下一步，山鲁佐德也不会问国王这是否能写成小说。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应该处于一种半催眠的状态。

第五天早晨，鲁晓麦没打招呼离开了旅馆，厚外套扔在床上。外面的雨下下停停，不知道这种天气她忍受着腹痛出去做什么。我打电话给周劭，他正在h市接管林杰留下的摊子，库区办公室讲话不方便，说等几天发邮件给我。林杰是个假人，这件事在储运部已经传开。周劭在电话里告诉我，林杰的活儿相当干净，库存与报表一致，有一批大理石失踪了，但根据搬运工回忆，是在林杰失踪以后出的货，可以肯定是邓文迪干的（这个锅是林杰背了）。假设林杰没有监守自盗，那么请问他作为一个假人，有什么意义？

我回到房间，叠好鲁晓麦的衣服，坐在床上抽烟，又翻了几页书。卡夫卡在这一段里向密伦娜提到了过去的恋人，无疑指的就是菲莉斯，他说那姑娘是承受不幸的人，而他更倒霉些，既施予了不幸，又承受了不幸。到中午时，鲁晓麦回来了，脸色苍白，头发上沾着雨水。旅馆的洗澡间在走廊尽头，我想去给她开热水器，她说不用。接下来，她坐在我身边，问道：为什么不问我来重庆的原因？

我们已经从菲莉斯读到密伦娜，密伦娜的结尾在这本书之外，卡夫卡死了。我开玩笑说，感觉你的故事还没有结尾。然而鲁晓麦并不欣赏这样的玩笑，也无心和我继续这无聊的比喻，她起身拉开门，看了看外面，又关上，回头告诉我：我是到重庆来见俞凡的。

一九九七年春天，俞恒来到铁井镇，他变得消瘦、憔悴，讲话逻辑也不大好，长达半年的劳教似乎侵蚀了他的身体，有没有戒掉毒品，天知道。他带来了三个精壮青年，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林杰、杨雄、汪忠铭。

杨雄身高一米八五，极为强壮，学过拳，与普通成年男子可以一对三肉搏，但他们也说过，杨雄这样的人在街头死得更快些，被人刺一刀，或者轰一枪，都有可能。杨的左右肩膀各有一条飞龙刺青，画工粗糙，小作坊没花几个钱弄出来的货色。傅民生嘲笑说，像蛇。杨雄要打他，俞凡就说：像蛇才好，如果像龙，你就死定了，你扛不起两条龙。

汪忠铭是一个爱带刀子的人，他常年在口袋里藏一把细长的跳刀，金属刀柄上刻着华丽的十字架花纹，据他自己说是俄罗斯的货，从上海大自鸣钟电子市场淘来的。刀很锋利，藏在手心不易察觉，捅人的一瞬间才弹出刀刃，他练这个招数很久，不过从来也没有在真人身上试过手。那个年代，车站码头都还没有常规安检，他揣着刀子自由出入，和无数跑江湖的年轻人一样，但他究竟是不是使刀的行家，鬼知道。

林杰风度翩翩，他说我不会打架，也不会捅人，会弹弹吉他，唱台湾流行歌曲。不过，他没有吉他。鲁晓麦注意到他用一根电线扎着裤腰。林杰笑笑，解释说，前天在e市喝醉了，倒在街上，翌日醒来发现皮带和钱包都被人偷走了。鲁晓麦便问，身份证呢。林杰说，身份证还在。鲁晓麦就到街上买了一根皮带给林杰，他甚为感激，赚到钱以后回赠了一件裙子给她。林杰像个绅士，讲话做事特别要脸。

这三个人都想进美仙公司。鲁晓麦从不亲自接待打工仔，从分工流程而言这是傅民生的事，但这一次，她给了俞恒一点面子。俞恒说，在e市火车站，他被几个小崽子纠缠上了，是林杰出手救了他，随后发生的一场斗殴中，四个人联手打跑了对方一群（杨雄一打三，头上被人敲了一杠子）。现在他们是兄弟。

鲁晓麦要了他们的身份证，杨雄安徽人，汪忠铭和林杰来自贵州。她反复看林杰的身份证，又诈了一句：做得真像，花了多少钱？林杰说：伪造身份证是要坐牢的。鲁晓麦又要求看他们的毕业证书，这次她笑了，对林杰说：这张毕业证书你怕是只花了二十块吧？林杰说：惭愧，本人是贵州人，文化水平也还不错，可确实没有把大学念完。鲁晓麦开玩笑说：可以去做蓝领，上流水线，何必伪造文凭？林杰说：终究不甘埋没。她想，从来没见过一个打工仔这么自信。

若没有鲁晓麦，这三个人都不可能在美仙找到工作。经她斡旋，杨雄去保安部，林杰和汪忠铭去储运部，培训之后成为外仓管理员。俞凡希望他们能在销售部谋职，但未能如愿，销售部员工超编。

这年夏天，开发区的打工仔已经有点太多了，镇东的酒店和大浴场开了好几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做餐饮和零售的商贩，多数也是外地人（鲁晓麦对本地人的评价是既不懂经商也懒于上班，他们最擅长的是收房租）。打工仔的数目从几千到上万，再之后就数不清了。人口流动自此成为中国的常态，户口、身份、医疗，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赚到多少现钱。把钱寄回家，供养贫瘠省份的父母兄弟，把钱存起来，将来开一家小店，像浙江人那样立志做个小老板，或者把钱揣在身上，糊口，结交兄弟，赌博，找个看得顺眼的姑娘。林杰说，所有人都在用肉体换钱，既卑微又合情合理，如果肉体被榨干还没能换来足够的钱，就可以回乡务农或者找个地方吊死自己。他又说，不论你想到过去还是想到未来，都会失去活下去的意义，你只能想想现在。

俞凡仍然混得风生水起，他结交了镇上的几个江西老表，其中一个在宾馆做安保主管。鲁晓麦提议让林杰去宾馆工作，俞凡说：咦，心疼林杰吗，他有女人缘啊。鲁晓麦说：只是觉得林杰更适合在酒店工作，那鬼地方容易混出名堂。然而安保主管并不欣赏林杰，见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宾馆规矩大，你受得了吗？林杰抽着烟说：不一定。此事立即告吹。俞凡考虑周伟彬去顶替，众人一致反对，说周很可能找个有钱的客人扎一刀，然后抢了钱跑路。

可是，扎人的是汪忠铭。他在白家村用刀子刺了一个十六岁的湖南少年，然后跑回宿舍，让林杰和杨雄想办法。湖南人不好惹，当晚找上门来，其中有美仙公司的同事。这时三个人已经躲到安达旅馆去了。俞凡问汪忠铭，为什么扎这么个小孩？汪说，去洗头，那小孩在里面和洗头的老阿姨胡搞，我看着生气，踢凳子提醒他们，小孩跳起来骂我，我就扎了他一刀，扎在大腿上。俞凡说，这他妈的是两个耳光就能解决的事情，你居然捅人。汪忠铭叹气说，这么小的鬼崽子，就出来把妹，把的还是个阿姨。

几个人在安达旅馆和湖南人谈判，对方要求赔一万元，必须汪忠铭离开铁井镇，再也不许回来。俞恒试图砍价，湖南人十分厌恶他的衰相，说我们和你这种人有什么可谈的，没得谈。这时俞凡到场，把对方当家人拉到外面，聊了几句，价钱直降到三千元，汪忠铭可以留在开发区，但不许再去白家村。事后摆酒，给人磕头敬茶，算是了结恩怨。在那个场合下，鲁晓麦一直记得湖南人对俞恒说的一句话：道友，你这样子都快挂了，还出来混？

这伙人把汪忠铭赶走，是一个月以后。有一次聚餐喝酒，俞凡说，汪忠铭我不想再留了，请他走。林杰和杨雄问为什么。俞凡说：汪忠铭在外面喝酒吹嘘，说你们三人在城里打工的事情，给一个做水产批发的浙江老板跑腿，嫌钱少，计划绑票老板的儿子，后来不知怎么的放弃了。绑票倒在其次，在外面喝酒瞎吹，被人听了去，传到我耳朵里。林杰忙说：没有这回事，我和杨雄四处讨生活，不曾想过犯大事。聚餐不欢而散。自此，林杰也逐渐疏远了汪忠铭，觉得他是祸种，放在身边，总有一天会出大事。

九七年冬天，林杰被派到外仓，因为讲话做事颇有法度，给了他最重要的上海仓，之后紧急调到重庆，当时重庆的销售员卷了一批货逃走（这是美仙公司第一起卷货事件），林杰处理得相当好，首先稳住了仓管员，让那个失魂落魄的笨仔回到总部述职而不是撒腿跑路；其次报警，尽管并没有抓住这销售员，但至少立了案；最重要的是，他竟然追回了一小部分赃物，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林杰一度成为储运部的明星员工，若不是因为他栽在h市，再过一两年，他会成为童德胜的副手，取代那个被汪忠铭砍了手的祝森，月薪五千，有一间朝北的单人宿舍，从此不必再放外差。

那么十兄弟这个名头是谁想出来的？当然是傅民生。第十个人叫张泽华，是徐州人，俞凡的朋友。他来得最晚，也最有用，他有驾照，会开卡车。后来俞凡他们凑钱买了一辆报废面包车，也是由张泽华开着，有时跑跑运输，拉拉黑车。那个色情舞女郎，是他们从外地哪个不入流的草台班子里找来的，一度还和张泽华谈过恋爱。张打架极狠，照俞凡的说法，比杨雄下手黑得多。至于他有没有案底，鲁晓麦不知道（相比之下，林杰和杨雄底子干净得多）。

铁井镇上这数万打工仔在镇民看来全都长着同一张脸，但他们自己能分清自己，相异的眼神，不同的口音，各自命名的来处或去处。那些由打工仔组成的小团伙，不知道该定义成帮派还是组织，当时还没大规模扫黑，帮派听起来很威风，然而也很幼稚。当张泽华提出他们应该给团伙取个名字的时候，众人嗤之以鼻。只有傅民生附议：就叫十兄弟吧。数了一下，连女的在内共九人，凑上不在场的汪忠铭是十个。俞凡把汪忠铭的名字摘了，可是十兄弟这个名头，终究显得可笑，像一群没出路的小崽子。傅民生说：当年我爸爸和叶嘉龙他们就是十兄弟打天下，铁井镇无人不知，我们拉虎皮、竖大旗。俞恒拍拍傅的肩膀说：你们应该开公司，而不是做土匪。

十兄弟的名号第一次亮相是在白家村的渣土场上（十个人并未全部到场），起因是有人抢了杨雄的女朋友，一个三心二意的安徽女孩，与来自安徽北部的一群打工仔交往上了。杨雄约斗，对方没有怂，各自带了些人。深秋的傍晚，渣土场散发着一种温和的异味（有时它散发的是腐烂尸体的气味），与人身上的汗味近似。对峙时他们发现对方派出了一个比杨雄更强壮的青年，重型机械厂的钣金工，光头上有一道疤。杨雄慎重地给自己绑了绑鞋带，脱光衣服，露出身上的刺青。单挑之前，双方像古人一样互报了姓名，随后动手，打了一分钟没分出高下，后来，杨雄踢中了钣金工的下体，又往太阳穴上补了一拳，俞凡等人一拥而上劝住杨雄（生恐他闹出人命），战斗结束。尽管胜利毫无意义，也不能唤回变心的女孩，傅民生仍然威胁对方：不要惹我们十兄弟。对方露出惊讶的表情，说：你们是十兄弟？你们不可能是十兄弟。

为什么不可能？安徽人回答：因为十兄弟杀了人，就在半个月前；警察正在找他们，那伙人全都跑了。

我们没有杀过人，我们是另一伙。俞凡说完，带着他们走了。也就是那次，鲁晓麦听到有人在身后嘟哝了一句：那家伙是拉皮条的。

在鲁晓麦看来，拉皮条充满罪恶，她想知道俞凡是怎么做这门生意的，有多少人参与，赚了多少钱。俞凡对此讳莫如深，只是告诉她：干这种营生，如果被警察抓住，坐牢不会少于五年，可能十年，最严重的判死刑。鲁晓麦问什么情况下会判死刑，俞凡答道：黑社会强迫妇女做这个。鲁晓麦问自愿的多还是强迫的多。俞凡说：生活强迫我们，我们就会自愿。鲁晓麦说：你这是屁话。俞凡说：好吧，其实，不在乎的人最多。

一九九七年冬天，俞恒撑不住了，他是第一个离开的人。后来问起，俞凡说，俞恒身上经常揣着三克五克的白粉，他已经劳教过一次，有案底，一旦落在警方手里必判刑，为了避险，俞凡托人把他送到南方去了，那里管得松，白粉的价钱只有铁井镇的三分之一。俞凡叹息说：真可惜，俞恒本来可以去美仙瓷砖销售部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一条线就齐了，可以把货卷跑，现在是不行了。鲁晓麦讽刺说，让林杰和周伟彬把仓库打开啊，直接把外地仓搬空了。俞凡摇头，说，他们都不愿意，我不强人所难。鲁晓麦问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拉皮条还是卷货？俞凡说，我初衷未变，做一票大的，眼下的状况叫作蛰伏。

有一天鲁晓麦梦见这伙人被抓走了，全都赤裸上身跪在铁井镇派出所那条幽暗的走廊里，有人用手枪指着他们的头，不是警察，是和他们差不多的年轻人。远处有一个大喇叭在宣判他们的罪行，杀人，贩毒，卖淫，诈骗……鲁晓麦大声辩解，不是啊，他们全是小打小闹，拘留几天足够了。持枪的年轻人什么都没听见，一个一个开枪打死了他们，那场面和她看过的香港录像片完全一致，连色调都吻合。她确信这是梦，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就躺在老屋的沙发上看电视，那九个人全都坐在身边，嘻嘻哈哈，谈论着发财梦。接着，警察破门而入，她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逃亡。她真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外面下着冷雨，林杰和周伟彬都已去往外地，俞凡带着张泽华混宾馆的圈子，很少再来安达旅馆。她感觉这些人已经走到了散伙的边缘。

鲁晓麦说她曾经读过一个很短的故事，忘记了作者和题目：南美洲为非作歹的残忍凶手，贩卖黑奴，劫杀路人，后来他想搞出一摊大事，想成为创世英雄，然而未及动手就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干脆地迎接了末日。故事莫名其妙，草草了事，带有一丝讽刺（可以肯定是出自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她想到俞凡和俞恒，想到最初相遇时他们眼里的杀气，似乎真的要在这码头上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结果只是惦记着卷一批建材逃走，连这个都没做成时，不得不成为最低贱的皮条客和瘾君子。鲁晓麦想，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次年，俞凡告诉她：俞恒失联了。广州的兄弟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找了一圈没下落，就算了。广州的兄弟说俞恒情况很差，先是升级到注射器，后来开天窗（动脉注射），他活不了太久，或者已经死了。鲁晓麦问，你居然不难过吗，是你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你没管好他。俞凡说：我昨天大哭了一场，今天已经好了。

在重庆灰蒙蒙的天气里，这个两千公里以外的故事再次告一段落。我想听完，鲁晓麦却说：没什么可讲的了，做保安的死了，开酒吧的死了，投在酒吧里的钱全都打水漂了。那个拉皮条的被警方盯上了，运气不错，逃出了铁井镇。开车的不知道去哪里了。至于那两个仓管员，我想你也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我说，林杰的事情我知道，周伟彬怎么了？

我们出事以后，他没跑，他以为自己在江西犯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摆平了。鲁晓麦说，江西警方将他捕获了，在他的库区。

同样，她回不了铁井镇了，公司正在查她，是不是够得上刑事罪也很难说。惹上麻烦就立即逃走，而不是束手待毙，这是她从俞凡那里学来的。我说，也像是一种古老的信念，畏罪逃亡兼具怯懦与勇敢的双重性质，逃避一个神，面对另一个神。逃亡会让你感受到命运（相比之下，小说和电影里的命运更接近沙盘演示），在逃亡中，日常的事物也被放大为命运的暗示，并逐步失去光芒（两个神合而为一）。她显然没听懂我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问她换了身份没有，回答道：没换，我的麻烦不大，够不上全国通缉，但也回不了家了。我俩往外走时，她又说，不会在你这里待太久的。

我想起了郑炜的事情，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鲁晓麦说：由于警方扫黄，俞凡那位在宾馆做事的老表被抓进去了，他有没有供出人来，不知道。俞凡躲了一阵，他似乎是失去了耐心，决意要在九九年结束之前做一票大的。他的计划是让林杰和周伟彬都回到总仓（无须太久，天即可），在夜班时负责发货，由张泽华开重卡进厂，杨雄是门卫，予以放行。他们会一次搬走价值五十万的大理石，找个隐秘的地方就近卸货，一夜往返三次就是一百五十万，然后，周伟彬和林杰消失。周不怕通缉，给钱即可；林杰是假人，换个身份去哪儿都无所谓。杨雄没有太大责任，还能在原岗位上待着。他们想法缜密，同一车辆在同一夜出入三次不合理，计划用三辆重卡，可惜司机只有一个，否则可以直接把车开到上海。他们还留了一个后手，就是在人事部销毁涉案者的资料，然后，顺利逃脱。

我说：这计划听起来不可思议，认真想来，还真是可以。

鲁晓麦说：唯一不肯配合的是林杰，他不想这么干，但是没有林杰，仅有周伟彬，也行。只是流程上，还缺了一个连接点。

我说：叉车司机，因为叉车司机也要看出库单据。你们瞟上了郑炜。

鲁晓麦说：是郑炜送上了门，而且他也答应合作。可惜俞凡运气不好。

我说：酒吧纵火，杨雄被杀，林杰和周伟彬失手。

鲁晓麦说：真正的原因是，谁也没想到半道杀出一个倪德国，一个我都没有看出来的假人，独脚大盗，他就这样打乱了俞凡的计划。等到俞凡想动手的时候，总部仓库提高了戒备，已经没有空子可钻了。俞凡和张泽华想把郑炜灭口，是我通知了郑炜，啥都没讲，就让他撂下所有的家当，立即逃走。

这天下午，鲁晓麦心神不宁，在屋子里踱步，鞋上沾满了黑泥，那是煤渣，我知道她去过库区了，附近只有库区的泥土是这种颜色。下午两点，她再次离开，我跟出去看了一眼，确实是往库区方向走。我猜她是去见俞凡，但为什么安排在库区，也许只是因为那里比较清静吧。等她走远，我回房间拿了钥匙，又拿了一把跳刀，也往那方向走去。库区很安静，几名装卸工在屋檐下打牌，绕过一片露天堆放的货物，到公司库房门前，我发现锁已经开了，门虚掩着。我第一反应是鲁晓麦动了我的库房钥匙，回忆了一下，此前钥匙一直在我抽屉里。我开门进去，看见俞凡站在那豁了口的天棚下面，穿一件米色束腰风衣，鞋帮上全是泥。他正在抽烟，见我发呆，就抛了一根烟给我，我没接住，问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回答：林杰有钥匙。我把手伸进衣兜，握住跳刀，往前走了几步，他没动，我掏出刀子，林杰和鲁晓麦从货堆后面跑了过来，林杰持一把手枪指住我的头。库房很暗，有一段时间，我们四个人都不说话。俞凡站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打量着库存，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问：这一仓库的货，能值多少钱。我说：上百万元，其中一批岗石比较贵。他问岗石和大理石的区别，我说岗石是人造的，大理石是天然的，问林杰就行了。这批货在建材市场上价格坚挺，即使打对折出售也能值二三十万。俞凡说：分到每个人手里，就只有五六万了。我说：但我的身份证是真的。他说：那就不为难你了。这时，鲁晓麦制止了他继续开玩笑，让我们把手里的凶器都放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杰，储运部的明星员工，假人，一米七五的身高，穿着一件不起眼的黑色派克服，背着双肩包，头发剃得很短，模样像个悍匪。他略为佝偻着身体（后来我知道他肋骨断了不久），让我坐下，坐在瓷砖包装盒上。我问他，以前有没有用枪指着别人的头。他居然笑了，说：第一次，试试感觉，也可能就真的打爆你的头了。他手里仍然拿着枪，指着地面，随时都可以举起来打一发子弹。这太愚蠢了，后来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的爷爷就是被人用枪打死的。俞凡走过来拍了拍林杰的肩膀，让他把枪收起来。

我出去前，林杰忽然回过头问我：杨雄的死，和周劭有没有关系？我问他什么意思。林杰说：那个叫周劭的人，和你一起进公司的，他也喜欢梅贞。我说：去你的吧，你摸着良心问问有没有把梅贞让渡给杨雄，至于杨，仅仅在美仙公司就有一半人有理由杀死他，包括我，因为这个狗娘养的打我，不客气地说，他该死。鲁晓麦不再让我说话，推着我离开了库房。

鲁晓麦陪我在外面抽烟，听到仓库里传来争吵声，又迅速沉默。我缓和了一下情绪，感觉他们的谈话并不会那么快结束。有一阵大风吹来，库区的油毡布同时发出声响，装卸工们追逐着几张扑克牌，一直跑出大门。我对鲁晓麦说：假如我现在狂奔到派出所，会怎么样？鲁晓麦说：我会追上来一枪打死你。我笑了起来，鲁晓麦说：你这个白痴不会真的去报警吧。我说：不会，我怎么能让小说里的人物终结在警察手里呢？

这天晚上，三个人结伴走了。我回到旅馆以后，给周劭打电话，h市库区办公室一个搬运工接的电话，说他不在，此后我也就懒得再找他了。我躺在床上，不断回忆手枪指着我的那片刻时间，那感觉奇异，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的晕眩。后半夜，我迷迷糊糊想起应该给仓库换把锁，立即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出乎意料，鲁晓麦回来了，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她的样子看上去已经疯了，抽了很多烟才镇定下来。我坐在椅子上等她缓过神。后来，她告诉我，在火车站广场，林杰和俞凡去上厕所，两人把提包交给她，林杰犯了一个错误，他忘记了别在后腰的一支火药枪。后来，枪掉落在地，两名年轻的纠察恰好撞见，试图揪住林杰。俞凡没说一句话，趁乱离开了厕所，拉着鲁晓麦就走。鲁晓麦回头，看到林杰狂奔出来，往反方向逃去。附近的警察急追上去，两名纠察大喊，他还有同伙。俞凡低声说，别回头，继续走。就这么离开了火车站。

他可能落网了，一个肋骨断了尚未痊愈的人能跑多远。我提醒鲁晓麦，携带枪支判五年。鲁晓麦说，他身上那支是火药枪，两支手枪还有伪造证件都在我包里。火药枪判多少年我不清楚，遇着严打也许同样五年。我说，如果你带两支枪，被抓住可能是无期徒刑，你不但私藏，并且贩卖枪支弹药。那样的话，你就是替他们去死。

鲁晓麦的故事回到了一九九五年。林杰真名叫林正旺，嫌这名字俗气，想改一个，派出所不同意。他带着这个名字从贵州出发到广东谋生，找到一份工作，在私营服装厂熨衣服，月薪七八百，没有加班费。没多久，他就厌倦了永无休止的流水线程序，厌倦了车间里的酷热和噪音，浓重的甲醛气味令他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后来，他认识了一个来自浙江的女老板，做布料生意的，就跟着她去了诸暨。两人年龄差得挺多，女老板比他大六岁，有可能只是把他当面首，也有可能是真的喜欢他，对他而言区别不大，总之，离开车间流水线给了他一条生路。女方的生意做得不算大，小康水平，供他吃住，在公司里给了他一份差事。他也没让女老板失望，忠心耿耿，信守承诺，做事相当谨慎（他比俞凡靠得住），除了爱喝酒之外也没啥缺点，喝多酒以后他会变得暴躁一些。他待在诸暨那个小城市，想到后半生就会在此落脚，娶了她，挣点钱，也是可以接受的结局。后来发现那女老板还没离婚，男方一直拖着，他也觉得无所谓。他有一个古怪的梦想是成为歌星，他会弹弹吉他，嗓音条件一般，外形尚可。总之，待在诸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必须去北上广才行。

一九九六年他押一批货到e市，对方公司是生客，十分热情，请他吃午饭，一边让会计给女老板打汇票。他让货车停在公司门口，先不要卸货。午饭和对方几个经理喝得稀里糊涂，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楼外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钱包也被掏了。他知道出事了，大半夜追到对方公司，只剩一辆空车和一个在驾驶室里同样喝糊涂的司机，货和人全都消失了。他推醒司机，司机说，你一走他们就卸货了。他说我没让你卸货呀。司机说，不不，你临走前让我卸货了。这件事永远说不清了。他没脸再回诸暨，钱，事业，女人，过往的经历全部归零了。

他在e市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杨雄，当时杨在那家酒楼做帮工。他回到酒楼询问情况时，没有人知道那几个陪他吃饭喝酒的人是谁，建议他报警，不过也没什么用，要是报个警就能抓住骗子的话，世界上就没有骗子了。杨雄看他一脸沮丧，身无分文，就请他吃了顿饭，当晚在酒楼里搭住。两人并不认识，纯粹是帮他。他就落脚在这家店里，并向杨雄借了五百元，到火车站做了一张假身份证，取名林杰。

他在后厨帮工，晚上和杨雄一起睡店里，省了吃住的钱。酒楼外面是夜市，通宵大排档，地摊服装，盗版vcd，洗头房，天气好的时候很热闹，可以整夜不睡，若是天气差就显得十分冷清，站在街边有一种无尽的空虚感，你是怎么被扔到这里的，你能去哪里，还是打算回到家乡做一个合法的走投无路的闲汉？他想到钱。他问杨雄，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杨雄说时间、生命、爱情、自由、尊严。林杰说，这些都能买到，唯独钱是不能花钱买的。钱得是你把一切自认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作为赌注押上去以后才能换那么一点回来。骗子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时间、生命、爱情、自由、尊严，你曾经以为的超越了钱的事物。骗子们只在乎你的钱。现在，你是打算去挣钱呢，还是偷抢拐骗，还是指望着在地上捡到一包够花一辈子的钱？

攒到钱以后，他先还了杨雄的账，又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出去找工作。经济气候不好，有些老板看中了他，给出的工资却还不如饭馆帮工，且不包吃住，他都放弃了。有一天在夜市看到一个年轻人，抱着吉他挨桌卖唱，点歌两元，打赏随意。他从重庆来。林杰告诉他，在e市，人们没有这种打赏的习惯，这里的收入水平比西南地区高，但他们没见过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即使喝醉了都很小气。年轻人听到他的贵州话感到亲切，又叫了杨雄一起喝酒，林杰借他的吉他弹了一会儿，感叹自己手生了，从前想做歌星的梦早就不知道消散到哪里去了。年轻人建议他，一起去做流浪歌手（那个年代最虚幻的梦想）。林杰笑笑。他没兴趣去夜市挨桌唱歌，也没兴趣把音乐当作理想来追求（实际上他只会弹点粗浅的和弦）。他叹息梦想破灭仅仅是因为，这种姿态可以让他多喝几杯啤酒。

夏天他偷偷回了一趟贵州，补办了身份证。他本来可以去广州，那边工作比较好找，可是思前想后仍回到了e市，口袋里揣着一真一假两张身份证，那都是他，林正旺代表了一个属于旧世界的、久久无法平静的自己，林杰代表重生。重生这种字眼，相当滑稽，只有年轻人才会这么夸夸其谈，但旧世界是真的，你甚至还没有感受到旧世界的可怕，就已经被旧世界干掉了。他回到酒楼，看到杨雄头缠纱布，脸肿得像猪头，问发生了什么，回答是被夜市上的南方仔打了闷棍，然后一群人揍他一个。问这仇是怎么结下的，回答说，曾经把一个讲话不知道出入的南方仔一拳打到了墙角。

杨雄只打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在e市，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但敢和他单挑对打的，一个都找不出来，在安徽老家也同样。酒楼老板雇佣他的理由，除了干体力活之外，还能把他当半个值夜班的保安使唤。林杰曾经嘲笑他：你这样能打架、爱打架的人，到了南方，会被一个身高一米六的小个子弄死。小个子笑眯眯地走到离你一米远的地方，对你说，雄哥我给你带了件礼物，然后亮出火药枪朝你龟儿子脸上轰一发，你就结束了。这话应验了一半。

林杰对杨雄的评价是：人很直，但是幼稚，总是强烈感受到不公平。当年在安徽农村，杨本来有机会去部队参军，被村干部的儿子顶替了。参军是这些农村少年的好出路，断了路之后只能去工地上扛包（比种地强）。杨雄离家时，打了村干部一拳，揍下一颗门牙，觉得报了大仇。林杰就说，你倒是溜了，你父母还在人家眼皮底下讨生活。杨雄说，他不敢欺负我父母，我放出话了，惹急了我就杀他全家。林杰摇头说，人家是干部加军属，你终究是个穷人，自以为年轻力壮，再横也横不过年，四海之内都是你的仇人，这样是不行的。杨雄坚持说，我真的敢杀他全家。

挨打以后，杨雄想找夜市上的南方仔报仇，酒楼老板怕牵连，劝后无果，就把他辞退了，怕他闹事，又多封了一个月的薪水给他，请他离开这一片，到别处混去。林杰也跟着辞了工。不久，林杰在城北批发市场找到了一份活，给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浙江老板跑腿，后来自降了两百元工资，老板出双份，把杨雄也雇了。两人认识了汪忠铭，也是这家的雇工，在临近的县级市做事。年轻人很容易搭上话，混在一起吃吃喝喝，有时顺手拎点鱼虾做下酒菜。

关于绑架老板的小孩这件事，林杰澄清，纯粹子虚乌有。首先，只是汪忠铭喝多了瞎出主意；其次，老板全家都移居到了e市，三姑六婆皆在，请问怎么从一群女人手里把小孩抢过来？最重要的是，林杰和杨雄都看不起绑架犯，尤其是撕票的那种。他们是穷，但并不想为了钱去杀人。

在铁井镇，鲁晓麦和林杰关系不错，仅次于俞凡。林杰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优雅气质，见过世面的穷仔，不在乎钱，经常自嘲，经常文艺。鲁晓麦说，你龟儿子讨女人欢心简直不要本钱，女人都会愿意帮你。林杰说，可惜这世界不是女人做主，我落在男人手里就惨喽。

他伪造身份的事情瞒得很好，只有杨雄和鲁晓麦知道。九七年以后，他嫌那张假身份证做得不够好，在重庆和贵阳又分别做了一张，身上揣着三张假身份证，姓名和住址都不一样。很多骗子都这么做，逃避法律制裁，但林杰栽也栽在三张假身份证上。h市的消息传到储运部，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那时鲁晓麦已经离开铁井镇，在济南亲戚家避风头。实际上，她离林杰不远。她打电话给周伟彬，周说，这次是林杰出事了。她赶到h市时，事情已经落定，林杰跑了，她只得回到济南。又过了几天，躲在江西的俞凡给她打电话，说林杰已经回到贵州家乡。三人约在重庆见面。

出事以后，俞凡嘲笑林杰：早知如此，你就应该把仓库大门打开，我和张泽华开着货车拉走一百万货，五个人平分十几二十万，也可以过几年好日子了。林杰说，钱太少。俞凡说，想想那些为了万把块现金就在储蓄所门口杀人的悍匪吧。林杰不语。俞凡说，当初让你干一票，你是怎么回答我的？你说，林杰这个名字，不是用来鸡鸣狗盗的，现在，林杰这个名字，已经挂在了美仙瓷砖的悬赏令上。

我猜鲁晓麦并不是回来找我，而是等林杰的消息，但是俞凡去了哪里？她说，回铁井镇了。我说，鲁晓麦，你一定还有事瞒着我，你讲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重庆的仓库里。

这天中午，鲁晓麦吃一碗方便面，躺在床上，抱着她的黑包。我让她睡一会儿，她要我保证在她睡着以后不打开这个包，不去看里面的东西。我说，两把枪，对吧。鲁晓麦说，对，你不要看，也不要知道。她睡了十二个小时，有时我能感到她做梦了，可能是噩梦，可能梦见了逃亡。凌晨时她醒了，林杰没有出现，警察也没有出现。她问，有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你的包里有三张属于林杰的假身份证，但手枪只有一把。鲁晓麦非常生气，也很无奈。我说另一把枪是俞凡带走了吧，他提着枪回铁井镇做什么？鲁晓麦说：他要去杀掉仇人。

这两把枪是一九九七年林杰从贵州搞来的，仿五四自制手枪，另外还有几十发子弹，价格便宜得难以置信，六百元一把。左轮枪贵一点，八百，好处是不容易卡壳，但他没搞到。这种自制手枪远不如制式手枪做工精良，打第二发子弹极易炸膛，要求持枪者近距离精准射击，一枪打爆头。因为这个原因，他搞了两把，当时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带枪出行太危险，索性把枪藏在重庆仓库的墙洞里（挖这墙洞他还费了一番功夫）。我说，他这么干也很危险，为什么不把枪放在家里？鲁晓麦说，他龟儿子根本没有家了，房子都被他哥占了，但凡有什么把柄，他哥会欣然把他送进监狱。

h市出事以后，林杰联系到了俞凡，说自己有两支枪，干点什么吧。俞凡说，邓文迪和叶嘉龙都是有钱人，在他们身上下手更好，至少不会手软。林杰说，我也不愿意去抢银行、劫杀路人。俞凡说，如果我不想要钱，只想要叶嘉龙，你能接受吗。林杰说，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能查到杀死杨雄的凶手，你也不要介意我多杀一个人。两人约定到重庆取枪，先回铁井镇做掉叶嘉龙，再到h市做掉邓文迪和王宏卫，又约了鲁晓麦在重庆见面，事先并没有告诉她任何计划。实际上，是交代后事，俞凡留了两万块钱给鲁晓麦，另有两万给了死去的远房妹妹的父母。

这个冬天，鲁晓麦从济南来到重庆，天空落雪，天空晴朗，天空阴霾，天空落雨。她说这一路过来，大地上的事物已经看不到。后来知道他们要去杀人，她试图劝阻，让他们理智下来，可是这两个男人并没有发疯，与她一样他们只是不再低头看着大地上的事物。

在火车站，俞凡单独买了一张火车票，要了一把枪，把鲁晓麦留在了重庆，另一把枪指望能交给林杰。俞凡说：两件事恐怕只能分头去干啦，叶嘉龙是我的。鲁晓麦说：要不就算了吧，你一个人干不成这件事。俞凡说：我是一个皮条客，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看过一本美国片子，叫《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为了一个小妓女，把皮条客、房东、嫖客统统击毙了，看完以后你们都嘲笑我，说我已经死在这堆人中间了，此时此地，告别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是：他的养父母不孕不育，从农村亲戚家将他抱养过继到城里，那个赤身裸体摔死在大街上的女孩实际上是他的亲妹妹。

鲁晓麦问我，这能写成小说吗？我说，这个问题令我显得愚蠢，咱们不要再谈了，忘记小说吧，它和世界一样不讲道理。我见过寻找好故事的人，见过抄袭大师的人，见过完美主义者和不完美主义者，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谈论文学都像是在剔牙，漫不经心或郑重其事，总的来说没有秘密可言（也包括我）。此时此地，我只能说，忘记小说吧。

鲁晓麦在旅馆里等了两天，我陪着她，阻止她去公安局打探消息。有一段时间，她情绪失控，想拿着枪去自首，但很快又想明白了，自首的结果是让俞凡提前坐牢。到第三天上，林杰没有任何消息，基本肯定他落网了，然而警察也没来，说明他并没有把事情供出来。落网的那个人不是林杰，是林正旺，一个揣着火药枪打算混上火车的贵州人。

我给仓库换了把锁，它仍然经不起撬棍来一下子，换锁纯粹是心理安慰。鲁晓麦找到那个墙洞，它在一堆滞销库存后面，仓管员在这里待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发现，除非地震或是拆房。她将三张假身份证装进塑料袋，塞入墙洞，接着犹豫起来，该不该把枪也放进去。我说，算了，如果不好好封存，一两年就变成锈铁。我问她，林杰会回来找这些东西吗？鲁晓麦说，不会，我们没约好这件事。我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扔了，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那眼神令人费解。我说，把枪留给我吧。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把枪留给我。

千禧夜，鲁晓麦陪我一起去市区，街上很热闹。鲁晓麦说：整个地球都在迎接新千年。我说：但不是同时，时差关系。这时她提到俞凡，现在应该已经在铁井镇了。我们找了个夜市坐下来吃饭，点了几道川菜，看旁边一桌的人划拳。有两个小伙子抱着吉他过来唱歌讨赏。鲁晓麦说：真的有人卖唱哎。十分高兴。吃完饭，她挽着我的胳膊往解放碑方向走，道路拥堵，未及走到，零点来临，周围传来整齐的欢呼声，这是人类读取无意义的时间的声音，也是诸神给出的永久沉默。鲁晓麦问我，此时此地，是什么感受。我撒谎说，有一丝幸福感，能和你携手跨过一个虚构的千年。鲁晓麦说，可是你身边站着的人，余生都得等候着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啊。

过了元旦，鲁晓麦决定离开重庆，问她去什么地方，说也许广州，也许深圳，将来看有没有机会去香港。说实话，我并不是很担心她，我始终觉得她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亦即“在黑暗中独自行走的智慧”。她不让我送她去火车站，直到此时，她把枪留给了我，并说，找个你认为合适的时间扔了它。我送她到街上，在一片长满枯草的地方，她命令我留步，与她拥抱告别。我们没有提到爱情，也没有提到友谊，似乎那些东西才是存在于小说里的、虚构的部分。她问道：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会告诉我呢？我说，没有，愿你把这一个一个人统统忘记掉，在下个时代里，遇到另一些善良的人吧。

那把枪在四个月后被周劭扔进了嘉陵江里。

我在网吧里断断续续读到玄雨连载的废土世界的小说，前后总有一年，从重庆到宁波，后来又到t市。这个末日的故事发表在bbs上，与郑炜说过的色情片有所雷同，我怀疑她也看过，受到了启发：世界毁灭于千禧夜，病毒爆发，蔓延到全球，大部分人类成为介于吸血鬼和僵尸之间的生物。在小说里，它们被称为“原型”。原型在夜晚成群出没（偶见于白天），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隐蔽性也很强，但智力低下，它们杀戮或噬咬人类。受伤者有一定概率会成为原型（僵尸电影里一贯的设定条件），其余陷入谵妄与昏迷，携带传染病但并不具备攻击性。由于缺乏治疗手段，健康的人类将这些受感染者杀死，并焚烧成灰（小说在这一段里提到了人类对于肉身的恐惧）。白天出现的原型总是落单，且攻击力减弱，至多相当于一个强壮的成年人，名人类战士持木棍就可以杀死它，也因此，人类世界并没有彻底崩溃，他们损失了一大半人口，损失了大部分能源和矿产，但保住了农田和武装堡垒。幸存的人类发现了原型的弱点，害怕深水，不会游泳，堡垒要么是小岛，要么是挖了宽阔的护城河。人类可以立足（成为部落），但无法向外拓展一个日夜的程距。故事的第一部分发生在中国南方，讲述疫病暴发五年后，一个叫汉的少年在a堡垒中避难，白天种植农田（块茎类植物，土豆，红薯），夜晚休息，听护城河外的原型发出奇异的嚎叫声，听堡垒中的女孩弹吉他唱歌。这是中世纪的场景，也是后现代的场景。汉回忆了他童年时目睹的恐怖场面，回忆他死去（或者已经变成原型）的父母。故事节奏缓慢，始终没有出现人类与原型正面作战的情节，也或许是一种策略吧，小说大量书写的是少年汉的日常生活，跨出护城河从事农业生产，种土豆，伐木，收集城市边缘的可用物品。他们也得防着被原型在白天偷袭，尽管不常发生，但总有这种可能。一部分强壮的男人充当战士，其中一个叫良的退伍军人，是汉的兄长和保护人。通过汉与良的对话得知，城市已经荒弃，无数原型生存在其中，相当危险。这部分段落像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作者并未展开壮阔的灾后世界图景，把小说搞得像患上了大头症，也没有时不时地卖弄明喻隐喻，把小说搞出一股汤药味，尽管是胡编乱造的世界观，但总体显得平静可信。汉和良划着船在河道中行进，船上绑着一头羊。两人遇到一条狗，狗在岸上用友好的眼神凝视他们，汉想要收养它，但良告诫道，狗同样可能染上原型病毒（似乎只有人和狗会传染），汉认为如果堡垒里养一条狗会更好些，至少可以负责警戒。这个提议最终被否决了。汉问，如果是人类，咱们救不救。良说，这问题不必假设，堡垒外面已经没有人类了。世界一片寂静，任何声响都意味着杀戮，汉的猎枪放在膝头，开山刀背在身后，时时保持着警惕。入夜前，他们到达了较大的b堡垒，说明来意，原来是a堡垒中有一个妇女临盆难产，需要b堡垒中的一位产科医生前往救助。可是那产科医生不敢冒险，拒绝了。b堡垒是湖上的小岛，防御压力比较小，人民生活也更富足，相比之下a堡垒岌岌可危，粮食匮乏，干旱和严寒都可能让原型越过护城河这道屏障。然而b堡垒也存在问题（而不是弱点）：成年女人的数量偏少。首领提出用女人来交换这次救助，良不同意，只答应给出一头羊。b堡垒并不缺乏食物。双方没有谈拢，天亮后，两人又划船回去。汉问道，难产的女人现在会不会已经死了。良说，不知道啊，应该把女人放在船上，载到b堡垒来。汉说，那样的话，咱俩人恐怕不够，至少需要四个人、两艘船，目标太大，会引来原型。良说，如果不是原型出没，a堡垒的人恐怕早已袭击并攻破b堡垒。这时，小船又经过那片河岸，狗的尸骸漂在水中，两人加紧划船，尽可能安静地离开了。

故事的第二阶段，十年不遇的严寒来临，北方的一些堡垒已经陷落。a堡垒也不乐观，人口降到不足三百，食物配给供应。任意一个夜晚，当寒风将护城河水凝结为冰，原型就将出现在人们眼前。此时，一位来自基地的人类学家到达a堡垒。基地在南方数百公里外的一座江心岛上，正是基地指导了各处堡垒的人们如何对抗原型，像宗主国一样任命首领，调停堡垒之间的矛盾，但是，联络完全靠人力，且时常中断，无法形成上下级关系。基地人员出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开着集装箱卡车，晚上把自己锁在车里，白天赶路。有时候也会出现伤亡，被人类抢劫。这一次就是，人类学家是唯一的生还者。大伙猜测是b堡垒的人行凶，然而也毫无办法，便纷纷探听基地的情况。根据人类学家的说法，目前的武器可以反攻，但无法定居，毕竟人类社会不是由单纯的军人构成。过去几年世界从崩溃状态中恢复到一个稳定水平，随着资源用尽（除了农业以外其他生产可以忽略不计），可选择度越来越小。原型的存在迫使人类用一种军事化的小农经济生存下来，每一座堡垒内实质上都形成了武士和平民两个阶层。最后这句话，是人类学家和良私下谈的，现在良是a堡垒的首领了，汉是战士。良问道，两个阶层会产生什么问题。人类学家说，根据首领的人格不同，资源分配的倾斜程度不同，较好的近似军事集体化，较差的则偏向农奴制度，但都没来得及形成世袭首领，再过些年可能会出现（如果人类还能延续到下一代），以上是个人观察，基地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些，基地寄希望于军事和医学技术，认为目前情况下任何组织结构的形成均合理，只要能保障人类生存下去。良摇头说，即使不合理，基地也无能为力，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人类学家却说，尽管倒退回了历史的深处，但人类并非没有光明可言，至少，对于不同制度的利弊了然，对于法律也仍存在共识，要知道，真正绝望的人类是不可能再生出阶层的，事到如今，活下去的欲望比什么都重要。到了晚上，少年汉负责安排人类学家住下，现在他已经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汉深深地担忧，他向人类学家解释道，并不是为全体人类的命运，而是天气，今年冬天特别冷，冰封护城河之后就意味着堡垒的灭亡，所有人都将死去。人类学家说气候和环境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是决定因素，他举例史上诸多民族因为环境破坏而迁徙或灭亡，谈到制度、文化和信仰，以及重建的可能。a堡垒中没有信仰，没有书籍，汉说，活下去是唯一信仰，但有些人发疯了（妇女和老人居多，也有壮年男子），他们情愿吊死自己。汉问人类学家，基地内有没有人吊死自己。

人类学家说，极少数，并不比上一个时代的比例更高，人们对未来抱有期望。汉说，那只是因为基地的日子比我们这儿好过吧。这时，外面传来歌声，篝火熊熊，平民们围在一起，少女弹起吉他。在这样的夜晚只有孩子能平静入睡，但醒着的人们脸上并不绝望，火光和音乐令人沉醉，没有发疯的迹象。人类学家跟随汉走到屋外，看着这场景，他说在远古时代的夜晚，除了火以外人类无所依偎，除了月亮以外无所倾诉。

这段内容发表后，bbs上有人希望她能写到人类与原型的大战，也有人认为人类学家这个人物写得太假，作者对人类学相当陌生，有人提出所谓原型既未正面出现也未予以侧写，处于假想状态，象征性过于明显。总的来说，读者不多，这个bbs对畅销小说不感冒，大部分人都在写诗，写短篇先锋小说。连载停了一阵子，半年后才恢复，故事的第三阶段变得异常混乱，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的方式讲述了一次冒险，a堡垒已经覆灭，弹吉他的少女琴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去往基地的集装箱大卡车里，她回忆道：a堡垒躲过了上一次危机，但这一次，干旱使水位下降，阻挡原型的仅剩一道脆弱的木栅栏，人们渴疯了，也吓疯了，音乐和歌声无济于事。有人逃走，向着b堡垒的方向，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获救，或是死在途中。此时，琴的身边是受伤的人类学家，他即将死去，也可能在假死之后变成原型，按照规定（这个规定现在已经成为习俗），他的尸体将被焚烧成灰。在最后的时间里，人类学家由浅及深陷入谵妄。他说：悲惨的世界，文明已不复存在，不可能再重建。琴问道：南方呢，我们能去南方吗？人类学家回答说：不能，南方气候好可是那里的原型也更凶猛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老往北边勘探呢，南方的原型是另一个种类，它们白天黑夜都杀人啊。就这样，他讲出了实情，最后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他死后，卡车短暂地停了一会儿，汉和良从驾驶室下来，打开集装箱的门，判断他是否假死，最终决定将他抛弃在路边。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处理尸体，无法遵循焚烧的习俗，也就随他去了。当然，世界已经不在乎多一个原型了。

bbs上的连载没有稿费，那几年也不存在付费阅读，玄雨写了至少五万字，算是比较长的，但这故事没有结束。有一次小川和我在qq上聊天（当时他已经在上海找了份工作），谈起这篇小说，小川评价说：这类小说的世界观不够缜密，人类社会一旦大面积崩溃，必然会引发连锁灾难，主要是核爆炸，计算一下全球的核武器与核电站吧，还有核潜艇，足以让地球进入漫长的核冬天。然而这一点在大部分灾难电影中都被忽略了，他们遵循的仍然是古代神话的想象逻辑，地质灾难，人类变异，设计故事的人总是忘记核武器——那是由人类制造出的唯一可以将文明抹去的东西。一时兴起，我们又讨论了世界毁灭的可能性，从小行星撞击到埃博拉蔓延，各种末世预言的破灭，据说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一二年还会各有一次末世，然而都不可能再像千禧年那样激动人心。小川总结说：大哲学家是不谈世界末日的，就像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胡思乱想属于小说和电影。接着他又问我，和玄雨是否还有联系。我说没有，我只是在网上看看她写的小说，普通读者而已。她的文学理解力比我好，但她藐视个人经验范围内的小说，藐视文学（或者说是文学阐释本身）对“人”的解释，正如这部末世小说中，人们对于肉身的恐惧。肉身变异，肉身成为另一维度的存在，肉身的原型否定了灵魂的存在，活人紧盯着活人并在死后立即将其焚烧成灰。小川再次建议我写长篇小说。我说，没有这个念头，请问为什么总是提醒我写长篇。小川说，写长篇是文学青年的永恒话题嘛，不过，文学青年是易逝的。我感觉他在电脑那头傻笑。他说到“载体”这个词（是他从广告公司学来的），互联网是一个伟大的载体，文学会发生革命，就像纸张的出现催生了长篇小说。我说，笨蛋，真正的长篇是靠记忆来讲述的，不需要纸。小川说，互联网就是记忆的新形式，也是讲述的新形式，总而言之，结构性的变化正在生成，我们可以期待一次文学浪潮。我故意问，文学浪潮和你有什么关系。小川说，文学浪潮是一代作家的光荣，尽管光荣这个词不应该出现在文学世界里，但实际上，就是光荣。（文学有无光荣可言？或是外在于意义？）

很多年以后我和小川回忆这段时间，有好几年，他在上海，我在各个偏僻的库区。确实，他离一个现代的世界更近些，那是互联网时代的开始，所有人都相信二十一世纪会与从前不同，就像一个库区管理员相信今天是崭新的，昨天已经逝去，属于今天的每一分钟都是筹码。年轻人写先锋小说（仿佛先锋派没有死去，他们可以继承）、写口语诗（诗人们现身论坛，仿佛新时代来临）、写他们幻想中的世界（仿佛绕开了当代文学），也写他们的文学理想（仿佛那个失落而狂乱的九〇年代已经抹去）。我甚至觉得，那不是文学，而是一种可以被升华的流行语言，与音乐、时装、发型都能勾连起来的事物，无法经历时间考验，易被模仿，经不起判断，以余生捡拾其破碎之物的失败形象。然而，这也没什么大错。文学浪潮确实没有到来，今日逝去后，他们想要忘记的那些东西，恰恰将他们忽略过去了。

我在t市库区的日子里，没发生过什么大事，人就住在仓库，一个小间，床铺、书桌、衣柜皆有。t市气候温暖，冬天睡觉不需要开电暖器，一个热水袋足矣。库区有一大半是国家粮仓，隔着一道围墙，日夜闻到面粉的气味，除了鸟，平时很少看见活的东西。这里所有的建筑皆用水泥包裹，也不种树养花，远近所见无不是一种平静的灰色，除了天空是蓝的，也同样平静。

周伟彬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库区一个职工告诉我，警察到办公室，让主任打电话让他出来一趟，奇怪的是周伟彬似乎预感到要出事，他正在库房收拾行李，到办公室就被铐住了，按进了警车，与此同时他喊了一声：快走。库区的人猜测，是喊给那个女人听的，不久前从外地过来，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似乎是出去买东西了。他被捕以后，女人没再出现，人们又猜测，女人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幕，随后就跑了。

库房已经被前任仓管员收拾得很干净，周伟彬和女人住过的痕迹已经完全抹除。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希望能找到类似重庆仓库的墙洞，然而没有，这里硬件设施很好。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两本日本的黄色刊物，页面沾染污渍，显然，前任仓管员是个健康的小伙子，然而也是个混蛋，这混蛋被送到h市去煎熬了；找到一个女人用的发卡，玳瑁花纹，搭扣已经坏了，不知道为什么还留着，又为什么不带走；找到一张军人证的封皮，没有内页。总之都是些无意义的东西。有一天我在一块栈板夹层里发现一把高碳钢直刀，插在帆布刀鞘里，可能是周伟彬留下的。这种刀除了杀人没别的用处，它一直留在我身边，有时夜里出去，我把刀挂在皮带上，它很锋利，并带着前一位主人的某种渴望和某种无意义。

库区外面谈不上荒凉，一些停产工厂，夹杂在其中的居民住房，生活设施落后，现在可以称它们为上个世纪的建筑了。有一座小码头正对库区大门，河道总有二十多米宽，对岸则是一片等待房地产商开发的荒地，树木伐尽，野草茂密。库区有一位门房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名叫王凯，他告诉我，距库区最近的网吧要走二十分钟，在一所本地大专院校边上。他本人就是这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我问他，毕业之后在学校边上找到工作是什么感觉。王凯有点不好意思，说是家里安排的，按理，应该去外面闯一闯。事实上我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他说以他的学历在上海只能找到扫楼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推销产品，目前在库区下基层做门房，将来或可以调进机关单位。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市区北边的开发区，那里有一些半真不假的外资企业，既苛刻又无前途。接着，王凯又指给我看，河对岸一座破破烂烂的工厂，工人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下岗时代已经遣散殆尽。那里每周末会有不入流的乐队演出，收取廉价的门票和酒水钱，假如我觉得无趣，可以去听音乐或者上网。

我在那弥漫着铁的气味的厂房里，混在大学生之中看演出。目力所及，都是铁杆摇滚青年，天气好的时候，远在城市另一边的年轻人也骑着自行车来凑热闹，天气糟糕则观众寥寥，惨淡收场。所有人都穷，没几个零花钱，喝不起啤酒，反正这时已经是深秋，大伙并不是很渴，但所有人都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表情往往像是在吸大麻。有时候，音乐不太吵闹时，能听到头顶废弃的金属行车架子跟着某个音符一起低徊。一支乐队是重金属，像狂暴的垃圾从空中倾倒下来。一支乐队没有旋律，通篇本地脏话，诅咒一切。一支乐队是生手，毫无登台的资格，他们的男主唱在酒吧间里拒绝了一个富婆点唱台湾流行歌曲因而被保镖在头上打了一酒瓶子。一支乐队拥有性感女主唱，她剃了光头，像奥康纳，但嗓音像k歌房的歌女。王凯问我喜欢哪支乐队。我开玩笑说，毋宁问，想杀死哪支乐队。另一天，一支唱励志流行歌曲的乐队登台，台下的摇滚青年起哄，叫他们滚蛋，去大排档卖唱，去k歌房坐在老板大腿上卖唱。女歌手是一个头发闪亮的姑娘，观众让她把假发摘了，她真摘了，继续唱她的励志歌，接着又唱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粤语歌，荒腔走板，并挑衅似的掀开裙子露出大腿和网眼袜，将麦克风对准音箱，发出阵阵嚣叫。台下回应道，小婊子，好好唱，不要怯场。女歌手嚷道：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棒的观众！

我走到外面抽烟，有个姑娘过来借火，嘀咕说这什么白痴表演。我说我见过比这个更离谱的。她并没有追问离谱到什么程度，抽了几口烟，看看天，夜空中正落下稀疏的雨点。她说自己是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的硕士生，我们俩往外走时，讨论了一下关于励志歌曲的可能性。节奏的意义大于歌词和旋律，励志的对立面并不是颓废，而是色情，荷尔蒙向左拐与荷尔蒙向右拐的区别。励志和颓废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一双眼睛审视自我，一个无形的批判者（针对过去或当下），因此，假想有颓废的励志歌曲、荒诞的励志歌曲、狂暴的励志歌曲、虚伪的励志歌曲……但想象不出色情的励志歌曲。女歌手在励志的同时撩开裙子实在是妙极了，白痴极了，精神分裂极了。那姑娘反驳我说，纳粹党就是唱着战曲看大腿舞的，k歌房的男人也搂着小姐唱他们的真心英雄呢，总之，纳粹党和乡下人无所不能。我们信口胡诌，往大学方向走，那时还不算太晚，但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她是学文学批评的，照她自己的说法是“搞”文学批评，讲了一些我当时并不知道的名字，波德里亚，伊格尔顿，卢卡奇。未及聊到当代文学，我们就走到了学校正门对面的公交车站，她要坐车回师范大学。她以为我是对面学校的学生，我说，我是库区仓管员，而且，我走反了方向。

那姑娘说，看得出你是个文学爱好者，既然走反了，就陪我等车吧，这条街上曾经发生过劫杀路人的案子，走夜路的穷人不但丢了钱还丢了命，凶手没抓住呢，你有时间吗。马路对面就是学校传达室，站着保安，可我被她讲话的语调迷住了。我说，我来自外乡，我在这里的时间像沙漏里的沙子，除了计时之外，时间并无别的用途。她笑了起来。后来，我问起劫杀的事情，她说等下一次如果还能见面就告诉我。在等车的那段时间里，我讲了讲仓管员的情况，至少听上去是一种奇特的生活，与文学爱好者形成怪异的反差。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还想见到她。后来，公共汽车摇摇晃晃从远处开来，大灯雪亮，照向我们。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她的侧脸像剪影，镀了一层白光。她让我想起沉铃。

王凯给我讲了劫杀案的事情（他叔叔是刑侦大队的）：九〇年代末，与所有的城乡接合部一样，库区一带治安很差，警力不足是一个原因，另外，盲流实在太多了。盲流这个词是什么时候禁止使用的？总之，带有歧视性质，盲目地涌入沿海富裕城市的乡下人，t市大概有几十万，他们之中的犯罪率即使是百分之一，也能集结成一个师的破坏力量。没有几个城市能扛得住。到处都是盗窃案，但唯独在这一带，杀了人。先是一起入室灭门抢劫，接着，一个下中班的女人重伤，没看见凶手的长相，接着是一个做三陪的女人，重伤，最后是一个女大学生。案发时间都是深夜，作案凶器是锤子（女大学生锤击后被勒死在铁道附近的小树林里）。公安局通过排查，找到一个犯罪团伙，四个打工仔，已经分散逃到外地，很辛苦地逮捕了其中三个。这伙人交代了入室灭门的罪行，下手之后因为害怕立即逃离了t市，其他案子不是他们干的，后来又交代说，漏网的那一个，也许是凶手，他很可能没有离开t市。警察问那人的身份，三个人交代说，建筑工地上认识的，姓名是假的，只知道是北方口音，中等身高，二十岁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特征，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那小子并不是文盲，也不傻，他买日用品计价全部用心算，不曾出错。作为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而言，二十岁有点不可思议。三名罪犯说，那起入室灭门案，他们都是第一次杀人（其中有一个根本没动手），但漏网那小子肯定不是第一次，另外，那小子对锤子情有独钟。当然，仅凭作案工具并不能锁定三起劫杀案之间有关联，作案时间倒是一致：周末的深夜。总之，没抓到，是个反侦查能力很强的罪犯，然而相似的案子也没再发生，可能这家伙已经逃到别的城市去了。警方给出了嫌疑人的画像，一张大众脸，像是没睡醒。这种脸你要是去火车站，大概能找出几百个来。目前来说，或能寄希望于dna技术侦破悬案。

被杀的女大学生并不是附近这所学院的，而是师范大学的本科生，王凯说，这姑娘最可怜，她遭受了锤击、强奸、勒毙、弃尸荒野这四重罪行。随机杀人真是可怕，随机杀人是人性中最黑暗的深渊。我问他，这些罪犯在第一次杀人时会犹豫吗。王凯说，逻辑上讲，如果犹豫就不会是随机杀人犯了，大部分入室或拦路抢劫杀人，凶手都不会有什么内疚，事后也不会（更可能的是滋生出杀人的快感）。随机杀人犯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审判的。我说，我只是从加缪的《局外人》之中读到了这一节。王凯没有读过加缪。我问他，罪犯会忏悔吗。根据他叔叔的看法，王凯说，不会，朝谁忏悔呢？朝法庭还是朝死者？他们只是在被捕后假装忏悔，为了减轻惩罚而已。

一个星期后，我在废弃工厂里又遇到了那姑娘，这一次，我们交换了姓名。她叫姚隽。励志乐队再也没出现过，我们听那支骂脏话的乐队有十分钟之久，实在听不下去了，又走到外面。我们没有谈杀人案的事，而是聊了一点现当代文学，历数各自喜欢的作家，有点幼稚。她的专业在青年时期很难有所建树，空余时间她也写小说。很快我就发现，她对摇滚乐知之甚少，也不喜欢那种吵闹、迷狂的气氛，可是她为什么要赶这么大老远来看不入流的演出？对此，她解释道：收集素材。在我遇到的文学青年中，她是第一个正儿八经说这句话的。

她约我去师范大学玩。我去了好几次，陪她在食堂吃了几顿饭，校园环境不错，至少我又看见树了。我们在学校里散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是关于文学，有时是关于仓库。姚隽抽烟，但走路时不抽，必须站定。她没有男朋友，也不够开朗，经常走着走着就无话可谈了，然后找个地方点起一根烟。第四次见面时，我说，关于劫杀路人的案子，我已经打听出了一个大概。姚隽长久不语，抽着烟。我问，那个死去的师范大学的姑娘你认识吗。姚隽说，认识，她是我本科时同寝室的好友，姓唐。我复述了王凯的话，姚隽仍然不语，直到抽完那根烟才说：用哲学的话来讲，随机杀人、绑架撕票，都呈现了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力，还有贩卖人口；这种控制力的强度超越了法律审判（甚至超过了酷刑逼供），法律的庄严在它们面前也会被抵消掉一部分吧。

似乎是在和王凯的故事做一次拼接，姚隽讲到了死去的姑娘：唐姓女大学生在一九九八年的初夏来到这一带，她是本市人（姚隽则来自县城），男朋友在那所大专念书，当时快毕业了。两人感情出了一点问题，男朋友移情别恋。白天离开学校时，唐姓女大学生折了一只纸鹤放在寝室窗台上。姚隽回忆说，是黑色的，她用黑纸折的。然而黑色仅仅意味着她对爱情的失望。姚隽想陪她一起去，被婉拒了。唐姓女大学生和男朋友谈到夜里，后来，那个男生说要去看摇滚乐队演出，女的没跟去，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反正也没回家，也没回学校。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姚隽以为她回家了，第四天，没等姚隽起疑，消息已经传到师范大学。距离铁路桥不远处的树林里，细雨下了一天一夜。姚隽再回头去找那只不祥的纸鹤，已经消失了，大概是被风吹到窗外去了。

那男生当然是重大嫌疑对象，但查下来确实没他的事，他只是撂下唐姓女大学生，陪着新女朋友去看摇滚了。姚隽向我描述唐姓女大学生：敏感，温和，写诗，会拉小提琴。向我形容她们之间的关系：深厚友谊。出事以后，姚隽去公安局打听情况，由于是连环杀人案，警方口风很严，案子虽然没破，并不意味着刑侦队就此停摆。再后来，时间久了，她通过内部的朋友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和王凯说的大致不差。

姚隽认为唐姓女大学生一定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去了工厂，至于她有没有进现场，不得而知。她连个包也没带，身上别无他物，凶手很可能不是为了劫财，而是直奔她这个人去的。有一个线索被姚隽注意到了，三次劫案都是在星期五的深夜，摇滚乐散场之后的时间。我说，可是前两个受害人也去了摇滚乐现场吗？姚隽说，当然不是，当然是凶手去听了摇滚乐。

这个解释虽为猜想，但也合理，对于抓捕凶手几乎没什么用处，演出现场昏暗，人各玩各的，谁也不会去注意身边的人。姚隽想，只要这个凶手继续作案，他一定会被抓。有一段时间她根本不敢想这件事，想凶手的可能性，想好友的死状。这片郊区的人也吓破了胆，家家户户装防盗门窗，学生们绝不敢半夜独自出行。可是相似的案子没再发生过，凶手消失了，蛰伏或是离开了。

姚隽本科毕业后本想考中山大学的硕士生，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师范大学。她所耿耿于怀的，正如常人所想：为什么唐姓女大学生会遭遇不测，假如那天两人相伴而行（毕竟失恋也是需要有人照顾的），会不会躲过厄运。姚隽说，在死者的父母之外，她是另一个为此无法释然的人。随后，她又说：有一种说法，凶手总会回到他作案的地方。我问她，到底是寻找凶手还是寻找素材？她说：曾经起过一个念头，想把这件事写成小说，但现在已经放弃了，因为无所安慰，因为那杀人的畜生和那背信弃义的混蛋还在世界上行走着呢。

姚隽陪我逛过一次街，就在师范大学附近，街边小吃店和服装店居多，悬铃木安静地落下叶子。入流的大学边上，道路也带有一种书卷气，合乎分寸的浪漫。后来我们走到商业街，有百货大楼和新华书店的地方，我们都没什么钱，装模作样走进书店。那几年最受追捧的商业奇才传记、美女作家的流行小说，都放在醒目的位置。我问姚隽，有没有想过，像美女作家一样写书。姚隽说，美女作家都是出版社塑造出来的，美女作家都写性。言下之意，她写不来这个，或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姚隽翻看着美女作家们的小说，说实话，也不全是性。我说，尽管我没读过她们的书但在bbs上看得已经够多，很多女孩模仿她们的行文风格，连我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姚隽说，塑造一个美女作家如果能跳过性别界限，那就太有意思了，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是美女，为什么是作家，绝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而已。

在书店里，姚隽再次提起唐姓女大学生。她说，有几个做自制出版物的朋友，想为死者出一本诗集，印量很低，不为赚钱，只为留个纪念，甚至还想找某家出版社要一个书号，正式出版。她正在整理遗稿。已经两年多了，这期间她回避着记忆，现在读到那些诗，全都翻涌上来。诗集的封面设计将会是一只黑色的纸鹤，诗集的名字古怪，叫《溏心蛋》。姚隽微笑着说：那是我给她起的绰号，她为此写过一首诗，她说过将来如果出诗集就用这个做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