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霍林赫斯特（2/2）
第三章开始我们到了1967年的一家小镇银行里，一个叫保罗·布莱恩特的人似乎是新来上班，正琢磨着为什么有同事吩咐他送领导回家，小心地不在职场失礼。走路并不远，把行长吉平先生送到了家门口，突然又被吉平太太生生喊住要他帮忙做点家务。这时我们才知道，第二章里那个讨厌的小女孩科琳娜已经成长为一个讨厌的中年妇女，而她的母亲（达芙妮）也已经改嫁成了雅各布斯太太。而瓦朗斯家的房子成了一个寄宿学校，里面的一个叫彼得·罗的老师，和布莱恩特谈了场恋爱。
到了第四章，是七十年代末，布莱恩特在图书馆看书，出来之后在风雨中护送达芙妮老太太去车站。这一章我们跟着布莱恩特为了写塞西尔的传记东奔西走搜集材料。他找到了第一章里塞西尔的男仆，又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被达德利捉弄，最后在乔治·索尔的书房里，任由这位塞西尔的老情人搭在自己背脊的手朝腰带以下滑去。
第五章似乎最不要紧，也回响最小。在知名纪录片制作人彼得·罗的追悼会上，我们遇到了大传记作家保罗·布莱恩特。追悼会上还有一个生前好友是旧书商，后来他拿到了第一章中一对地下恋人间的情书。
霍林赫斯特开玩笑说，之前还设想了一个转折，后来是《美丽曲线》挣的钱都花完了，只好赶紧收笔。但不管如何，这近六百页的巨制，已经悠远、圆熟到无可指摘了。霍林赫斯特下笔向来有种自信，到了这本，更像是每一字背面都有“年度十佳”“最遗憾落选布克奖作品”之类的贴纸。其实具体到小说的主题，霍林赫斯特的自负已经不只是将门罗的手艺发扬光大，而是顺便也要把亨利·詹姆斯和安东尼·特罗洛普给一道模仿了。
第四章里，乔治·索尔给保罗·布莱恩特看相册，一边指着自己说当时长得不错，爆料塞西尔“会操一切”，一边推拿着保罗的腰肢。这个场景实在让我想起所有英语文学里我最喜欢的段落之一，那是《美丽曲线》中，主人公尼克到了一个贵族凯斯勒的大宅子里，老先生请他去书房看看，从特罗洛普聊到亨利·詹姆斯，最后找出一张相片，证明大师曾经下榻在这栋房子里。霍林赫斯特对这场戏的把控，让本来就是一场文雅、老到至极，却也空泛、扭捏至极的文学闲谈，一下精微得不输给最好的文学批评。
里面尼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特罗洛普下来，凯斯勒说：“原来你是个‘特罗洛普粉’？”尼克没有读过特罗洛普，便这样回答：“我觉得我可能不是；我总觉得他写得太快了。亨利·詹姆斯提到他时怎么说来着，‘一铲铲满满当当的对于正统英国事的见证’。”后来聊到尼克正在研究的博士课题，他说他想“看看‘风格’是怎么回事”，“那种同时掩盖又彰显事物的‘风格’”。凯斯勒一下听懂了：“原来你是个‘亨利·詹姆斯粉’。”英文里说你无法同时拥有蛋糕又吃掉蛋糕，但霍林赫斯特在《美丽线条》和《陌生人的孩子》里，都在尝试着一边如同特罗洛普般世故地、满怀乡愁地描写着英国社会，一边如亨利·詹姆斯般不问世事、含蓄节制。也就是说，他既要写得多，又要写得少。
那种在叙事中省掉情节的“小戏法”，英文里有个词叫ellipsis。《美丽曲线》当中就不时小规模动用过，用来省掉那些尼克在情场中不断变得水性杨花的过程；我亲身体验过的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小说上半部如五月娇蕊般的伊莎贝尔，下半部开场不知何时就沦陷在一场绝望的婚姻中。那种浸透了心痛的天旋地转感，是文学提供给我的最为强烈的体验之一。各种ellipsis，在逼迫读者参与的过程中，想要在他们心中引发的“补白”都是不同的，就拿我们此刻正在推敲的《陌生人的孩子》，每个章节间的ellipsis所传达的含义，几乎也就是近六百页精妙散文所要完成的意图，要一言蔽之未免粗暴，但其中也一定有中国古诗词里常见的物是人非，所谓“莫问万春园旧事，朱门草没大功坊”，而陌生人的孩子懂什么，却只道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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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之前引用的那段夜色描写，达芙妮大约知道了乔治和塞西尔正在吊床那里，寻了过去。黑暗中雪茄的火光一闪，只能很敷衍地将抽烟者的脸孔显现片刻；达芙妮先看到的是塞西尔的脸。
“雪茄点着的那一头，在空中晃动如同光芒黯淡的小虫，几乎要隐入黑暗之中，又突然亮了起来，但这回在那如鬼魅般的微光中，她看见的是乔治的脸。‘哦，我还以为那是塞西尔的雪茄。’她简单地说。”这个“简单地”（siply）又是霍林赫斯特不动声色的大师手段，一下提醒我们，在达芙妮头脑中，根本不像（某位）读者一样都是淫冶的想象，她担心的是自己言多必失，暴露了自己的“非大人”身份，被排挤出这场夜间的迷人游戏。
“‘那的确是塞西尔的，’乔治用他最似是而非的语气说道，‘我也在抽塞西尔的雪茄。’”这“似是而非”在读者和达芙妮听来也是全然不同的指涉，在“某位”读者耳中，这突如其来的黄腔是《陌生人的孩子》初读时第一次把我逗乐。
在第一章里，1913年，以及在我们所了解的大段同志艺术史中，“掩饰”永远是第一位的。除了人民开动的法制机器略显恐同，艺术家自己也隐约觉得自己的性向在道德上是不光荣的。什么是同性恋小说？或许，霍林赫斯特的某个区分接下来是有用的，他的意思大致就是有的小说是内容同志，有的小说是写法同志。就像霍林赫斯特在推崇艾德蒙·怀特（edund white）时所说的，后者看重“绮靡”（baroe），正是因为在这种美学主张里，“修饰即本质”，内置了道德摇摆感。除了亨利·詹姆斯，霍林赫斯特最喜欢的作家大概是罗纳德·弗班克（ronald firbank），他说后者“拆碎七宝楼台”，就是“美化”它，而在美学的领域里，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松弛下来了。
当然这种美化的冲动也姿态万千。霍林赫斯特说弗班克太极端了，刻意模仿会疯，他学的是那种对话的“断续感”“言之无物感”，或者用v s普利切特（v s pritchett）的话来说，是“对话的荒谬”。这就又回到了亨利·詹姆斯。在《美丽曲线》中，两位青年员工问尼克，亨利·詹姆斯会怎么评价他们。尼克说：“他会对我们很友善，他会说我们都很迷人，都很美好，……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他早已把我们看穿。”
霍林赫斯特跟大师一样，迷恋上层社会，而体面人聊起天来，自然是人事物无一不尽善尽美，省心省力，绝不会失了检点。钱钟书先生引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说到了北京见到“诸贵人”，吃喝住行都打听得极为细心，“以为有古大臣风”，听多了才知道是“言属而意不属”。一本和我一样推崇《美丽曲线》的书，叫《阅读文风》（readg style ），说这种对话里，有一套构建和谐的习语，即使辩论也似乎是将“互相认同提升到一个更激动人心的音调上”。
但说错话基本还不会吃官司；爱错了性别就可大可小了。《陌生人的孩子》第三章发生在同性恋“去罪化”法案颁布前夕，这居然已经到了1967年。所以很多时候，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里都不自觉有种为社会不容的潜流，把“不可言明之爱”看作正常社会之外的事情。
在霍林赫斯特的第二本小说《折叠的星》（the foldg star ）里面，主角在比利时教英文，爱上了十七岁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神秘地被学校开除了，据说是被看到在船上和水手们寻欢作乐。主角顿时觉得这位男洛丽塔更添了几分性感。水手在同性恋的语汇中，都是男神，因为他们登岸之后，像是不为俗律所限，随时可以驾浪而去。而对于这些困在陆地上的人来说，主角找到的一个社会弃儿的替代品，是一个叫att的混混。“销售一些变态的性爱录像和六年级生的紧身短裤。”
2016年年初，美国作家加思·格林韦尔出了一本让评论界惊艳的同志小说，叫《什么属于你》。氛围和《折叠的星》很像，是一个美国人在保加利亚教英文，也把小说的中段闪回到故土用父子之情做对比。尤其切题的，是对于一个号称把cruisg（在公共场合寻觅同性性伴）作为一项志业的作家，也在小说中把情欲全泼洒给了一个像att一般不容于社会的痞子，甚至这次的itko还带上男妓的属性，平白在一个主角不用为自己性向担心的时代，让穿透在小说中心的情爱变得有些难以启齿。
写感情终究是写那份“不可得”。比如，很意外也把亨利·詹姆斯当作偶像的詹姆斯·鲍德温，下笔一派赤忱，但在他的经典同性恋小说《乔瓦尼的房间》中，不但平白添了一个“未婚妻”，让小说的主题变成了“愧疚的性”，也把地点设置在巴黎：用一种地点的错置（dispcent）刺激情欲是同志小说中很常见的安排。
除了地点的错置，有时候还需要摁着你的头钻进时间机器里去。《泳池图书馆》里有一段情节，是英姿勃发的男主角突然进了苏荷的一家破旧的录像厅，屏幕上放的是ppt一样的所谓情色电影，而且是无声的，靠流行歌曲的音轨掩盖黑黢黢的座位间那些达芙妮听不懂的杂音。霍林赫斯特描绘黑暗里观众进出时压低了的说话声、衣服发出的沙沙声、身体碰触时的声响。就这样，突然之间，在霍林赫斯特笔下如索多玛般的八十年代，同志间互加好友又成了在黑暗中密码的交换和破译。
霍林赫斯特几乎每次出书都要面对类似的问题，提供这样一些类似的回答，就是如《陌生人的孩子》中所描绘的同性恋爱逐步光明正大的过程，虽然“益处自不待言”，其实也是某种浪漫消散的过程。《美丽曲线》中有句话，说“现在太无聊了，所有事都发生在过去”，也就是指同性恋情的美妙，有一部分来自它的“不合法”。当然，要在某种意义上复制乔治·斯坦纳声称“独裁社会催生伟大艺术”的古怪论调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艺术的机制上，就像霍林赫斯特自己所说，虽然他更愿意活在自由的当下，但作为小说的创作者，更吸引他的是同性恋更复杂和艰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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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少人来说，阿兰·霍林赫斯特是不知羞耻描写同性（性）生活的先驱。杰夫·戴尔甚至提过，是因为读了霍林赫斯特，才让他敢于写“性”。但在我看来，虽然大家的确远远望见是他最早跌宕风流地走在这条路上，可就此说他是所谓的拓荒开路人，略显牵强，因为那条路从来就在那里。他的“先”，一是因为聪明，认出了时代赋予他的自由；二是有足够的手艺能做成这件事。类似于发明火药固然可喜可贺，但比的到底还是谁先船坚炮利。
再放宽些，马丁·艾米斯说，曾经的文学都会停在卧室或厕所门口，但厄普代克不但要进去，而且还带着一队日本摄影小组。霍林赫斯特也曾透露，他的写法六十年代厄普代克他们早就在异性恋上推广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写‘性’也没有大家说得这么难，你只要把它当成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就好”。但这种话是普通人能随便说的吗？谁有这样的自信，能在文学中把性写“明白”，同时放之四海而皆“性感”？写“性”这件事本身就是在言语的尴尬和腼腆中披荆斩棘，或许，屈服于一种点题的诱惑，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chiaroscuro，就是在性爱描写预设的层层阴影之下，霍林赫斯特的写作有足够的光亮让我们难得看了个“明白”。
其中一层最难以穿透的遮挡，就在于床笫间的悲欢都太个人化了，以至于谁也不信谁的。同性之情欲往往在书评界回响更友善（《乔瓦尼的房间》里那段寡淡的床戏居然被lithub投票选成了古往今来最好的性爱描写），就是因为主流评论界都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不用自身的经验去比照它。这个论点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证明：厄普代克曾经写书评，抱怨霍林赫斯特的人物怎么就知道做爱，“这有什么意义，他们又不能生孩子”……这真是最具讽刺意味，也最遗憾的一次“失手”，或许，厄普代克想到婚姻和怀孕，暗示你们还不如我们危险呢。
往这个角度再讨论下去，是在做一些本就不存在的区分了。再搬出一个勇闯两性婚姻的聪明的老同志：毛姆说，激情澎湃起来，不是因为它被满足，而是因为它被阻碍。袁枚在《续诗品》里写下那四个字“揉直使曲”，恐怕并不是在建议小说家要把异性恋当作同性恋去写，考虑的也不是同志情谊中自带的受挫感、隐秘性和社会边缘姿态，让它自动变得更加有趣。但诗文之理，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谁又能说他讲的，不正是这个意思。
厄洛斯在掌管同志情爱的时候，并没有颁布额外的律法，而同志小说的好坏越往下分辨，越明白它当然游弋不出文学本来的机制。最后就照抄霍林赫斯特表扬亨利·詹姆斯的话：“他超乎寻常的智慧，就在目光锐利和心思透彻上。我想，那些让我迷恋的作家中，这就是我最欣赏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