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警方虎视眈眈：包围圈开始收紧（1/2）

整个周末，埃莱娜都焦急不安，因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持续拍摄期间，跟她中断了联系。万一我失踪了，她的职责是向各处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即兴表演家，所以把预先约定的告急时间往后拖延了一点。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星期天，发现人还没回来，她开始联络可能知道线索的人，但毫无结果。就在她把发出警报的最后期限设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之时，看见我走进了酒店，满腮胡茬，一脸倦容。她曾执行过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时这样，替这么个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经地义。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屡败屡试的多次碰头和细致审慎的规划，才最终敲定当天上午十一点，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秘密会晤。

这无疑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所有行动里最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几乎集结了皮诺切特政变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那一代人里所有的热血青年。他们主张联合所有反对派来打倒独裁，恢复民主制，好让智利人民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的自主权。组织名称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独立运动当中一位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似乎具有轻松摆脱国内外一切监控的超人能力，在当时的智利爱国者被镇压，保皇党重新掌权之后，他始终在驻扎于阿根廷门多萨的独立军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组织之间穿梭往来。那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与当代智利的情况何其相似。

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是每个优秀记者梦寐以求的特权，我也不能例外。摄制组成员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后，我在最后一刻赶到约会地点。我只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个公交车站前，手里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当天的《信使报》和一册《新动向》杂志。什么也不用做，我只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话：“您要去海滩吗？”我应该回答：“不，我去动物园。”这在我看来是个荒唐的接头暗语，因为深秋时节没人要去海滩，但爱国阵线的两位秘密联络员事后告诉我，正因为荒唐，才不会被别人误用或碰巧识破。这话有理。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自己太过显眼了，而就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左腿有点跛，头戴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小伙子毫不遮掩地靠过来，趁他还没说出暗语，我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头？”我揶揄道，“凭你现在的穿着，连我都一眼认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而后忧伤地瞄了我一眼。

“那么明显？”

“一公里外就暴露了。”我说。

这小伙子风趣幽默，身上完全没有密谋者的自以为是，所以刚一接触，就缓解了紧张氛围。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时，一辆贴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货车停在我面前。我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小货车在市中心兜了好几圈，然后在不同的等候地点将意大利摄制组的几个成员依次接上车。随即又在五个不同地点分别将我们放下，接着用不同车辆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最终，大伙在另一辆货车上重新碰头，而摄影机、灯光和音响设备早已装在货车上了。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经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严峻冒险，更觉得像在出演一部间谍片。在兜圈子的环节，那位头戴贝雷帽、长着密谋者面容的联络员不知何时消失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爱开玩笑的司机，但他工作起来却又一丝不苟。我坐在他旁边，摄制组其他成员坐在后面的载重车厢里。

“我带各位兜兜风，”他对我们说，“闻一闻智利海水味。”

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开始在城里绕圈子，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身在城市何处了。然而，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喝令我们闭上眼睛，说了句我已不大记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儿们，现在该‘困觉’了。”见我们没有反应，他便直截了当地命令道：

“好啦，现在把眼睛都给我闭得死死的，我让你们睁眼再睁开，谁要是不听话，咱们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们解释，平时执行特别行动，他们会带来特制的盲人眼镜，这种眼镜的外观跟普通太阳镜没区别，但戴上之后会发现不透光。不过这一趟他忘了把眼镜带来。坐在后面的意大利人听不懂他的智利黑话，我只好给他们当翻译。

“你们都睡觉吧。”我对他们说。

于是他们更犯糊涂了。

“睡觉？”

“按我说的办，”我对他们说，“躺下，闭眼，我通知你们睁眼时再睁开。”

精准测距：十首博莱罗舞曲

他们挤在一起，躺倒在货车地板上，而我继续努力辨识着货车驶过的街区，但司机毫不含糊地对我说：

“您也照办，伙计，也给我‘困觉’吧。”

于是我把后脑勺倚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任自己在收音机里不断流淌出的博莱罗舞曲中漂流。劳尔·楚·莫莱诺，鲁乔·加蒂卡，乌戈·罗马尼和莱奥·马里尼，那些永恒不朽的博莱罗曲啊。岁月流逝，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但智利人对博莱罗曲的倾心，任何国家的人都比不上！每隔一段时间，货车就会停下来，接着传来一阵含糊不清的低语，然后就听到司机喊：“嘿，再会了！”我想，他肯定是在跟路线关键点的战友们讲话，汇报沿途情况。有一刻，我试图睁开眼睛，以为司机不会瞧见，谁想他早已挪动了后视镜，以便在驾驶和跟联络人交谈之余，还能用目光扫视我们。

“注意哦，”他对我们说，“只要谁一睁眼，咱们就掉头回家，兜风结束！”

我赶紧紧闭双目，开始随着收音机哼唱：“痴心献伊人，伊人知我心……”躺在货车车厢里的意大利人也跟着我唱。司机情绪高涨了。

“孩儿们，这就对啦，继续唱吧，唱得不赖。”他又说，“有我在，你们放一百个心。”

流亡之前，圣地亚哥有些地方，我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来：从陈年脏血的臭味，能分辨出屠宰场；从机油味和铁道建材味，能分辨出圣米格尔区；我在墨西哥旅居多年，一闻到造纸厂那不容混淆的味道，就知道离古埃纳瓦卡区的出口不远了；凭石油精炼厂的烟味，就知道到了阿兹卡波查尔科区。但那天中午在圣地亚哥，虽然在唱歌之余，我受到好奇心驱使而不断搜寻，却没闻到任何熟悉的气味。十首博莱罗舞曲播放完毕，货车停了下来。

“别睁眼，”司机急忙吩咐道，“现在我们小心地挨个儿下车，大家手牵着手，别摔坏了屁股。”

于是我们照办，开始沿一条起伏的沙土路上上下下，这条路可能相当陡，而且背阴。最后我们来到一片暗处，不那么冷了，而且能闻见新鲜海产的味道。一时间，我甚至以为到了瓦尔帕莱索的海边，但我们路上没走那么久。当司机命令我们睁开双眼时，我们发现我们五个人正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四壁清洁，家具廉价却保养良好。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衣装考究的年轻人，他脸上相当随意地粘着一道假胡子。我忍不住笑出声。

“你得化妆得仔细点，”我对他说，“这个假胡子谁也骗不了。”

他听完哈哈大笑，随手扯去了胡子。

“刚才太匆忙了。”他解释道。

窘境彻底打破，大家有说有笑地进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头裹绷带，卧在床上，似乎在闭目养神。此时我才发现，我们到了一座设施齐全的地下医院，而床上的伤员正是费尔南多·拉雷纳斯·塞格尔，智利政府头号通缉犯。

他二十一岁，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中坚力量。两周之前，某天夜里凌晨一点，他没带武器，独自一人驾车返回圣地亚哥自己家时，被四名端着机关枪的便衣包围了。没人向他下命令，也没人发问，其中一人隔着车窗玻璃举枪射击，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划伤了颅骨。四十八小时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四位骨干在枪战中把他从雪山圣母医院营救出来，送到了抵抗组织的四家秘密医院之一。此前，他在警方监控下处于昏迷状态。我们采访当天，他已在康复阶段，面对我们的提问也能侃侃而谈。

这次会晤之后没几天，爱国阵线最高指挥部接待了我们，见面程序还保持同样的间谍片似的谨慎风格，但有一个显著差别：这次不是在地下医院，而在一栋舒适、温暖的中产阶级私宅，家中收藏有一整套音乐大师的唱片，设有一间典雅的文学阅览室，其中大多数藏书都经翻阅，这一点不少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都做不到。起初的设想是，让组织领导人戴上兜帽接受采访，但最后决定用布光效果和取景角度来解决，确保他们的身份不暴露。正如影片中所见，这样的采访影像更有说服力，也更有人情味，不像传统的采访秘密领袖的效果那么阴森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