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生与死（1/2）

威斯敏斯特市婚姻登记官

艾莉森·卡思卡特

我走进老马里波恩市政厅。一位新娘左手拿着一捧粉色玫瑰花束，右手提着一个“办公室”牌鞋店的袋子，小心翼翼地走上前门的台阶。摄影师向路边慢慢后退，等着整群人走下台阶。男人们穿着闪亮笔挺的西装围在新娘周围——当一辆公交车从马里波恩路开过，新娘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市政厅里，展板上写着婚礼通告，而在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卡思卡特穿着一套精致而保守的黑色西装，坐在桌前。

每个人，从王子王妃，到扫大街的人，都在这里登记结婚。威斯敏斯特包罗万象，一直延伸到贝斯沃特和帕丁顿，还覆盖了梅菲尔和贝尔格莱维亚。所以说，这片区域覆盖了富有到贫穷的巨大范围，所有人都在使用我们的设施和服务。几年前，我甚至给一个皇室家庭成员做了婚姻登记。我还经手过一个人，他是女王的远房表亲，长得跟查尔斯王子很像，甚至讲话也很像他，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个国家，除非你是犹太人或教友会教徒，否则不允许在市政厅以外登记结婚。这项法律规定可以追溯到1837年，那时民事登记才开始，婚姻登记办公室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在那之前，结婚登记的地方可以是教堂，也可以是登记处。再往前，就是我们说的“秘密婚姻”时期：在那个时候，妓女们只要把年轻男子们灌醉，就可以跟他们结婚。年轻男子第二天醒过来，都不知道自己前一天晚上结了婚，而这些人通常都拥有各种财产的继承权。所以为了把这种混乱堕落的婚礼规范起来，我们规定婚礼只能在特定的建筑或经过批准的宗教场所里面、在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之间举办。

我们现在还是用钢笔和墨水来登记婚姻，仍然把名字写在登记册里面，格式和写法还跟1837年一样。这种特殊墨水是女王政府提供的，里面有一种特殊物质，能让字迹的颜色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深。很多墨水会随着时间褪色，但我们这种墨水叫蓝黑墨水，写上去的时候是蓝色，过一段时间会变成黑色。如果不小心把墨水蹭到衣服上，墨水肯定就洗不掉了。所以要很小心，千万不要把墨水弄到新娘的裙子上。有时候人们不习惯用钢笔，一下子写不出来字，他们就甩一下钢笔，结果墨水就溅得到处都是。过去几年，我们想办法把这种钢笔改造成圆珠笔，但始终未能成功。所以我们还在用钢笔。我们有一条电话线路，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女王文具办公室呢。

在1995年以前，你必须在你的居住地结婚：你如果住在威斯敏斯特，就只能在威斯敏斯特结婚；你如果住在兰贝斯，就只能在兰贝斯结婚。限制还挺多的。你只能在教堂、登记处，或者经过官方许可的宗教场所登记结婚。规定仪式乏善可陈，誓词简短得有点敷衍了事。到了1995年，《批准场所法案》出来之后，情况才有改变，其他场所也可以获批成为婚姻登记的场所了。

一开始，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概有30个场所。我们想，传统做法得升级一下了，毕竟现在有人要在凯莱奇酒店这样的地方举行典礼，我们肯定不能把原本在登记处搞的十分钟仪式原封不动地搬过去。所以我们得尽可能为这些新婚夫妇提供更多的选择来定制婚礼，把简单的登记仪式变得更像一个活动。我们得为员工做一些制服，因为你如果要去这样一个好地方，肯定要着装体面——不是说员工们本来穿得不像样，而是要提升形象，毕竟我们代表着威斯敏斯特呢。

这是巨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有130个场所了，这个列表还在不断扩充。凯莱奇酒店是最受欢迎的场所。里面有很多房间可供选择，有舞厅、会客厅，还有法式沙龙厅——当然了，如果你很有钱，这些都不在话下。我看过一些婚礼，整个会场都用鲜花铺满，真是浪漫。6楼还有一些小房间，是给那些想要说自己是在凯莱奇酒店结的婚、却……的人用的，你懂的。整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历史感。能走进萨沃伊酒店那样的地方，或者丽兹酒店——我是丽兹酒店的常客，连门童都认得我——真是让人兴奋不已，你在一般的工作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常去的。

用来举办婚礼的场地应看起来妥当、得体。有那么一两个地方申请被登记为结婚场地时被我拒绝了，因为那些地方真的不怎么样。我们在伦敦动物园举办过很多次婚礼，那是在爬虫馆附近一所漂亮的小房子里。选择来动物园办婚礼的人，你可以看出他们有着某种共同点。

民事伴侣关系是另一个重大变化。我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给同性恋人举行婚礼。事实上，有一些员工——不是这里的员工，而是其他部门的一些人——就因不能接受民事伴侣关系而离职了。对他们来说，这太过分了。民事伴侣关系被法律承认始于2005年。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料到会收到多少份申请，结果最后可能处理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同性结婚事务。第一年我们就收到了很多份申请，工作量巨大，很多是等待了立法修改多年的老年伴侣。他们都已经70多岁，相伴了40多年；也就是说，在同性关系合法之前，他们就在一起了。民事伴侣关系开放登记的第一天，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办了20场仪式，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半。那天真的很累，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做结婚登记很复杂，因为你必须在登记日之前，给人提供很多信息，包括国籍问题，仪式顺序问题，要准备的离婚证明文件等等，以确保他们准备好一切。重点不仅是那些心形装饰、花、饮食服务、车之类的东西。我是说，法律事务是最重要的——我们负责给人们提供正确的信息，要结婚的伴侣则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确保知道自己在干吗。整个流程很复杂，根据不同的国籍、移民状态、婚姻状况等等，情况都会有所不同。还有，他们是否来自国外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从国外来英国登记结婚。

当然也有假结婚这档事了，有的人很明显是为了移民身份而结婚。我们一眼就能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看出来。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而且有些文化天然无法相融在一起，比如东欧和巴基斯坦。他们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只要观察他们如何跟对方交流，就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假结婚。我不能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也不能说什么具体的证据，但如果有人假结婚，我们真的能看出来。

我们如果怀疑，就要向内政部报告。但我们不会阻止婚礼。他们已经结过婚，或者虚报年龄，或者精神状况不达标等等，我们掌握了切实证据，才有权力叫停婚礼。但他们的婚姻如果没有明显不合法，我们就很难叫停了。毕竟，不为爱而结婚，也不是犯罪啊，不是吗？

我们鼓励人们定制自己的婚礼。总的来说，大部分人倾向于传统婚礼，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做法，挺好玩的。我曾经勉强答应一位新郎在他的婚礼上用竖琴演奏《当日比赛》节目 (1) 的主题曲。最近，我有一个同事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去给那个婚礼做证婚人啊，新娘可能要用新郎的脏内裤来做点什么。我想，不，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我们没有让他们这么做。还有些时不时让我感到尴尬的誓词。比如有一句出自约翰·库珀·克拉克 (2) 作品的话：“我想成为你的吸尘器。”整段誓词都是那个风格……问题是，当你在做证婚人时，新郎新娘面对着你，宾客也面对着你，而你让宣读誓词的人面向大家，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和宣读人。你一定要面无表情，就算誓词里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也不能表现出来。有时候会碰到一个不太有技巧的宣读人。这也很尴尬。我记得有一次，婚礼邀请了新娘新郎的一位朋友来唱歌，她唱走调了，而且一直唱一直唱，我还是面无表情，因为我不能表露出“感兴趣”以外的任何表情。所以有时候自己还得当当演员。

我收到过婚礼之前的反对意见，但从来没碰见过在婚礼现场的反对意见。可能以后会碰到吧，说不定不久就会碰上，谁知道呢？婚礼过程中，或许会有人假装咳嗽或者发出一些声音，通常只是开开玩笑，而不是真正表示反对。我想，如果真有人在婚礼现场表示反对，我可能要心脏病发了。

离开时，我看到一个老人站在台阶上，用吸尘器清理着五彩纸屑。他每天要做好几次这个工作。他说他现在不能停下来聊天，因为下面第三级台阶还没有弄干净。他拉了拉吸尘器，继续吸着地上的三叶草和心形纸屑。

目击者

亚历克斯·布雷克

那是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我家住在乔克农场，那天我要去南伦敦沃克斯豪尔邦宁顿广场的一家饭馆跟几个朋友见面。有人在那里搞生日派对，谁知道他为什么选那里。

我当时应该是24岁，所以我们会在出去喝酒之前先在家里喝几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跟两个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个是跟我一起住的，另外一个住在南伦敦，跟我关系更好，认识的时间更久。那天下午他先过来，我们一起玩了一会儿；我很确定，我们之后就去了附近肯特镇的一家酒吧，喝了几杯。

我们在肯特镇上了地铁，然后去了滑铁卢还是南边的什么地方，准备从那里往沃克斯豪尔走。我们在卡姆登镇停留了一下，然后转车去查令十字车站，不去金融街那边了。那时大概是晚上八点，到处都是人。沿着地铁站台候车的人挤了里三层外三层。几乎每个人都喝了点酒，好多人戴着圣诞帽，女孩子们穿着高跟鞋。毕竟是圣诞节前的周六晚上，毕竟是伦敦，毕竟是卡姆登嘛。我们站得离地铁列车进站的位置很近，大概有一节半车厢的距离，也就是不在站台的最尾端，但非常接近它——我们当时想尽可能往前端位置走，那里不会太挤；我们就站在那里等车。地铁列车驶进站台时，我看到了车头，它开得很快，不是快得出奇，但确实很快。地铁列车从我的右手边开过，紧接着我听到左手边传来一声尖叫。一声决绝的尖叫。这声尖叫并不可怕，但引人注意。不是恐怖，也不是惊奇，它带着……完全的决绝。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描述。我用眼角余光可以看到，在站台尾端——我们差不多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那个姑娘从站台边缘跳下去，迎向开来的列车。她整个人基本上在车的冲劲之下四分五裂了，直白地说是这样。她不存在了。她瞬间变成了血、肉、骨，真的就是一瞬间。天知道这件事情对地铁司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因为她直接撞在他面前。她和他之间仅隔着一面玻璃。可以说她的身体是直接爆炸、碎裂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碎片溅到身上，但好像并没有弄到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上，因为列车继续往前开。

我们这边的站台上一下子变得混乱极了。几秒钟之后，另一边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乱起来。我们三个人只是转头看着彼此，然后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然后跑向出口。但所有人都在这么做。所以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站台的，我只记得我们冲向扶手电梯，想要走到卡姆登大街上去。我们都很震惊。我们跳上一辆出租车，继续前往我们原本计划的目的地，同时想搞清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幅景象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列车开进来，开得飞快，但还不算太猛，然后是一声尖叫，一个人在奔跑。我一直想，她应该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留着长长的金发，但是明显已经露宿街头好一阵子。她看起来有些衣衫褴褛，穿一条破烂的牛仔裤，一件脏脏的棒球衫和一双球鞋。她面色苍白，但以前一定很美。我只记得她尖叫、奔跑、跳跃，然后就碎裂了。

我想，这件事情要是从物理角度分析，一定包含许多不同的因素，你懂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女孩只是碰巧“做对了”，我是说，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她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列车，并且想办法搞清楚了做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最糟糕的情况是你被列车碾过去，却仍然活着。

列车的速度和她奔跑的速度结合起来，加上她那干净利落的跳跃方式，她是直接朝列车跳去的。她找准一个角度跳向列车，而不是横过去。她跳下去，击中目标。

这件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在列车进站时转身沿着站台走动。我很乐意站在那里等，只是当列车进站时，我会转身走开，以防自己跟她做一样的事。这种感觉很像是站在高楼上往下看的那种眩晕感。你知道，那种眩晕可能会让你忍不住往下跳。你不是畏高，而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不管是想从山上跳下去，还是想在地铁北线的卡姆登站纵身跃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都是痛苦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理性思维会与非理性思维、不可理喻的想法不断进行斗争。你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感觉释放出来，与自己对峙，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你就走过来了。

我没有看到那位姑娘尝试让身边的人让开。那个时候，在她身边的，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四五个人。但我完全不记得她有推搡大家，让大家让开的动作。她只是用那声尖叫清出一条路。她那时离站台边缘大概有2米的样子。她得跑过去。她在奔跑之前就开始尖叫，她撞到列车上时，尖叫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即时的反应就是“离开”。每个人都想尽快离开。没人想留在那里。如果你开车经过一场车祸，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但在地铁站台，每个人都想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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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发生时，我24岁，那是我生命中对死亡最直接的体验。大概八年后，我在中学和大学时的一个好友在肯萨绿地被谋杀了。

他叫汤姆。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袭击的。他那时候在肯萨台站以北的一条公路上买了一套公寓。他是一名年轻的律师，那时才31岁，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预备在当年6月结婚，那个时候在筹备婚礼。我到现在与他的女朋友还有联系，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们很熟。实际上，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所以我在他们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他下了班，准备回家见未婚妻；他沿着巴瑟斯特花园走着，突然被两个十七八岁的家伙袭击。他们用刀砍他，他还击，因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管他要钱；他给了他们一些钱，把钱包也给他们了。我不记得事情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反正他们抢劫了他，而他确实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没有全给。他们就再次攻击他，他还击，然后他们沿着街追他，把他砍倒。他们砍他的后腿，砍断他的腿筋，最后把他生生捅死。这两个人最后拿到的不过是20英镑和一张牡蛎卡 (3) 而已。这就是这场谋杀的全部“价值”。

发生在汤姆身上的事情并不典型。我是说，那种住在伦敦不安全的说法实际上是鬼话。从概率上来说不成立。从经验来说也不成立。媒体会渲染，让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典型，它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媒体的问题，不管是伦敦的地方媒体，还是那些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家媒体，他们通过煽动恐惧增加报纸的销量，而糟糕的是，这些媒体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们的期待、希望和自信。在这方面，伦敦的情况比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要严重。我认为从经验上来说，被雷击两次的概率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同样，我这位好友在一次街头抢劫中被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小。他没有做任何蠢事，只是非常倒霉，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或我认识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在他死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想，可能我要搬离伦敦，到乡下生活。这也是这座城市里90％的人在90％的时间里的梦想。这是一种持续性的愿望。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但是四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这么做。

急救护理人员

佩里·鲍尔

我们哪里都去，这也正是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我去过银行的保险库，去过卖汉堡的小车和豪宅，真的是哪里都去过。还有公园——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接生了一个孩子，那可真是有趣。你能去很多别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比如圣潘克拉斯的欧洲之星终点站，那里也很有趣，因为法国警察不太情愿放我们进去。

地点不同，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太一样。在绍索尔 (4) ，你会遇到很多医疗问题。打比方说，南亚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心脏病发的问题，或者呼吸道问题。在最贫穷的那些地区，会有很多药物滥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处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过量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伊灵基本上闻所未闻。如果是在市区，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伦敦西区，那我们救助的很多都是游客。我想，很多外国人都会对我们的服务印象深刻吧：救护车会在你呼叫后的八分钟内赶到，不管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姓甚名谁，而且免费。

我们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张桌子旁，时近中午，周围是来往穿行的车流——穿着西装的人骑着鲍里斯自行车 (5) 拐进旁边的斯卡拉街，那里的单车停放架上满满当当的全是自行车。大家开始骂骂咧咧，说着市长和共享单车计划的坏话。离我们不远处，一个亚洲男人两口就吃掉一整个鸡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练习怎么快速吃完东西；卡车在他身后轰鸣而过，往拉斯伯恩广场开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人交谈，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跟很多我从未接触过的人交谈。跟那些凌晨三点躺在贫民区、想办法看清你脸的酒鬼交谈；跟那些身患绝症的临终老人交谈。我觉得救助孩子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救助孩子的经验。我觉得，对大部分急救人员来说，健康状况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惧的，因为很难对他们进行评测。他们的情况经常急转直下，而且你要跟他们的父母打交道。对啊，有些人根本不会说英语，也增加了困难。你要靠电话那头的翻译或者手语来帮助他们稳定情绪，同时采集他们的疾病信息，并且全程保持微笑。

我知道伦敦是个混杂的城市，但我以前实在不喜欢那种族群聚居。去年，我在汉韦尔工作，那地方就在伊灵附近，等于是在绍索尔的门槛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地方跟我看到的伦敦其他地区都不一样：你开车经过高街和百老汇，一张白人脸都看不见，但你会看到所有的杂货铺和商店都涌上街头，人们从敞开的橱窗里叫卖食物。那种景象迷人、独一无二。我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伦敦相当混杂，人跟人都紧挨在一起。但这样的景象着实令我大开眼界。这跟我在奥瓦尔工作时见识到的一样，很多非裔加勒比人聚居在一起，他们跟其他地区是隔离的。

我原以为文化隔膜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文化隔膜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有人告诉过我们，进清真寺需要脱鞋，但我们不能脱掉靴子，因为它们是安全靴，鞋头是用不锈钢做的；所以我们进清真寺时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鞋套，有点像浴帽的东西，套在鞋上。我还从来没碰见过文化造成大问题。如果有人叫了救护车，大家就会知道这是出了紧急状况，人们会说：“直接进来吧。”这不是什么问题。那些男女有别的地方也是一样。

关于产科，有人说，在某些文化里，男性参与接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我接生过印度宝宝、白人宝宝、黑人宝宝等等，这些从来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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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我们轮班作业，开车的和作业的轮着来。我想，大部分人会对我们要出车的次数感到很怀疑，甚至还会冷笑几声吧，可是我们真的出了很多车，虽然很多情况不是急救。比如有些病人其实可以等几天去看全科医生就能好的，还有只需吃几颗扑热息痛药，睡一觉看看第二天感受如何的情况。出这样的车会让你疲惫，你还要花许多时间在急救车后部或在病人家中实施救助时跟他们沟通——也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在开车，就要花很多口舌来维持专业表现，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想说一句：“拜托，自己振作点行吗！”出车的电话响个不停，大家都对急救车求之不得。假设有个14岁的孩子呼吸不过来了，而我这时却要跟另一个人维持礼貌的对话，仅仅因为他刚刚碰伤了脚趾。你会忍不住想给他一巴掌。关于这一点，我不想撒谎。我负责开车时，这些事情就不用管了。你可以把你的“系统关闭”，不用听他们在讲什么，也不用大费口舌。你还是需要帮忙，帮着做点事之后，你就坐到前排，开车去医院，泡茶，清洁车厢，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除此之外，顶着蓝灯驾驶，也是很好玩的。

现在，我们每天接到的出车电话大概是十年前的四倍，但救护车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加。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疲于奔命。在清晨，你可以用几个小时放松休息，这意味着你正在为下一个工作任务随时待命，只是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但这种情况极少。他们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员工办事越来越高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能够理解。不过，你在把病人转交给医院之前，还得填写一些材料，特别是在病人的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你得确保你已经把你能想到的关于这个病人的所有情况都写下来了。要做完这一切，多多少少也要花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个吸烟者，还想抽根烟，那你就得花33到34分钟啦。是啊，而他们希望你在20分钟之内就进入到下一个任务里，又不断要求你记录自己的迟到情况。20分钟的转场时间真的很紧张啊，尤其是在你每次轮班长达12小时的时候。有时候你真希望自己能有45分钟的休息时间，但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所以你能在填完材料之后的5到10分钟里赶紧吃点午餐，或者跟同事聊聊，都是很宝贵的。

即使从让员工保持情绪稳定的角度来说，用几分钟跟别的同事交流工作上的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会面对很多令人感到压力巨大的状况，你总要时不时放松、发泄一下，也要确保自己已经为病人做了你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全部了，虽然要求不多，但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急救站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一次任务之后马上就可以休息一阵，你还可以回到急救站里喝杯茶，跟其他同事一起坐着看会儿电视、开开玩笑之类的。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忙，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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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我在接生工作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状况，因为我们做过两天的产科培训：第一天培训技师课程，第二天培训护理课程。我们知道如果出现意外状况该怎么做，但我们永远不希望自己真正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第一次带学生出去轮班作业时，还一次都没有接生过。我们当时在里士满公园，那天我负责开车，而我的搭档负责作业。我们走到现场，那个女人非常友好地说，很抱歉把你们叫来，我知道这不是很紧急，但我一般分娩速度很快。上一次生产从阵痛到生出来，整个过程才用了30分钟，所以我不想冒险等待。我们说，好的，没事，我们带齐了工具。我让搭档看了看开宫口的情况，与此同时，我把一些用具拿出来。这时候，宝宝的头已经露出来了，我们决定即时即地帮她接生。关于是马上去最近的产科中心接生，还是即地接生，是有几个指标的。让宝宝在救护车里出生不是一个理想选择，因为车里又挤又脏。于是我们跟她解释，她现在的情况良好。实际上她非常放松，没有哭，也没有喘粗气，非常冷静。她以前生产过，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了。过了一会儿，她的丈夫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上次救护车来的时候，那队人居然从来没接生过孩子呢，你们能相信吗？我们看了看彼此，然后说，哦，是吗？那可真糟糕啊。哎呀，宝宝出来了，把脐带剪断。最后，我们把宝宝递给母亲。

等到一切都结束后，我们对那家人说，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生。那个丈夫笑了。他说，哎呀，真看不出来啊。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我们假装的冷静再次起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