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棉花全球化（2/2）
在底层，像拉德这样的承购商利用欧洲商人预付的资金，把这笔资金提供给种植者，使他们能够购买土地、奴隶和补给品。同样，这些欧洲商人也提高了信贷，使制造商能够购买棉花，又向全球的布商提供资金，使他们能够获得棉花产品，以便向顾客出售。如果没有信贷，棉花帝国就会崩溃——事实上，任何抵押品被没收的种植者都非常清楚，棉花帝国的核心就是信贷帝国。
反过来，商人则从各种渠道获得资金。他们一部分人的资金来自棉花贸易本身；许多棉商一开始是另一个商人的店员或合伙人，然后利用积累的利润来自行创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商人将他们的资产从其他行业转移到棉花生意中来。巴林家族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将资本从政府的贷款业务和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转移到棉花贸易来。布朗家族也是这样，他们利用亚麻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进入棉花市场。拉斯伯恩家族则利用多元化贸易的利润专门从事棉花生产；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父亲在银行和一般贸易方面的利润，大量投资纺织业；孟买商人詹姆塞特吉·杰吉伯伊（jasetjee jejeebhoy）利用鸦片贸易的利润进入棉花出口行业。其他商人在奴隶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英国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利物浦商人有时会转移到棉花贸易中。然后，在利物浦、勒阿弗尔和纽约等地汇集了商人资源的银行愿意向贸易商提供信贷，而贸易商又可以用它来润滑全球的棉花生产机械。41
大部分这种信贷是通过未来交付的奴隶生产的商品乃至奴隶本身做担保的。当事情出错时，这种联系就变得最为明显——例如，当种植者无法偿还承购商预付给他们的资金，承购商就无法偿还出口商的信贷。向南方种植者提供大笔资金的纽约布朗家族，就以这种方式拥有了南方至少十三个棉花种植园，以及数百名奴隶。1842年，威廉·布朗和詹姆斯·布朗估计，在他们南方总计155万美元的投资中，这些种植园的价值达到了348万美元。实际上，詹姆斯·布朗坐在他的纽约办公室，雇用驻地经理管理奴隶种植园。42 利物浦美国商会理解这层关系，他们在1843年的会议上报告：
在这种交易过程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奴隶制国家的种植者或其他人员对英国商人负债，这些英国商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会以他们极具价值的种植园和奴隶作为抵押品，因为奴隶是种植园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易中，由于这个国家数年来债务如此沉重，英国商人不得不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接受了大量此类担保品，其中许多尚未兑现。而债务人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偿付。43
不仅仅个体商人可以成为奴隶主，而且更广泛地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信贷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财产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843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游说反对《奴隶法案》（sve act），他们担心这会使“所有（由奴隶担保）的抵押和其他……为了履行合同所订的担保品”失去法律效力。这些奴隶不仅仅是劳动者，也作为抵押品使得全球各地的资金更快地流动，从而也加快了棉花的流动。44
这个扩大信贷的体系因为非常全球化，所以很容易受到干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在棉花帝国的一部分中有人失败了，危机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地方。兰开夏郡的制造商依赖国外市场，而如果这些市场上的商人没有汇款，可能会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纽约商人哈姆林（hal）和范维克滕（van vechten）非常焦虑地催促道：“大约11个月前，你从我们这里购买了最后一批货物，我们的负担很重，今年春天无疑也会有很大压力，我们要求你提早汇款，无论是以现金还是产品的方式。”如果原棉价格迅速下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商人的棉花价值会低于他们的预付款，使他们很难或不可能偿还债务。结果导致了1825年、1837年和1857年的全球经济恐慌。45
尽管有着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大部分资金还是非常容易地转移到世界上最偏远的采用奴隶劳动的棉花生产区。尽管资本迅速增长，欧洲采购经纪人、销售经纪人、进口商和承购商仍然难以渗透到以农民劳动为主的棉花生产农村地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生产的节奏非常固执，很难被改变，这让棉商和制造商感到非常受挫。事实上，欧洲战争资本主义这件工具在北美如此有效，却并不能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全部纳入全球棉花网络。必要的物质、行政、军事和法律上的基础设施在那里根本不存在。
并不是说欧洲商人资本和农民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例如在印度就存在着关联。但是，棉花交易量仍然有限，而质量从未让欧洲制造商满意。印度生产棉花的方式从未满足现代欧洲纺纱厂的特殊需求。事实上，在农民种植棉花的地区，欧洲的资本没有到达生产者。相反，当地耕种者保留了对其土地和劳动力的充分控制，没有实行全球市场所需要的棉花的单一种植，而本土商人保持着对内部棉花贸易乃至出口贸易的控制。直到1851年，印度商人如柯赛特吉·弗恩多恩吉（cursetjee furndoonjee）、科瓦斯基·纳纳霍伊·达瓦尔和孟瓦吉·弗兰吉·般岱（rwanji fraju panday）从印度出口的棉花包仍比欧洲商人多。欧洲公司即使存在，也往往是印度棉商的下属代理人，并向印度商人借款。当然印度商人也主宰了印度本国的棉花生产，当地资本主要为出口棉花提供资金。46
印度商人在原棉贸易中的中心作用建立在他们早期在布料交易中的作用上。1788年，印度贸易局向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报告说，棉花贸易“仍然还是以原住民非常简单的方式进行，生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进行”。首先，印度商人如孟买交易商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詹姆塞特吉·杰吉伯伊和索拉布杰·杰万吉等能够将布料方面的专业知识用到原棉贸易上去。结果，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西方商人在印度的影响通常只限于沿海城市，甚至在那里他们也会遇到来自印度商人的激烈竞争。成立于1836年的孟买商会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印度商人，反映了他们一直以来的重要性。正如商会在1847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委员会认为，考虑到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的代理和作业状况，不能希望商人采取任何涉及在内陆维持据点的立场；英国商人唯一可以恰当地考虑提供的支持，必须限于购买那些带到本地市场的棉花，据说这也正是他们所准备做的。”47
在种植棉花的农村地区，印度商人向耕种者预付资金，往往利率很高，然后把原棉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把棉花预付给沿海商人，这是一种被英国人认为是“邪恶”的制度，主要是因为它无法被控制。正如孟买的商人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于1832年向伦敦巴林家族所报告的那样，“本地商人只接受来自内地、沿海、波斯湾、红海、中国的农产品，他们中很多人是印度教徒和帕西人，非常富有，有的甚至拥有大量的资本。由于生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任何与沿海人签订棉花合同的企图最终都失败了”。由于非欧洲资本占主导地位，加上当地农民一直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所以当地棉花生产主要满足包括制造商在内的当地生产者的需求，而不是满足遥远的欧洲的棉纺厂的需求。48
印度商人和生产者的这种独立性在19世纪上半叶并不罕见，欧洲商业渗透到棉花种植地区的腹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棉花从未经过欧洲或北美商人的账簿而进行交易。在中国，进口的印度棉花受到香港商人的控制，这些商人把它卖给内地的经销商。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印度一样，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棉花生产地区之间的贸易掌控在当地商人的手中。在奥斯曼帝国的另一部分，埃及，西方商人对生产者与亚历山大港之间贸易的影响仍然有限。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穆罕默德·阿里部分通过强迫农民以棉花缴纳税款，实际上强制垄断了从生产者那里获得原棉的权力，他将这些棉花出售给沿海商人。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则避免了对进口棉花的依赖。例如在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工业家要么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棉花，要么从韦拉克鲁斯商人那里购买。49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对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的渗透，主要局限于采用奴隶劳动力生产棉花的地区——奴隶制而非农民生产是工业革命诞生之初受薪劳动力的婢女。只有在奴隶制无法作为一种劳动力动员的模式维持下去之后，而且欧洲国家由于能够攫取一部分机械化制造所产生的财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司法、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之后，欧洲资本和国家强权才能开始改革全球农村，显示在印度、埃及，最终及于中亚和非洲。
尽管没有能将农民生产者纳入棉花帝国，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制造业的代表性特征是其全球性。这种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些人能看到新秩序所带来的机遇，并鼓励他们的企业界和他们的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来抓住机遇。主要的全球化推动者既不是种植者，也不是制造商，这些人的思维定势非常强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专门创造连接耕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网络的贸易商才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打造这样的全球网络需要勇气和想象力。当约翰·尼德雷尔（johannes niederer）于1854年效力于瑞士福尔卡特商行时，他提出在巴达维亚、澳大利亚、望加锡、棉兰老岛、日本、中国、仰光、锡兰和开普敦勘察商机。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来说，这些环游世界的商人“统治了这个产业”。事实上，制造商和耕种者经常抱怨贸易商的力量，而许多商人则看不起制造商，认为他们只是乡巴佬和赌徒：罗伯特·克赖顿（robert creighton）是一个宾夕法尼亚棉花贸易商，甚至在遗嘱里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从事制造业。亚历山大·布朗也是如此，他在1819年提醒他的儿子威廉说，公司的所有成员“一致反对投资棉纺织厂”。50
为了能在棉花帝国中成为强大的主角并且从中获利，拉斯伯恩、巴林、勒塞纳、维特因、拉利等家族构建密集的网络，让信息、信贷和货物能够可靠地流通。51 建立这样的网络非常困难。例如，拉斯伯恩家族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培养他们与纽约、波士顿和南方各港口，特别是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的商人的联系。他们不断与商业伙伴通信，试图获得市场最新信息以获得商机。他们也经常到美国旅行，长期居住在北美成为家族年轻成员必经的过程。52
其他商人也努力创造这些网络。1828年，托马斯·巴林沿着美国东海岸从新奥尔良前往波士顿，研究当地商业条件，与南方城镇的商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招揽更多的生意，并向南方的许多企业发放贷款，使得后者可以给棉花运输行业预付资金。儒勒·勒塞纳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的各个棉花港口建立分支商行，并让他的亲戚们充当员工，他们不断交换价格和收成的信息，最终甚至在新奥尔良发布了一份法文棉花货运快讯。他们尤为需要的是从气候状况到经纪人性格等方面的可靠信息。53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棉花贸易依靠信贷。信贷依赖信任。而在范围远超任何家庭或部落等亲族关系的全球市场上，信任则以信息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信息是大多数商人活动的核心。大量的信息与任何商人都有潜在的关联，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两类信息：谁会偿还债务，未来几个月棉花价格会怎样。结果是，商人之间数百万封的信件（现在藏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黑暗角落里）讨论了这些话题。对未来价格走势的预期显然非常重要，因此关于任何可能影响价格的因素——棉花种植区的天气，战争的影响和区域经济状况——的信息都非常宝贵。虽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也开始收集这些信息，但其中大部分仍是私人收集（和囤积）的，并且为私人使用。54
在可靠的信息稀缺的地方，谣言和八卦填补了空白。公司成也信誉，败也信誉，而传播经过操纵了的信息可能会改变市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能够提供信息是威信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个体商人和企业提高信誉的主要方式。当汉堡商人门格及尼曼（e）提供服务时，他们先是介绍了自己和自己的业务，然后立即提供了有关汉堡贸易发展的信息，包括公司印刷的市场行情表，其中列出了棉花等一系列商品的当地价格。55 他们表示，菲尔普斯－道奇和他们做生意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有用的信息。
既要拥有信息，也要让别人知道你拥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塞缪尔·史密斯在作为利物浦棉花经纪人的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立即发布了自己的棉花通讯，回想起来，他认为这一步“对我的生意的帮助不是一点点”。巴林家族在新奥尔良的代理文森特·诺尔特在关于自己棉业生涯的回忆录中宣称，自1818年起，他是第一个印刷棉花市场通告的人：“气象图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做出一个类似的东西，要在连续三年的航运周期内，表现出每周的价格走势和波动，并且用黑色、红色和蓝色线条来表示出汇率的差异。”他接着指出，这样的信息共享给他带来了许多新的业务。56
由于生产如此分散，如此全球化，要想整合信息相当困难。1845年，米卢斯最古老的棉花生产家族之一的成员弗里德里克·多尔富斯（frédéric c dollf）抵达新加坡港口。他此行目的是了解那里需要什么样的棉花产品，并告知棉花生产商什么样的价格比较恰当。在详细研究新加坡当地市场后，多尔富斯前往澳门、广东、香港、马尼拉、巴达维亚和三宝垄。考察了亚洲一些最重要的棉纺市场之后，他把自己好不容易才搜集到的情报与家乡感兴趣的观众分享。一年后，多尔富斯回到了米卢斯。57
此行只是米卢斯制造商获取市场信息的众多努力之一。他们从事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信息收集事业之一，在18世纪和19世纪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布样，仔细记录了它们的出处和本地市场价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本地制造商能够为远程市场生产。加泰罗尼亚的制造商开展了一个非常相似但规模较小的项目。58
便于获取信息使得棉花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脱颖而出，正如威廉·拉斯伯恩六世在1849年所认识到的那样，他预测纽约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贸易的中心（当然是在欧洲市场的引导下）……帆船从英国出发10天内即可抵达，从新奥尔良、圣路易斯、辛辛那提、查尔斯顿等城市信息［通过新发明的电报］一个小时内即可抵达，它比其他任何地点都拥有更多的重要信息”。59 对于拉斯伯恩家族和其他人来说，更重要的并非靠近棉花种植区或棉花生产区，而是获取信息。而纽约这个城市既不是棉花生长腹地，也没有纺纱厂，但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尽管在作为信息、信贷和贸易中心的作用上，它还是无法与利物浦竞争。
由于知识变得非常必要，商人发明或采用了越来越正式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方式。他们创造了专门用于这一任务的出版物：1826年8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英国定期船班及阿根廷新闻》（the british packet and arnte news ）报道了拉丁美洲和全球市场行情，包括棉纱和布料行情。温特图尔出版的杂志《兰伯特周报》（ndbote ）在1840年之后开始定期发布关于勒阿弗尔棉花市场的消息。《不来梅商报》则定期报告棉花收成、棉花市场和本市价格变动情况。60
更快的船舶意味着更快的信息移动。《亚洲杂志》早在1843年就宣布：“英国的期刊和报纸几乎刚刚从印刷机上下来就到达了孟买。”孟买毕竟“现在离我们很近——距离伦敦桥只有35天的航程”。到19世纪40年代，当电报开始将棉花种植、交易和消费中心（虽然还没有跨越大洋和大陆）连接起来时，商人可以更直接地获得关键信息。61
最终，将这些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式化的愿望成为商人集体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物浦经纪人首先独立汇集了有关棉花交易状况的信息，并通过私人通告将这些信息分发给客户。1811年，经纪人同意开始合作收集信息，但继续在私下分发给客户。1832年，人们开始努力创建棉花集体价格通告，1841年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liverpool tton brokers’ asciation）诞生，其90名成员主要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市场信息，尤其是关于市场上棉花“可见供应”的信息。在棉花种植、交易或制成纱线和布料的地方，这些信息收集机构纷纷出现。商会常常走在前列：1794年曼彻斯特商人成立了“商人协会”（ciety of rchants），勒阿弗尔商人在1802年成立了一个商会，到1825年，在英国已经有12个这样的机构，孟买商人在1836年成立了孟买商会，19世纪30年代，巴西商人开始组织商业协会，到1858年在美国有30个这样的商会。所有这些机构都收集市场信息，但他们也是政治游说团体，吁请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特别关注他们的要求。62
这种经济秩序依赖可靠的信息、信任和信贷，导致商人依赖市场以外的网络。全球贸易的塑造和受薪劳工的出现一样，依赖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关系。使商人与众不同的不仅是他们积累和调动资本的能力，甚至也不仅是他们获得信息的特权，而是他们建立和利用这些网络的能力，这种基于信任的网络建立在大家庭关系、地理上的邻近度，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族裔身份和起源上。在一个贸易风险极大的世界里，一个公司的生存可能取决于一个通信人是否可信，因而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那些有办法在社会关系中赢得信任的人实际上创造了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关系资本主义”的东西时，可靠性更容易获得。这些网络非常重要，法国研究商人群体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奥利维尔·佩特雷－格勒努约（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认为：“大西洋贸易的典型特点并不仅仅取决于市场规则。”棉花市场远更依赖这些市场之外的社会关系。63
地理上的邻近是一种建立信任网络的方式。全球棉花交易集中在相对较少的贸易中心，这尤其因为地理位置上邻近允许这种网络和支持机构蓬勃发展。利物浦首批棉花经纪商之一的尼古拉斯·沃特豪斯（nichos waterhoe）与家人和当地“朋友”网络一起投入了生意。爱德华·贝恩斯在1835年观察到，利物浦商人更广泛地培育了一种“严格的正直和荣誉”准则，用于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64
但是这些网络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在远距离建立信任相当困难，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1841年威廉·拉斯伯恩访问纽约市，以振兴棉花业务，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迫切需要确认“一些有价值的友谊”。事实上，拉斯伯恩家族的通信往来中随处可见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努力。19世纪20年代初，当拉斯伯恩的合伙人亚当·霍奇森（adan）对美国棉花市场进行调查时，他从纽约向拉斯伯恩报告说：“我非常清楚，我们一致的商业义务感和个人友谊，会使你们抓住每个机会回报朋友们对我们表现出的善良和信心，我不需要提醒你，自从我登陆这个国家以来，我在两个方面都感受深切。”他下面的语言让我们想到联姻请求，他说，一家商户“相当友好，我认为他们对我们相当真诚，偶尔下一个棉花订单，也可能使得他们定下货运托单”。其他商户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当福尔卡特家族希望在欧洲棉花贸易上面建立地位时，他们列举了许多印度、德国、英国和瑞士商家作为“参考”来源，可以证明自己诚实可靠。他们吁请其他人“信任”他们，并提到他们的“亲密朋友”。当巴林公司想要扩大与印度的贸易时，他们的孟买经纪人列举了一些本地贸易商名单，认为这些人“周到、聪明，都是一些可敬的人，你可以完全信任他们”。65
家庭成员不需要寻找，也不需要专门培养，因此他们对这些网络尤为重要。当威廉·拉斯伯恩在1805年售卖他所购买的棉花遇到了问题，并迫切需要现金时，他的父亲和兄弟每人都给了他3000英镑，帮助威廉克服了“相当的焦虑”。当布朗家族试图扩大他们在南部港口的代理人和通信人网络时，他们则去寻找能保持联系的纽带。他们在查尔斯顿的代理人詹姆斯·阿杰（jaer）和布朗家族一样，原本来自北爱尔兰，也是亚历山大的老朋友。在萨凡纳，他们的代理人约翰·卡明（john cu）跟他们有姻亲关系，其他港口的代表也都如此。对于福尔卡特家族来说，家庭关系同样重要。福尔卡特的岳父爱德华·福雷尔（eduard forrer）在圣路易斯建立了一个代理人办事处。西奥多·莱因哈特（theodor rehart）1876年在父亲的商行学习棉花生意后，与福尔卡特兄弟商行（volkart brothers）老板的女儿丽莉·福尔卡特（lily volkart）结婚，从而联合了两家商人公司，这是棉花世界中名副其实的王朝婚姻。66
我们再以19世纪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商行之一拉利家族为例。67 他们覆盖世界的帝国源于安纳托利亚沿岸的一个小希腊岛屿，拉利家族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头面人物都来自希俄斯，而且大部分都是拉利家的成员。两兄弟约翰·拉利（john ralli）和斯特拉蒂·拉利（strati ralli）前往伦敦开始在那里从事棉花贸易。1822年，他们带第三个弟弟潘迪亚·拉利（pandia s ralli）到了伦敦。1825年，斯特拉蒂在曼彻斯特开办了纺织品贸易公司，1827年约翰·拉利去了敖德萨。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第四个兄弟于1837年在波斯开办了一个办事处，第五个兄弟奥古斯特·拉利（augt s ralli）在马赛开了一家棉花公司。19世纪60年代，拉利家族的代表遍布世界各地，例如伦敦（1818年）、利物浦、曼彻斯特（1825年）、“东方”（敖德萨与君士坦丁堡），以及印度数个地方，包括加尔各答（1851年）、卡拉奇（1861年）和孟买（1861）等，还有美国的城市。68 拉利因此能够在美国购买棉花，运到利物浦，把它卖给曼彻斯特的制造商，然后在加尔各答出售成品——所有这一切都通过家族内部完成。
拉利家族的例子表明，希腊侨民和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帕西人和犹太人——一样在全球棉花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到18世纪最后25年，希腊人对连接奥斯曼帝国与外界的网络变得尤为重要，在埃及的棉花贸易中尤其突出。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第一波工业化努力中，希腊人在19世纪上半叶抵达埃及，成为最大的外商集团。到1839年，包括拉利在内的12家希腊商行占据了亚历山大港棉花出口市场的33，其中最大的希腊商行托西萨兄弟公司（tossizza frères et cie）出口了埃及11的棉花。69
其他这种流散社区也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犹太人在纱线和棉布的全球贸易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部分原因是此前的歧视迫使他们成为流动的贸易商，主要从事纺织品贸易。这一角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在进入曼彻斯特的纺织品贸易后，把货物出口到欧洲大陆，顾客主要是同宗信仰的犹太人。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ayer rothschild）的故事很有典型性：他于1777年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银行和商人家庭，在1798年前往伦敦学习做生意，一年后搬到曼彻斯特开办自己的纺织代理公司，带去了大量的资本。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离英国的距离越近，货物越便宜。我一到曼彻斯特，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东西相当便宜；于是我赚取了可观的利润。”他购买了曼彻斯特货物，在法兰克福和欧洲大陆市场销售，同时还向制造商提供信贷。罗斯柴尔德在曼彻斯特的成功鼓励其他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家庭在曼彻斯特创业。结果，到19世纪初，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家庭在把英国棉花销售到大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0
虽然还是例外，侨民网络有时也被纳入公司内部，逐渐减少了信任网络的重要性。拉利家族就是这样的情况，布朗家族在更有限的意义上也是这样。然而，也许最遥遥领先于时代的是一家瑞士商行，它把遥远的网络并入老公司本身，这就是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公司于1851年由萨洛蒙·福尔卡特（saloon volkart）同时在瑞士的温特图尔镇（棉纺业的一个重要中心）和孟买成立，开始在印度采购原棉，并向印度出口制成品。随着他们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福尔卡特兄弟公司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组织棉花采购，将棉花运送到欧洲各个港口，然后出售给纺纱厂。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福尔卡特兄弟公司已经整合了一系列的销售和购买活动。71
然而在19世纪中叶，福尔卡特兄弟公司是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棉花仍然在独立的商行之间进行交易，这些商行以信任的网络为中介。在大量的信件往来、面对面交谈和旅行中，这些商人与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们彼此熟悉，建立联系，他们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与种植者或制造商不同的是，商人往往跟远方的人们，而不是和本城或邻近腹地的人们，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拉斯伯恩（e rathbone）在一封典型的19世纪中期的信件中提到开罗、亚丁、巴勒斯坦、亚历山大港和法国等不同地方的商业伙伴或亲戚。在勒阿弗尔，正如在亚历山大港、利物浦和孟买一样，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事实上，只有少数大商人是勒阿弗尔古老世家的成员。拉斯伯恩和其他商人居住在一个跨国社区，他们在这里旅行得很轻松。在相隔遥远的城镇里，人们从事着类似的行业，穿着类似的衣服，住着类似的房子，阅读类似的书籍，对人性和政治经济学有着类似的意见，甚至可能也属于同一个家庭。72
这些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凝聚在一起，并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所强化，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展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很早就明白，他们的贸易深深植根于地方、国家和全球的政治之中。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似乎本能地认识到，国家不干预市场，而是构成市场。他们的日常经验告诉他们，全球贸易不是从自然状态下产生的，而是通过谨慎的、有意识的管理才能发展起来的。因此，根据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的说法，政治无处不在：“由于我们的业务涉及很多和国外的往来，而且受到外交事务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的影响，我们自然就成了敏锐的政治家。”73
随着商人成为“敏锐的政治家”，意识到国家对于他们整合棉农、棉花制造者和棉花消费者的宏大工程的重要性，他们遇到了许多与自己有着共同倾向的统治者和官僚。欧洲各国越来越依赖包括棉花资本在内资本快速积累所产生的财富。因此，这些政治家往往有求于资本家，而且当这些资本家集体组织起来的时候，政治家往往顺从他们的意志。欧洲各国不同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等国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而且还在于它们会回应产业资本的需求。74
尽管商人们会就各种大小事务向其政府进行游说，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基础设施。码头、仓储设施、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建设在商人的议程上优先级很高，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货物和信息在新兴的全球经济中的流动速度，而流通速度决定了积累的速度。75
虽然贸易看起来可能相当随便，不受规范，只因少数人的一时兴起而变，但是贸易最终也依赖各国设计和执行的法律框架。不出所料，商人花费了大量的政治能量来加强这一法律秩序，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增加了国家的能力。公约虽然被商人自己约定，但需要强制性的规则，商人们明白，没有一个行为者能像国家一样有效地执行这些规则。正如纽约律师丹尼尔·洛德（daniel lord）在其1835年的文章《代理人法》（w of ancy）中详细解释的那样，法律规则允许商人在遥远的地方拥有代理人和承购商，代表他们行事：“正是通过它，通过引进援助和从属关系……现代商业曾经触及经度的极致，并把赤道和两极点都同样征服；她穿越海洋，走过非洲沙漠，征服亚洲平原。”76
在把全球农村实际转变成工业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市场的实际过程中，“法律”变得尤为重要。棉花供应者越多，消费者越多，贸易也就越多。为了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商人们渴望更强大的国家的存在，特别是在世界上的非奴隶制地区。他们最迫切的关注点之一就是把这个“法律”注入全球种植棉花的农村，虽然他们要做到这一点的努力，往往在农民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受挫。
法律的重要性在英属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环境里最为明显。在孟买，商人不断地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就印度棉花贸易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一位印度棉花贸易编年史家观察到：“对棉花立法不仅是英国统治时期最早的经济立法，也可能是当代经济世界最先进的立法。”市场规则和市场本身出现在商人集体行动与国家的交会之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人越是成功地扩大了国家的权力，贸易就越少取决于他们在此前几代人中建立的信任网络。77
随着法律日益融入全球农村，由国家发起的基础设施项目加速了货物的流动，商人集体动员起来，以其他方式利用国家权力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全球市场。他们的工业政策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而其中英国商人和制造商的政策最为全球性。这些人位于棉花帝国的中心，他们相信，保证他们自由开放地进入国外市场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例如，1821年，曼彻斯特商会要求政府向丹麦施压，以减少纱线的进口关税；1822年，他们要求在东印度群岛实行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后来他们鼓动取消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税，并且就“巴西海关的关税”“巴达维亚进口英国货物的关税”“蒙得维的亚的关税”、与摩洛哥的贸易以及“上海的关税”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勒阿弗尔商人也同样争取最不受限制的贸易。78
虽然大多数商人在意识形态上都明确地认同自由贸易，因为这完全符合他们在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问题上的利益，但他们也可以以同样的力度提倡创造新的贸易壁垒。实际上，他们对自由贸易的坚持是非常不一致的。早在1794年，一些棉商就抗议“反对从英国出口棉纱”。据他们说，棉纱的出口威胁了英国的繁荣，因为它们会在低工资的德意志地区纺织成布，从而在英国造成失业问题。他们的论调异乎寻常地超前，说：“德意志便宜的食物使他们的手工制造成本比我们的便宜，他们先是剥夺了我们手工织布者的就业机会，现在正在包括纺纱在内的其他部门迅速取得进展。”曼彻斯特商会也同样反对“英国工匠”移居海外和“我们自己的制造商所使用的这类机器的出口”。79
商人呼吁国家政府同时使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保护自己进入国外市场。1794年，曼彻斯特商人协会谈到了皇家海军保护装有珍贵制成品的船只进入地中海的重要性。1795年，他们呼吁政府通过军事力量保护他们与德意志的贸易，以及更广泛地，保护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在曼彻斯特，商人要求政府保护大西洋上的船只免受海盗袭击，并呼吁建立一支“大型海军部队”。80
商人的政治愿景和他们的贸易一样，都是真正全球性的，从“出口到波罗的海的棉纱所需缴纳的过路税”，到专注于开放印度市场的殖民地债务法律。在英国，印度很快就成了“首要问题”。对于棉纺织厂主亨利·阿什沃思来说，如果由适当的政府干预开启的话，印度市场将提供无限的机会：“现在，虽然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坚持完全自由的贸易原则，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和那些不是像我们这样先进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应该推迟我们的行动，直到他们改变。”作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阿什沃思直觉地理解，经济思想有助于“形成经济格局”——使此前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正是几十年后它在印度所做到的情况。81
呼吁国家把印度农民变成供应国际市场的棉花种植者，这是商人把国家带入全球棉花种植农村的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知道，与世界上奴隶主宰的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他们需要帝国国家的能力来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变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们越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建设项目，就越是降低自身在棉花帝国中的重要性。
亨利·阿什沃思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地理解到，贸易世界依赖建立全球市场的强大国家，他毫不掩饰地庆祝英国政府干涉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工业化国家依靠繁荣的制造业经济，以提升实力和达到社会稳定。即使是没有远大目标的政治家，也能理解为国内工业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和为产品创造市场的重要性。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飞快，竞争非常激烈，它们试图将全球农村同时转变成为工业企业的原材料供应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它们改造了自己的农村以寻求劳动力，同时试图把这种经验运用到世界其他地方，使这种特殊的融合形式如同“自然法则”一样天经地义。
这个新的、方便的而又被赋予了神圣意味的使命虽然无心，但同样肯定地减少了工业资本主义对战争资本主义的一些早期机制的依赖，特别是对大规模地攫取土著人民土地和通过奴隶制动员劳动力的依赖。随着市场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增强，以及致力于将欧洲资本注入全球农村和动员劳动力的法律框架的存在，商人们加倍努力以调整小农农业，使其为世界市场生产棉花。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商人能够将史无前例的资本流和工业生产的逻辑注入迄今为止独立的内陆地区。19世纪40年代，英国巴林商行通过从孟买进口棉花，来保证棉花供应来源的多样化。欧洲资本家也介入和埃及生产棉花的农民的生意。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随着埃及政府对内部棉花贸易的垄断力度减弱，商人——特别是希腊裔的商人——深入内地，开始向农民直接采购棉花。但也许最具前瞻性的是福尔卡特兄弟开发的模式。他们的印度棉花贸易商依靠不断扩张的帝国政府，越来越接近当地的生产者，因此，到1875年，福尔卡特兄弟和他们的欧洲同行出口的棉花数量，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同行的两倍多。82
然而，在欧洲资本在19世纪最初10年末的帝国国家中找到合作伙伴之前，棉花帝国深为美国所震撼，在那里，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结合看起来最有力，也最有利可图。在其他地方，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似乎可以很好地共存。但正如我们所知，在其他地方，这两个获利引擎是由国界隔开了的，而在北美并不是这样。对美国而言，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不同的是，同一个国家的领土内同时引入了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政治联盟都不能永远遏制这两种相反的政治力量。
随着美国经济基础的发展，奴隶主和工业资本家对国家的要求越来越不同。美国制造商和商人，像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可以转移到全球棉花种植的农村，因此能够保证原料的充足供应。波士顿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成为受薪劳动制度的狂热信徒，他注意到他的工厂有能力动员和管理大量工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阿特金森这样的美国工业家把他们的政治利益交给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政府。83 另一方面，从事棉花种植的奴隶主则倾向于大西洋贸易的政治经济，并且依赖国家有意愿去获得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园农业，同时执行和支持奴隶制。他们担心加强联邦政府可能会干扰他们对劳动力的掌握。毕竟，奴隶制需要不断的暴力以对待可能反叛的奴隶，而这种暴力的存在依赖国家愿意纵容它。因此，奴隶主感到极为需要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或者至少把奴隶制的反对者排除在国家权力大厅之外。
然而，这种控制越来越难以取得。在工业经济活跃的北方各州，此时开始出现了一小群，但是人数不断增长的试图建设一个国内工业化的政治经济体的人。和种植者一样，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需要控制国家机构。但与南方人不同的是，北方工业资本家从与商业化的农民甚至是部分快速扩张的工人阶级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联盟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这些资本家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鼓舞：一小群但人数不断增长的商人虽然在犹豫要不要直接挑战南方的奴隶制度，但这些商人——一直以来是种植者最重要的北方盟友——越来越接受国内工业化项目。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最重要的棉花交易商布朗家族，慢慢开始专注于外汇业务，投资工业企业，例如铁路，还有纽约的新奇铁厂（novelty iron works）。84
这样的举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以前的初级商品贸易进入成本低，总是会面临那些愿意承担更大风险并接受更少利润率的新竞争对手。低进入壁垒创造了一个其中有大量小本经营者的棉花市场，最终这使富裕的交易者进入新兴的、更有利可图的业务，这些业务的资本要求更高。巴林家族等外国资本家和布朗家族一样，投资也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投资到铁路、煤矿和制造业。他们比别人更明白，随着国家能力的不断扩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正在减弱，工业家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将能够更为深入到全球农村，可以寻找更多土地和劳动力来生产和消费棉花。最具前瞻性的制造商和商人认为，这种新的支配形式将会决定性地削弱商品生产者的力量，从而消除棉花帝国中最具威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削弱全球资本主义。85
不同的商业集团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平衡发生变迁，这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经济精英之间的分裂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面临重大危机之时，甚至连奴隶主的商人盟友们都放弃了他们。这与巴西等其他奴隶制社会完全不同，在那里种植者和出口商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一致同意国内工业化是其经济利益的威胁，而奴隶劳动是必不可少的。86
美国经济精英的重新组合，以及像福尔卡特在印度所做的开辟无须奴隶制的棉花腹地的前景，使得奴隶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结合成本上升，收益减少。1861年，这一结合发生了爆炸，随之而来的美国内战不仅成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转折点，而且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
1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年），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批评家，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单行道》《巴黎，19世纪的首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