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2/2）
“用热水还是用凉水刮？”他问我。
他双手颤颤巍巍，几乎拿不稳剃刀。
“当然用热水。”我回答。
“这位先生，那咱们可就难办了，”他说，“因为我们店里没热水，只有透心凉的冷水。”
于是我又返回第一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跟他们说要“刮胡子”而不是“修面”，一听这话，他们立马就给我服务了，但条件是必须要理发。我同意后，小伙子和小姑娘原先那种无所谓的神情一扫而空，立即开始操持那套冗长的职业程序。女孩把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凉水给我洗头——因为这家店同样没有热水。然后那姑娘问我，是否需要三号、四号或是五号配方的面膜，要不要选用一种治疗秃顶的药水。依照程序，我任由她做完了一切步骤，可等到给我擦干脸的时候，那姑娘突然愣住了，自言自语道：“真奇怪！”我慌忙睁开双眼，问她：“怎么了？”她的表情比我更茫然无措。
“您拔过眉毛！”她说。
她的发现让我不悦，于是我决定讲一个此时能想到的最突兀的笑话。我幽幽地白了她一眼，而后问道：
“你对同性恋有偏见吗？”
她的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男理发师过来接手，尽管我给了很多细致、精确的指点，他还是把我的头发剪得过短了，还用另一种方式梳了头，结果把我变回了米格尔·利廷。这是难免的，巴黎的化妆师故意违背我头发的自然走向来梳理，康塞普西翁的理发师当然不会这样做，而是把发式还原了。我并不担心，因为只消用另一个我的方式梳头就是了，这很容易，我也的确这么做了。不过，我费了很大气力才压制住回归自我的念头——在这座雾气重重的边远城市，断乎没人会认出我。头发剪完了，那位姑娘把我领到店内里间，小心翼翼地，似乎在做什么违法的事一样，在镜前插座接上电动剃须刀的电源线，而后把剃须刀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刮胡子。幸好，这样不需要热水。
地狱里的爱情天堂
弗朗奇已经办好了租车手续。我俩从冷饮柜里各拿了一罐冰咖啡，权当早餐，因为这里还是没热水。然后我们驱车驶过比奥比奥河上的一座大桥，前往洛塔－施瓦格煤矿矿区。比奥比奥河是全智利水量最丰沛的河流，隔着雾气几乎望不见桥下的河床，只听见流水淙淙，发出让人困倦的金属音。十九世纪，智利作家巴尔多梅罗·利略详实地记述了煤矿的景象和矿工的生活，他笔下的纪实文字今天看来仍跟现实没有太大出入。进入矿区，不论是空中充满油烟的雾霾，还是那种几乎处于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劳动条件，都让人想起一百年前的威尔士。
进入矿区前，要经过三道岗哨，接受警察检查。正如我们所料，突破第一道关卡最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警察质询我们到洛塔－施瓦格做什么时，我们费了好一番唇舌才解释明白。不过，我能对答如流，自己都有点惊讶。我解释道，我们此行是来自然公园观光——它算得上整个美洲最漂亮的公园之一——古老高大的南美杉闻名遐迩，雕塑群新奇罕见，还有象征命运的孔雀和黑颈天鹅在其间闲庭信步。我们要借用这片风景名胜拍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传扬南美杉的美名，推出一款同名香水，向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献礼。
没有哪位智利警察能抵挡这冗长的解释，特别是言辞间还如此夸张地盛赞了他祖国的美妙风光。警察当即表示欢迎，可能还把我们到访的消息通知了第二个检查岗哨，因为经过那里时没有查验证件，却搜查了手提箱和汽车。唯一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那台超8毫米摄影机——虽然不是什么专业型号——因为在矿区拍摄是需要书面许可证的。我俩对检查者声明，只想开车到山顶上瞧一瞧有雕像和天鹅的公园；最后，我试图用流露贵族派头的冷漠态度结束这番辩白。
“我们对穷人不感兴趣。”我告诉他们。
一位警察心不在焉地检查他碰到的每一件物品，没抬眼回答我说：
“我们这里都是穷人。”
警察搜查完毕，表示满意。半小时后，我们爬上陡峭而狭窄的山间小道，没受到任何繁冗手续的骚扰就驶过了第三个岗哨，终于抵达了公园。公园是一处奇特的所在，著名的酿酒商堂马蒂亚斯·科西尼奥为他心爱的女人修造了这个地方。为讨佳人欢心，他把全智利各地的珍稀树种汇聚于此，此外还弄来了各色神奇动物，请人雕塑了代表欢乐、忧伤、思念与爱情等心理状态的难以考证的女神像。公园深处有一座童话般的宫殿，从宫殿平台上可以眺望太平洋，直到世界的另一边。
整个早晨我们都拿着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之后摄制组计划取景的地方，此时他们正在办理许可证。就在我们刚开始拍摄时，一名警卫走过来说，这里严禁拍摄，连最普通的照片也不行。我们把计划拍摄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做宣传的故事重讲了一遍，可警卫仍旧要我们遵守规定。不过，他倒是提议陪我们到底下的矿区，直接向他的上级提出申请。
“我们现在不拍了，”我对他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走，这样你更放心。”
他同意了，我们又跟他重新游览了一遍公园。他年纪不大，面容愁苦。弗朗奇一直跟他交谈，我则是不得不开口时才搭一句腔，免得暴露了蹩脚的乌拉圭口音。有一会儿，警卫想吸烟，我们就把身上的香烟全塞给了他。于是他就留下我俩单独拍摄，直到我们认为该拍的全都拍完了，才停歇。不只拍摄了上层公园，还拍摄了下面的矿区外景。我们明确了感兴趣的机位、角度、镜头、距离和大公园的整体外景，还有下面矿区里矿工和渔民杂居共处的艰苦环境。天堂和地狱并列在眼前，几乎叫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海鸥栖息的餐吧
我们下山时已是午后，正赶上汽船出海。这些汽船每天都要载着携带破旧家什、炊具和家禽的一家老小，跨过危险可怖、翻滚黑色巨浪的大海，到附近的圣玛利亚岛上去。煤矿坑道深入海底，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矿工在悲惨的条件下整日劳作。外面，坑道入口，数百个男人和领着孩子的妇女像鼹鼠似的刨地，想用指甲抠出一点煤渣。山上，公园里树木蓊郁，氧气充足，空气纯净而新鲜。山下，人们只能在雾气中呼吸着煤烟，不仅肺部生疼，支气管还会有煤烟沉积。从山上眺望，海洋美得超乎想象；可从山下看，洋流浑浊，轰然作响。
这里曾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治力量与情感力量的一座重要堡垒。一九五八年爆发的著名的“矿区进军”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矿工们组成紧凑而沉默的游行队伍，黑压压一片，高举旗帜和横幅，通过比奥比奥大桥，占领康塞普西翁，以斗争的决心向当时的旧政府发出挑战。智利导演塞尔西奥·布拉沃的影片《人民的旗帜》记录了这一场景，这部片子是智利最激动人心的纪录片之一。阿连德当时就在现场，我想，正是在那一刻，他终于赢得了全体人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久支持。后来，在他担任总统后，最初的一次巡访就是在洛塔广场与矿工们对话。
我当时也在总统随行人员之列。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像阿连德那样一个年过六十仍自称保持着青春活力的人，那天却发自肺腑地说：“我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那些形容憔悴、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矿工们，多年来被兑现不了的承诺深深伤害，那天却毫无保留地与总统交谈，成为他胜利的坚实堡垒。正如那天他在洛塔－施瓦格做出的承诺一样，他入主政府后最早的政策之一，便是将矿业国有化。而皮诺切特则是让矿业重新私有化——私有化是他针对一切部门的政策，包括墓地、铁路、港口，甚至是垃圾回收。
完成矿区拍摄计划后，下午四点，我们途经塔尔卡瓦诺返回康塞普西翁，一路上没碰到军方或民政部门的任何阻挠。下班回家的矿工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载着从矿上废料中拣出的煤渣。想在浓雾中驾车穿过独轮车队与矿工人流并不容易。鬼魅一般的瘦小男人，矮小却强壮的妇女，肩扛沉重的煤渣袋子，这些梦魇中走出的形象在黑暗中骤然显影，车灯几乎无法将他们的轮廓照亮。
塔尔卡瓦诺是培养士官生的海军学校所在地，是智利主要的军港，这里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政变发生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被选为押解政治犯前往地狱般的道森岛的集结地，因而变得恶名昭彰。城市街头聚集着衣衫破烂的矿工，也能看见身穿雪白制服的年轻士官生。这里的空气被鱼粉厂的腥臭味、造船厂的沥青味和海水的腐臭味所侵染，叫人难以呼吸。
情况跟我们预想的完全相反，针对旅客的军事管制并不存在。大部分房屋都黑洞洞的，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煤油灯光。自从早餐喝了冰咖啡以后，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因此当始料未及地遇到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吧时，几乎把它当作童话里的幻景。尤其在发现室内满是从海边平台飞进来的海鸥时，幻景的感受便更强烈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鸥，更没见过这么多海鸥从暗处飞来，在无动于衷的顾客头上乱撞，仿佛失明般，晕头晕脑地在各处发出剧烈的碰撞声。我们在晚餐时分才吃上早饭，品尝着诞生于史前时代的智利海鲜，盘中海产还带着冰冷深海的余味。就餐后我们驾车返回康塞普西翁。开往圣地亚哥的列车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赶上车，因为租车公司关门了，到处找人还车差不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1] 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gabriel gonzález vide，1898－1980），智利第24任总统，1946年至1952年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