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1/2）

尽管我的说法有理有据，听起来不容置疑，但这到底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在我看来，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车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开机场和公路上许许多多的关卡。此外在列车上还能享受夜晚的时光，因为在城里，宵禁一到，晚上只能无所事事。然而弗朗奇不以为然，他知道火车是受监控最严的交通工具。对此我反驳说，正因如此，坐火车才最安全，因为警方永远想不到，一个秘密潜入者会跑到被严密监控的列车上。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针锋相对，他认为警察早就料到潜伏者可能会搭乘火车，因为谁都懂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他还提出，一个在欧洲经营着大笔买卖且处事老到的广告业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级列车出差还说得过去，但绝不会乘坐智利内地那种简陋的破火车。不过，我最终还是把他说服了，理由是无论是去赴约或拍摄，乘坐飞机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日常有大雾，飞机不易降落。说实话，无论如何我都更倾向于坐火车，因为对乘飞机，我总怀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恐惧。

于是当天夜里十一点，我俩在中央车站上了车。中央车站的钢架结构与埃菲尔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得难以言表。我们在列车卧铺车厢一间舒适干净的隔间里安顿下来。我饿得要命，当天早餐以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吃，除了在电影院买了两个巧克力棒聊以充饥——啃巧克力棒时，银幕上的青年莫扎特正在奥地利皇帝面前像杂技演员似的表演跳跃。检票员告知我俩，只能在餐车就餐，但按照规定，餐车和卧铺车厢之间是分隔开的，走不通。他自己倒是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在开车前跑到餐车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等一个小时，当列车停靠在兰卡瓜站时，再从餐车返回卧铺车厢。听完这番指导，我们赶紧照办，因为宵禁铃已经响了。检票员在一旁高声催促：“赶紧跑，先生们，赶紧呀，咱们在干违法的事呢。”不过，当列车到达兰卡瓜站，站台上的警卫昏昏欲睡、寒冷难耐，对这类被默许的、无法避免的破坏军管法的行为，根本漠不关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笼罩着鬼气森森的雾霭。那场景跟电影里偷渡者逃离纳粹德国时途经的车站一模一样。乘务员正催促我们尽快返回自己的车厢，猛然间，一个身穿寻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厅服务生，手捧一盘煎蛋配米饭，倏地冲到我们前头。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里的餐盘竟然稳稳当当，神奇地保持了平衡。他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某个车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饭递了进去，那位乘客显然花钱订了餐。还没等我们走到卧铺车，服务生已钻回餐车去了。

驶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里，都是在绝对死寂中度过的，仿佛戒严令不仅限制了这趟梦游列车上的所有乘客，还压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有几回我探头窗外，但隔着浓雾，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车站，空旷的田野，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土上的空寂长夜。唯一能证明大地上还有人类存在的，便是沿着铁道无穷无尽布满尖刺的铁网，而铁网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鲜花，没有动物，空无一物。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苹果；在智利，只有铁网、铁网、铁网。”早晨七点钟，铁网仍不见尽头，列车已抵达康塞普西翁。

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前，我俩觉得不妨找个地方刮刮胡子。于我自己其实不成问题，我倒乐意利用这个借口让胡子再长出来。不利之处是，街上的警察瞧见我俩的邋遢模样会怀疑我们是逃犯，因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会斗争的舞台。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酝酿于此；在这里，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得了总统大选中决定性的支持；也是在这座城，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 [1] 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镇压，不久又设立了皮萨瓜集中营，一个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青年军官在那里学到了他后来擅长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艺。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恒绽放的鲜花

乘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过凛冽的浓雾，我们看见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摆放着一束不知什么人送来的鲜花。两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十字架前自焚。此前，国家情报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和二十岁的女儿。他各处求告，要求停止对两个孩子的严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无结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发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因为正值总主教出访，他就跟主教府的官员交谈，跟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记者交谈，跟政党党魁交谈，跟工商界领袖交谈，跟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交谈，甚至连政府官僚也不放过。跟所有人交谈时他都是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设法阻止他们拷打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在大教堂前自焚。”有些人不信他的话，另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办。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浇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上的熙攘人群，谁要是跨过了地上的黄线，他便立刻点火。恳求、命令、威胁，全都不管用。一名警员为了阻止他自戕，跨过了黄线，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顷刻变成了火人。

他仍活了七小时，神志清醒，没有痛苦。这起事件给公众带来的震撼太强烈了，警方不得不同意让他的女儿在他死前去医院探望。但医生们不愿叫女孩看见她父亲的惨状，只允许父女俩隔着对讲机交谈。“我怎么知道你就是坎德拉利娅？”听到女孩的声音后，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问。于是女孩说出了她还是小姑娘时父亲给她起的乳名。之后，两兄妹终于从秘密刑讯室里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以命抗争，两兄妹才得以被移交到正规法庭听候判决。自此以后，康塞普西翁的市民们给这座发生自焚事件的广场起了个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绝非易事！

早晨七点闯入历史重镇，想伪装成两个资本家，却满脸胡茬——这种冒险不值得一试。此外，谁都晓得，这个时代的广告商出差总要随身携带记录想法的袖珍录音机，手提箱里也必定装有电动剃须刀，以便赴约谈生意前，在机场、火车站或轿车上刮刮胡子，拾掇一番。不过，在康塞普西翁，某个寻常星期六的早晨七点，找人帮忙剃须修面，应该算不上是很大的风险吧。我最开始尝试的是武器广场旁仅有的一家在这个钟点开门营业的理发店。店门前挂着“男女皆宜”的招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正在清扫大厅，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的男孩跟她年龄相仿，正在打理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

“我想修面。”我说。

“不行，”那男孩说，“我们这里做不了这个。”

“那么，哪家店可以？”

“往前走，”他说，“前面有好几家理发店。”

我往前走了一个街区，弗朗奇刚巧在那个街区办理租车，我瞥见两个警察正围着他检查证件。他们瞧见我走过来，也要求我出示证件。检查不仅没出纰漏，结局还很圆满。弗朗奇继续办理租车手续时，一个警察陪着我往前走了两个街区，找到另一家开门营业的理发店，他这才跟我握手道别。

这家店门上也有“男女皆宜”的牌子，跟第一家理发店一样，里面也有一男一女，男人在三十五岁上下，姑娘稍微年轻些。男人问我要不要理发，我回答说：“我想修面。”两人听闻后惊讶地望着我。

“不行啊，先生，我们这儿没这项服务。”

“我们这儿是‘男女皆宜’的理发店。”女孩说。

“好吧，”我对他们说，“就算‘男女皆宜’，给顾客修个面也没问题吧。”

“先生，不行的，”男的说，“我们做不了。”

两人背转过去，不再搭理我。穿过叫人心情压抑的浓雾，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继续往前走。让人惊讶的不仅是康塞普西翁有那么多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还有它们完全一致的经营方针：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修面。我在迷雾中游荡，有个小男孩从街边走过，问我，“先生，您在找什么吗？”

“对，”我告诉他，“我在找理发店，但不是‘男女皆宜’的，而是原来那种只给男士服务的店。”

于是，男孩把我领到一家传统的理发店，门前竖着红白两色旋转立柱，屋里摆着旧时常用的那种大转椅。两位上了年纪的剃头师傅系着脏兮兮的围裙，正给仅有的一位男顾客理发。其中一个剪头发，另一个用刷子把落在脸上、肩头的碎发拂去。一进门，一股老式搽剂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含有薄荷醇的酒精味，还有各类药品味。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在之前那几家店里都没闻到这股气味。这是我童年的气味。

“我想修修面。”我说。

两位师傅和那位顾客，全都抬眼惊异地瞧着我。那个拿刷子的老师傅无疑提出了此时三人头脑里正琢磨的问题：

“您是哪国人？”

“智利，”我不假思索地说，但赶紧纠正，“不过我是乌拉圭人。”

后面的纠正比前面说错的话更糟糕，不过，他们都没注意到，而是提醒我，在智利很多年前就不用“修面”这个词了，而是说“刮胡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那些在“男女皆宜”的新派理发店工作的年轻人，听不懂我们老一辈智利人才用的过时话。在这家理发店则正相反，他们很高兴有人像从前他们生意好的时候那样讲话。手里没活的那位师傅引我坐到理发椅上，按照我熟悉的老规矩把理发围布系到我脖子上，打开一把生了锈的剃刀。那位师傅少说也有七十岁了，似乎过惯了苦日子，高个子，肌肉松弛，白发苍苍，他自己应该也有三天没刮过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