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2）

即使对于不像将军那样身患重病的人来说，第一天的行程也极不愉快，因为出发的那个早晨，圣菲街道上隐隐约约的敌对气氛使人情绪低落。蒙蒙细雨中天刚破晓，街上只见到几头失群的母牛，但是空气中都能觉察到敌人们的仇恨。政府做了充分估计，吩咐送行的人走最偏僻的街道，将军仍然看到修道院墙上涂写的辱骂的标语。

何塞·帕拉西奥斯策马在将军身边行进，即使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身上的装束也一成不变：教士式的长大衣、插着黄晶别针的丝领结、山羊皮手套、锦缎坎肩口袋上交叉挂着两只一模一样的怀表的链条。他的马鞍镶有波托西的银饰，踢马刺是黄金打的，在安第斯山区的小村落里他曾不止一次被误认为是总统。然而他对将军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排除了一切混淆。他十分了解、爱戴将军，如今眼看将军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城市而感到痛心；换了以前，光是听到将军到达的消息就会举城若狂，热烈庆祝。三年前，将军在干旱的南方结束了战争，得到了任何当代或者历史上的美洲人从未有过的大量荣誉，胜利归来时，这个城市自发地举行了欢迎仪式，盛况空前。那些日子，老百姓在街上抓住他的马笼头，拦住他向他抱怨公共事业或者税收方面的问题，请求某些恩惠，或者仅仅想接近他的伟大光辉。他像对付国家大事那样重视群众的要求，对每个人的家庭生活、生意买卖和民间疾苦了解的深刻程度使人吃惊，同他说过话的人仿佛在片刻间分享到权力带来的快感。

谁都不会相信他就是当年的那个人，圣菲就是当年他像逃亡者那样偷偷离去、不再回来的那座沉寂的城市。僵化的小街两旁是一模一样的褐色屋顶的房子，僻静的园子里花香扑鼻，居民们过着宁谧的日子，他们矫揉造作的举止和拉迪诺方言掩饰的东西多于表露，将军置身此地觉得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陌生。当初他还没有到过这个雾气迷蒙、寒风袭人的城市，就选中它作为建立他的光荣事业的基地，因为他对它的偏爱超过任何别的城市，在他的理想中它是他生命的中心和寄托，也是半个世界的首都，现在这一切仿佛成了对他空想的嘲弄。

在结算总账的时刻，对将军的威信扫地最感到意外的是他本人。昨天下午，一伙愤怒的暴民处决了将军的模拟像，政府沿路设了关卡，即使最不危险的地点也派兵把守，防止暴民阻拦，可是一路上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呼喊声：“独——夫！”唯一对将军表示同情的是一个妓女，她在将军经过时说：

“上帝保佑你，幽灵。”

大家装着没听见。将军阴郁地陷入沉思，对周围不闻不问，只顾赶路，来到了壮丽的大草原。在铺石公路开始的十字路口，曼努埃拉·萨恩斯单骑等候着将军一行，远远地挥手做最后的告别。将军也挥手回应，继续赶路。他们两人以后再没有见面。

不久后，小雨停息，天空一片亮蓝色，在剩下的路途中一直可以望见地平线上两座积雪的火山。但这次将军没有流露出他对大自然的激情，对他们一路小跑经过的村落和朝他们挥手招呼的陌生人都不予理会。陪伴他的人觉得最不寻常的是将军对草原上一群群放牧的骏马不加一顾，而他多次说过草原上的马群是他最爱看的景象。

他们在法卡塔蒂瓦镇上度过第一夜，将军和自发伴送他的人告别，带了随从继续上路。随从共五人。除了何塞·帕拉西奥斯以外，还有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战时受伤截除了右臂；爱尔兰副官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上校，是参加过几乎所有欧洲战争的老将军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儿子；有中尉军衔的副官和书记员费尔南多，他的父亲是将军的哥哥，在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时期死于海难；将军的亲戚和副官安德烈斯·伊巴拉上尉，两年前的九月二十五日将军遭到袭击时，他右臂挨了一刀落了残废；第五个是独立战争中久经考验的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卫队是从委内瑞拉军队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名最骁勇的轻骑兵和投弹手。

何塞·帕拉西奥斯还特地带上在上秘鲁战争中缴获的两条狗。那两条狗漂亮勇敢，圣菲时期在政府大楼守夜，将军遭暗算的那个晚上它们另外两个伙伴被刀捅死。从利马到基多，基多到圣菲，圣菲到加拉加斯，以及回基多和瓜亚基尔的无休无止的旅途中，两条狗始终随着马队前后奔跑，照看驮运的行李。这次从圣菲到卡塔赫纳的路上，它们仍然如此，不过这次行李不多，士兵也可以照看。

将军在法卡塔蒂瓦起身时情绪不佳，但沿着山峦起伏的一条小道下到平原后，气候逐渐温和，阳光也不那么强烈，他的情绪随之好转。随从人员怕他过于劳累，几次请他稍事休息，他却主张不吃午饭，一口气赶到暖和的地带。他常说在马背上有利于思考，行军时他常常日夜不停地骑马，只不过勤换坐骑，以免累垮牲口。他的腿像老骑手那样成罗圈形，走路的姿势像是睡觉也不脱掉马刺的人，肛门周围长了老茧，和理发师的磨刀皮带一般厚，因而得了“铁屁股”的光荣称号。独立战争以来，他骑马跑了一万八千多里 ，比绕地球两周还多。谁都不怀疑他能在马背上睡觉的传说。

中午过后，峡谷里升起的热气已很明显，他们在一个修道院的回廊里歇歇脚。院长亲自出来接待，一群新入教的本地修女分发刚出炉的玉米面包和快发酵的玉米&155351; 子熬的粥。修道院长见了汗水淋漓、衣着杂乱无章的先头部队，或许因为威尔逊上校年轻漂亮，头发金黄，军服上的绶带比较多，便把他当成级别最高的军官，只顾招呼他一个人，富于女人味儿的恭顺引起了不少调侃。

何塞·帕拉西奥斯乐得将错就错，利用这一机会让将军在修道院的木棉树荫下休息，用羊毛毯裹住他，发汗退烧。他没有进食，也没有入睡，只是迷迷糊糊地听着小修女们在一个年长修女竖琴的伴奏下唱一些不伦不类的情歌。最后，一个小修女端着一顶帽子在回廊里挨个替修道院募捐。弹竖琴的修女在她经过时嘱咐说：“别问那个生病的要。”小修女不听，还是走到将军面前。将军看都不看她，苦笑着说：“我自己现在也要靠人施舍呢，小妹妹。”威尔逊把自己的一个钱包全给了她，慷慨的程度引起将军善意的取笑：“你现在看到光荣的代价了吧，上校。”威尔逊后来说，修道院和以后的路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美洲几个新建共和国的最著名的人物，使他惊讶不已。对于将军本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奇怪的教训。

“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他说。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离瓜杜阿斯镇不远的一个由旧烟厂改建的客栈过夜，瓜杜阿斯为将军准备了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聚会，但将军不愿参加，去受那份活罪。客栈的房子大而无当，阴森森的，周围的植物狰狞可怖，湍急的黑水河向温暖地带的香蕉园倾泻，发出摧枯拉朽的轰响，引起一种奇特的忧伤感。将军熟悉这一带，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就说：“假如我布置伏击，我就选这个地点。”以后有好几次他尽量避开走这条路，因为这里使他联想到去基多路上一个险恶的关隘贝鲁埃科斯，即使最大胆的旅人也竭力避而远之。还有一次，他不顾大家的意见，在两里路以外就扎营歇夜，因为他认为这种凄伤的景色难以忍受。但是这次尽管疲劳发烧，他却觉得这个地方比瓜杜阿斯不幸的朋友们为他准备的带有哀悼意味的盛宴更易于忍受。

客栈老板见他那副狼狈相，建议请附近教区的一个印第安人，据说此人只要闻闻病人衬衣的汗味就能治病，不管离得多远，有没有见到病人。将军取笑客栈老板的轻信，禁止他手下的人同那印第安人打交道。他一向不相信医生，常说医生的买卖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当然更不能指望他把命交给一个教区的巫师。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对医学的蔑视，他不睡在适合他身体状况的卧室里，吩咐把吊床挂在面对峡谷的阳台上，露宿过夜。

除了清晨的那杯煎剂外，他整天没有进食，但出于礼貌，还是同军官们一起坐在饭桌旁。尽管他比谁都更适应艰苦的军旅生活，在吃喝方面和苦行僧相差无几，但他像高雅的欧洲人一样，喜爱并了解酒类和烹饪，第一次旅欧回来之后，他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在餐桌上谈论烹饪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尝了一点炖鹿肉，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想证实客栈主人的介绍和军官的评价：发磷光的鹿肉有股茉莉香气。旅途中他没精打采，很少开口，晚饭时也只说了两句话，但是他在身处逆境、健康情况又很糟的时候仍彬彬有礼地努力使气氛愉快一些，大家都很领情。他再也不谈政治，也不提星期六的事件，他是一个感情受了伤害，多年后仍怨气十足、耿耿于怀的人。

大伙还没有吃完，他道了歉先离开饭桌，穿好睡衣，戴上睡帽，打着寒战，倒在吊床上。夜晚很凉爽，山峦间升起一轮橙黄色的大月亮，但他没有兴致赏玩。待在阳台附近的护卫士兵开始合唱流行的民歌。他以前做过一个规定，卫队要像尤利乌斯·恺撒的军团那样，在他寝处附近扎营，将军从他们夜间谈天中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他晚上失眠时常常逛到野营宿舍，不止一次同士兵们唱到天亮，歌词是在聚会的热烈气氛下即兴编出来的赞颂或者戏谑。可是那晚的歌声使他心烦，他便吩咐他们住声。河水在岩石间激起的喧闹由于他发烧而显得更响，吵得他简直要发狂。

“婊子养的！”他嚷道，“哪怕能让它停一分钟也好！”

但是不：他无力阻止河水的奔流。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替他在箱里找些药，让他吃了平静一些，然而他拒绝了。帕拉西奥斯首次听到他以后一再重复的话：“我由于吃错了一帖催吐剂丢了权力，现在可不愿意再丢了性命。”几年前，一个医生用含砷的汤药治他的间日热，害得他腹泻不止、几乎送命，他说过类似的话。此后他只接受泻丸，每周数次，治他的顽固性便秘，更严重时就用山扁豆灌肠剂。

午夜过后，何塞·帕拉西奥斯被将军的谵妄搞得疲惫不堪，躺在光砖地上就睡着了。醒来时，一看将军不在吊床上，汗水湿透的睡衣脱在地上。这种情况并不稀罕。将军有个习惯，遇到失眠而屋里又没有别人时，就下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直到天亮。可是那晚叫人担心，因为白天情况已经不好，晚上又凉又潮，露天散步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拿起一条毯子在月光如水的屋子里找他，发现他躺在走廊靠墙的石凳上，仿佛一具安放在棺材上的石像。将军转过身，目光炯炯有神，丝毫没有发过烧的迹象。

“又跟圣胡安·德帕亚拉那个晚上一样，”他说，“可惜的是没有雷娜·玛丽亚·路易莎。”

何塞·帕拉西奥斯很熟悉那段往事。将军指的是一八二〇年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时他率领了两千名士兵来到委内瑞拉阿普雷高山平原一个荒凉的地方。那时他已经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十八个省份，把以前由新格拉纳达总督管辖的地区、委内瑞拉特别自治区和基多共和国合并建立了哥伦比亚共和国，自己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的最终目的是把战争引向南方，实现他创立一个疆土从墨西哥延伸到智利合恩角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统一国家的愿望。

但是那晚他面临的军事形势对他的梦想并不有利。行军途中，牲口突然传开一场瘟疫，倒毙的马匹在草原上留下一溜十四里长的恶臭的尸体。不少军官灰心丧气，不听指挥，从掳掠中寻求安慰，有的甚至对将军要枪毙违纪军人的威胁加以嘲笑。两千名士兵光着脚，衣衫褴褛，没有武器，没有粮食，没有御寒的毯子，对战争感到厌倦，不少人病倒，开始大批大批地开小差逃跑。将军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便下令每抓到一个逃兵就给巡逻队十比索奖赏，逃兵不问原因一律处决。

生活使他有理由相信他的厄运并未完结。两年前，他打了败仗，带领残部退到奥里诺科河边的丛林里，下令宰马充饥，以免士兵们吃人肉。根据当时英国军团一个军官的证言，将军一副落魄潦倒的模样，像是个游击队员。他头戴俄罗斯龙骑兵的盔帽，脚穿马夫的草鞋，身上是一件缀有红穗饰、金纽扣的蓝色军服，长矛上挂着一面有骷髅和交叉腿骨的海盗黑旗，上面还有血书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

在圣胡安·德帕亚拉的那个晚上，他的装束不那么落魄，情况却不乐观。那不但反映了他部队的暂时处境，也反映了解放军的整个悲剧：遭到惨败后多次东山再起，但已成强弩之末，在众多胜利的负担下快给压垮了。而西班牙的堂巴勃罗·莫里略将军拥有制伏爱国者和重建殖民秩序的手段，仍旧控制着委内瑞拉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山里壮大势力。

面临这种形势，将军晚上失眠，光着身子在庄园老宅月光明亮的空旷房间里踱来踱去。前一天病死的马匹大多已在离住处很远的地方焚化，可是腐臭的气味仍难以忍受。经过上周的九死一生，士兵们没有兴致再唱歌了，将军本人看到饿得浑身无力、在打瞌睡的哨兵也不忍干涉。突然间，他在面对蓝色平原的走廊尽头发现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坐在台阶上：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妙龄少女，轮廓仿佛是雕像，全身连脚都裹在一条绣花的大披肩里，正抽着一支大雪茄烟。她见了将军大吃一惊，把食指和大拇指交叉成十字架对着他。

“你是天使还是魔鬼，”她说，“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他说。

将军笑了，月光下闪闪发亮的牙齿使她以后久久不能忘怀。他使出全身气力抱住她不让她动弹，不停地吻她的额头、眼睛、面颊和脖子，终于使她屈服。他解开披肩，倒抽了一口气。她也是一丝不挂，因为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的祖母不让她晚上起来抽烟，把她的衣服全脱光，却不知道她清晨裹了一条披肩偷偷地溜了出来。将军把她抱到吊床上，一直吻她，不给她喘息的机会，她的顺从不是出于情欲，而是由于恐惧。她还是个处女。事毕后，她定下神时才说：

“我是个奴隶，老爷。”

“你现在不是了，”他说，“爱情已经给了你自由。”

早晨，他从羞涩的钱囊中取出一百比索给庄园主人为她赎身，无条件地解放了她。出发之前，他忍不住要当众给她出个难题。当时他在房子的后院，同一群胡乱找了一些没有染上瘟疫的驮马充当坐骑的军官在一起。前一晚，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少将率领一支队伍来到，现在已集合好准备同他们告别。

将军做了简短的告别演讲，把严峻的形势说得缓和一些，他正要动身时见到了刚获得自由的、破了身的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她洗了澡，穿着浆洗干净的奴隶们的花边衬裙和小衬衫，一身莹白，在平原的阳光下显得美丽而容光焕发。他愉快地问她：

“你打算留下来，还是跟我们一起走？”

她妩媚地一笑回答说：

“我留下来，老爷。”

这个回答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大笑。庄园的主人是一开始就支持独立战争的西班牙人，也是将军的老相识，笑得前仰后合，把装着一百比索的皮口袋抛给将军。他在空中接住。

“留给独立事业吧，阁下，”庄园主说，“不管怎么样，那姑娘是自由人了。”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花衬衣，同他那副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表情很相配，他笑得特别高兴。

“您瞧，将军，”他说，“我们身为解放者，当然会遇到这种事情。”

将军点点头，然后朝周围一挥手向大家告别。最后情意绵绵地对雷娜·玛丽亚·路易莎说了再见，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据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忆，以后每逢月圆之夜，将军总是说那晚的情景历历在目，但遗憾的是再没有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奇迹般的出现。那些夜晚总是将军遭到挫折的时候。

早上五点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将军端来煎剂时，见他睁着眼躺在吊床上。他猛地想起身，几乎摔倒，由于使劲太大，引起一阵剧咳。他坐在吊床上，双手捧着头，直到咳嗽停息。然后他开始喝那滚烫的煎剂，刚喝第一口，情绪马上好转。

“我整夜都梦见卡桑德罗。”他说。

他私下里用卡桑德罗这个名字称呼新格拉纳达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桑坦德是他以前的好朋友，也是他一辈子的死对头，战争开始后担任将军的参谋长，在解放基多和秘鲁以及建立玻利维亚的艰苦岁月中担任哥伦比亚临时总统。由于历史的迫切需要，而不是由于志趣，他成了一个干练勇敢的军人，残酷得有点出奇，但使他保持荣誉的是他在民政方面的长处和高度的学术修养。对独立事业的贡献，他无疑数得上第二；在共和国的法制建设方面，他却首屈一指，他的循规蹈矩和保守精神给了共和国不可磨灭的影响。

将军屡屡想辞职，有一次对桑坦德说他可以放心离开总统职位，因为“我把它留给你，你是另一个我，甚至比我更出色”。出于理智或现实的考虑，将军对桑坦德的信任超过其他任何人。将军给了他“法治典范”的称号。然而赢得这些荣誉的桑坦德两年前由于被指控与加害将军的阴谋有牵连，虽然查无实据，已被放逐到巴黎。

情况是这样的：一八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午夜，十二个平民和二十六个军人冲进圣菲的政府大楼，杀掉总统四条猎犬中的两条，伤了好几名哨兵，用佩刀严重砍伤安德烈斯·伊巴拉上尉的一条胳臂，一枪打死了苏格兰籍上校威廉·弗格逊，弗格逊是英国军团的成员和总统的副官，曾被总统夸奖像恺撒那么勇敢。暴徒们高呼自由万岁、打倒暴君的口号闯到楼上总统的寝室。

暴徒们的借口是三个月前将军为了抹杀桑坦德派在奥卡尼亚国民议会上的胜利，行使了带有明显的独裁性质的特别权力。桑坦德担任六年之久的共和国副总统职位被取消。桑坦德以他特有的风格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我很荣幸地被埋在一八二一年宪法的废墟之下。”当时他三十六岁。他被任命为驻华盛顿的全权公使，但几度推迟赴任行期，也许是等待阴谋的成功。

将军和曼努埃拉·萨恩斯那晚刚开始言归于好。他们在离圣菲两里半路的索阿恰镇上度周末，经过一场比往常激烈的争吵后，分乘两辆马车回来，争吵的起因是大家都在谈论暗害将军的密谋，他却不信，对别人的通风报信置之不理。他在圣卡洛斯宫给对街的曼努埃拉住所捎去几次口信，曼努埃拉就是不来，到了晚上九点钟，接连三次紧急口信，她才穿上防水套鞋，头上包了一条大围巾，在滂沱大雨中过街。她发现何塞·帕拉西奥斯不在屋里，将军一人仰面躺在浴缸的草药香汤里，假如不是常见他那副出神冥思的模样，还会以为他已经死了。将军从脚步声辨出了她，没睁眼睛说：

“快发生叛乱了。”

她没好气地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那敢情好。也许会有十次之多，因为你太重视他人的警告了。”

“我只相信征兆。”他说。

他的参谋长把当晚的口令告诉了阴谋分子，让他们混过政府大楼的警卫，但对将军保证说阴谋已经挫败，将军信以为真，所以有兴致开玩笑。他高高兴兴从浴缸里起来。

“放心吧，”他说，“看来那些浑蛋已经吓破胆啦。”

他光着身体，她宽衣解带，两人刚开始在床上调笑，就听到了最初的喊声、枪声和叛乱分子朝军营开炮的轰响。曼努埃拉赶快帮将军穿上衣服，把自己的套鞋给了他，因为将军唯一的一双靴子送去擦油了，再递给他一把马刀和一支手枪，帮他从阳台逃出去，来不及找防雨工具了。他到了街上，看到一个人影走近，便举着扳起击铁的手枪喝道：“是谁？”是将军的点心师，他听说将军已遭杀害，悲痛地正要回家。点心师决心和将军共生死，陪着他躲在圣阿古斯丁河卡门桥下的荆棘丛里，直到忠于将军的部队平息叛乱。

曼努埃拉·萨恩斯在紧急关头表现了一贯的勇敢和机智，开门放进了暴徒。他们问她总统在哪里，她说在会议厅。他们问她晚上这么冷为什么开着阳台门，她说街上乱哄哄的，打开门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问她床铺为什么有热气，她说她没脱衣服躺在床上等总统。她一面不慌不忙地回答，拖延时间，一面猛抽车夫们抽的最次的雪茄，大口大口地喷烟，掩盖屋子里残存的古龙水的气味。

由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牵头的军事法庭认定桑坦德将军是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判了他死刑。他的敌人们说他死有余辜，不仅因为他对暗害阴谋应负责任，而且因为他厚颜无耻，居然第一个出现在广场上和将军拥抱，祝贺将军死里逃生。将军在细雨中骑着马，上衣撕破湿透，士兵和郊区赶来的老百姓夹道欢迎，高呼要处死暗杀者。“所有的同谋或轻或重都将受到惩处，”将军写信给苏克雷元帅说，“桑坦德是主犯，但也是最幸运的，因为我的宽厚保护了他。”将军确实行使了他的独断权力，把死刑减为放逐到巴黎。然而因卡塔赫纳的一次未遂军变被关押在圣菲的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没有充分证据定罪却被处决。

何塞·帕拉西奥斯不知将军梦见桑坦德到底是真是假。有一次在瓜亚基尔，将军说梦中见到桑坦德把一本书摊在他滚圆的大肚子上，不是翻着书页阅读，而是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像山羊啃草似的咔嚓咔嚓吃得津津有味。另一次在库库塔，梦见桑坦德身上爬满了蟑螂。还有一次，他在圣菲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大叫大嚷地醒来，说是梦见同桑坦德将军两人一起吃饭，桑坦德嫌眼睛碍事，把眼珠抠出来放在桌上。如今他们在离瓜杜阿斯不远的地方，将军一大早说又梦见了桑坦德，何塞·帕拉西奥斯根本不问他梦中情景，只是用现实来安慰将军。

“他同我们隔着一个海呢。”帕拉西奥斯说。

但将军立即目光炯炯地止住了他。

“现在已不是这样了，”他说，“我敢担保，华金·莫斯克拉那个笨蛋准会让他回来。”

自从上次回国以后，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永远放弃权力对他来说仿佛是个颜面问题。“我宁愿流放或者死掉，不愿把我的光荣交给圣巴托洛梅学院的那些家伙。”他曾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过。但是解毒剂本身就含有毒素，随着最后决定的日益临近，他越来越肯定只要他一走，准会召回流放的桑坦德将军——那个讼师窝里最出色的毕业生。

“那个家伙确实是个老狐狸。”将军说。

他的热度全退了，自我感觉良好，向何塞·帕拉西奥斯要了纸笔，戴上眼镜，亲手写一封六行的信给曼努埃拉·萨恩斯。他冲动的性格何塞·帕拉西奥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一回却叫他摸不着头脑，只能解释为难以克制的征兆或者突发的灵感。上星期五将军下决心说以后再也不写信了；平常想起要处理未复的信件，口授公告，或者把他失眠时杂乱无章的念头理出一个头绪时，不论几点钟，他总是把书记员叫起来，而现在的做法同他的决心和习惯相矛盾。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那封信显然并不紧急，无非是在他临别嘱咐之外加一句隐晦的话：“你行事要谨慎，不然会害你自己也害我们两个人。”信中的口气大大咧咧，似乎不假思索，最后，将军手里拿着信，出神地在吊床上晃悠。

“伟大的权力存在于爱情不可抗拒的力量中，”他突然叹息说，“这句话是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