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1/2）

标准饭店的地下室里，九个巨大的洗衣筒漫无止尽地旋转着。这里是一个灰色的宇宙，没有窗子，不见天日。我跟汤姆·康福德和一个叫托尔罗伊的人搭档，把桌布扔进去，等机器停下后，把那些桌布拽出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其他的机器上，那些机器会用蒸汽把桌布一下下地拍平。无论我们穿什么，到头来都会湿答答地粘在身上，等到要把那些烫过的桌布放上推车，一路推去宴会厅之前，我们总要先脱个光溜溜，把衣服放到绞水机里拧干。

第一天来上工，我想着回家以后要把工作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蕾切尔听。可到最后我全都憋在了肚子里——刚开始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为肩膀和双腿的酸痛而感到的尴尬，以及我从给晚上准备的甜点推车上偷吃了一块蛋糕而涌起的窃喜。回家后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还没干的衣服晾到栏杆上，随后便爬上了床。现在我的生活就像一只天天累到精疲力竭的井底之蛙，连我的监护人也难得见到了，因为他是在一千根辐条汇集的枢纽之处忙碌的人。在家里，我哪怕只有一点点想抱怨的苗头他都拒绝听下去。我在上班的时候干得怎么样，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一点都不关心。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加份晚班，拿一点五倍的工资，我欣然接受了。我成了电梯操作员，无趣至极，隐形在天鹅绒衬里的轿厢内，隔天晚上我又换上白色外套来到盥洗室，假装自己对客人们很重要，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我帮什么忙。小费当然多多益善，可我当班那几晚什么小费也没挣到，回到家总得过半夜了，接着还得六点起来。不，我更喜欢洗衣间的活儿。有一次，午夜都已经过了，某个派对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要我去帮忙从地窖往外搬艺术品。重要的雕塑和画作显然在战时都搬出了伦敦，藏到了威尔士的页岩矿里。略逊一筹的作品则藏在旅馆饭店的地下室里，暂时被人们遗忘了，不过现在正陆陆续续地拿出来重见天日。

我们当中没有谁真正知道标准剧院下面的隧道究竟延伸到多远，它们有可能绕遍了整个皮卡迪利广场，不过那下面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晚班员工跑来干活儿的几乎全都脱光了，然后费力把那些一样脱得光光的雕像从黑暗中搬出去。我的工作是手动操作电梯，把那些男男女女的雕像——有的缺了胳膊少了腿，有的很庄严地躺着，脚边趴着几条狗，有的正在和牡鹿搏斗——从地下隧道的迷宫里往上运到前厅。有那么一阵，整个大堂看着就像客人抵达高峰时一样。蒙着灰尘的圣徒们，有的腋下还挎着箭盒，彬彬有礼地排成一长队，就像是在等着登记入住。我挨着一位女神伸手去转动铜把手，好让我们能往上一层，由于货梯空间有限，移动不便，都轻轻顶到了她的上腹部。然后我拉开电梯的格栅，它们全都上了滑道，散开到大厅中去了。居然有那么多圣徒和英雄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拂晓之际，它们各自踏上旅程，去往伦敦城中各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所。

那个短暂的假期过后，我在学校的盥洗室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想看看有没有变化，或是学到了什么东西。随后，我就回去上课，继续学我的数学和巴西地理去了。

蕾切尔和我常常会比赛，看谁学镖手学得像。比如说他走路有点鬼鬼祟祟，好像在为接下来的某一刻积蓄力量(也许他在等待“schwer”，蕾切尔说)。姐姐总是学得比我像，她能演得就像踩着小碎步在躲避探照灯一样。镖手跟蛾子不一样，他是能快就快的。在有限的空间里他特别如鱼得水。毕竟，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成功，为自己赢得了皮姆利科镖手的名号，习惯了在小小一方拳击台上屈膝低头的姿态。我们都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他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在一个同样有限的、九英尺乘六英尺的空间中待过几个月——监狱的牢房。

我们对监狱怀有浓厚的好奇。母亲离开前的一两个星期，蕾切尔和我学着《最后的莫西干人》 [12] 中的追踪者的样子，决定要尾随她去伦敦城的另一头。我们换了两次巴士，然后惊恐万分地看到母亲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说了几句，那人握着她的手肘，引着她进入了温华德·斯克监狱 [13] 的高墙内。我们俩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想着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便坐在空落落的客厅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结果等母亲踩着点儿回家做晚饭的时候，我们俩简直更发蒙了。其实在那只箱子被发现后，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根本就没有去远东，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那些监狱的大门里，为自己曾犯下的某种罪行，去服她推迟了的刑期。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的母亲都能进监狱的话，那么样子明显更无法无天的镖手就怎么着也得是蹲过大牢的。我们觉得他是那种可以轻轻松松地从让人幽闭恐怖的隧道中越狱成功的人。

在下一个假期我在标准剧院又找到了一份活儿，洗盘子。这次，我的身边有了许多伙伴，最棒的是能听到很多很多讲出来或编出来的故事。有个人讲他怎么搭一艘波兰船，跟鸡待在一起偷渡进了英国，然后又怎么身上粘满鸡毛，跳进了南安普顿那儿的海里；又有个人讲他是一位英国板球选手的私生子，这名板球手在安提瓜和西班牙港 [14] 超越了边界，把他母亲给弄上了床 [15] ——所有这些自白都是以很戏剧性的方式大声喊出来的，讲的时候身边三百六十度都被盘子叉子相互碰撞的声音和自来水像时间一样从龙头里流出来的声音给包围着。我现在十五岁了，很喜欢这个。

在彼此错开的午饭休息时间，洗碗声停了下来，这里也就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一两个人坐在一张硬椅子上享用三十分钟的午餐，其他的人就席地而坐。这时候关于性的趣闻轶事就登场了，会用到“屄”之类的字眼——有涉及姐妹之间的，有兄弟之间的，有最好朋友的母亲如何诱惑和调教少男少女，其出手大方和事后毫不纠缠都是大部分听故事的人在真实生活中见都没见过的。这其中要说谁能把性交这事儿讲得长久，讲得仔细，讲出各种花样，那还得数恩科玛先生。恩科玛先生脸颊上有一道疤，这让他颇引人注目。只要是他一开讲，就能占据整个午餐休息的时间。在休息结束后继续洗盘子洗锅的整个下午，我都依然被听到的故事弄得心旌荡漾，久久不能平复。要是运气好，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恩科玛先生就在我旁边的一号洗碗槽洗碗，那么他的故事——像是关于我这位新朋友青春时代的一部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连续剧——就会继续下去，又冒出充满情色的一集来。他的故事营造了一个魅力无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的是时间，丈夫似乎总是不在家，也不会有孩子来搅局。年轻时的恩科玛先生曾经从一位拉弗蒂太太那儿学过钢琴课，仿佛要为他所有那些貌似虚构的故事添加一个高潮，某天下午当我们十二三个人正在为晚上要搞的活动装饰某个宴会厅中的舞台时，恩科玛先生拖过一把椅子来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当着各自忙活的我们，弹了一首很华丽的曲子。一曲弹罢用了十分钟，我们全都呆立当堂。他没有跟着唱，只是用训练有素的双手拂弄着琴键，姿态那样煽情，那样充满智慧，由不得我们不充满震惊地发现，之前以为是他编出来的那些故事居然全都是真的。弹完之后，他在钢琴前面又坐了半分钟，这才轻轻地合上琴盖，仿佛这行为本身才是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真相或证明真相的证据，证明了在距离皮卡迪利广场四千英里之遥的蒂罗歇小镇上那位拉弗蒂太太教会过他的东西。

那短短一段讲故事的时光对我当时这么一个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每当我想到那一段段故事，脑子里浮现的并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四十六岁的恩科玛先生，而是哈利·恩科玛，一个孩子，跟我听故事时一样大，就是那时拉弗蒂太太给了他一大杯刺果番荔枝，叫他坐下，问了他一些很平常的问题，问他这辈子想做什么。我相信，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编出来的，就只能是他随便向那一小撮午餐时间听众加以生动描述的和性有关的段落，有了点年纪的人总是会把从后半段生活中得来的知识覆盖到相对更纯真的年轻时代上去。要看真相得看那个男孩，脸上长着疤或者也许当时还没疤，跟另两个送货的男孩一起来到拉弗蒂太太家那会儿。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问他：“你跟我儿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对吧？”哈利·恩科玛说：“是的，夫人。”

“你这辈子想做什么呢？”他当时眼睛看着窗外，没在认真听她说话。“我想进乐队，打鼓。”

“哦，”她说，“打鼓谁都会。不，你应该学钢琴。”

“她是那么美。”我依然记得恩科玛如此说道，他用小说般的技巧向我们大家描述了她彩色的裙子，她纤细的裸足，她有点黑瘦的脚趾，和那些脚趾上涂着的淡彩。这么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她手臂上清晰的肌肉线条。因此，就像哈利·恩科玛一样，我不加任何怀疑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她就是懂得该如何跟一个少年说话，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认真考虑他说的话；又或者，根据哈利长大以后的讲述，她接下来要讲的话，她的停顿，她从冰箱里拿来一些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后来将发生的那些关于性的故事作准备。我们坐在标准剧院的洗碗槽边的地板上，恩科玛先生高高地坐在仅有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跟我们讲起这些故事，我们之中既没有人能想象这样的故事，也没有人做好听这种故事的思想准备。

他说，她的双手像树叶一般落到他身上。在他进入她的身体后——这奇妙而又令人惊奇的魔法——她的手掌将他的头发从脸那里开始轻轻向后抚摸，直到他的心跳不再加速。这种感觉就像每一根神经都终于安静了下来。他渐渐意识到她大部分衣物都还穿在身上。到最后感觉变得急促起来，既没有不安，也没有痛苦。然后她慢慢地脱去了衣服，斜向一边侧过身子，把他的最后一滴也从他身上舔走。他们在一个室外的龙头下洗澡。她把三四桶水替他兜头浇下，清水顺流而下，他的身体突然有种惶惶然的感觉。她又把水桶举起来，清水沿着她的身体流下，她的手顺着水流轻柔地滑下，洁净着自己。“你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开音乐会，”后来，她在另一个下午如是对他说道，“你想这样吗？”

“想。”

“那就让我来教你。”

我静静地坐在地板上，倾听着这种美好的分享。我心中早已知道，这份美好不存在于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它只能发生在梦中。

厨房和升往宴会层的员工专用电梯之间是一个摆放手推车的大厅，我们会在这里进行一种名为抓挠球的游戏。无论关于性的逸闻趣事讲到了什么程度，也无论员工们有多累，午餐休息时段的最后十分钟都是用来玩抓挠球的。我们分成两队，每队各五个人，在六英尺宽、没有铺地毯的长方形水泥地上互相朝着对方发起冲锋。抓挠球的技巧倒不怎么在于传球或跑位，而是在于平衡和蛮力。玩的时候你得用力把你们队的阵线向前推进，由于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不出声，所以心中的怒火就显得更加狂暴。没有出声的咒骂，哼哼哈哈的叫喊，或是痛苦的叫唤来泄露正在手推车大厅里发生的无政府状态，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旧时默片中的骚乱。只有鞋子与地面摩擦的吱嘎声和身体倒地的声音能泄露出我们正在无法无天地胡闹。之后，我们躺卧在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喘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去工作了。恩科玛先生和我回到大洗碗槽边，把易碎的杯子伸进旋转着的鬃毛刷里，半秒钟之后再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扔进开水里，等它们从水里弹上来的时候负责擦干的人就顺手抄起，把它们堆成堆。十五分钟里可以洗掉一百多只玻璃杯。盘子和刀叉花的时间要长些，但眼下有别人在干，这里只有哈利·恩科玛和我，我们最近对午餐时间故事的热度有所减退，有点像是需要睡觉了，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耳朵里只有厨房的巨大噪声，龙头里汩汩地淌着水，湿漉漉的大刷子在我们面前嗡嗡地鸣叫。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标准剧院的那些日日夜夜呢——一个男孩青春岁月中的春日碎片，一段看似不那么重要的时光？我在卢维涅花园遇到的男男女女相对要更劲爆，在我的生命旅程中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因为那是男孩唯一孤独的一段时光，一堆陌生人中的一个陌生人，在那些和他一起在洗碗槽边工作或是在同一个队里玩抓挠球的人当中，他可以自己选择盟友或敌手。在我不小心打破了蒂姆·康福德鼻子的时候，他需要对自己的伤加以掩饰，这样他下午才能继续工作，不会失去他的工资。他在那儿晕晕乎乎地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到水龙头下面把衬衫上的血渍搓掉，然后再回去把碎木地板清洗干净，好让它在宾客们到来时变干。到晚上六点，大多数在一层工作的员工会离开大楼，就像真正的主人回来之前，小鞋匠必须消失。

到现在为止，蛾子一直都对我怎样适应工作和我惹上什么样的麻烦丝毫不感兴趣，这让我很高兴。我隐瞒了自己学到的东西，不仅瞒着他，也瞒着姐姐，之前我跟她一直都是分享一切的。哈利·恩科玛的性故事到此为止了，但和拉弗蒂太太度过的那些下午会留存下去，和哈利也会有一段短暂的、试探性的交往。我记得我们在两三次一起去看的足球赛上大呼小叫，或者在让人精疲力竭的一天终结时互相比较被开水烫过的手和手指上皮肉的褶子——甚至是在那些能把钢琴弹到令人吃惊，能把一房间的标准剧院工人给变得鸦雀无声的灵活手指上。他那身弹钢琴的本事最后不知怎样了？他如今已届中年了。就我所知，哈利还会把别人带到角落里讲他的故事。可拉弗蒂太太许诺给他的未来去了哪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跟他断了联系。我们俩曾经一起走着去巴士车站，如果我们同时收工的话。我回家只要三十分钟不到。他要换两路车，花上一个半小时。当时我们俩谁都没想到过要去对方那里玩玩。

时不时地，会有人管蛾子叫“沃尔特”，但我和蕾切尔觉得我们替他起的名字有一种模糊的特质，对他更合适。我们对他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印象。他真的在保护我们吗？我肯定期望能得到一些真相和安全感，就像一个六岁大的男孩曾跑去他那里，想要逃脱自己危险的父亲。

举个例子来说吧，塞满我们家房子的一个个人，蛾子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选来的呢？对于他们的存在，蕾切尔和我怀有幸灾乐祸的兴奋，尽管我们知道这样不对。如果母亲能想到从她所在之处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毫无疑问会对她小心翼翼地编谎，说家里一切都好，不会跟她去提那会儿正好挤到家里来的那拨陌生人。现在这一屋子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常的家庭，哪怕连海滩边的瑞士人罗宾逊一家 [16] 都不像。整座房子倒更像一所夜间动物园，里面的鼹鼠、寒鸦和各种蹒跚而行的野兽碰巧成为了下象棋的人、一个园丁、一个或许是专偷灰狗的贼和一个行动迟缓的歌剧演员。如果我现在尝试回忆他们之中某一两个人的活动，浮现在我脑子里的会是超现实的、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个个瞬间。一想起弗洛伦斯先生，随便举个例子，我就仿佛看到他在用送烟器，他通常用那玩意儿让他养的蜜蜂变得平静和迟钝，朝着达利奇画廊警卫的脸上喷烟，让他吸进由柴火和一种催眠木炭混合产生的烟。这一幕发生时，穿着制服的警卫双手绑在椅背后，喷了一会儿后，警卫的脑袋耷拉了下来，像睡着的蜜蜂一样平静。于是，当我们走出画廊时，就能带走两三幅水彩画，而弗洛伦斯先生则对着那张已经没有知觉的脸喷了最后一口烟。“得嘞!”他平静地叫了声，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自己画了一根毫无瑕疵的直线，然后把热乎乎的送烟器递给我，叫我替他收好。我脑子里收藏了很多这类不完整又带点罪恶感的瞬间，毫无意义，一如母亲行李箱里那些没派上用场的物件。事件的时间顺序已然散乱，出于不知何种的防备心理。

每天我和蕾切尔先坐巴士，再从维多利亚站坐火车前往各自的学校。在上课铃响十五分钟前，我快步融入其他男孩，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头天晚上播出的广播剧，《迷案时间》或者那种基本都是靠重复股市术语来当梗的半小时一集的喜剧。不过我现在已经很少听那些节目了，就算想听，也总是会被顺路来看蛾子的访客们打断，要么他会带我们到城里去兜风，等回到家里早就没了力气，提不起兴趣来听《迷案时间》了。我敢肯定蕾切尔和我一样，从来都没有点破过我们的家庭生活其实变成了什么样子——镖手的出现，养蜂人依然处于云山雾罩中的往日劣迹，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开”了。我怀疑她和我一样，装出一副听过这些广播节目的样子，跟着别人一头一起笑，号称被根本没听过的惊悚广播剧吓得不轻。

蛾子有时候会出去个两三天，事先往往不打招呼。我们自己吃晚饭，第二天一早一路奔波去上学。他会在事后提到，说镖手开着车来巡视过，以确保这儿“没有变成一片火海”，所以我们是完全安全的，尽管想到镖手那些晚上就在我们附近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其他一些晚上我们也听到过他的声音，在午夜时分放下我们的监护人时，他把他那辆莫里斯牌汽车的发动机折腾得直突突——那是他同时踩下了变速器和刹车，而当他驾车扬长而去，我们能听出他那带着醉意的笑声飘满了整条街。

爱听音乐的蛾子似乎对镖手身上明显的无法无天的气质视而不见。这位前拳击手做的每件事都显露出危险的倾向，有马上就要失控的感觉。最糟糕的是和他一起在塞得满满的车里坐车的经历。前排总是他和蛾子，而我和蕾切尔，有时候外加三条比赛用的灰狗吵吵嚷嚷地挤在后排，一路朝着怀特查普尔奔去。我们甚至不确定那三条狗是不是属于他。镖手很少叫它们名字，它们肌肉紧绷地坐在那里，身体微微颤抖，膝盖骨顶着我们的大腿。曾经有过一条狗喜欢懒洋洋地趴在我的脖子上，用它温暖的肚子顶着我，像给我戴了条围巾。有一次，车子开到克拉彭附近，它不知是害怕还是憋急了，居然尿了起来，尿在了我的衬衫上。我本来等那天赛完狗还想去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家的，这么一来可就尴尬了。我刚一抱怨，镖手就大笑起来，止也止不住，后来好一番手忙脚乱，左躲右闪，才算没撞到交通指示柱上。不，在他身边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安全。很明显看得出来，他也只是勉强将就地带着我们，如果有的选，他更愿意我们待在“沃尔特的家里”，他就是这么叫我们父母家的。他开的车是他的吗？对此我有点疑问，因为我注意到那辆蓝色莫里斯上面的号码牌频繁变换。不过蛾子倒是很乐意由着他去。性情羞怯的人会出于伪装的目的被这样类型的人吸引。不管怎么说，每次蛾子离家时我们感受到紧张，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监护人不在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镖手得了允许来照看我们，而他对此又是很不情愿，一点都不上心的。

有一天，我因为一本书不见了跟蕾切尔打了起来。她不承认拿过，可我随即就在她房间里找到了那本书。她张开双臂就朝我脸上打来，我也掐住了她的脖子。正厮打着，她突然不动了，朝后倒了下去，开始浑身发抖，脑袋和脚后跟嘭嘭地砸着地板。接着她发出猫一般的一声叫，瞳孔滑向旁边，翻出了白眼，手臂依然在空中挥舞着。就在这时门开了，楼底下喧闹的人声顿时涌入，随后镖手走了进来。他一定是正从蕾切尔的房门口经过。“走开!”我吼道。他没搭理我，随手关上门，跪到地上，拿过我的书，被偷的那本《燕子号与亚马逊人》 [17] ，趁着蕾切尔张嘴吸气的当口一把塞到她嘴里。他从旁边的床上扯过一条毯子来给她盖上，然后躺到她边上，用双臂箍住她。就这么一直箍着，直到房间里只剩下她平静的呼吸声。

“她偷我的书。”我紧张地小声说道。

“拿一些冷水来。用冷水擦脸，给她降温。”我照做了。二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平静地躺在地板上，耳畔可以听到楼下蛾子那些熟人的说话声。

“以前发生过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