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布衫（2/2）

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

这样，憋足了劲，在村人们都从我四叔家里走了后，四叔独自往他家的屋里走去时，我紧随其后，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

这话让我四叔有些吃了惊。他站在那儿怔了怔，似乎是在思索给我还是不给时，我不知是出于聪明的机灵，还是索要的本能，忽然我又红着脸朝四叔补充了一句话：“给我穿吧，我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

四叔什么也没说，没有犹豫的动作和迟疑，脱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叠了叠，用一张旧的报纸包起来，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像大伯给了一把糖后，在我头上摸摸一样——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头上抚摸的温暖和亲情，宛若永远不落的日光照在我的头上、身上和心里。

那天下午上学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四叔给我的白底蓝格“的确良”布的花衬衫。说花不是那么艳丽和刺目，说质朴，那衬衫却色泽鲜艳，式样时新，胸前有一行六个银白的小扣儿——而我们乡村的布衫都是五个扣，许多时候还是布扣儿——它们闪闪发光，如用晶莹的玻璃或月光做制的。脖子下又尖又高的衣服领，硬挺挺地站起来，支撑着我的脖颈儿，结果连我的腰都给支撑得直直挺挺，傲傲然然，仿佛我是将军、皇帝的孩子到了学校一样。

走进初中那古旧的校门时，我感着了羞怯和自豪。如我所料的一模一样，一踏进学校的大门，穿过校门里的那架葡萄，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横扫竖盯在了我身上。那一天，与那衬衣匹配的，还有一双母亲给我新买的塑料红凉鞋。我穿着它们，如同浑身上下都穿戴着师生们的目光般，从未有过的“生活的幸福感”，在我的周身漫溢和流动。

无论如何说，学校除了个别有城镇户籍、父母都领着国家工资的女同学，其余男生都还未及穿上“的确良”。无论如何说，我是学校数百学生中，第一个穿上它的男同学。无论如何说，在那个年代的日子里，在满校乡村的孩子中，我是最早体会到生活幸福的人，就像一个人不仅第一个见到了孔雀，还拿到了一支孔雀的羽毛一样。

那一天，教语文的张老师见了我，摸了摸那衣服，笑着说：“这布真光啊，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这衣服。”

数学老师是女的，也姓张，是我们家邻居。她上课时就像没有看见我穿了那件“幸福”样，可在讲完课、布置完了作业后，她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面前弯腰拉着我的衣领看了看，没说衣服好不好，却很郑重地说：“努把力，你的数学成绩从班里前三掉了下来啦。”

那年的整个夏季，我每天上学都穿着四叔给我的“的确良”，就是穿脏要洗时，也一定要赶在星期天里洗。

那个夏季，四叔的假期满后走了时，我因为上学没有送四叔。可在一个黄昏的落日间，我放学回到家里后，母亲说我四叔又回他的水泥厂里上班了，说四叔在离家走之前，把他身上穿的一件“嗒嗒颤”的裤子脱下来，洗净叠好留给我穿了。“嗒嗒颤”是当年从日本进口到中国的尿素肥料的包装袋，那袋布是一种质地柔软结实的化纤布，待肥料用完后，两个包装袋刚好可做一件布衫或裤子。因为那袋布如绸子一样软，在风中飘摆不停，发出“嗒嗒嗒”的颤抖声，所以，豫西乡村就把那布叫作了“嗒嗒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盛行着那样“嗒嗒颤”的布料和衣服，正是日本那种尿素肥料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布料的紧缺和短需。可惜过几年后，日本人知道了中国人都用他们的“嗒嗒颤”布袋做衣服，便把那尿素布袋的包装改为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粗糙的“蛇皮”纤维袋子了。

再后来，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不能用蛇皮纤维袋子做衣服，但却可以用那袋子做麻袋、粮袋用，一样地在日子中起着用途、促进着日子时，又将蛇皮纤维袋改为了玻璃纤维袋。玻璃纤维——顾名思义，是用玻璃做制的，皮肤接触那袋子稍久些，它会让你浑身刺痒无比，看见那袋子，恨不得朝后退三躲五地藏起来。想起那年代，也许日本国那时的器量对中国人的日子似乎缺少一些无私的扶帮和同情，但毕竟有那么几年里，尿素的袋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幸福生活的组成曾经在人们的记忆和岁月中，成为广告招牌一样的标记和象征。

四叔把他那条“嗒嗒颤”的裤子走时留给了我——它被四叔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一样包在一张旧的报纸里。我从母亲手里接过那报纸，打开来望着那裤子，如同望着一面叠成方块的国旗般，有些温暖，有些慎重，对四叔的感恩如对国旗似的庄重样。

就在那一刻，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奢侈的念愿来——我这一辈子，能像四叔一样，到某个城市当工人，把本属我的乡村的日子改变为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好、幸福的一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