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犁（1/2）

在我来档案馆工作之前很久，也就是母亲的葬礼刚过，我从她的某个书架上抽出一本平装书，发现了一张画在六英寸乘八英寸的四开纸上的手绘地图，那上面画的像是一座带有低梯度等高线的白垩山。出于某些原因我把这张没有地名的地图给留下了。几年以后，等我进档案馆工作后，我发现这里凡是要写下来或打出来的东西都必须写在或打在相同尺寸和质料的纸的两面，还不能隔行。机构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条规定，无论是外号“克星”的审讯员米尔莫还是来干速记的临时秘书概莫能免。这几乎是每个情报局都遵守的做法，从温华德·斯克监狱——其有些部分曾被用作某情报机关总部，就是这个地方我小时候看到母亲进去还以为她是去服刑——到布莱切利公园。不允许使用其他尺寸和种类的纸。我意识到我拥有的是一幅跟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地图，这幅地图一直被母亲收藏着。

在我们大楼里有一间中央地图室，那里，巨大的地图都是悬浮在半空中的，要用的时候可以沿着滚筒拉下来，像风景画那样抱起就走。我每天都到那里去，坐在地板上，孤零零地享用午餐，在那个几乎没有风的房间里，头顶的一面面旗帜很少会动。出于某种原因，我在那里很是自在。也许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和恩科玛先生那些人一起吃午饭，等着听他那些不正经故事的情景。我把那幅地图描到透明纸上后，带着这张纸来到地图室，把它贴到不同的地图上去比对。花了整整两天后，我才找到了能匹配的地图，那上面的等高线跟我那幅原图上的完全吻合。把这幅画着白垩山的手绘图跟一幅有着具体地名的大地图挂起钩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精确的地点。现在我知道了，这里就是我母亲曾经作为基地活动过的地方。后来，就像报告所陈述的那样，派了一个小组进去，给一个战后的游击队组织“松松线脚”。也同样是在这里，游击队组织中一人被杀，两人被抓。

这张手绘的地图透露出亲密，我很好奇，想要发现这亲密来自于谁，因为这张曾经能派用场的图最终被收藏在了母亲最喜欢的一本巴尔扎克平装本里。对于那段天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的岁月，母亲已经把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丢弃了，彻底毁灭了线脚。在我们的档案迷宫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案例，那些政治暴力的幸存者们背负起了报复的重任，有时候报复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他们有多大？”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我们遭绑架的那夜，母亲曾这样问阿瑟·麦卡什。

“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母亲有一次曾这样跟我说过，当时我和三个五年级的男孩因为从查令十字街的弗耶尔书店里偷书而被暂扣在了学校里。如今，时隔多年以后，我看着这些分明是在其他国家犯下的秘密政治杀戮的零星记载，不仅惊恐于母亲曾经的活动，更惊恐于她居然把我的偷窃行为归入了同等的范畴。她当时对我偷书大感震惊。“人们有时候行为很不光彩!”这是她对我的裁判，却也不啻是对她自己的嘲讽。

“你做过什么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的罪可多着呢。”

一天下午有个人敲了敲我小隔间的墙：“会说意大利语，对吧？档案上这么说的。”我点了点头。“跟我来。那个会说意大利语的今天生病了。”

我跟着他上了一段楼梯，来到一个部门，那里都是擅长各种语言的人，从人们的反应中我意识到，不管那人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地位要比我高。

我们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他递给我一副颇有点分量的耳机。“是谁？”我问。

“无所谓，翻译就是了。”他打开了机器。

我听着耳机里意大利语的声音，刚开始忘了翻译，直到他跟我摆了摆手。这是一段审讯的录音，提问的是一个女人。音效不是很好——审讯似乎是在一个类似山洞的地方进行的，全都是回声。而且，那个被讯问的男人不是意大利人，也不配合。录音不停地关掉，再重新打开，因此当中有一段段间隔。审问很显然还处于刚开始阶段。对这一套我现在已经看得多听得多了，知道他们会慢慢地扫清外围，最终把那个男人问个底儿掉的。现在，他只是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来保护自己。他的回答东拉西扯，避实就虚，一直在说板球，抱怨《威斯登板球年鉴》里面的记录不准确。审讯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题，直截了当地问他发生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一场平民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铁托的游击队。

我身体前倾，停下了录音机，转身问我身边的男人：“这人到底是谁？我得知道上下文。”

“你不需要——只要告诉我那个英国男人在说什么就行了。他是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泄露了。”

“时间是……？”

“四六年初，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可……”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

“这个录音是战后截获的，从一个墨索里尼政府残余分子手里——墨索里尼已经被绞死了，但他的追随者还在。这是在那不勒斯城外某地区发现的。”

他示意我戴上耳机，又播放起磁带来。

渐渐地，在跳过了几段后，那个英国男人开始说话了——不过说的是他在这儿那儿遇到的女人，讲了他们去的酒吧的细节，当时穿的什么衣服。还讲了他们有没有一起过夜。对这些信息他讲得很放松，还提供明显毫不重要的日期：火车是几点几分进的伦敦，等等，等等。我把机器给关了。

“怎么啦？”我那位同事问。

“全是些没用的信息，”我说，“他净在讲些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他是政治犯的话，那他没有透露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只是在讲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似乎不喜欢没有经验的。”

“谁会喜欢呢？他这么做很聪明。他是最棒的特工之一。这些东西只有妻子或丈夫会感兴趣。”他重又放起了磁带。

这个英国人讲起了一只在远东被人发现的鹦鹉，它跟一个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部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这个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也失传了。但是一家动物园得到了这只鹦鹉，后来人们发现这家伙依然会说这门语言。于是那个男人和一位语言学家合作，想要从那只硕果仅存的鹦鹉身上重新把这门语言给创造出来。英国人已经明显很累了，但还在不停地说着，好像只要他不停说就可以推迟回答对方具体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对审讯者没有产生任何用处。那个女人很明显是在寻找某人、某些身份、某些地名，可以让他们跟一张地图、一个城镇、一场杀戮和一场原本预期会是胜利的失败挂起钩来。不过就在这时，他说起了有个女人的“孤独气质”，而在另一段毫无意义的独白中，他提到了她前臂和脖子上的胎记。突然间我明白过来，这是我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我还曾紧紧贴着它睡觉。

因此，正是在我对一场审讯，一场包含了对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女人的描述，还有鹦鹉的传说——这些都是由那个被捕的男人作为无用的信息给抛出来的——正是在我对这场审讯的翻译中，我听到了对我母亲脖子上面胎记的描述。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那场审讯却挥之不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听到过那个男人的声音，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那人就是我父亲。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那些明显的印记呢——那团痣的形状，那个男人开玩笑说，很像一种恒星的排列，称作星形犁。

每个星期五，我都在利物浦大街站登上六点钟的火车，身心放松，眼睛只盯着快速闪过的景物构成的那条带子。每当这时，我都把一个星期里收集到的所有东西来一番去芜存菁。事实、数据、我官方或非官方的研究被打散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渐渐成形的故事。这个关于母亲和马什·费伦的故事有一半是我用想象填补的。他们如何最终没有家庭的羁绊走向了对方，他们以情人身份短暂相处后又收手，却依然在彼此间坚守着不同寻常的忠诚。我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通向他们那小心翼翼的欲望，那些往来于黑暗的机场和码头之间的旅行。我在现实中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阙旧情歌中不算完成的一段，根本称不上什么证据。但我是个儿子，无父无母，带着无父无母的儿子所不知道的东西，我只能踏入到那些故事的碎片中去。

这是她父母的葬礼结束后，从萨福克开车回家的那晚。速度计的亮光洒在她的裙子上，裙子遮住了她的膝盖。见鬼。

他们是在天黑时离开的。整个下午，她看着他站在墓边殷勤有礼，在接待处听到他略带羞涩而又温情脉脉地提到她父母。她从小时候就认识的乡下邻居们跑到她面前来吊唁，还问起她此时待在伦敦家里的两个孩子——她不想让他们到葬礼上来。她不得不一遍遍地解释，说自己的丈夫依然在海外。“愿他能平安归来，罗斯。”她点头致意。

后来她看见费伦费劲地把一个盛潘趣酒的大酒碗从一个快要散架的桌子搬到一张更结实的桌子上去，宾客们都在他身边大声地笑着。她不知怎的，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大概是晚上八点，她和费伦动身回伦敦。她不想待在这所空房子里。他们马上驱车驶进了迷雾。

他们摸索着走了有几英里，每到一个路口都会小心翼翼地停一下，然后在铁路道口停了几乎有五分钟，因为她觉得自己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如果真有火车的话，那它也就那样一直远远地鸣着汽笛，这份小心跟他们算是不相上下了。

“马什？”

“嗯？”

“要换我开会儿吗？”她转过来跟他说话时裙子动了。

“开到伦敦才三个小时。我们可以停的。”

她手指轻拨，打开了一盏小灯。

“我会开车。伊尔凯特肖，那地方在地图上哪儿？”

“就在大雾里的某处吧，我想。”

“好吧。”她说。

“什么好吧？”

“咱们停下吧。我可不想在这样的天气开车，更何况老两口儿就是这么死的。”

“明白了。”

“我们可以开回白漆屋去。”

“我想带你去看看我住的房子。你有好久没见过了。”

“哦。”她摇了摇头，但样子显得很好奇。

他把车掉了个头——在被浓雾封锁的窄路上试了三次才成功——然后开去了他很久之前重建过的那所茅屋。

“来吧。”

屋子里很冷。“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如果这会儿是早晨的话她准会这样说，可现在这里一团漆黑，连一丝光影也没有。这里没有电，只有一个烧饭用的炉子，炉子给整个地方供暖。他开始在炉子里烧木柴。他从一个看不见的房间里拖来了床垫，说那里离着热源太远了。所有这些他在进门五分钟后就完成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从旁观看，看费伦会走多远。这个凡事都很小心的男人在对待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她不太能够相信。房间里的暧昧气息已经太多了。她习惯了跟费伦置身在空旷的乡野。

“我是有夫之妇，马什。”

“你一点也不像个有夫之妇。”

“想来你一定知道，作为有夫之妇……”

“对，可他一点儿都没有介入到你的生活中。”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可以睡在火边。我用不着。”

长长的沉默。她在脑海里天人交战。

“我想你现在也许用得着了。”

“我还想能看见你。”

他来到火边，捅开烟道，炉火照亮了房间。

她抬起头来，直直地盯着他：“我也想能看见你。”

“不，我没什么好看的。”

她看见，只有火炉那跃动的光线照着自己，礼服的袖子很长，是葬礼上穿的。感觉怪怪的。她感到自己的理性之下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溜走。而这又是一个浓雾之夜，身边的世界看不见了，遁入了无形。

她醒来的时候被搂着。他张开的手掌垫在她的颈下。

“我在哪儿？”

“你就在这儿。”

“对，看来‘我就在这儿’。真是没想到。”

她睡着了，然后又醒了过来。

“你对葬礼是怎么想的？”她问道，头紧贴着他的身体。她知道，在炉火顾不到的地方是很冷的。

“我爱他们。”他说，“跟你一样。”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你跟他们的女儿睡觉了，而且还就在他们的葬礼之后？”

“你觉得他们会在坟墓里辗转反侧吗？”

“是的!而且，现在算怎么回事？我知道你那些女人。父亲管你叫花花公子。”

“你父亲嘴可真碎。”

“我想，过了今晚后，我得离你远点了。你对我太重要了。”

即便是在这个经过去芜存菁的、小心翼翼的关于费伦和罗斯的版本中，对于当时可能发生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也依然存在着一些困惑，甚至是不确定。这一点都不符合他们的故事所应有的节奏和韵律。究竟是谁，或是什么契机，能够引发那天晚上由一只铁炉开始的那段亲密关系？

自那天晚上扮演了情人的角色后，她在很长时间里都再也没有逾矩的行为。她在心里想过，有了那样一晚之后，他会变得怎样呢？是像他说过的一则加洛林王朝的历史轶闻那样，一支小小的军队很有礼貌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一个边境小镇，还是他们身边的每样东西都会被激发出震天的回响？她必须得在那样的事情发生前就离开他，留下一个兵堵住河上的桥，这样无论是她还是他都再也无从跨越，要让彼此都清楚地明白，在这突如其来而又难忘的彼此短窥后，一切都结束了。她还得要回到她的生活中去。

她转过来望着费伦。她很少叫他马什。几乎一直都是叫的费伦。但她喜欢马什这个名字 [18] 。这名字听上去就好像他一直在跋涉，却很难穿越，很难完全理解，她会把自己的双脚弄湿，带刺的种子和泥浆会粘到她身上。我想就是在那时，在火炉边的那一夜之后，她决定要安全地回归到自己依然拥有的生活当中，跟他就此分开，仿佛受折磨恒久是欲望的一部分。她不能让自己的防备因为他而就此崩塌。不过她会稍稍长久地等待，等到心中的光明完全亮起，等到他从那给人带来快乐的情人再次变为一个陌生人，一个难解的谜。破晓时分她听到了一声蟋蟀。此时是九月。她会记住九月的。

在费伦接受意大利女人审问的过程中，曾有一刻那个审问者把晃得他睁不开眼的灯转向了别处，并有短短一瞬闪过了她自己的脸。费伦总是能很快地抓取到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所以他看清楚了她的脸。就像有人曾说过的那样，他具有“漫不经心的目光，却什么都不会漏过”，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他还注意到了她皮肤上种牛痘的疤痕，并立刻判断出她不是个美女。

他们是故意要让他注意到审问他的女人吗？他们能不能看出他是个肉欲主义者，可以以戏弄的态度对他来一番小小的挑逗？而对那个女人的短暂揭示——这对他能起什么作用？他的反应是什么？这样做会不会令他先前的戏弄稍稍收敛？是令他变得更温和，还是更加自信？如果他们对他了解得这么多，多到会安排一个女人在弧光灯的另一边，躲在黑暗之中，那么那个转灯的动作到底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呢？“历史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忘掉生活中那些偶然所起的作用”，这我们都知道。

但其实费伦是不会忘记考虑那些偶然事件的，一只突然出现的蜻蜓或意料之外的性情流露，不管对错，他都会加以利用。他能够包容一切，就跟他在有陌生人陪伴的时候表现得男子气十足、很爱闹腾一样，这些都是对必须保持神秘的一种逃脱。他身上有一种率真与豁达，这是从他那善于发现的青年时代中培养起来的。在他的意志中好奇多过冷酷。所以他需要身边有一个战术执行者，他在罗斯身上发现了这种能力。他知道自己并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要找的是她——那个从未见到过却久闻其名的维奥拉——那个在电波中对他们捉摸不定的信号加以拦截的女人，那个报告出他们的行动、泄露出他们行踪的声音。

而且，费伦毕竟还像双面镜一样具有伪装性。数以千计的人都听过他的声音，他是《博物学家时间》那温柔和蔼的主持人，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述着鹰的重量或是讨论“抽薹莴苣”的出处，就像一个邻居站在齐肩高的篱笆边说话，根本没想过会有别人远在德比郡偷听他说话。对于他们来说，他既是熟悉的，又是隐形的。《广播时代》上没有他的照片，只有他的一幅铅笔素描，画面是一个人在中距离大步行走，远到足以无从辨明五官。时不时地，他会邀请野鼠方面的专家或是某个实用型设计师来到英国广播公司位于地下的演播室，并在这样的时段里竭力当一个谦虚的倾听者。但他的听众们还是更喜欢他做主讲。他们习惯了他那天马行空的风格，他要么冷不丁迸出一句约翰·克莱尔 [19] 的诗，说“田鸫在呼啸的荆棘间啁啾”，要么在感慨滑铁卢战役中约七十多处战场给原本栖息的小动物带来毁灭时背诵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

鼹鼠们开掘出来的房间被车轮碾坏，

云雀的蛋四散着，主人已逃去；

刺猬的家被工兵们凿开。

蜗牛迈着惊恐的步履，

然而没用；车轮的边缘将他碾作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