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注意:有位将军准备说出一切(1/2)
除了埃莱娜提供的联络网,我还约旧友筹划了一支从旁协助的工作队,这支工作队又帮我招募了几支由智利人构成的摄制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在棚户区畅行无阻了。从康塞普西翁刚回来的那几天,我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埃洛伊莎,她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士,嫁给了某著名实业家。她还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这位孀居的七十多岁老太太机智果敢,虽然平时孤独度日,看电视剧消磨时光,但她心中的金色梦想却是在现实生活里作为主角,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胆大冒险。
我和埃洛伊莎在大学期间就一同参加过政治活动,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后一轮总统大选期间,我俩曾在竞选宣传部门共事,那时友谊就已经很牢固了。刚入境智利那几天,我碰巧听说她现已成为一家公关公司的明星人物,便忍不住想打个匿名电话,证实一下那是不是她。接电话的嗓音沉静而果断,确实像她,可谈吐间某些措辞又让人心生疑惑。于是当天下午,我只身来到孤儿街上一家咖啡馆蹲守,那里能望见她办公室的门口,不久她本人便出来了。虽然我俩都经历时光洗练,但十二年的光阴竟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甚至比从前更加端庄、更加美丽了。那天我还进一步确认了她身后没跟着那种穿制服的司机,作为有影响力的资本家的妻子,雇私家司机是很寻常的事,可她却是亲自驾驶一辆银光炫目的宝马635轿车。于是,我给她寄了一封短笺,信上只有一句话:“安东尼奥在这里,他想见你。”安东尼奥是我大学期间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化名,这名字她熟悉,我相信她没忘。
我判断得没错。次日中午一点整,银光闪耀的豪车从阿波琴多街的街角转过来,而后减速停在雷诺车经销处前。我跳上车,带上车门。埃洛伊莎错愕了一下,直到我嘿嘿地笑出声,她才认出我来。
“你疯了!”她说。
“这还用问?”我回答她说。
我们商量去我初到圣地亚哥的时候独自光顾过的那家餐厅吃午饭,但今天餐厅门前却封上了木板,上面的说明更像是一句墓志铭:“本店永久歇业。”于是我们去了周边一家我比较熟悉的法式餐厅。名字记不清了,但餐厅环境相当舒适,服务也好,正对着全城最知名、最雅致的一家汽车旅馆。埃洛伊莎发现旅馆前的轿车有不少属于她公司的老顾客,她打趣说,我们两人吃午餐的工夫,那些名流们正忙着寻欢作乐呢。她开玩笑时那种成熟的气度,一直让我很欣赏。
我直入正题。我毫无保留地告诉她这次秘密潜入的初衷,然后恳请她帮忙物色几个联络人,像她这样受到阶级特权保护的女性,做这项工作的风险相对小一些。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政界人物出手帮忙,我们在棚户区拍摄处处受掣肘。我建议埃洛伊莎帮我联络几位人民团结时期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来说,他们隐蔽在蛰伏的迷雾之后,寻找起来着实不易。
她不仅怀着极大的热情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接连三个晚上陪我参加秘密集会。乘坐她驾驶的那辆尊贵轿车前往某些城区,风险应该会小一些。
“没人相信宝马635的车主是独裁政府的敌人。”她戏谑道。
多亏了这辆车,有一天晚上我才没被逮捕。那天我和埃洛伊莎在某个秘密集会上碰上了一次停电,因为那些日子,抵抗组织曾多次破坏供电系统。有关停电的情报,集会负责人预先就告知我们了:第一次断电持续大约四十分钟,第二次一个小时,最后一次圣地亚哥全城将断电两到三天。这场秘密会议很早就开始谋划,因为考虑到断电期间镇压部队将极度紧张,近乎歇斯底里,会不加区别地在街头大肆围捕,手段也将异常残酷。再加上还有宵禁。但最后关头,断电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便,当天会议的主要事项还没谈完,第一次停电就开始了。
会议的政治领导人叮嘱我和埃洛伊莎,稍后灯一亮就立即离开,其他人再分头撤离。我们依计划行动,供电系统刚一恢复,立刻驾车从山脚下一条没铺柏油的大路离开。意外的是,转过一个弯道,却迎头撞见国家情报中心的车:几辆小卡车分列道路两侧,夹出一条甬道。便衣特工手持微型冲锋枪。埃洛伊莎试图停车,我劝她别停。
“不停不行吧。”她说。
“继续开,”我宽慰她,“别紧张,继续跟我聊天,继续说笑,他们不命令停车你就别停。合法证件我都备齐了。”
说话间,我摸了一下口袋,五脏六腑顿时凉透了:装证件的钱夹我没带在身上。一个便衣往路中间一站,举手示意停车。埃洛伊莎只得停下。那人走过来,用手电筒的光照亮了我们两人的脸,又向车内扫了一圈,一句话也没说就放行了。埃洛伊莎说对了:没人相信这辆豪车的主人有政治威胁。
会跳伞的老祖母
正是那几日,埃洛伊莎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认识。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一致决定把这位老太太叫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至于当时是怎么冒出这个念头的,现在也说不清了。事先没打招呼,我俩在某天下午五点跑到高档社区七二七号的奢华私宅里拜访了她老人家。一进门就瞧见老太太像平常一样安详地饮茶,品嚼英国饼干,不过客厅里还回荡着重型武器扫射时子弹的呼啸声,电视荧屏上正播放血腥场景。老太太身着私人定制的名牌礼服,戴着帽子和手套。她习惯在下午五点喝茶,即便孤身一人,也要打扮得像参加生日宴会一般整齐。不过,这套近乎英国小说的生活排场跟她本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符。虽然她婚后育有子女,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加拿大学习驾驶滑翔机,在跳伞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得知我们是请她帮忙完成一项事关重大而危险的地下行动,老太太立即应道:“好啊!这里的生活太无趣了,不外乎是怎么穿衣打扮才更优雅,忙了半天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过,等我向她透露,具体目标是在难以进入的城区寻找五位旧友,她似乎大失所望。
“我还以为,至少是让我放炸弹呢!”她说。
我不想通过抵抗组织的常规渠道寻找这五个人。他们都是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就跟我合作过的。五人当中无人流亡。其中一人就是在军事政变当天通知艾丽,说军方要在智利电影公司大楼前枪毙我的那一位。另一人在政变后第一年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出来后继续在圣地亚哥生活,表面上过着寻常日子,实际上不知疲倦地从事地下政治工作。另一人在墨西哥待了一阵子,在那里联络智利流亡者,而后凭合法身份证件回国参加抵抗运动。还有一人在戏剧学院时就跟我合作过,后来和我一道创作过影视作品,现今他成了一名活跃的工人领袖。最后一人在意大利待了两年,回国后当了运输卡车司机,这背景一定能让他圆满完成联络工作。这五个人全都改换了住址、职业和身份,如何找到他们可以说全无头绪。在智利,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生活,换了跟一九七三年之前截然不同的身份,同时暗地里为抵抗运动工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关键线头,再顺势理出整个线团。
此外,她所做的试探性接触至关重要:向老友们透露我在智利的行踪并谋求帮助前,得判断一下他们的态度。我不知道老太太具体是怎么办到的。离开智利前,我没能找到充裕的时间跟她见面长谈,很多细节没向她多问,因为当时我还没想过要在本书中叙述她的冒险经历。她只是告诉我,她从没在电视上看过任何一部电影像她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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