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伺候他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见他光着身子、睁着眼睛泡在浴缸的草药水里，以为他已经淹死了。虽然知道那是他沉思冥想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是躺在水里那副瘫软沉迷的神态简直不像个活人。帕拉西奥斯不敢走近，只是低声按照他的吩咐在五点之前把他叫醒，以便天一亮就动身。将军从迷茫状态中醒过来，在昏暗中看到他总管的湛蓝的眼睛、松鼠色的鬈曲头发和庄严无畏的面容，手里拿着一杯罂粟果壳和树胶的煎剂。将军无力地抓住浴缸的扶手，像海豚似的从草药水里冒出来，衰弱的身体居然还有那股出人意外的冲劲。

“咱们走吧，”他说，“越快越好，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

这句话何塞·帕拉西奥斯在不同场合听了许多遍，但仍不相信是将军的由衷之言，尽管马厩里的马队已准备就绪，随从的军官已开始集合。帕拉西奥斯帮他胡乱地擦干身子，赶紧替他裹上那件御寒斗篷，因为他冻得索索发抖，手里的杯子磕在牙齿上咯咯直响。几个月前，当他穿那条自从利马豪华淫靡的夜晚以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岩羚羊皮裤子时，发现随着体重的减轻，身高也缩短了。甚至赤身裸体时的模样也起了变化，躯干的皮肤苍白，脸和手则由于风吹日晒，黑得像烤焦了似的。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然而他果断的举止像是那种没有受到生活严重摧残的人，经常绕着圈子走个不停。他连呷五口就喝光了煎剂，舌头几乎烫出了泡，连蹦带跳在破旧的席子上跑过，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仿佛他喝下去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邻近教堂的钟楼响起五点的钟声。

“三〇年五月八号，星期六，英国人射伤圣女贞德的日子，”总管宣告，“从凌晨三点钟开始，一直在下雨。”

“从十七世纪凌晨三点钟开始下到现在了。”将军晚上失眠，嘴里发苦，没好气地说。然后认真地加了一句：“我没听到鸡叫。”

“这里没有鸡。”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什么都没有，”将军说，“这里是非基督徒的国度。”

他们在圣菲·德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米，四壁空空、大而无当的卧室不时有冷风从关不严实的窗户灌进来，对任何人都不是有益健康的住处。何塞·帕拉西奥斯把肥皂钵和红丝绒盒装的镀金刮脸用具放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在镜子旁边的托架上放好烛台，让将军有足够的亮光，又把炭火盆挪近一些，让他暖暖脚。接着，他掏出经常放在坎肩口袋里的一副银丝边、方镜片的水晶眼镜给将军。将军戴上眼镜，由于天生是个双利手，所以他时而用左手，时而换右手，灵活自如地刮着胡子，几分钟前连杯子都拿不稳，现在运用腕力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全凭手感刮好了脸，因为他尽量避免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容。接着，他拔掉露在鼻孔和耳朵外面的毛，用银柄裹绸的牙刷蘸炭粉擦洗一口整齐的牙齿，修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最后脱掉斗篷，往身上倒了一大瓶古龙水，双手擦遍，搞得筋疲力尽。那天清晨，他的个人卫生工作做得比往常更严酷，仿佛要从二十年徒劳无益的战争和权力的惨痛教训中净化自己的身心。

昨晚，他接待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曼努埃拉·萨恩斯，那个爱他但并不会陪他进行这趟死亡之旅的久经战火磨炼的基多女人。她每次都留下不走，任务是让将军了解外出期间的所有情况，因为长久以来，将军除她之外谁都不信任。他留下一些东西交给曼努埃拉保管，这些东西除了他用过的纪念意义之外，没有什么价值，还留下几本他最喜爱的书籍，以及两箱私人文件。在前一天简短的正式告别仪式上，将军曾对她说：“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在八年炽烈的爱情生活中，将军对她做过许多敬重的表示，她对这句话也是这么理解的。将军的熟人中间，唯有她相信他这次真的要走了。也唯有她至少有个切实的理由希望他再回来。

将军不指望在动身之前再和曼努埃拉会面。但是房子的女主人堂娜阿玛莉亚想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偷偷地告别。她让曼努埃拉打扮得跟骑手一般从马厩栅门进来，避开当地居民伪善的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早已议论纷纷，堂娜阿玛莉亚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她家的好名声。将军更加谨慎，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别关通往隔壁大厅的门，那是家中仆人进出的必经之门，值勤的副官们在厅里玩纸牌，曼努埃拉走后很久他们还没有结束。

曼努埃拉为他朗读了两小时。她原很年轻，前不久才开始发胖。她抽水手烟斗，擦军人用的马鞭草香水，男人装束，同士兵们打成一片，但她喑哑的声音在昏暗的做爱时刻仍很动人。她坐在有最后一任总督纹章的大扶手椅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朗读；他穿着家常便服，盖着羊驼毛斗篷，仰天躺在床上静听。只能从他呼吸的节奏得知他并没有睡着。那本书是秘鲁人诺埃·卡萨迪利亚斯写的《一八二六年利马消息与流言的教训》，她念到某些段落时做了戏剧性的强调，同作者的文风十分贴切。

在后一个小时里，沉睡的房子里除了她的朗读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但最后一班巡逻队过去后，突然响起许多男人的一阵哄笑，整个街区的狗受到惊动，吠叫响应。他平静地睁开眼睛，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曼努埃拉把大拇指夹在念到的那页，合上书，搁在膝上。

“是您的朋友们。”她对将军说。

“我没有朋友，”他说，“即使还剩几个，为时也不会太久。”

“他们在外面守夜，防止别人害您。”

将军这才听说全城早已知道的事情：好几起暗害他的阴谋正在酝酿，最后一批支持他的人守着房子警戒防范。门厅和内宅花园的回廊由轻骑兵和投弹手把守，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准备护送将军到卡塔赫纳港口，在那里乘帆船去欧洲。两个士兵打开铺盖卷横睡在卧室正门口，副官们则在卧室旁边的厅里玩纸牌，等曼努埃拉朗读结束，但是士兵们良莠不齐，不少人来路不明，在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担保不出什么事。将军不为坏消息所动，做了一个手势让曼努埃拉继续往下念。

将军一向把死亡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危险。他作战时总是身临第一线，却连划破皮的小伤都没有受过。他在敌人的炮火下行动自若，镇定得近乎荒唐，手下的军官们只得简单地解释为他自信刀枪不入。他屡遭暗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好几次是因为他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才保全性命。他外出时不带警卫，无论在什么地方给他什么吃喝都不提防。只有曼努埃拉明白，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糊涂或者宿命论思想，而是因为他悲哀地确信自己必将孤苦无告、赤身裸体地死在床上，并且不能从公众的感戴中得到安慰。

动身前那个失眠之夜，他唯一打破的惯例是上床之前没有洗热水澡。何塞·帕拉西奥斯早就替他烧好了恢复元气、祛痰止咳的草药汤水，一直保持着合适的温度，以备他随时洗澡。但他不想洗。他吃了两丸治习惯性便秘的泻药，想在闲话利马的喁喁哝哝的读书声中迷糊睡去。突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发作一阵剧咳，房子仿佛都在震动。隔壁大厅里的军官们中断了牌戏。其中一个爱尔兰人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在卧室门口探头看看是否需要他帮忙，只见将军趴在床沿想把肚子里的东西兜底吐光。曼努埃拉扶着他的头，让他吐在一个小盆里。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卧室的人，他紧张地守在床边直到危象过去。将军满眼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指着梳妆台说：

“全怪那些丧气的花。”他说。

他像往常那样，总是为自己的不幸随便找个怪罪的原因。曼努埃拉比谁都了解他，向何塞·帕拉西奥斯示意把那个插着早上摘来、已经凋谢的晚香玉的花瓶拿走。将军躺回床上，合上眼睛；她用原先的声调继续朗读。她觉得将军已经入睡，便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在他烧得滚烫的额头吻了一下，悄悄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明天早上六点起她将等在通往翁达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同将军最后告别。然后她披上军用斗篷，踮着脚尖离开卧室。这时将军睁开眼，轻声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请威尔逊把她送到家门口。”

曼努埃拉认为她单身一人完全可以走夜路，比一小队长矛手护送更好，但将军的吩咐还是照办。何塞·帕拉西奥斯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到了马厩，马厩环绕着有一眼喷泉的内宅花园，清晨的第一批晚香玉正开始吐放。雨暂时停了，风也不在树间呼啸，但是寒冷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贝尔福德·威尔逊上校一路上重复夜间的口令，让躺在回廊席子上的哨兵放心。经过大厅窗口时，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房东正在给通宵等候、准备送行的军民朋友分送咖啡。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卧室时发现将军神志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只听得懂一句：“谁都不理解。”他发高烧，浑身火烫，不时放几个恶臭的闷屁。第二天，将军记不清自己是在说梦话还是谵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我疯狂的危象”。现在谁都不惊慌了，因为他害这种病已有四年之久，任何医生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次日他又头脑清醒，仿佛从死灰中获得新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裹好毯子，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留一支燃着的蜡烛，离开了房间，没关门，继续守候在隔壁厅里。他知道将军明天一早就会起来，泡在浴缸的草药汤水里，试图恢复梦魇消耗的精力。

惊心动魄的一天已经结束。一支由七百八十九名轻骑兵和投弹手组成的卫戍部队借口要求补发三个月的欠饷发动了哗变。真正原因是这支部队大多数军人来自委内瑞拉，不少人参加过解放四个国家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最近几星期来遭到市民的辱骂和挑衅，他们担心将军出国后自己的命运毫无保障。哗变部队要价七万金比索，结果给了他们一千金比索和旅途用品，解决了冲突，当天下午队伍带了一群妇女儿童和家畜乱哄哄地向委内瑞拉开拔。市民们骂骂咧咧，唆使狗咬他们，朝他们脚下扔燃着的鞭炮，打乱他们的步伐。军鼓和铜乐器压不住喧腾，市民们对敌人的部队也没有这么做过。十一年前，经过三个世纪漫长的西班牙统治，凶恶的总督堂胡安·萨马诺也从这条路仓皇出逃，他乔装成朝圣香客，但他箱子里满是金铸的神像和原坯翡翠，剥制的大嘴鸟和装穆索蝴蝶标本的玻璃盒子。当时不止一人在阳台上为他挥泪，向他扔一枝鲜花，衷心祝愿他一路顺风。

将军借住在陆海军部长的邸宅里，大门不出，秘密参加了解决冲突的谈判，最后派他的内侄和心腹副官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将军送反水部队到委内瑞拉边界，以保证不出新的乱子。他没有看队伍在阳台下经过，但听到了军号和鼓声，以及挤在街上的人群的喧闹和嘈杂的叫喊。他不予理睬，同书记员们处理尚未答复的信件，口授一封给玻利维亚总统堂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大元帅的信，宣称他已交出权力，但对这次国外之行并不明确肯定。“我这辈子再也不写信了。”他结尾说。午睡发汗时，他梦中仿佛听到远处的喧闹，被一连串爆炸声惊醒，那可能是叛军的枪声，也可能是烟火匠们试放爆竹。他问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过节。回答十分简单：“将军，那是庆祝节日。”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向他解释是什么节日。

曼努埃拉夜间来访谈起这件事时，将军才知道是他的政敌，也就是他称之为蛊惑党的那批人干的，他们得到治安当局的默许，上街煽动手工业行会反对将军。那天是星期五赶集的日子，广场上容易引起骚乱。傍晚一场雷电交加、异乎寻常的大雨驱散了捣乱分子。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圣巴托洛梅法学院的学生们攻占了最高法院，强行对将军进行公审，他们用刺刀破坏了他的一幅由一位解放军老旗手绘制的真人大小的油画像，然后从阳台上扔到街上。喝玉米酒醉了的暴民们抢劫了皇家大道上的商店和郊区没有及时关门的酒店，在大广场上枪决了一个用塞满锯木屑的布袋扎成的将军，即使没有缀纯金纽扣的蓝色军服，也一眼就能辨出像谁。他们指控将军幕后鼓动军队叛乱，目的是恢复他连续任职十二年之后被议会一致投票决定剥夺掉的权力。指控他想终身担任总统，以便把这职位传给一个欧洲亲王。指控他假装出国，其实是前赴委内瑞拉边境，打算率领叛军卷土重来，夺取政权。公共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攻讦将军的无头告示，支持将军的一些头面人物躲在别人家里，等待事态平息。他的主要政敌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一派的报纸大肆宣扬说，将军的所谓疾病和出国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令人厌烦，其实只是政治花招，想让人们请求他别走。那天晚上，曼努埃拉·萨恩斯把白天的骚乱详情告诉将军时，临时总统的士兵们正在擦掉大主教邸宅墙上一条用炭涂写的标语：“这家伙既不会走，也不会死。”将军听后叹了一口气。

“局势肯定不妙，”他说，“我比局势更糟，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街区之外的事，却对我说是庆祝节日。”

事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信他会放弃权力，离开祖国。这个城市太小，市民又太喜欢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清，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毫无把握的欧洲之行有两个大破绽：首先，他随从人员众多而没有足够的钱，哪里都去不成；其次，他曾任共和国总统，未经政府许可，一年之内不能出国，何况他连提出申请的表面文章也没有做。他下令收拾行李，故意搞得人人皆知，但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把它看成是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他以前装着要离开，曾下令将整幢房屋拆除，结果却是一个有效的政治花招。军事副官们认为过去一年中他灰心丧气的症状太明显了。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又精神焕发地苏醒过来，带着比原先更大的劲头重新生活。何塞·帕拉西奥斯一直注意各种难以预料的变化，常说：“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他一再提出辞职，已经编进了民间歌谣，最早一次是总统就职演说中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以后几年里，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要求辞职，谁都说不准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两年前的一次搞得尽人皆知。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有人企图在政府大楼的卧室里暗杀将军，他侥幸脱险，没穿外套在一座桥下躲藏了六小时。第二天清晨，议会派一个代表团去探望，只见他身上裹着羊毛毯，两脚泡在一桶热水里，不是由于高烧，而是由于失望，显得萎靡不振。他向代表们宣布阴谋不予调查，不对任何人进行传讯，原定元旦召集的议会立即提前举行会议，选举另一位共和国总统。

“这之后，”他结尾说，“我就离开哥伦比亚，再也不回来了。”

话虽这么说，后来还是进行了调查，严厉审讯了责任者，在大广场枪决了十四个人。原定一月二日召集的制宪议会推迟了十六个月才举行会议，谁也不提辞职之事。但当时的国外来访者、偶尔一起聚会的人和过路的朋友都听他说“我要到人们要我的地方去”。

他病重的公开消息也不是要走的可靠征兆。他有病这一点谁都不怀疑。相反的是，自从他最近在南方作战归来，凡是见他在鲜花扎成的凯旋门下通过的人都吃惊地认为这次他必死无疑。他进城时骑的不是那匹赫赫有名的战马“白鸽”，而是一头用席子代替马披的秃毛母骡，他头发花白，满脸愁云，上衣肮里肮脏，一只袖管脱了线。他英武的风度荡然无存。当天在政府大楼为他举行的沉闷的晚会上，他郁郁寡欢，不知是出于政治诡计还是单纯的疏忽，竟用一个部长的姓名去称呼另一个部长。

他衰朽的模样不足以使人相信他将离去，因为六年来一直传说他身患重病，但他始终照常保持指挥能力。第一次带来将军病重消息的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南方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期间，英国军官偶然在利马北面帕蒂维尔卡的沙漠里见到将军。他在一所临时搭成、权充司令部的小茅舍里看到将军裹着风雨呢斗篷躺在地上，由于忍受不住中午的酷寒，头上包着一块布，身边有几只母鸡啄食什么，他连驱赶的力气都没有。经过一场语无伦次的艰难的谈话，将军同来访者告别，最后一句戏剧性的话叫人听了心碎：

“把你目睹我临死的情况告诉全世界吧，在这片不是人住的沙滩，鸡都爬到了我身上。”

据说他害的是沙漠毒辣的太阳造成的日射病。又传说他先在瓜亚基尔，后在基多已处于弥留状态，害的是胃热，突出的症状是对外界毫不关心，精神极端冷漠。没人知道这些消息有什么科学根据，因为将军一向反对医生们的见解，他根据多诺斯蒂埃尔的《自我医疗》自己诊断处方。那是一本法国民间验方手册，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随身携带，作为了解和治疗任何身心毛病的绝对权威。

总之，谁的弥留时刻都不如他那么硕果累累。人们以为他快死在帕蒂维尔卡时，他却再度翻越安第斯山脉，在胡宁告捷，以阿亚库乔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整个西班牙美洲的解放事业，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在利马受到欢迎，盛况空前绝后，陶醉在荣誉之中。因此，尽管再三宣布他因病将引退出国，官方活动仿佛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人们认为只是显而易见的闹剧重演，不予置信。

将军回来后几天，举行了政府会议，开得不很愉快，结束时他拉住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元帅的胳臂说：“您留一留。”将军把他带到只接待少数贵客的私人办公室，硬要他坐在将军自己的大扶手椅上。

“现在这个座位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您的了。”他对苏克雷说。

将军的亲密战友，阿亚库乔的大元帅，对国家形势了若指掌，但将军在谈正题之前仍对他做了详细介绍。要不了几天就召集制宪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通过新宪法，虽然为时已晚，仍试图重温美洲一体化的金色梦想。秘鲁已被倒退的贵族势力控制，似乎难以挽救。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将军把玻利维亚拖往他自己的方向。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统治下已于前不久宣布自治。南方长官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联合瓜亚基尔和基多，准备成立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作为一体化辽阔国家雏形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又将沦为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一千六百万刚刚获得自由生活的美洲人又得听从地方军阀的任意摆布。

“总而言之，”将军总结说，“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

“那是命运的嘲弄，”苏克雷元帅说，“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

将军反应强烈。

“别重复敌人的鬼话，”他说，“尽管有时不幸被他们言中。”

苏克雷元帅道了歉。他聪明、整饬、胆小、迷信，出天花后留下的疤痕并没有减损面貌的温柔。将军很欣赏他，但说他故作谦逊。他是皮钦查、图穆斯拉、塔尔基几大战役的英雄，二十九岁就指挥了光辉的阿亚库乔战役，摧毁了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最后堡垒。除了这些功勋之外，他更受人称颂的是胜而不骄，心地善良，有政治家气质。那时他已辞去了全部职务，不佩戴任何表示军衔的标志。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大氅，老是翻起领子，挡住附近山头刮来的刀割似的寒风。他对国家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义务是代表基多选区参加制宪议会。当时他三十五岁，体格强健，热恋着索兰达女侯爵堂娜玛莉亚娜·卡塞伦，一个美貌、淘气、稚气未脱的基多姑娘，他们两年前结了婚，有一个六个月的女儿。

将军想不出有谁比苏克雷更适于继他之后担任共和国总统了。他知道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了设置障碍在宪法中塞进了限制总统年龄的规定，苏克雷还差五岁，但他在秘密串联，设法通过一项修正案。

“您接受下来吧，”将军对他说，“我挂一个最高统帅的名，待在政府外围，正如公牛在一群母牛外围打转。”

他神情疲惫，但他的决心使人深信不疑。不过元帅早就知道，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永远不会归他。前不久，当将军初次提出由他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时，他说他永远不会治理一个制度与方向日趋危险的国家。按照他的想法，整顿的第一步是把军人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他打算向议会提议今后四年中总统之职不能由军队将领担任，用意也许是阻止乌达内塔上台。但是反对这一修正案最激烈的人将会是最有势力的人，也就是军队的将领们。

“我太疲倦了，不能没有方针地工作，”苏克雷说，“此外，阁下同我一样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一个弹压叛乱的人。”

当然，他可以参加制宪议会，如果向他提出，甚至可以接受担任议会主席的荣誉。但是仅此而已。十四年的战争已经教会了他，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他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把这片未开发的广袤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担任总统期间懂得了权力变幻无常的道理。他的颖悟使他明白光荣的虚幻。“因此我不能接受，阁下。”他总结说。六月十三号，圣安东尼奥日，他必须赶到基多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不仅在这一年而且要在他有生之年和她们一起庆祝他的命名日。上一个圣诞节他已下定决心在爱的欢愉中为她们而生活。

“我对生活别无他求。”苏克雷说。

将军脸色苍白。“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吃惊了。”他说。他直盯着苏克雷的眼睛：

“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倒数第二句，”苏克雷说，“最后一句是向阁下知遇之恩表示感谢，永世不忘。”

将军在腿上拍了一掌，让自己从一场迷梦中醒来。

“好吧，”他说，“您替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