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步步往上爬（1/2）

房产经纪人

阿什利·托马斯

他跨着大步，从位于伊斯灵顿的上街向我走来，跟我问好，身上穿着干净笔挺的t列文牌西装。在他的房产经纪行里，等候室里放着几把现代感十足的弧形椅。前台后面是一个放饮料的冰箱。前台接待员身后竖着一块显示屏，上面放映各种房子的照片，照片隔一会儿就一帧帧地溶解、转换。一群年轻夫妇跟另外一位房产经纪人坐在一起，讲述、提供着关于他们生活的细节；一位男士在不自觉地撕着啤酒瓶上面的标签，而他的伴侣则在讲述他们的梦想、计划和期待。此刻，一辆38路双层公交车正好从经纪行的落地玻璃窗旁驶过。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行业充满各种不诚实的人。众所周知，我们被讨厌的程度，跟交警被讨厌的程度差不多。要是有一张针对各种职业的“憎恨表”，我们应该在里面排得很靠前。有时候，我们告诉顾客，有一个地区的房产市场有变化，他们就是不相信，似乎只因为你是房产经纪人，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不可信的。跟我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在他的车里放了一个大大的粉红色靠垫，上面写着：“相信我，我是一名房产经纪人。”纯属搞笑。

在我的行业里，人们通常年纪比较轻——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性格不太沉稳，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自信应该就是客户选择我的原因。销售是跟自信有关的事情。他们如果对你没有信心，自然对你的产品也没有信心。你得打扮得有品位，也要有些能量。你必须有高超的沟通技巧；要知道，我每天都要跟银行家、律师、法务员，甚至音乐家、艺术家们交流，你要懂得如何跟各种人沟通。我觉得，诚实和坦率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品质。

人们依约来到我的办公室，等着我到来的时候，头脑中一般都会想象：将要接待他们的应该是个二十多岁、对房产市场不甚了解的人，这个人可能会撒谎，到了约定看房的时间可能会干脆不出现，又或者出现了身上也没有带钥匙。当他们这么想着的时候，出现的人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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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房产市场非常昌隆；1区和2区是中心区域，大批大批的人一直涌入。三个买客中，就有一个是用全额现金购买的人——如果你想想伦敦市场的规模，就能知道这个数额真的很大。四个买客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买家——来自亚洲、澳洲、北美洲、欧洲的都有，他们都飞到伦敦来置业。可能是买来自用，也有可能是为兄弟姐妹买的；需求真的非常大。

所有人都想来伦敦，它在人们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家都想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需求从来都不会短缺。这也就是为什么房产价格每六年都会翻一番的原因。在伦敦中心，地总是有限的。能建新房子的地方只有棕地 (1) ，也就是工业旧地，没有别的了。要不然就是把旧房子拆掉重建。房子越建越高，因为地不够用了。

我想，在英格兰，房产的重要性在每个人心里都根深蒂固。“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你懂的。你要赶紧爬上“梯子”，越快越好。基本上，你得先上“梯子”，才能越走越稳。房产价格一直都在往上升，而与此同时，如果你还没拥有一套正在升值的房产，时间过去越久，爬上“梯子”的难度就越大。通常来说，首付得有全套房产的10％～20％，才能足够爬上“梯子”；也就是说，如果要买一栋30万英镑的房子，你的存款得有3万到6万英镑才行。那是很大一笔存款啊。如果你的父母没法拿钱支持你，或者你没有其他什么渠道来继承一笔钱，那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房价要在两年之内上涨1/3，就算是33％吧——如果你在两年之内没有爬上“梯子”，那那套房子的总价就会变成40万英镑，你爬上“梯子”的门槛，就变成4万到8万英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是什么房产，都要尽快地“上梯”，因为这样你的资产净值才会跟着房市一起往上升。时间过去，你的薪酬会上涨，同时你的资产净值也一样上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去买面积更大的房产。总的来说，人总是想要更大的房产；因为一开始人都是单身，然后有了伴侣，接着就会有孩子，所以人所需要的房产面积肯定是越来越大的。不过，很多伦敦人在过去十年里是这样做的：他们先买一套一室一厅，然后就想，等等，我得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一下；于是他们先不卖第一套房产，只是把它租出去，然后拿省下来的钱去买第二套房子。慢慢地，他们就有了第三、第四、第五套房产，像我，就有十套。

我买的第一套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得睡在地毯上。那套房子位于伦敦5区的布罗姆利地区；头六个月，总有法警来敲我家的门，因为我拖欠了账单。但是，我有了一套房子啊。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地毯。好吧，实际上那还不是我的地毯，那是银行的地毯。我还没有真正拥有它。但我总是这么做——我会摸着房子的墙，在地上滚一下，然后很大声地说：这是我的。即使现在买新房子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我非常兴奋，因为伦敦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属于我了。

“上梯”永远不嫌晚。我们尝试让客户知道，如果他们好好动脑，合理规划财务，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买得起的。在他们的负担范围之内，我们会找到最好的选项，然后说服他们买下。再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实质就是销售，卖了东西，我们当然是有提成的；可是，我说你们要尽早“上梯”，否则房子就飞了，这个没有说错。我想，在四年前，首次购房的买家平均年龄是31岁。现在这个平均数应该已经提升了。所以总的来说，人们如果想要买房，一定要依靠父母给他们一笔钱才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家境优渥，有那种可以一下子给他们3到5万英镑的父母。所以我们办公室里很多拿着高薪的人都在想办法存钱，他们已经快30岁了，想快点“上梯”。他们买到的第一套房子很有可能在政府廉租房改造的街区，而对很多一直租住在高档公寓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很讨厌要住进廉租房街区的感觉。不过没办法啊，不是么？那个街区应该会住满各种专业人士，因为大家在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所以可能一半的租客都跟你是同一种人。租客中有的人可能比较难相处，有的人可能很友善，但其中肯定有一半人跟你一样，是想要一只脚先碰到“梯子”的青年白领。

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因为我总是在处理那些需要搬家的客户。多半是一对住在两室一厅公寓里面的情侣，正准备要个小孩，所以必须买一套有点室外空间或者至少有三个卧室的新房子。他们买新房的预算比他们要卖的房子估值稍微高一点，所以通常要组织一下财务，才有可能登上那个“梯子”。你总会看见那个“梯子”，它就像你要登上的一座云端之上的大房子前必须走的那一步。你会一直期待着这一步。

当然，整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房地产业也在下行：你会看到人们失去工作，被迫卖房或者是把房子换小。现在我们能看到一大波想把房子换小的人，不过再怎么样，总会有人有能力买下那些被甩出来的大房子。在伦敦，什么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因为这里古怪、离奇而又不一般的人实在太多了。比如，大部分人想买旧房产，要不就是为了重新装潢使用，要不就是为了方便直接拎包入住，他们不喜欢新房产。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很喜欢新房产，旧房产根本不入他们的眼。所以说，每种东西都有相应的市场。就连那些一般没人想要的、阴暗又肮脏的地下室都会有买家。我刚刚接下一单生意，就是在帮一个人找一间大的地下室。这好办，我会帮他找到的，因为想要地下室的人很少。对，你总是要促成交易。

我们甚至还卖过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有一栋房子里，曾经发生过全家被谋杀的惨案。我记得死去的好像是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吧，我们当时就在卖这栋房子。当然，我们不会提到这件事。如果买家想去做点背景调查，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我们不是撒谎，只是没有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宣扬而已。要是他们问起，我们会如实回答。但如果他们没问……毕竟，我们是在为客户服务，他们想把房子卖掉，我们不可能到处去说这栋房子里发生过凶杀案，不然肯定是卖不掉了，不是吗？

一般来说，一天之内我有六个小时要带人看房产，房子的类型从40万英镑的一居室到300万英镑的都有，我觉得能跟这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是很好的。他们说出来的观点和想法，从极度负面到极度正面的都有。你得观察他们的身体语言，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微笑。如果他们对着某处房产微笑，你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是戳到了他们的p点 (2) ——这个名字是我创造出来的，跟兴奋点一个意思。有的买家会跟我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这样当我们到谈价钱那部分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你还想在他们身上再榨个5万英镑出来，所以你的态度要从“你真好，我很喜欢你”变成“这是生意”。如果不是为了销售，在那里耗着也没什么意义。

我在福克斯顿 (3) 是销售成绩排名第二的员工。唯一一个打败我的人是负责诺丁山片区的，我们的“上梯门票”可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相比。在这个最大的房产经纪公司，能做到顶尖位置，就挺好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最打动我的时刻是，有人为了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家而来求助于我，而我能帮他们达成心愿。他们看到那个“家”的表情，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在房子正式在法律上成为他们资产的那个瞬间背后，有他们的努力打拼。这样的打拼，在这个国家非常艰苦，一点也不简单。但你把钥匙交给他们的那个瞬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因为你知道他们要住在那个房子里了，他们可能不会跟我一样在地毯上滚来滚去，但他们也会做一些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事。有时候，交钥匙的那个瞬间，你会看到他们眼中的泪光，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个房子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最后得到了那处漂亮的房子，不管它是大还是小，美还是丑，不管它是需要装修，还是已经足够精美，那种感觉都是无与伦比的。

房东

罗伯特·古里尼

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这个时候她意识到，她当时为了拿到选票、得到政治统治权而承诺要给政府廉租房租户们提供买房机会的这个诺言，是要兑现了。这真是社会灾难啊——为什么？在市中心，我们需要人维持城市的运转：需要人来处理煤气、电、水之类的东西，还需要人来运营交通系统。我们不能让人通勤十几公里来上班啊。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廉租房都被低价卖给租客，只因为他们当时住在那里，或者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年。打个比方，一个60岁、有家室的男人，可以只用2万英镑就买到房子，一年后再以18万英镑的高价把房子卖掉（我记得等待期是一年）。他当然会选择把房子卖掉啦，卖完之后他就收拾好东西，跑到伯恩茅斯去买个临海的小房子住下。你也不能怪他，但是，通常在他之后买下这套房子的人，都是把房子买来收租的，这个时候租金就不是50英镑一周了，肯定要跑到100英镑一周。所以，可以确定的是，给工薪阶层居住的廉租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我看来，这真是个悲剧。

我们坐在他位于切尔西国王路的房子的前厅里，墙上挂着他一家人的照片，门上贴着他孙辈们的画。他身穿一件浅黄色衬衫，戴着彩色眼镜，说话带点儿爱尔兰口音。

在我拥有的公寓里，有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墨西哥人、索马里人、西班牙人、德国人、阿尔及利亚人、黎巴嫩人……各种都有。我还遇到过一个租客，男的，他是来自……是哪里来着？哦，是一个科索沃人。他是我的租客中的第一个科索沃人，是上周来的。我现在想，我这里有英国人吗？在郊区，租客中会有英国人。我在锡德卡普附近也有房产，那边就有英国租客。

我从来没有贱卖过我的房子，卖出去时候的价格，都比我买的时候要高。一直都是。即便到现在，这么多人涌进伦敦，也是如此。伦敦这座城市，这一秒有人失业，下一秒就有人开始一份新工作。为什么？因为每周都有这么多游客、访客来到伦敦，总得有人服务他们啊。他们来了，肯定需要各种服务。他们要吃饭、要喝水、要住房等等。有这么多人都需要这些服务，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工作了，就来伦敦当个酒吧侍应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试着走进城里的任何一家餐厅，里面全都是年轻的外国人。我昨天去了一家很不错的餐厅，在那里跟我妻子庆祝周年纪念日。那是梅菲尔附近的一家餐厅，里面所有的侍应，包括经理，都是外国人。没有英国人。难以置信啊。

我喜欢在这里的各色人种，他们让这座城市充满文化活力。你要是去埃奇韦尔路看看，还能看到有人抽水烟筒什么的。那种场景让你感觉像是身处阿拉伯半岛 (4) ，但实际上你却是在埃奇韦尔路。或者，我也有可能站在布里克斯顿市场，却感觉自己到了圣卢西亚。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总是去布里克斯顿市场。我在那里也有房子，但平时去那里就是为了买点鱼。在布里克斯顿的鱼店里，会有十个黑人女人告诉你怎么煮鱼。“不行啊，伙计，鱼可不能那么搞……”

我完全不理解种族歧视那样的事。我觉得真是令人费解。这个问题就好像你走到图书馆里，然后跟图书管理员说“对不起啊，我只读红色封面的书”一样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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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刚大学毕业，跟一个年轻女士住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抱怨说，现在维持生计真是一件难事，找住的地方难，物价高，总之各方面都难。我说，我有一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问，是什么呢？我说，你们可以在白天做一份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然后晚上去餐馆端端盘子，一般这种工作都能拿到可观的小费。不要去那种高档餐厅，因为高档餐厅的小费全部包含在账单里了，服务费就加收了125％，那你肯定是拿不到什么小费的。去个营业状况好的小饭馆，比如火车站周边什么的，准时到，穿戴整齐，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说你啊，年轻人，穿好点。老板每小时只会付给你5英镑，一趟班六小时，这样你就可以拿到30英镑，但除此之外会有20英镑的小费。一个晚上就能赚50英镑，一周下来你在工资之外就赚了250英镑。我是说，你们两个人，每人每周多赚250英镑，那加起来一周就是500英镑，一年可就是15万英镑啊。这样一年下来，就够买一个小地方了。可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社交生活了。我说，可是你们没钱啊，还要什么社交生活！但他们就是不理解，不愿意那样投入。

你们如果不愿意在伦敦投入这样的努力，那就不要来这里。这是个奋斗的城市。努力是会得到回报的，这毫无疑问。我知道一些特别优秀的人在这里日夜工作，他们有了面包；好吧，他们可能把这些钱用来周游世界，一年就花掉了，但至少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每天可以工作16到18个小时。一年下来可以多赚1万英镑。他们就是能做到。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社交生活，你是指在酒吧里喝酒闲聊吗？要我说，忘了那种“社交生活”吧。像我父亲说的那样，连驴都知道，连喝五瓶吉尼士黑啤酒，肯定就不省人事了。不是么？

想买房子的人

斯蒂芬妮·沃尔什

我在剑桥城外的一个小镇长大，特别想离开家生活——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家里，只是因为每当想到伦敦，我就觉得兴奋，觉得去伦敦对我来说会是一次很好的冒险。我当时18岁，有点幼稚，会想当然地说：“这一定超棒，很简单，很完美！”

后来，我来到伦敦上艺术学校，初来乍到时，被伦敦的景象惊呆了。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做一个雕塑作业，主题是“自我雕像”。我做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塑，有点抽象的感觉，还用竹条做了一个框，把它框起来，又弄了点纸巾加在上面，然后妄想着可以把这个东西带上伦敦的公交车。那玩意可是巨大无比。我完全没想到伦敦会这么拥挤，也没想到人们对这样的东西根本毫无兴趣，更别提会给它让路了。我如果是在我那个小村庄里的校巴上扛着这件东西，所有人都会说：“哇，这整个座位都让给你吧。”但是在伦敦，大家就只是心想：“蠢笨的艺术生。”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布里克斯顿住了两年；后来，我有个朋友正好要出租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在老街的一栋公寓里，于是我就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住的这栋公寓以前是政府廉租房，就位于老街的消防站后面，那时候可真好玩。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间。我那时候的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让我拥有很多社交机会——突然，我就多了很多画廊活动要参加，而老街附近又有很多酒吧。我就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外出上了。

不过，我们那整栋公寓都很破旧。租金比较便宜，有水泥地，但没有窗帘，在冬天冷得要死。跟我一起住的那个朋友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而我在画廊工作，我们的生活交集不是那么多；到最后，公寓就变成被我们胡乱扔东西的地方。屋里的三张沙发很明显在那里已经放了好多年，抱枕都破了，但我们没人想花钱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周末，我朋友的父母过来看她，给她买了一条新沙发套，还给我们的客厅买了一株植物。整个地方都脱胎换骨了。我们当时想：“天啊，我们为什么不早干这事？”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外出喝酒、社交还有工作绊住了，完全没有花时间待在家里。我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家。

我当时大概30岁，跟男朋友汤姆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我们就开始想，除了工作以外，人生还应该有什么东西。一个女孩快到30岁时肯定会开始考虑孩子的问题了。我们谈论了家庭还有未来长期的打算，最后意识到，我们可能没办法在伦敦维持生计，因为要达到我们心目中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买一套大房子，而我们肯定买不起。我们都受着很传统的教育长大，家庭很稳定，一家人住在一套好房子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环境。对于在伦敦从事艺术行业的人来说，要想达到那样的程度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除非能从哪里继承一大笔钱，否则肯定做不到。

在很偶然的机会下，我们去了百老汇市场。我当时正好在为一家艺术杂志撰稿，有一个组织在伦敦东区新开了一个工作室，而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很多艺术家都在百老汇市场开有工作室。最后，我们在一个周六造访此地，刚好碰上农民市场 (5) 开放，就觉得这里可真不错。我们觉得这里不像老街那样时髦；当时我们本来准备在乔克农场或者更北一点的地方买套房子，但算了账之后发现我们买不起。最后，我们在百老汇市场附近买了套房子，可以眺望运河。那个时候，我们可真喜欢那套房子啊。

两年半以前，我有了莎拉，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一个“顿悟”的瞬间。她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出生，让我们受了一点惊吓。我当时本来完全不想要小孩，也刚刚完成建筑节的相关工作。我大概经手了500场活动，要处理所有的媒体相关事务，工作量真是超级大的。我得在建筑节之前停止工作，因为预产假马上就要到了。一天早上，我的肚子突然就动了，我们冲到医院，完全进入马达全开的状态。最后我在哈莫顿医院待了五天。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在那里关了几天之后都觉得有点抑郁了。我和汤姆带着小小的莎拉走出医院，准备拦出租车。这时，医院外面有些喝醉酒的人在叫叫嚷嚷，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在剑桥那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阿登布鲁克医院生产吗？但我现在真是没空想这事，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只为自己打算了。

在她身后的墙上，阳光斑驳摇动。她正在等一个快递。在这个看似清闲的早晨，实际上有各种杂事等着她处理；同时，她也要像所有的年轻母亲一样，给自己计划一些用作深度放松的时间，因为——用她的话来说——她们永远也没法真正“清闲”下来。

我们在家待了一天，然后就到百老汇市场去散步，因为我需要到外面走走。我留意到周围到处都是涂鸦，还有一群群牵着斗牛犬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我得保证我的小婴儿的安全，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地方，我不能放松下来。那个时候，比起兴奋和有趣，我感到更多的是麻烦和困扰。

我也第一次留意到空气质量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天我走在百老汇旁的小运河桥上面时，闻到周围很臭。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待了五天之后，刚出来才开始留意到身边的垃圾。我觉得自己必须重新调整生活节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还没有小孩，我必须靠自己发掘一些新的组织，比如家长俱乐部或者是什么玩乐小组之类的，但做到这些也挺难。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从事艺术、创新产业相关工作，而突然间，和我打交道的人都变成律师、医生或者社工什么的了。那堆人来自各行各业，非常有趣；但那个时候我却不想社交，因为我有了孩子。我只想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调整自己，来适应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去思考怎么改善我身边的环境。

以前，我是那种总是要逼自己做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会想，我傍晚可以先去谢泼德丛林一趟，然后在回家路上去一下布里克斯顿，最后再回到老街。我不用考虑什么，只是跳上地铁，然后在那里轻松度过一个小时，也不用想着随身带饮品之类的，忘了也没关系。而这样的状况突然就变了，我得这么想了：如果我要出门，我得先把尿布放在包里，然后走到地铁站——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我如果走那条路，就有很多问题要注意，那条路又吵又臭，我不希望莎拉暴露在那样的环境里。其实我压根就不能上地铁，因为地铁站内的楼梯都很麻烦，所以我干脆坐公交车好了。哎呀不行，也不能坐公交车，因为人们很不喜欢带着婴儿车上来的乘客，现在正是高峰期，时间不对。我想，当你有了孩子，你就不怎么想离开家附近的地带了，因为你只想用更快的速度把事情做完，你得安排好睡眠、吃饭等事情，也要为各种偶发事件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突然，伦敦就变得有点“麻烦”了，我在这里也开始感到有些受孤立。

搬回剑桥之后，我很惊讶，因为在街上，人们看到婴儿车会让路；你走在公园里，人们会对你很礼貌，也会跟你打招呼。而在伦敦，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大家都很粗鲁。你在公交车上说：“抱歉打扰。”他们会说：“什么？你干吗？你小心点。”他们根本不会给你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