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贝船（1/2）

我们在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天，蕾切尔和我和镖手一路向西，直到差点出了伦敦城的地界。现在我得靠一份画得很精细的河流图才能指给你们看我们经过或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了，不过在那些个星期里，我对那些地名都是了然于心的。此外我还非常熟悉那些潮汐信息图，错综复杂的堤道，原来的通行税征税所，我们进出过的拉船的船坞，我们从船上学会辨认的一些建筑工地和人多的场所——船巷、公牛巷、莫特莱克、哈罗兹堆场、几家发电厂，还有二十多条有名没名的运河，这些运河都是一两个世纪前开挖的，像奓开的手指一般从泰晤士河辐射向北方。我曾经躺在床上，复述泰晤士河所有那些衍生出去的分支，为的是能背下来并长久记住。我现在还在这样做。它们听上去跟英国历代国王的名字很像，我听着要比那些足球俱乐部的名字或是乘法口诀表什么的更带劲儿。有时候我们会朝东航行，开过伍尔维奇和巴尔金，就算是在漆黑的夜里，单凭着河流的水声或是潮汐的牵引力，也能知道自己到了哪儿。过了巴尔金之后就是里海码头、厄里斯段、提尔伯里通道、下霍普段、布莱斯沙洲、格雷恩岛、入海口，然后就是大海了。

沿着泰晤士河还有一些更为隐秘的所在，我们在那里逗留，与海船海轮会合，从那上面卸下出人意料的货物，然后牵走那些犹犹豫豫踏上岸来的动物，它们全都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给拴在一起。就是以这种方式，它们从加来经历四五个小时的行程来到这里，拉屎拉尿，然后我们把它们哄上贻贝船，继续一段短暂的旅程后，被不同的人们收下，这些人我们只是匆匆一瞥，从来也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

我和姐姐卷入这些河上勾当的事情还得从某天下午说起。那时候，我和姐姐正在说接下来的周末找点什么事干干，这话被镖手给听去了。他就当蕾切尔和我不在房间里一样，随随便便地问蛾子我们俩是否正好有空，能跟他出去一趟，帮点小忙。

“白天的活儿还是晚上的活儿？”

“也许都有。”

“安全吗？”

这话是蛾子低声说出来的，意思这是我们不该听到的。

“绝对安全。”镖手大声回答道，说着朝我们看过来，挤出一个假笑，手很简慢地一挥，表明安全是毋庸置疑的。合不合法的事从来都不会摆到台面上来讲。

蛾子低声问了句：“你们俩会水吧？”我们点了点头。镖手插进来问道：“他们喜欢狗的吧？”这次是蛾子点了点头，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

“真是酷毙了。”镖手在那第一个周末如此赞叹道。说这话的时候他一手搭在舵轮上，另一只手正从口袋里往外掏三明治。他看来并没有把心思都放在驾驶驳船上。一阵冷风在水面上荡开一片扇形，抖抖晃晃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刮来。我想我们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我对船一无所知，不过我很快就爱上这没有了陆地的味道，水面上的油，咸咸的海水，船尾突突突冒出来的烟气。我渐渐爱上了身边这条河里那许许多多的声响，这些声响让我们安静，恍若置身在包蕴于这个熙攘世界中一个突然陷入沉思的宇宙。这的确是酷毙了。我们差点擦到一座桥的桥拱，镖手在最后一刻把身体拼命往后仰，好像能让船也跟着他一起后仰似的。我们还差点跟四个桨手划着的一艘小船相撞。擦身而过后，他们还兀自在我们荡起的水流中摇晃不止。我们听到了他们怒冲冲的叫喊，看到镖手向他们摆手示意，仿佛是在说这就是命，谁都怪不得。那天下午我们要从靠近教堂渡口阶梯的一艘静悄悄的驳船那里接上二十条灰狗，然后再静悄悄地把它们送到位于下游的另一个地方去。我们之前不知道还有着这样自己会走路的货物，也不知道有严格的法律专门打击把动物非法运进英国的行为。不过镖手似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之前曾有定论，镖手走起路来有点勾头缩颈，鬼鬼祟祟，谁料在他把我们带上贻贝船后，我们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蕾切尔和我在下滑溜溜的跳板时，都走得战战兢兢，而镖手眼睛根本不往脚底下看，他一边半侧着身子，小心着蕾切尔不要失足滑跤，一边还能随手一扔，把烟头扔到堤岸与轻轻晃动的小船之间那道只有区区四英寸宽的缝隙里。我们觉得危险重重的台阶，对他来说是平坦的舞厅地板，原先走起路来勾头缩颈、鬼鬼祟祟，现在他走在和脚一样宽、沾着雨水和油脂的船舷上缘时从容潇洒，胜似闲庭信步。他后来说，他妈是在河上航行遭遇一场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的暴风雨时怀上他的。他家的先人有好几代都是驳船夫，所以他的身体天然能适应河上生活，上了岸反倒会有点不自在。他知道特威克南和下霍普尖之间的每一条潮路，能根据气味和装卸货物的声音分辨码头。他吹嘘说他父亲是“河上的荣誉市民”，尽管他也曾说过他父亲是个残酷的人，在他才十几岁的时候就逼着他进了拳击这一行。

镖手还能吹许多种口哨，因为每条驳船，他告诉我们，都有自己的信号。你只要到了一条新的船上工作，就能学会那条船上的口哨。在水上，这是你唯一能运用的信号，用于辨认或示警，每一种口哨都是根据一种鸟叫来的。他曾经碰到过一帮在河上讨生活的人，他说，走在一片位于内陆的树林里，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了属于自己驳船的口哨声，而放眼望去，根本连河的影子都没有。原来那是一只茶隼在保护自己的鸟巢时发出的叫声，这种鸟在一百年前肯定在河边住过，它们的叫声就是在那时被一代代驳船上的人借去当信号给学会的。

从那个周末以后，我想继续在运狗的事上给镖手帮忙，而蕾切尔则开始跟蛾子待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怀疑她是觉得运狗的事情有点小儿科。不过我倒是愿意穿好了防水外套，等着镖手开车过来捎上我。我们最初在卢维涅花园碰到的那几次，他几乎没怎么把我放在心上，那时候我只是他碰巧登门的房子里的某个孩子。不过现在我发现，镖手在你向他讨教的时候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他不像蛾子那样把你当回事，但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你他需要你做什么，也会告诉你什么是他不会跟别人分享的。“把牌拿高点儿，别让人看见，纳撒尼尔，”他会说，“永远要把牌拿高点儿。”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他需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多少还算靠得住，帮他每周两三次从静悄悄泊着的欧洲船中的一条上把灰狗给收来。于是他说服我辞掉了餐厅里的工作，专门帮他在黑夜里用贻贝船把灰狗运去其他各处，再由一辆货车把他那些活的货物神秘地送去更远的地方。

我们每跑一趟船大概会收到二十位害羞的旅客，它们一路都坐在甲板上发抖。这样的旅程有时会一直拖到半夜，而且很容易会突然有一艘敞篷摩托艇鬼影般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即便传来很响的喊话声，或是有探照灯的光柱朝我们射来。镖手很怕那种他称之为“没事儿也要查一查的人”，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蹲下身子，蹭到毯子底下的狗堆中去，在群狗发出的恶臭中安抚它们，而河警就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们找的可是比这更危险的东西。”镖手以这样的话来表明他的犯罪行为并不严重。

现在已经渐渐清楚了，我们所运送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能保证我们赚大钱。这些动物并不一定能成为赛狗，谁也不知道它们跑得是快是慢。它们全部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未知因素”，由于公众不确定它们的价值，所以反而保证了会有“搏一记”式的下注——就是指门外汉光凭狗的外表下注，而不是根据真实的血统来判断究竟是值得看好还是看衰。有“搏一记”式的下注才会有金钱的活跃流动。你把好几镑钞票押在一条没有过往战绩的狗身上，就因为被拴着的那家伙朝你投来貌似会心的一瞥，或是它大腿的线条，或是你耳边刮到几个你以为懂行的家伙在低语，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我们弄来的狗都是没有过往赛绩的废物，要么是从某个城堡里绑架来的，要么是从屠宰场里救下来准备废物利用的。它们就跟公鸡一样籍籍无名。

在没有月光的夜河上，我安抚它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当它们要叫的时候，我就抬起我十几岁少年人的脑袋，摆出一个严厉的姿势。我觉得我是在让一支管弦乐队安静下来，而这给我带来了美妙的权力初体验。镖手在舵轮室里指引着我们穿透黑夜，嘴巴里哼着《可惜不是给我的》。他唱给自己听的时候旁人听着总觉得是在叹息，他的心思跑到了别处，很少在意自己嘴里在唱什么词儿。而且我知道，他是个很有女人缘的家伙，因此歌里面的那种伤悲跟他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之前给他提供过好几次不在场证明，或是从公用电话亭传送过假消息，让他某些晚上可以不用去赴约。女人们从来就弄不准他确切的工作时间，更不用说知道他真正在干些什么了。

在那段跑河上的日子里，我开始得窥镖手生活那混沌朦胧的时间表，我发现自己简直就像生活在故事里，故事里有用驳船走私的，有兽医，有造假的人，还有伦敦周围各郡的赛狗场。收受了贿赂的兽医给这些外来狗注射犬瘟热疫苗。有时候我们还会需要临时的托狗所。造假的人伪造出狗的出生证明，证明其主人在格罗斯特郡和多塞特郡，人们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狗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其实那些狗到那时为止都还连一个英语单词也没听到过呢。

在我生命中那第一个奇妙的夏季，我们在赛狗季的高峰期每周走私的狗超过四十五条。我们从位于莱姆豪斯区附近的一个码头把那些听到发令枪还会害怕的狗接到贻贝船上，然后在夜色中沿河而行，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下泰晤士街附近。然后我们再掉头回到下游去。只有这些深夜返程途中——船上已经没有狗了——才是镖手从复杂的日程安排中解脱出来，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打扰的时刻。我现在对镖手的世界很是好奇。在那些夜航途中，他毫无遮掩地谈论自己，谈论赛狗里面的各种奥妙，偶尔还会向我提出问题。“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沃尔特了，对吧？”他曾这样问过我一次。等我吃惊地望向他，他又缩回去了，就像一只太过冒失地摸到别人大腿上的手。“啊，明白了。”他讪讪道。

我跟他打听他是怎么跟奥利弗·劳伦斯好上的，之前我先跟他明说了我喜欢她。“啊，注意到了。”他说。这倒是个意外，因为镖手总是一副对我的反应既不了解也不关心的样子。

“那么，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他指了指无云的天空。“我需要点建议，而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地理学家，人种学家(eth-nog-ra-pher)。”他把这个词一截截地说出来，就跟她当年讲的时候一模一样。“谁知道世界上会有那样的人？谁还会通过月亮的盈亏或云的形态来解读天气？不过她对于我在干的事情倒是有用，我喜欢女人比我聪明。请注意，她可是个……嗯，她能让你吃惊。她的脚脖子可真好看!我以为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是住梅费尔 [23] 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她喜欢口红，喜欢丝绸。她老爸是个大律师，不过要是我有了麻烦，我可不指望他会来捞我。这个先不说了，她在那儿一个劲儿地跟我讲荚状云啊，砧状云啊，还有从蓝天中怎么看出名堂来。不过我真正喜欢的还是她那对脚脖子。她有我欣赏的那种赛狗的血统，但你永远也赢不了，靠她赢不了。你只能抓住她生活的一个角。我是说，你看，她这会儿在哪儿呢？一点儿音信也没有。不过吃山羊的那个晚上还真是，知道吗，我觉得她其实是喜欢的。她嘴上当然不会承认，但那就像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被迫签下了合约一样。真是个妙人儿……可惜不是给我的。”我喜欢镖手以这种方式说话，就好像我是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人，能够了解女人那些反复无常的微妙心态。而且，能够听到山羊事件的另一个版本，表明我又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更深一层。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正在变色的毛毛虫，危险地保持着平衡，从一个种类的树叶爬向另一个种类的树叶。

我们继续在幽暗、平静的河水中航行，感觉这河是我们的，直到入海口。我们经过那些工业建筑，它们的灯光悄然无声，微弱得像天上的星星。我们宛如置身于一颗战争年代的时间胶囊，灯火管制和宵禁依然在实施，周遭能看到的只有战时灯火，驳船只有熄灭了所有的灯火才能允许在这片河面上航行。眼前这位次中量级拳击手，我曾经觉得他冷酷无情，充满敌意，可此刻看着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柔声地讲述着，寻找着确切的言辞来描述奥利弗·劳伦斯的脚脖子，描述她在蓝绿色气象图和风系方面的知识。我意识到，他记着这些信息或许的确是对他工作的某一方面有用，可这同时也能把他的注意力从她脖子上缓慢跳动的蓝色脉搏上面转移开。

他抓过我的胳膊，放到舵轮上，就走到边上对着泰晤士河撒尿去了。他发出一声畅爽的叫唤。他做什么事情总是会配点音效。我怀疑正是在情浓时刻，奥利弗·劳伦斯脖颈上的脉搏在一层细密的汗珠之下跳动。我回想起了第一次看到镖手撒尿的情景，那是在达利奇画廊踩点的时候，他吹着口哨，右手的手指一边夹着烟一边端着鸡巴，鸡巴对准了小便池的边沿。“把着鸡巴射击吧。”他老喜欢这么说。此时此刻，我驾驶着驳船，可以听到他那例行公事的独白。“我发现云朵是灰色的——它们要比任何的俄国戏——更能保证好天气。”他这话在嘟囔给自己听，身边没有女人陪伴，又当着这深更夜半。

驳船慢了下来。我们紧紧地靠着码头的挡板把船泊好，登上了岸。此时是凌晨一点。我们走到他的莫里斯汽车那里，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歇口气儿，好像是刚摆脱了河中的水，正在把自己跟陆地上的土联系到一起。然后他踩上离合器，钥匙转动，引擎声打碎了寂静。他总是把车开得很快，几乎到了危险的程度，飞驰过交错的、狭窄而又没有灯光的街道。伦敦城的这一片自打战争以来便只是部分有人居住。我们经过街道的废墟，时不时地会有一丛篝火闪现。他点燃香烟，敞着车窗。回家的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他忽而往左，忽而往右，一定时候会慢下来，突然又会拐进一条从没见过的小巷，仿佛是在预先测试逃跑的路径。还是到了这样一个点儿，他需要这样冒点险来让自己保持清醒？安全吗？我动了动口型，把蛾子的这个问题无声地抛向了窗外。有那么一两次，如果镖手觉得我不是很累，就会故意装出疲惫的样子爬出车子，走到我的副驾驶座上，让我去开车。在我应付着离合器，突突突地开过考宾斯布鲁克桥的时候，他会从旁边瞄上我一眼。随后我们就驶入了近郊，谈话就此终止。

我常常会被有些要跑远路的差事弄得精疲力竭。骨骼和血液的测试需要当场编故事。大伦敦地区赛狗协会的假印戳需要伪造，这样我们那些外来的狗才能进入全国一百五十家赛狗场中的任何一家，就好像它们带着伪造的身份准备要齐集于基督山伯爵的舞会似的。犬类的血统正随着杂交而不再纯正，赛狗业将遭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奥利弗·劳伦斯在发现了镖手的勾当后，于离去前转了转眼珠问道：“接下来搞什么呢？进口猎狐犬吗？还是进口从波尔多偷来的孩子？”

“当然得是波尔多的。”镖手嘴上一点不饶人。

到现在，我都还喜欢在贻贝船上的那些夜晚。那艘船原先只是一艘普通的帆船，现在配备了现代化的柴油发动机。镖手是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港区商人”那里借来的，那人一周只需要用到三天；除非，他提醒说，突然宣布有皇家婚礼要举行，这意味着会紧急进口一批烫有王室头像或印记的廉价餐具，这些餐具都是从勒阿弗尔某家罪恶的血汗工厂里运来的。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运狗的事就必须往后推了。这是一条长长的灰色船，荷兰造的，他说，习惯于在吃水浅的贻贝养殖场航行。它和别的驳船不一样，在泰晤士河上很少能见到。货舱里的压重箱能打开灌满咸咸的海水，所以采集来的贻贝在到达港口之前能够得到贮存和保鲜。但这艘船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它吃水浅，这能让我们在泰晤士河上哪儿都能去，从入海口一直往西到里士满，甚至到特丁顿，泰晤士河到了那里已经浅到绝大部分拖船和驳船都无法航行了。镖手还能驾驶着它出泰晤士河进到那些向北和向东通往牛顿浦和沃尔瑟姆修道院的港汊与运河，来干点别的买卖。

我依然还记得那些地名……厄里斯地区、里海码头，就像我也还记得和镖手一起在大半夜开车进市区时经过的那些街道。又是刚刚结束一趟跌宕起伏的驳船航程，他又在跟我聊他最喜欢的电影情节，为的是不让我睡着。他端起一副贵族腔调跟我模仿起了《天堂的烦恼》 [24] 里的对白：“还记得那个进去的时候进了君士坦丁堡银行，出来的时候带走了君士坦丁堡银行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汽车飞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他会转过头来讲些我爱听的，比如奥利弗·劳伦斯吵架时的习惯是什么，或者背书一般把我们开过的街道报上一遍——弯哩、西沃德斯通大街，或是我们刚刚经过的一所公墓——说：“用心记着，纳撒尼尔，说不定哪天晚上我会派你单独外出的。”我们把车开得飞快，常常要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开到市里。偶尔，镖手还会大声哼几句歌，什么“新娘——有个家伙在你身旁”或是“女神——我为你欲火焚身”之类的。他唱得得意洋洋，还会突然挥舞手臂做个手势，好像又想起一首歌，同样说的是激情到头来往往一场空，就像在他身上刚发生过的一样。

赛狗当时已然是一项欣欣向荣的非法行当了。数百万英镑的金钱经赛狗而换手。巨大的人流涌向白城体育场或是富勒姆桥，或是来到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临时赛狗场。镖手并没有很快就投身这一行业。首先他调查了这个行业的疆域。这项运动的地位相当于贱民，他知道最终政府会出手掌控的。《每日先驱报》上的社论态度严厉地警告公众，赛狗中存在着“由不劳而获的乐趣所带来的道德衰败”。不过镖手可不觉得公众的乐趣是不劳而获的。他曾经去过哈灵盖的赛狗场，在一条三赔一的热门狗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后，愤怒的人群把赛狗起跑处的引诱装置一把火给烧了。他也是当时被警察用高压水枪给滋倒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他推测不久以后就会发狗牌照，会把狗的血统登记在案，会设终点计时器，甚至会对机械兔的官方速度作出规定。偶然的可能性会变小，投注将会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他需要找到或发明出一条进入这个行业的快而窄的通道，是人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的，在人们想到过却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地方让自己挤进去。镖手在赛狗行业中看到的商机就是很难区分的狗身上那种很难判定的天赋。

我们在卢维涅花园和他相遇的时候，他正在干着把一批品质难定、没有登记过的外国狗进口到英国的营生。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几年在流动帐篷里做黑市买卖的经历。他钻研出一套用药的技巧，不是为了给狗增强力量和耐力，而是用安眠药让它们的速度慢下来。他用的是鲁米诺，一种用于癫痫发作的镇静剂。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时间拿捏准确。如果服药的时间太过接近比赛开始，那么狗在起跑门那里就会踉踉跄跄地倒地，只好由一个戴圆顶礼帽的管事来把它弄出去。但如果服药以后隔两小时再让狗比赛的话，狗跑起来就很像那么回事，然后跑到弯道的时候才发晕。拌过鲁米诺的动物肝脏只给专门的一群狗吃——比如有斑点的狗，或者公狗——这样你就不用在它们身上下注了。

其他一些由某人用家庭化学装置发明出来的混合物也得到过试验。赛狗如果服用了从感染性病后的外阴部收集来的液体，会突然因为瘙痒而分心，或是由于不可抑制且不合时宜的勃起而在最后一百码处放慢速度。镖手随后又开始使用氯丁醇片剂 [25] ，他从一个牙医那里大批量地买来，将其溶入热水。狗喝下之后也能出现催眠般的迷离状态。据镖手说，北美的自然公园护林队一直用它把鳟鱼麻醉以后给它们挂辨识标签。

在镖手的过往岁月中，他是从哪里又是何时学到化学和药物知识的呢？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学的人，有可能从任何人身上问到这些知识，甚至只是公车上一个坐在他身边的无辜的药剂师。他也是以差不多的方式从奥利弗·劳伦斯那儿学到了关于天气系统的各种详细知识。然而他从来不会轻易吐露自己的事情。这个特点或许是他在皮姆利科做拳手时留下来的，他虽然步法灵活，却少言寡语，自己像个谜，却对别人的肢体语言很感兴趣——一位反击型拳击手，仔细的观察者，善于模仿别人的风格。直到又过了很久，我才把他对药物的熟悉跟他对我姐姐癫痫病的了解给挂起钩来。

等到我开始跟他一起工作了，下药的黄金时期已经快过去了。每年有三千四百万人前去观看赛狗。但现在，赛狗俱乐部陆续设立了唾液和尿液检测，镖手需要找到新办法才能使赛狗赌博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和天赋。于是接下来镖手就想到了用长得像纯种赛狗的冒牌狗，以期把悬念和概率重新带回赛场。我完全卷入了他的计划，只要有空就陪着他登上驳船，在那些夜里借着涨潮进出伦敦，那样的旅程有时想来依然令我神往。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也并不是一直待在驳船上的。有时候，我们从位于伊林公园花园一个很隐蔽的家庭防空洞里挑上四五条狗，把它们放在后排座上开车出伦敦。这几条狗面无表情地从莫里斯车里凝视着窗外，一派王家风范。在一个小镇的竞技场里，我们让它们跟当地的狗比赛，看着它们像菜粉蝶一样飞过画有标记的场地。开车回伦敦的时候，镖手的口袋里装了比去时更多的钱，那几条狗则摊开四肢精疲力竭地趴在我们后面。它们总是憋了一身劲想跑，却经常朝着四面八方瞎跑。

运进来的这些冒牌货到底是天生的赛狗还是得了犬瘟热的虚货，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不过别人也不知道，这就是这桩事的有利可图之处。在驶向萨默赛特郡或柴郡的时候，我们对懒洋洋躺在身后的那些狗所知道的就是，它们是刚从船上下来的。镖手从来不在它们身上押注。它们只是一副牌里没用的那些张，是用来掩护真正看中那张的。业余的赛狗场到处涌现，但凡有点风声我们就跑去看。我会对着一张摊开的当地地图费力瞧上半天，寻找一个小村庄或是一个难民营，就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家非正式的三流赛狗场。在某些这样的赛狗场里，狗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追逐汽车拖着的、上面绑着一蓬鸽子毛的树枝。而我们去过的另一家赛狗场用的则是机械鼠。

我记得在那样的行程中，镖手只要碰到红灯停下的时候，就会把身子朝后仰，轻轻抚摸那些吓坏了的狗狗。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他喜欢那些狗。不过他知道，这些狗踏上英国的土地只有一天左右。也许他觉得这样会让它们平静下来，能让它们觉得亏欠了他点什么，好在几小时之后在遥远的赛道上比赛时好好表现。它们只会跟他一起待上很短的时间，到了这天结束，有几条狗就不再会和他一起回伦敦了。有些一比赛就停不下来了，最后消失在了树林里，再也没谁看到过。有一两条他会卖给约维尔的一位教区牧师，或者也许卖给多丁顿公园附近波兰难民营里的谁。镖手对继承或是拥有从来不会多愁善感。他像鄙视人类的血统一样鄙视狗的血统。“出身永远不是问题所在，”他这样宣示道，仿佛是在引用《约伯记》中某句被令人发指地忽略了的名言，“问题出在那些该死的亲戚身上!让他们见鬼去吧!看看到头来谁才是有本事的爹。就得用掉过包的孩子叫那些稀有的血统感到不自在。”镖手从来也没有跟他自己的家庭联系过。毕竟，他们几乎算是在他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把他给卖进了皮姆利科的拳击台。

一天晚上，他抱着一本重重的大书走进卢维涅花园13号，那是他从本地一间邮局里好不容易给弄来的，之前那本书一直都用链子拴在柜台上。那是一本由赛狗协会出版的用来告诫公众警惕“赛场不良行径”的分类手册，书中列出了所有被怀疑有犯罪行径的人。除了嫌犯照片——有些模糊不清，有些毫无用处——书中还列出了一系列的不良行径，从伪造证明到私印赌狗票，还有下药、操纵比赛结果、偷窃，甚至还针对混在人流中意图勾搭引诱的行为向人们提出了警告。镖手叫我和蕾切尔把三百页的罪犯名单一页页翻过去，看看他是不是也位列其中。不过当然，我们没有找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骄傲地大声说道。

现在，对于在赛狗规则中钻空子他已然是个老手了。有一次，他多少带点赧意地向我们吐露了他第一次触犯规则的经历。当时他把一只活猫在比赛中扔到了赛道上。他押了钱的那只狗——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押注——在第一个拐弯处很意外地跃过一道篱笆跑没影儿了。现在一只猫从天而降，飞落到其他狗狗们的面前，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它身上去了，赛场上还在奔跑的就剩下那只机械兔了，它可是由转速达到每秒1500转的两马力马达驱动的。赛事随即宣告无效，那只猫消失不见了，镖手在拿回了自己投注的钱之后也消失不见了。

镖手的那些女性朋友没有一个愿意陪他做这种出城之行，不过我一辈子没养过狗，所以我选择和那些狗一起坐在后排，它们的吻部喜欢朝热的地方凑，所以都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对于一个孤独的男孩来说，它们是很快就能混熟的、淘气的伙伴。

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城区，那些狗狗全都一个挨一个地睡着了。城市耀眼的灯光无法将它们唤醒，镖手半小时前朝背后扔过来的一片三明治上的面包皮也不能。镖手要赴一个晚餐约会，所以他好说歹说让我答应开着他的莫里斯车把那些狗送回伊林公园花园的家庭防空洞。他一辈子都得欠我情了。我把他在某个地铁站放下，让他带着衣服上残留的赛狗气味去会他的新情人。我没有驾照，可我有车。我带着那些狗，把车往城外的米尔山开去。

我要去另一所那种空房子跟艾格尼斯见面。到达后我把车窗摇下来给灰狗们透透气。我朝房子走去，当中回头一看，发现它们好不凄凉地望着我，像一个个失望的幽灵。艾格尼斯打开了门。“稍等。”我说罢跑了回去，把那些狗领进了小小的前花园，这样它们就能放松一会儿。稍后，我正要把它们赶回莫里斯车里去，艾格尼斯说，要不都进去吧。灰狗们一听这话，立马从我身边跑过去，蹦跳着进入了黑洞洞的房子。

我们把钥匙放在前门边，跟着兴奋的狗吠声进了屋。在这栋三层楼的建筑里，灯同样是开不亮的。在我们俩进过的房子里，数这栋最大，而且还完好无损。她哥哥已经升格为负责战后建造的房产的中介。我们在煤气灶蓝色的火苗圈上热了两罐汤，然后留在了二楼，这里可以借着一盏街灯洒进来的光看清彼此并聊天。我们现在已经放松多了，相互之间对于哪些事不会发生、不能发生、不应该发生，早就没那么多压力了。我们喝了汤。灰狗们冲进来，又冲出去。我们有一阵子没见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夜晚充满激情，它会的，但不会是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我不知道艾格尼斯的过去怎样，但就像我说过的，在我小时候，从来就没有狗狗进过我的房间，而此刻在这所借来的房子这些半明不暗的大房间里，我们跟它们一起在地面上打闹，它们长长的嘴热乎乎地贴着我们赤裸的心口。我们从一个房间跑进另一个房间，躲避着有街灯照亮的窗口，彼此用口哨打着信号。有一刻我们发现怀里抱着的是同一条狗。她仰面对着天花板，又穿透了天花板对着月亮嚎叫。那些狗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颇有点像苍白的食蚁兽。我们跟随着它们来到远端的房间，见到它们从楼梯那狭窄而又笔直的黑暗中走下来。

“你在哪儿？”

“在你后面。”

车灯洒进一扇窗，我看见艾格尼斯上身赤裸，腰上挂着一条狗，她正在把它抱到低一点的平台上，我们发现这条狗有点儿怕楼梯：这是我从那时起不分好坏印象最深刻的几段记忆中的一个神圣时刻，我以那种看着像是只完成了一半的方式为它贴上标签，整理归档。艾格尼斯，和狗。与其他的记忆不同，它有具体的场所和日期——那是在那个炎热夏季的最后几天当中——而且我心中有个愿望，很想知道多年以前我那青春期的朋友现在还会不会记得并想起那一系列位于东伦敦和北伦敦的借来的房子，还有米尔山那所三层楼房子，我们在那里曾和一群狗滚成一团，那些狗在汽车后座里局促了几小时，放出来后顿时陷入到昏天黑地的欢乐中，脚爪像高跟鞋一般在没有铺地毯的台阶上上上下下。艾格尼斯和我仿佛放弃了所有的欲望，只想在它们那高亢的吠叫声和毫无意义的雄性气概旁边奔逃。

我们降尊纡贵，成了它们的仆人、管家，为它们端来一碗碗水让它们吃相难看地吧唧吧唧畅饮，或者把我们吃剩下的偷来的三明治扔向半空中，让它们跳到和我们脑袋齐平来抢食。雷声响起时它们无动于衷，可等到雨开始下了，它们倒停了下来，全都拐到大大的窗口前，聆听那意蕴丰富的滴答雨声。“我们在这儿过夜吧。”她说。在灰狗们都蜷起来睡着后，我们也躺倒在它们身边，紧挨着它们，仿佛这就是我们长久向往的生活，它们就是我们所期盼的伴侣。这是那些年里我在伦敦感受到的一个野性的、毫无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未被忘却的、充满人性的时刻。醒来时，一张窄窄的熟睡中的狗脸就在我旁边，它那平静的呼吸与我的相混合，样子看得出来正处于酣梦中。它听到了我因醒来而发生变化的呼吸，也跟着睁开了眼，然后变换了一下睡姿，把爪子轻轻搭上我额头，既有点像展露谨慎的怜悯，又有点像展示优越感。这让人觉得它是有灵性的。“你从哪儿来？”我问它，“从哪个国家？能告诉我吗？”我转头发现艾格尼斯站在我身边，已经穿好了衣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正看着我们，听我们说话。

天涯路的艾格尼斯。艾格尼斯街的艾格尼斯，她也属于米尔山，属于石灰窑场路，那儿是她弄丢那条短裙的地方。我当时就知道，关于我的这部分生活，我得瞒着镖手和蛾子。他们所在的世界是我父母消失后我所栖身的世界。艾格尼斯的世界是我此刻孤身逃往的世界。

现在已是秋天。赛狗跑道和竞技场渐渐都关门了。但在镖手的世界里，我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与者和必不可少的居中跑腿的人，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想到在开学后要劝我翘课。刚开始我一周只翘两天课，不久我就号称自己得了好多病，从最近刚读到过的腮腺炎到身边正有人在得的任何病症，而且从我的新人脉那里我可以搞到伪造的生病证明。蕾切尔知道其中部分猫腻，特别是我已经发展到每周翘三天课了，不过镖手提醒我别告诉蛾子，用的是一个复杂的挥手手势，那时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不管怎么说，这总比我把时间花在准备学校里的证书考试上要有意思得多。

镖手的贻贝船开始转向干起了新营生。这些天来，他在为那位“受人尊敬的港区商人”运送来自欧洲大陆的瓷器。装箱的货物要比那些灰狗好弄得多，但他号称自己的背不好，非常需要有人帮忙——“因为在黑黢黢的马厩或是死胡同里站着干太多了……”他很精通一点点放饵钓鱼的技巧。于是在他劝说下，蕾切尔周末又回到我们船上来了，来挣一两个先令的外快。这时的我们，已经经常航行在泰晤士河往北的那些运河上，之前我们都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河。我们的和终点一直变换不定。有可能是在坎宁镇的海关楼后门口，或者是漂流在罗瑟希特磨坊旁边的浅溪。现在已经不再费心让二十条狗保持安静了，工作换到了白天，周遭是秋日的宁静。天气变冷了。

跟镖手相处了这么久之后，我跟他在一起已经不紧张了。逢到星期天早上，驳船在树荫下航行时，他会坐在柳条箱上看报，专找那些上流社会的丑闻秘辛，碰到刺激的就大声念出来。“纳撒尼尔——威尔特伯爵因意外导致自己窒息死亡，当时他半裸着身体，把一根绳子的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头系在了一台大型草坪滚压机上……”他拒绝跟我解释为什么一个贵族会做出这种事来。不管怎么说吧，草坪有缓缓的坡度，这就使得滚压机安静而持续地朝坡下滚去，把伯爵没穿衣服的身体拖了一路，最终勒毙了他。据《世界新闻报》称，该草坪滚压机在伯爵家庭中已经历了三代人。我姐姐性情更庄重些，对这样的报道不屑一顾，在一边认真地背自己在《裘力斯·恺撒》中的台词，她要在那个学期的校园剧中扮演马克·安东尼。到了这时节，我已经满心盼着能在学校的证书考试中考不及格，早就不再想着重读《燕子号和亚马孙人》这本被镖手称作“屎一样的书”了。

偶尔，镖手会手把着舵轮转过头来，想和我聊上几句，关心一下我在学校里混得咋样。“还行。”我会这么回答他。

“那你的数学呢——知道什么是等腰三角形吗？”

“当然知道。”

“真棒。”

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些话是在表示关心，哪怕只是表面上。可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感觉到了。

我们驶进了一条渐渐变窄的通道。周围的景色跟之前大不相同了，太阳光从开始泛黄的树叶间投洒下来，河堤发散出湿润泥土的气息。我们是在莱姆豪斯河段 [26] 把箱子装上的船，镖手说好几个世纪前人们在这里制造生石灰。后来移民们坐着东印度公司的船从这里上岸，他们来到这个新国度的时候相互间还没有共同的语言。我跟镖手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一个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叫《兔唇男人》，就发生在我们那天早上往船上装瓷器的地方。镖手听了很不相信地摇了摇脑袋，仿佛觉得文学这玩意儿应该是和他的世界毫不沾边的。我唯一见他读过的书都是西部牛仔故事和艳情小说，尤其有一本书还涵盖了这两大类型，叫《踢妓关铁骑》。

一天下午，我们需要在罗姆福德运河渐渐变窄的河道上行船，姐姐和我分守在甲板的两侧，把方向喊给掌舵的镖手。这段通道的最后几百码几乎被两岸的杂草给堵上。到底的时候，有一辆卡车在那儿等着，两个人来到船边，一言不发地把箱子卸了下去。镖手几乎跟他们连招呼也没打。然后我们把船倒着开，像一只被逼进了墙角的狗一样，开了四分之一英里后，河道才渐渐宽了起来。

罗姆福德运河只是我们去过的点之一。还有一次我们沿着火药厂运河而行。这里的水面上曾经一度只有吃水浅的火药船和压载驳船在航行，运输军火。表面看着很纯洁无辜的运河被人派这个用场派了差不多有两百年，因为这段运河的尽头是沃尔瑟姆修道院，十二世纪的时候这是一处只有僧侣居住的温良的建筑。到了最近这次战争时，数以千计的人在修道院这块地面上工作，原先存在这里的炸药也通过同样的这些通道和支流给运到了泰晤士河上。从僻静的水路运送军火向来都比从公共的道路上运输要来得安全。有时候装了纤绳的驳船由两边岸上的马来拖拽，有时候则由两队纤夫拉着走。

不过现在，军火厂已经拆了，无人使用的运河渐渐塞满了淤泥，在两边杂草疯长的堤岸间变得越发狭窄。到了周末，蕾切尔和我，镖手的两个小跟班儿，便漂浮在这寂静的水道上，聆听着新一代鸟儿们的鸣唱。我们船上装的东西或许并不危险，但对此我们一直都难以确定。在一直不停地变换路线和目的地后，蕾切尔和我不再完全相信镖手的那套说辞了。他之前说运瓷器就是为了回报那位在赛狗季把驳船借给他的商人。

反正，在天寒地冻之前，我们一直都在那些很少有人用的水道中航行，在渐渐变窄的河流中引领着小船通过。镖手脱去了衬衫，把他那露出肋骨的胸膛袒露在十月的阳光下。姐姐在记着她在《裘力斯·恺撒》当中该何时上下场。开着开着，沃尔瑟姆修道院那棕色的石墙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静悄悄地靠岸，再次听到口哨声，再次有人出现，把我们的箱子装上停在附近的卡车。这次，相互间还是没有任何言语。镖手光着膀子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忙活，没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像是他能让我放心，或是我能让他放心，而这让我很有安全感。那些人离开了，卡车在头顶的枝柯之下沿着土路颠簸而去。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船上，一个埋头在看学校里的功课，另一个头上潇洒地顶着学生帽，这样一副景象只怕任谁看来都是人畜无害的。

我们现在处身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回头看来，蕾切尔和我在身份不明不白这一点上，跟那些伪造了假文件的灰狗们相比并没有太多不同。跟它们一样，我们突然间获得了自由，要面对规则变少、秩序变少的环境。可我们变成什么样了呢？人在青年时代如果不确定该走哪条路的话，最后会变得不那么压抑，这是可以预见的，但会变得无法无天，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在世界中陷入隐身状态，得不到别人的承认。现在谁还是斯蒂奇？谁还是瑞恩？我跟艾格尼斯的幽会是不是在我的天性中注入了一种贼的狡猾？还有我逃了学去跟镖手一起混这件事呢？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什么样的乐趣或烦恼，只怕是因为那种紧张和冒险的刺激吧？在学校的成绩单寄到家里后，我烧了一壶水，用蒸汽烫开了学校的官方信封，看到了我的成绩。老师们对我的评语都充满了鄙视，我实在是没脸拿给蛾子看，父母回来以前成绩单应当交由他保管的。我在煤气炉上把这几张纸给烧了，那里面能透露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旷课的日子数不胜数。类似“平庸”这样的词语触目皆是，简直像是歌曲中反复的吟唱。我把烧下来的灰收好，放到某一格楼梯台阶的地毯下面，好像放回到了信封里一样。在这周剩下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抱怨，为什么蕾切尔的成绩单已经寄到了，而我的到现在还没来。

我在生命中那一段里做下的犯法事情大都不太严重。艾格尼斯一直从她工作的那家餐厅往外偷食品，直到某天晚上下班前，她把厚厚一片冻火腿夹在腋下往外走。由于被一些最后的琐事给拖住，令她脱身不得，导致她体温过低，一头栽倒在了饭店门口，火腿也从衬衫下面滑了出来，掉在了油毡地上。然而老板出于对她的关爱——她的人缘很不错——对这桩罪行采取了视若无睹的态度。

蛾子一直还在提醒我们要想着schwer(困厄)，要为艰难时世做好准备，可我对于那些沉重的或是难以消化的东西总是回避加忽略。非法的世界令我感到的更多是神奇，而不是危险。就算是被镖手介绍给某个诸如莱奇沃思头号伪造专家这样的人物都令我激动不已，艾格尼斯那些摆脱规则的行径也是。

我们的父母离去已久，早已过了说好要回来的一年时间——蕾切尔心中的水平仪，或者随便你管它叫什么吧，已经发生了倾斜。她现在成了一个在夜晚活动的人。蛾子把她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就是那个唱歌剧的，为她在科文特花园 [27] 找了个晚上的兼职。任何与舞台有关的工作都让蕾切尔感到着迷——一大张软软的能制造出雷声效果的金属板、活板门、舞台上的烟雾、白炽灯的蓝色反光。就像我被镖手给改变了一样，蕾切尔现在渐渐融入了戏剧的世界，成为了一个舞台提示员，不是给男高音的意大利语或法语咏叹调提词，而是向道具部门给出提示，迅速地在舞台上布置好布做的河流，或是在六十秒钟的暗场时间里把城墙拆卸掉。所以我们的白天和黑夜在感觉上一点都不像蛾子警告过我们的那种困厄时光。对我们来说，这分明是通向世界的奇妙之门。

一天晚上，在跟艾格尼斯度过了长夜之后，我坐地铁回家。我一路得倒好几次车才能回到市中心，当时已经很困了。我在奥德维奇站下了皮卡迪利线，走进一部电梯，我知道它总是会摇摇晃晃、哐啷哐啷地从地铁站深处往上走三层。那台慢悠悠的电梯在高峰的时候可以装得下五十个上下班的人，此时却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一盏暗淡的球形灯悬在正中的地方。在我之后进来了一个拿着手杖的男人，他之后又进来一个男人。剪式移动的门关上，电梯开始在黑暗中慢慢地动了起来。每隔十秒钟，经过每一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在看着我。其中一个就是几星期前跟着我和艾格尼斯上了巴士的那个男人。只见他挥舞手杖打碎了灯泡，另一个人拉下了紧急制动扳手。警报声响起，制动器刹住了电梯。突然间我们被悬在了半当中，踮着脚尖上下晃动，竭力在黑暗的悬笼中保持平衡。

我在标准剧院开电梯时度过的那些无聊之夜此时救了我。我知道大多数电梯都在与肩平或与脚踝平的地方有一个开关可以松开制动器。不在上面就在下面。那两个男人朝我逼近，我退到笼子的一个角落里，用脚在脚踝的高度找到开关，一脚朝着锁住的制动器踢过去，制动器松开了。红灯在笼子里一闪一闪，电梯重新又动了起来，接着门哗啦啦地在与街面齐平的那层打开。那两个男人退了回去，那个拿手杖的把手杖恨恨地扔到了地板上，我已经跑进了夜的深处。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吓坏了，脸上的表情分不出是哭还是笑。见到蛾子我跟他讲了我巧妙逃脱的经过——标准剧院的那部电梯还真是教会了我一点东西。他们肯定是觉得我身上有钱，我说。

第二天，一个名叫麦卡什的人偷偷来到了我们房子。蛾子宣布说这是他请来吃晚饭的朋友。此人个子瘦高，戴副眼镜，一头浓密的棕发，一眼就能看出他身上总带着股在校园里读最后一年的大学生的腔调。他的样子有点柔弱，不大适合群体性的运动项目，或许打打软式网球还行。不过我们对他的这第一印象并不准确。我记得在那天晚上的饭桌上，他是唯一能把一个旧的芥末瓶子打开的人。当时他轻轻松松地就把瓶盖转开，放回到桌上。他的袖子卷起着，我看到了他手臂上有力的肌肉线条。

对于阿瑟·麦卡什我们到底真正知道或者发现了些什么？他会说法语，也会说其他的语言，尽管他自己从来不会提起。也许他觉得说出来会被人笑。有一个谣传，或者说是笑话，说他会讲世界语。那是一门意在给全世界人说的语言，其实却没人在说。奥利弗·劳伦斯会说阿拉米语 [28] ，她或许会欣赏这样的知识，不过她当时已经离开我们了。麦卡什说他近年来一直常驻海外，在黎凡特地区 [29] 从事农作物的研究。后来有人告诉我，奥利维亚·曼宁的《战争的财富》中西蒙·博尔德斯通这个人物很可能就是以他为原型的。现在回头看看，这话几乎是可信的——他的确看上去属于另一个时代，是那种在沙漠气候中反倒觉得更自在的英国人中的一个。

麦卡什和其他客人不一样，他宁静而又谦逊。每逢有人大声争论，他总是乖乖站到一边——这表示你千万别指望他会来居间调停。他对让人有点笑不出来的笑话也会点点头，尽管他自己从来不讲笑话——只有一天晚上他让大家吃了一惊，许是因为喝了点酒，他乘着酒兴给大家朗诵了一首拿阿尔弗雷德·伦特和诺埃尔·考沃德 [30] 打趣的五行打油诗，一时震惊了四座。不过这件事即便是在第二天，即便是当时就站在他身边的人也已经不怎么记得了。

阿瑟·麦卡什会让我对蛾子在干些什么犯起糊涂来。他在这么一群人里干些什么？他看上去跟其余那些很有主意的人一点都不像，言谈举止像是个无能而又自卑的人，又或者也许他自视极高，只是不显山不露水而已。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他身上或许有一种羞怯，而在这羞怯之下很可能有他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并不是只有蕾切尔和我才是年轻人。

对于这些占据了我们父母房子的人，我仍然难以判断他们的确切年龄。从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出去，是不会得到可靠的年龄纪录的，而且我觉得战争更是为我们判断人们的年龄和社会等级增加了难度。蛾子的年龄感觉和我们的父母相当。镖手要小几岁，但这只是因为他显得更犟头倔脑、特立独行的缘故。奥利弗·劳伦斯还要年轻些，她之所以显得年轻，我觉得是因为她总在搜寻能令她进取的东西，能引起她兴趣、改变她生活的东西。她对改变完全是开放的。给她十年时间的话，她会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幽默感，而镖手虽然时不时地也能让人感到吃惊，却显然是走在一条走熟了的路上，而且已经走了好些年了。他是无法矫正的，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正是他身上让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在维多利亚站下了地铁，感到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跟我来，纳撒尼尔。一起喝杯茶吧。来，我帮你拿书包，看着挺沉的。”阿瑟·麦卡什接过我的书包，朝着一家车站里的咖啡馆走去。“在看点什么书？”他回过头来问我，脚下却没有停步。到了咖啡馆，他买了冰激凌和茶，我们找位子坐定。他先用餐巾纸擦了擦桌上的油布，然后才把胳膊肘放上去。我还在想着他从我身后走上来，拍我肩膀，拿走我书包的事，这对于一个基本上算是陌生人的人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寻常的举动。我们头顶一直播报着火车的讯息，声音虽大，却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我最喜欢的都是法国作家。”他说，“你会讲法语吗？”

我摇了摇头。“我母亲会讲法语。”我说，“可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诧异于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就提起了这件事。

他的眼睛看着手中茶杯的侧面。过了一会儿，他举起杯子，慢慢地喝着热茶，眼睛越过杯沿望着我。我回看着他。他是蛾子的熟人，到我们家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