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棉花全球化（1/2）

当代最突出的现象无疑是这个巨大的商业部门的每年的进步扩张，它对两个半球的物质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如此显著。……

远在大洋的另一边，直到最近才得到开发的土地被改造成肥沃的平原，使得人口不断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为我们的祖国提供了国家福利、工资和就业的不竭源泉，而且利用大笔资金，成为一个庞大行业的推动者，这个行业将把原料转化为成品的各种活动结合了起来，其产品供应了各个区域的市场。

——《新不来梅报》，1850年1月6日1

对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来说，巴黎是19世纪的首都。1 然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棉花之主来说，世界真正的中心是利物浦。这座城市坐落在英格兰多雨的西北部，位于默西河流入爱尔兰海的入海口处。在那里，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之一，利物浦的商人通过把一个新兴的欧洲制造业复合体和一个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棉花腹地连接起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正是在利物浦，工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利物浦商人将前者的逻辑运用于后者，并在此过程中同时改造了两者。利物浦商人的天才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成分：受薪劳动力和奴隶制、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自由贸易和帝国、暴力和合同。

利物浦可能是世界奇迹之一，但绝不是游客喜爱的那种。事实上，“丑陋”是20世纪初的一位编年史家对利物浦的总结。“利物浦的主要吸引物当然是宽敞的码头”，一个观察者这样干巴巴地评论道。早在1832年，码头和港口护堤就绵延了两英里半，密布着埠头、仓库，“桅杆林立犹如森林”。默西河之外是爱尔兰海，再之外则是大西洋，正是在大西洋的对岸，人们种植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每年都有数千艘船抵达，运来紧压的生棉包。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许多是爱尔兰移民）负责卸货，然后将这些生棉包运到仓库。从那里，大部分生棉包通过运河船只（1830年以后则通过火车），运送到附近距此20到50英里的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一些生棉包回到船上，运到了欧洲的各个港口，在这些港口，先是由货车，后来由火车将这些棉包运送到越来越多地充斥欧洲农村的纺纱厂。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奇迹，利物浦的港口只是一个充满危险、非常辛苦的劳动地点。每天早晨，数千名工人在黎明前的雨天街头聚集，希望能被雇用一天，能够去处理巨大的棉花包，这是一个工时很长、工资很低的危险工作。2

利物浦的港口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的中心。它的商人向世界各地派出船只，最初主要是帆船，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蒸汽动力船只越来越多。这些船长要应对危险的海洋、可能叛乱的船员、危险的疾病，还有经济波动。19世纪40年代初，利物浦运棉船的船长詹姆斯·布朗（jas brown）每次抵达新奥尔良港时，都得浪费数周的时间来寻找足够的棉花来装载他的船只。运费不断变化，因为港口里闲置的船只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来自利物浦的市场消息往往导致棉花价格突然变化，使得他的出发被推迟。布朗写道：“部分船员已经跑路了。”“飓风”和“关于海盗的新闻”进一步让他神经紧张。3

虽然利物浦港口有着一幅充满体力劳动的宏大景象，但这个城市的神经系统是棉花交易所，其管理员彼此生活和工作都靠得很近。每天早晨，这个城市的商人都会在市中心的一块空地“旗帜下”（on the fgs）交易。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sauel sith）记得：“不管什么天气，寒冷还是湿润，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站在外面，有时雨天和冷天没法忍受，我们就会躲在拱门下面。”1809年后，一座漂亮的交易所建筑在城市中心建了起来，棉花商人搬到里面去了。买家和卖家见面的交易厅里吵吵嚷嚷，看上去非常混乱，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就公开交易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提供如此优雅而宽松的条件”，“销售量非常可观……几分钟内就完成了”。4

由于具有非常全面的配置，这个城市的商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在孟买的阿波罗码头上，商人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利物浦价格”是一条最有意义的消息，是许多奴隶主最为关心的事情。5 南方的农业杂志《狄波评论》不断报道利物浦价格，以及美国的棉农如何能由此赚得最大利润。纽约的商家杂志和商业评论对利物浦价格也感到同样的焦躁不安。对于埃伦·胡顿和数十万像她这样的棉纺织厂工人，利物浦价格将决定她是否会被雇用。全球对利物浦的关注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商人对世界大片地区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在利物浦价格上涨的时候，种植者在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决定购买新的棉花土地，奴隶贩子可能会发现，将成千上万的年轻奴隶贩卖到这些新的领土非常有利可图。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可能有一天会使得美洲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被驱逐，有一天会鼓励人们在印度投资铁路，另一天会使瑞士、古吉拉特邦或米却肯州的家庭完全放弃纺纱和织布。6

利物浦和其他任何城市都不一样，同时集中了全球棉花贸易的所有核心功能。它的商人买卖原棉，运输棉花产品，并为棉花种植和棉花制造提供资金。其他棉花城市则更加专业化。例如，新奥尔良、亚历山大港和孟买的商人掌握了原棉出口，而不来梅和勒阿弗尔的商人则接受前者的货物。纽约和伦敦的商人专注于为贸易融资。而广泛分布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累西腓、汉堡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里的商人，他们收到纱线和布料，再把它们分销到内陆腹地。

然而，这些城市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与利物浦匹敌。棉花流动的渠道并不是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些渠道在某些点上变窄和扩大，流量和速度是影响力分布的直接表现。网络越深，速度越快，其权力也就越大。利物浦享有连接许多地方的贸易和信息的洪流，而密西西比的腹地城镇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却只有慵懒、温和的流量，只和极少数地方交流。因此，位于一个“商品链”的最开始的地方或者最末端的地方，通常都意味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棉花网络集中于利物浦这一个城市导致了新的权力等级，这个创新的发展取代了艾哈迈达巴德或苏拉特或瓦哈卡等城市中的旧棉花网络和旧商人集团。利物浦商人在19世纪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棉花多极世界向单极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利物浦的棉花交易所来说，其高窗之外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综合体。贪婪的赢利欲望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要求越来越多的棉纺织厂以及开放更多的棉布市场。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杠杆化的产业扩张的生存依赖全球农村的永久转型，需要后者动员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和提供市场。然而，尽管利物浦的资本及其商人无所不在，但在黑森林、孟买或密西西比，这些地区彼此相联系转型的性质却截然不同。

虽然利物浦的商人位于这个新的棉花帝国的核心地带，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棉花帝国，但他们只是全球从事棉花贸易的许多贸易集团之一。这些贸易商共同协调了数十万奴隶、农民和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经营着大小农场的棉花种植者的努力。这些贸易商共同把这些原材料运送给成千上万为工厂购买棉花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则把纱线和布料送到市场和商店，再把这些棉花商品卖给数百万消费者。商人将纤维和布料从密西西比种植者或古吉拉特的农民运交给奥尔德姆或茨维考的纺纱厂，从曼彻斯特制造商运交给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从米卢斯的工厂运交给纽约的店家。商人把资金预付给巴巴多斯种植者，让后者去种植棉花。他们从众多的种植者那里收得棉花，并准备捆成生棉包以备运输。他们派遣船只穿越世界各大洋。他们向制造商提供棉花，并将市场信息从市场传达到工厂，从工厂到港口，再从港口到种植园。他们把从越来越高效的工厂出来的纱线和织物卖给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虽然商人有时候也是种植园业主和工厂业主，但他们更经常是独立的中介。他们不专注于种植或制作，而是专注于转运。在诸如利物浦这样伟大的发源地，商人构成了市场。他们是看得见的手。

锻造这些关联所面临的挑战与潜在的利润一样巨大。以这个链接中的一个环节为例。如果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种植者要向曼彻斯特制造商提供棉花，当地密西西比商人（所谓承购商）必须首先向种植者提供信贷以让后者获得奴隶、土地和器具。这名承购商可能会从伦敦或纽约的银行家那里获取这些资源。一旦棉花成熟了，承购商就会把棉花卖给新奥尔良港口的商人，后者再卖给在利物浦的进口商，这些进口商还会为这些棉包提供保险，并把它们运往欧洲。一旦进入利物浦，进口商会要求销售经纪人（另一种商人）来处理棉花。一旦采购经纪人找到了他想要的棉花，就会把它转交给制造商。制造商加工处理棉花，然后将其提供给另一个商人，后者负责组织装运，将其运送给另一个遥远的港口的代表，例如加尔各答。一旦到了那里，纱线就会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将把它分发到农村，最后由印度织工购买，然后再卖给其他贸易商，分发给村庄和城镇的零售商。因此，密西西比奴隶种植的棉花在兰开夏郡制成棉纱，然后可能会在印度农村的某个地方织成衬衫。棉花帝国就是由数以万计的这种关联组成的。

世界各地的商人组成了这些网络，这种网络建立在信用、贸易、信息、信任、社会关系和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上。这些新的棉花网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此前从来没有任何行业在如此广阔的距离上，将这么多种植者、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活动连接起来。因此，商人从未如此迫切地被需要过。这些网络的规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协调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种植业主，甚至是富裕的制造商，都无法保证他们的生计所依赖的渠道畅通无阻。商人在空间上组织世界最重要制造业的激进重组的能力，和那些更为具体的机器，以及19世纪50年代散布全球的新型劳动组织一起，都是极为重要的发明。7 他们的资本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贸易体制结构，使得世界上的大片地区——从欧洲新兴工业化的村庄到密西西比和古吉拉特的种植园和农场——都伴随着工业生产的新节奏而运动。通过跨越奴隶种植园和受薪工人的工厂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8

这些商人将棉花和棉产品贸易打造成了19世纪最重要的贸易之一。1800年至1860年间，最为重要的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原棉贸易渠道增长了38倍；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量（小得多）在同期增长了138倍。1860年，埃及的出口量是1822年的14倍。法国最重要的棉花港口勒阿弗尔的棉花进口量，在1815年到1860年间增长了近13倍。随着原棉贸易的增长，棉花制成品贸易也爆炸性增长：1794年英国出口了350,448磅纱线；到186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563倍。其他商品贸易也在这些年间蓬勃发展，但并不是都这样增长的；举一个例子，巴西的咖啡出口在1820年到1860年之间增加了7倍。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依赖棉花贸易：法国最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是纺织品，大部分是棉纺织品。1800年至1860年间，棉产品占英国出口总值的40至50。原棉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820年，美国棉花出口额约为2200万美元，烟草叶800万美元，小麦不到50万美元。棉花占美国商品出口额的31左右。到1860年，烟草出口的价值翻了一番，小麦出口增加了8倍，但棉花几乎疯涨了8倍，达到192亿美元。它现在占所有商品出口价值的近60。商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体，棉花位于其中心位置。9

商人——其中一些是经销商或经纪商，其他是代理商、进口商或承购商——准确地判断出，在这个庞大的新行业中有充足的获利机会。在将种植园棉花带给消费者的每一笔交易中，都有不同的商人群体从中获得利润。10 佣金、利息和服务费提供了他们的收入来源。有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利物浦的拉斯伯恩家族、伦敦的巴林家族、伦敦及孟买和其他地方的拉利（ralli）家族、温特图尔的福尔卡特家族、勒阿弗尔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家族、不来梅的维特因（w&228;tjen）家族、新奥尔良的福斯托尔（forstall）家族、纽约的布朗家族、亚历山大港的卡萨维蒂（cassavetti）家族、孟买的杰吉伯伊（jejeebhoy）家族。棉花巩固了这些家族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使他们能够兴建仆从如云的豪宅，收集珍贵的艺术品，投资其他事业，在世界各地游历。但是这个行业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不太富有、名字已经被遗忘了的棉花商人。他们共同构筑了新的资本空间。

然而，为了让奴隶制与工业之间的联姻取得成功，商人首先要把机器生产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传播到全球农村去。19世纪以前，世界上并不缺少大梦想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样大范围内的生产腹地和脆弱的消费市场的潜力。这些商人这样做的过程非常复杂，事实上，它依赖一个行动者的网络，这些行动者的眼界往往，虽然并不总是非常地方性，他们有时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多推进一步，使其更接近农村棉花生产者而已。然而，仅仅通过把棉花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地方和各个阶段联系起来，这些商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些相当新的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利用了非常多样化的各种劳动制度，这是新兴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奴隶种植棉花，受薪工人制造纱线，奴隶及受薪工人轧花、压平、装载和移动生棉包。通过这样做，他们帮助欧洲克服了资源的限制。这些商人的活动非常琐碎，看似无关紧要，但观察这些商人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工业和战争资本主义如何联系起来的问题。

考虑到这些商人在塑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重要性，他们的实际工作看上去常常近乎乏味。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信、与供应商和顾客交谈、旅行和做出推断。由于他们创造的棉花帝国如此广阔，商人很快就专门从事贸易的特定方面。一些专注于将棉花从种植园运到港口，另一些则从事跨洋贸易；有的集中向制造商销售原棉，有的则是出口棉花，而另一些则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分销进口棉花。通常，商人把他们的贸易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成为将世界某些特定地区相互连接起来的专家。因此，他们从事的业务看起来非常不同。实际上，全球体系不是建立在一个中央的、帝国的指示之上，而是由众多有着地方性及多样化联系的行动者所建立，这些人通常只是在解决当地的问题。

商人帮助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为制造商提供原棉。随着行业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也由于棉花产地都不靠近工厂，制造商需要确保更大量的来自世界偏远地区的棉花供应。从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大多数制造商都自己从纺纱地区的经销商那里购买所需的棉花，而经销商用自己的资金做生意，并向制造商提供信贷，使他们能够购买生棉。11 例如，1788年，曼彻斯特市共有22位这样的经销商。反过来，经销商从利物浦商人那里购买棉花，后者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仍然大多是一般商人，棉花只是他们提供的诸多商品中的一种。

然而，随着19世纪前几十年里棉花交易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制造商对棉花质量和价格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他们舍弃了这个略显得陈旧的世界。他们不再从经销商处购买棉花，而是开始使用经纪人。与经销商相比，经纪人并不拥有棉花；相反，他们收取进口商家和制造商之间的经纪佣金。因此，工厂所有者不仅可以购买经销商所拥有的棉花，还可以购买利物浦港口的任何棉花——以最便宜的价格获得他们想要的数量和质量。经纪商提供了制造商与棉花进口商之间更为直接的联系，并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分发信息、提供详尽的仲裁服务来组织市场。“他们给利物浦带来了关于工业的技术知识，”一位学者这样说，“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行政技能和效率，来处理一种几乎全新的贸易所面对的问题。”因此，经纪人“成为市场中的核心人物”。他们既是纺纱新技术的专家，也对利物浦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了如指掌，他们帮助制造商浏览利物浦的各种棉花品种，并帮他们获得特定制造过程所需的棉花品种。12

到了1790年，在利物浦出现了4位这样的专业棉花经纪商。其他许多人也纷纷效仿，到1860年，利物浦的街道上共有322名经纪人。他们一般以小型家族企业的方式来运作，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些是前经销商，有些是纺织工人，还有一些人是进口商。最终，经纪人进一步专门化。一些人成为采购经纪人，为制造商购买棉花；其他人则成为销售经纪人，为进口商贩销售棉花。13

由于这些变化，制造商无须再在市场上检验棉花了。尽管19世纪初，制造商还亲自触碰出售的棉花，但现在他们改将需求传达给经纪人，然后后者替他们找到想要的棉花。制造商越来越多地专门生产特定品质的纱线和商品，并要求更多的棉花品种，他们发现进入市场购买所有这些棉花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依赖于关键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需要由经纪人来保证供应。

随着经纪人取代经销商，他们也改变了棉花销售的方式。此外，机器生产的需求决定了这些变化。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棉花都是作为实物商品销售的。商人买卖特定的棉花，处理令人眼花缭乱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棉花，它们有着不同纤维长度、颜色、弹性和清洁度。由于商人出售特定批次的特定棉花，他们提供方法使买方能追溯每个特定的棉花包裹到特定的生产者。1814年棉花经纪人乔治·霍尔特（e holt）的记录显示他销售“13袋劣质吉南［棉花］”“6袋巴巴多斯”“10袋帕拉斯、15袋巴希斯、25袋戴拿拉拉斯、10袋南岛”，还有一系列数量不明的“孟加拉”“苏拉特”“波旁”“德马拉拉”和“佩南”棉花。利物浦棉花经纪人托马斯·埃利森于1886年观察到：“到本世纪初，通常的做法是卖方向买方提供可能要出售的任何一批或多批棉花的标记、船名和存储地点，以便买方可以到仓库检查包裹。”棉花极大的天然多样性被保存了下来，所有参与棉花交易的人都在买卖看得见摸得着的棉花。14

当19世纪最初几十年棉花贸易爆炸式发展时，这个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经纪人匆匆忙忙地在利物浦港口检查数百个棉袋和棉包，试图提供特定批次的棉花以满足特定制造商（需要特殊品质的棉花以生产特定种类纱线）的需求。很快这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制造商的需求的推动下，经纪人寻求新的制度化解决方案。首先，他们从实际检查每袋棉花转为按样品采购。15 他们从每包生棉中抽取一小批纤维，并根据该样本确定价格并进行销售。这些样本不像生棉包，它们很容易被运送甚至还可以邮寄。第二步，经纪商为棉花品质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和精确的词汇表。最终，制造商甚至不需检查样品就能购买棉花。实际上，他们不再从特定的地方订购特定的棉花，而是要求特定质量的棉花。这是对行业的彻底重塑。

棉花在等级、纤维长度和特性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到1790年，尽管其他商品如糖和咖啡已经有了等级区分，开始广泛使用“中等”和“上等普通”等级别，但是还没有人尝试对棉花进行分级。1796年，在查尔斯顿，“佐治亚棉花”和陆地棉首次作为棉花类别被人提到，1799年在费城，有人提到“佐治亚田纳西棉花”——这种分类方式仍然反映的是原产地。同年，《商业地理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géographie r&231;ante ）仍然只按产地列出不同种类的棉花。然而，1804年，查尔斯顿商人列出了“普通棉”，到1805年，这一分类已经成为“普通陆地棉”。到1805年，海岛棉被分为顶级、优质、良、中等和劣等等级。《贸易商》（the tradesan ）1809年谈到“上等中等棉”；1815年在新奥尔良市场使用了“顶级”这个分类，两年后，“一等品”棉花上市，又一年后，在查尔斯顿出现了“中等棉花”的分类，随后1822年在新奥尔良又出现了“精选顶级棉花”，在1823年出现了“精选良品”。《伦敦杂志》（the london aze ）在1820年之前提到了这些类别，在这十年间它们得到了广泛使用。这些标准仍然只是近似的划分，既不能被精确定义也不能被强制执行，但它们为后来可供执行的标准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这样大宗商品的大批量长途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大自然的巨大的多样性必须被提纯并分类，以使其符合机器生产的要求。16

为了使标准能够长期实行下去，购买者必须能够验证他们购买的棉花的质量。起初这些规章制度是非正式的，公约没有形成书面文字，而是在个人之间达成谅解。随着通过样本的交易数量的增加，在远洋港口和制造商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要求具有“某种永久性”的规则，需要一种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标准。作为回应，这些经纪人在1841年创建了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协会。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项决议，保证所有按样品出售的棉花都能保证质量符合样本。到1844年，他们确定了“良”和“中等”棉花的标准。1846年，美国商会（arican chaber of rce，由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物浦商人于1801年在利物浦成立）建议经纪人“取走几个美国棉花的样品，交给美国商会处置，以便在所有涉及棉花质量的问题上形成一个参考标准”。棉花市场不再是一群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自发地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是日益成了一套在市场之外形成的制度运转的场所。17

一旦有了正式化的标准，人们就开始努力将其应用于国际上。1848年，新奥尔良商会写信给利物浦的美国商会，谈到“迄今为止，由于缺乏与利物浦一致且为双方都认同的固定、统一的质量标准，新奥尔良的棉花买家在进行购买操作时经常会遇到极大的不便”。它建议为“新奥尔良和亚拉巴马州的良中等以及普通棉花”制定相互认证的标准。然后这些相同的标准应该由新奥尔良和利物浦共同维系，以便仲裁纠纷。利物浦美国商会同意并投票制定这样的标准。作为一系列集体表达的公约的结果，一个现代棉花市场正在形成，以利物浦商人的私人协会为核心。资本正在改变着我们看待棉花的方式——它很快就会改变植物本身。资本密集型工厂生产的无休止的压力更移向了棉花种植本身那一端，把资本的逻辑强加于自然的逻辑之上。18

棉花标准与另一项发明一起出现，而且事实上带来了这项发明：销售尚未到埠的棉花。对于期货市场来说，信息和样本必须比散装棉本身走得更快，这种情形似乎是18世纪10年代在利物浦出现的。到1812年，棉花经纪人开始交易仍然位于公海上的棉花，交换所谓的“海运提单”——证明某些生棉包所有权的文件。两年之后，1814年8月13日，乔治·霍尔特向乔治·约翰斯顿公司（e johnston ＆ ）出售了100袋来自阿米利亚岛的十天内“即将抵达”的棉花。在19世纪上半叶，这种销售在未来交割的棉花的贸易行为增加了。1858年，利物浦美国商会明确规定了这种“即将抵达”合同。根据利物浦巴林商行的说法，这时候“货运文件抵押品”开始出现。这不仅仅发生在利物浦：1860年以前纽约商人在美国南部也使用了这种“即将抵达”的合同，而在勒阿弗尔，早在1848年，商人们就创造出了这种“销售交付”（ventes à livrer ）的合同。但不管在哪里，这些合同仍是例外，直到19世纪50年代，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仍观察到：“几乎所有的生意都是仓库里进行实货交易的，销售还在海上漂浮着的货物是例外。”19

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销售未来交割的棉花依然建立在最终要交付某一特定棉花包裹之上。乔治·霍尔特在1814年承诺交付他的顾客约翰斯顿的是特定的棉花包裹，而不仅仅是特定质量的棉花。然而，特定的合同和特定批次的棉花之间的联系逐渐地开始减弱。人们开始销售尚未发货的棉花——在好几个月后才能进入市场——甚至可能是那些没有种植的棉花。20 这种贸易的日益抽象化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繁荣起来，真正的期货交易开始出现。可量化的、稳定和持续的机械化生产的需求鼓励其基本原料的投入越来越抽象，保护厂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以使他们在全球市场制定成品价格。

然而，从工厂到种植园的这一长链还有更多的环节。利物浦的经纪人把制造商的需求传达给另一个强大的棉花商人群体：进口商。与经纪人相反，这些商人从事跨洋棉花贸易，运输着规模庞大的货物，相应地，他们的获利机会也更大。在利物浦和其法国竞争对手勒阿弗尔，专门从事进口的棉商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19世纪在不来梅也出现了这样的商人。他们专注在国外采购棉花，或者更典型的是，接受委托（而不是直接获得棉花的所有权）将棉花从遥远的港口运到欧洲。21 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直接地与农村生产者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业相连。起初，他们帮助奴隶制在路易斯安那和巴西繁荣兴盛，后来他们又使得印度的农民生产者为跨洋市场生产棉花，并促使穆罕默德·阿里控制埃及农民以从中获利。

利物浦的商人是世界最重要的棉花进口商，遥遥领先于其他人。在18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把第一批棉花运到了利物浦；到1799年，英国进口的棉花中有整整50运到那里（其余大部分去了伦敦），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增长到89。利物浦的商人垄断了全球棉花市场，这是此前其他商人未能做到的。他们的成功有几个原因。首先，利物浦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位置使得其适合开展棉花贸易。棉花一开始是与糖、烟草和其他商品一起，作为从西印度群岛而来的返程商品来到利物浦的，这趟贸易正是三角贸易的一边。利物浦可能已经控制了高达85的英国奴隶贸易，而至1807年废除奴隶制时，利物浦运输的货物中至少四分之一是奴隶；因此，在利物浦港口工作的人都有着长途贸易的丰富经验，也都熟知美洲的棉花种植地区。而且，随着大西洋越来越取代地中海成了棉花贸易的主要渠道，利物浦也处于非常有利的投资地位。而且利物浦还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邻近曼彻斯特及其周围的棉纺纱地区，而且由于运河的建设、默西河基础设施的改良以及后来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这层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有了这样的联系，利物浦可以从贸易商人所建立的制度创新中受益。22

利物浦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商人都是从事棉花贸易的。对利物浦棉花进口贸易的仔细研究表明，在1820年足足有607位商人从事棉花贸易。然而，该研究还证实，经常进口棉花（每年6次以上）的商人不多，1820年是120位，1839年是87位。因此，进口贸易是由大量偶尔进口少量棉花的商人，以及少量定期进口大量棉花的商人从事的。然而，随着利润率在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下降，商人团体的地位更加巩固了。1820年，前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所有到达利物浦的棉花的24，而前三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总额的37。19年后，前十大棉花商人进口了所有棉花的36，前三十大的棉花商人进口了60。这一年，即1839年，利物浦的最大棉花进口商销售了超过5万包生棉。23

虽然多数贸易商继续在进口其他商品的同时进口少量棉花，利物浦的主要棉商从他们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的棉花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拉斯伯恩家族是利物浦的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商之一，于18世纪开始从事棉花贸易（塞缪尔·格雷格的阔里班克纺纱厂开业时，他们就为其供应棉花了），一开始棉花贸易只是他们以前从事的木材、盐和烟草贸易的补充，后来就超越了这些项目。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利物浦第一家进口美国棉花的公司。拉斯伯恩家族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一直运输棉花，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专门从事棉花贸易。像许多其他商家一样，他们通过美国的南方港口的代理商购买棉花，这些代理商要么替拉斯伯恩家族出面采购，要么以抽取佣金的方式代购。利润空间十分可观：在1849年至1853年，拉斯伯恩家族从棉花贸易中赚取的收入高达18,185英镑；在1854年至1858年间，他们整整赚了34,983英镑——而当时一名医师的年薪可能只有200英镑。仅仅5年的棉花贸易的利润就可以用来建造一个庞大而设备齐全的英国农村庄园；随着19世纪的推移，越来越多这样的豪宅点缀在利物浦的农村。24

拉斯伯恩家族早期从事其他商品贸易，后来转型从事棉花贸易，这种轨迹在19世纪主要的跨大洲棉商中比较典型。但棉花贸易还有另外一条路。那些财富或技能不是来源于贸易行业的人把棉花行业看作很有前途的投资多元化的方式。棉花交易非常有利可图，所以这个时代的主要资本家除了少数几个，几乎所有人都试图插足棉花贸易，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大量的资本。这里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巴林家族。巴林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而且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在19世纪上半叶，巴林家族也与棉花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他们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促成了正在扩张的奴隶制力量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

早在1812年，巴林家族就已经开始投资棉花生意，当时他们向新奥尔良商人文森特·诺尔特（vcent nolte）预付了6000英镑，让他去开创一家棉花商行。由于这笔资金的涌入，诺尔特“在棉花市场上的地位现在逐渐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到19世纪20年代，他每个季度交易16万到18万个生棉包。19世纪20年代初，当弗朗西斯·巴林拜访诺尔特来检查自己的投资时，据诺尔特说：“当他第一次走在所谓的堤坝路……看到从上到下堆着许多生棉包，全部印有我公司的标记时，他显然很高兴。”但1826年诺尔特失败了，然后巴林家族又找了一位美国代理商托马斯·沃德（thoas ward）常驻波士顿，以更严格地控制他们的美国投资。25

在沃德的监督下，巴林家族的以伦敦为根基的棉花业务迅速发展，1832年，他们在利物浦开设了一间办公室。他们一步一步地建立了一个信息采集和交易的全球系统，中心位于利物浦。在那里，他们收集了有关全球原棉供应、棉花生产和棉花消费的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托马斯·沃德的订单，后者随后与纽约、费城、查尔斯顿、萨凡纳、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代理商行做安排。巴林家族也承接股份，也就是说，他们购买了其他代理商行转交的特定批次棉花。预付和购买的款项都由巴林兄弟公司（barg brothers ＆ pany）开立汇票提供。正是由巴林家族这样的商人操纵的信贷，使战争资本主义的残酷越来越有效率，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有利可图。26

利用这一波的活动，1833年巴林家族成为第五大棉花进口商，从1839年到1842年，他们上升为最大的一家，其竞争对手“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例如，仅在1839—1840财年，他们就进口了104,270包棉花——这是至少7万奴隶一年劳动的生产量。27

巴林家族的业务就像拉斯伯恩家族的一样，是其他大多数同行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不仅在利物浦，而且在欧洲其他新兴的棉花港口更是如此。尽管如此，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棉花商，以满足其他国家棉花产业的需求。在德国北部海岸，不来梅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棉花交易中心。第一袋棉花在1788年抵达不来梅；到1829年，不来梅的港口共有6位从事棉花贸易的商人，到1845年，贝克特尔（bechtel）、维特（vietor）、德利厄斯（deli）、迈耶（ildeister）和弗里策（fritze）等家族集体进口了18,498包棉花。28

与利物浦不同的是，不来梅自己的腹地没有兴旺的棉花产业，大部分棉花要运送到数百英里外的萨克森和德意志南部等地的制造商那里去。不来梅所拥有的是通过人员往来与美国产生联系。事实上，不来梅的棉花贸易之所以出现，主要原因是把欧洲移民带到美国的船只在返程时运回了棉花。1852年1月，不来梅的棉商维特因公司（d h w&228;tjen ＆ ）满载棉花的船只“阿尔贝斯号”从新奥尔良开往不来梅，4月又将移民带到新奥尔良，然后在6月再将棉花运回不来梅。9月，他们再次带着移民前往新奥尔良，11月将烟草运往伦敦。不来梅的棉花贸易显示了欧洲大陆剩余劳动力出口与农产品进口之间的共生关系。全球化越来越能自己推动自己了。29

比不来梅商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勒阿弗尔的同行。勒阿弗尔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海岸，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重要的棉花港口，也是法国、瑞士和德意志西部地区棉花工业的供应者。1830年，港口工人卸载了153万包棉花，这些工人和他们利物浦的同行一样，工资过低，劳动量过大，1860年，他们共卸载了60万包棉花，占所有进口法国棉花的89。和利物浦一样，勒阿弗尔的中心也是棉花。同样和利物浦一样，勒阿弗尔在欧洲棉花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主要是由于它早期在东印度和奴隶贸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和不来梅一样的是，它也是欧洲移民前往美国的主要出发港口。30

和利物浦一样，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勒阿弗尔交易棉花。1835年共有279位商人在竞争业务。和他们的利物浦同行一样，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举例来说，勒阿弗尔的主要贸易商之一儒勒·西格弗里德（jules siegfried）出生在米卢斯的一家棉布印染家族，他不仅在他父亲位于勒阿弗尔的公司学习生意，还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当学徒。1859年，他的兄弟雅克（jaces）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棉花商行，最终它成长为跨大西洋的西格弗里德兄弟（siegfried frères）公司，其合伙人经常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往来。就和利物浦商人一样，勒阿弗尔的棉商也把机械生产的节奏注入了原棉贸易。31

另一位法国商人儒勒·勒塞纳（jules lecesne）更是足迹遍布全球。他在英格兰、纽约和波士顿接受培训，于1840年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创建了他的第一家棉花出口公司（一些不来梅的商人也这么做，他们暂时在南部城镇定居，以获得棉花和专业知识）。十年后，他在新奥尔良创立了一家名为儒勒·勒塞纳兄弟（jules lecesne frères et cie）的公司，1851年在加尔维斯敦建立了代理公司，后来又在1854年于纽约、1857年于巴黎、1858年于曼彻斯特建立了分公司，所有这些都指向勒阿弗尔的一家商行。最终，他的代理人遍布很多城市，其中包括加尔维斯敦、新奥尔良、莫比尔、纽约、哈瓦那、科克、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巴黎，当然还有勒阿弗尔。他成为勒阿弗尔的主要棉花进口商和阿尔萨斯棉花产业的主要供应商，1860年他的棉花进口量占该市棉花进口量的22。32

随着19世纪的发展，欧洲进口商人——跨越海洋运送棉花的人——面临着更多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竞争，而这在19世纪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地方出现了很多棉花贸易商，他们将在跨大西洋棉花贸易和供应美国棉纺织厂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布朗兄弟（brown brothers）公司最终将跻身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商行之列。布朗家族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于1800年在巴尔的摩创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亚麻生意行，后来业务扩展到了棉花贸易。作为这种多样化的一部分，亚历山大派他的儿子威廉于1810年到利物浦去建立一个商行，以负责进口美国棉花和出口棉纺织品。他把其他儿子也送到其他港口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1825年，他把儿子詹姆斯送去了纽约，目标是促进“利物浦的威廉和詹姆斯·布朗公司（ssrs willia & jas brown & ）的利益，并向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的设施和市场选择，他们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了我们”。到19世纪20年代，布朗兄弟公司是美国和利物浦之间最大的棉花交易商之一。33

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布朗兄弟公司参与了南方棉花贸易的各个方面。该公司向南方棉花种植者和承购商预付资金，以换取未来作物。它安排航运把货运到利物浦；实际上，布朗家族自己就拥有许多船只。它为在途的棉花提供保险。它通过抽佣方式销售大量棉花（通常，布朗兄弟会预付这些货物棉花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二），这些承购商包括他们自己在新奥尔良、莫比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港口的代理商。尽管布朗家族赞成风险较小的佣金业务，有时他们也会直接购买棉花，并将其运到利物浦出售。此外，更重要的是，布朗家族向南方人提供信贷和汇兑设施（兑换各种货币），使他们能够销售奴隶种植的棉花。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向新奥尔良棉花贸易商马丁·普莱斯特公司（art pleasants ＆ ）提供了10万美元，并向新奥尔良的耶特曼·伍兹银行公司（yeatan woods ＆ ）提供了2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他们还将资本转移到南部的银行，例如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种植者与商人银行（pnters’ and rchants’ bank），以及密西西比的商人和贸易商银行（rchants’ and traders’ bank）。布朗家族在全球棉花经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因此得以发家致富。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繁荣时期，据估计，布朗兄弟每年的利润超过40万美元——足够购买13艘一百英尺长的游艇，或者1300辆马车。34

这些活动使得布朗家族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预示着美国商人在19世纪末在棉花帝国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威廉·布朗在1820年利物浦棉花进口中所占份额为28，1839年为73，使他成为全球最大棉花进口国中的十大棉花进口商之一。1838年，他的兄弟詹姆斯在纽约处理了178万包棉花，相当于美国对英国棉花出口总额的158。后来，布朗家族将他们的惊人财富转而投资到铁路、银行、工业企业和包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文化机构。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投资，人们从种植园奴隶制和土地攫取中获得的收益被刻进经济和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在1865年废除奴隶制之后依然继续存活。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勒阿弗尔，不来梅或利物浦，这些商人购买和运输的绝大多数棉花来自武力征服和使用奴隶劳动力的领土——首先是西印度群岛和巴西，最终是美国南部。事实上，商人与世界上这些看上去遥远、质朴、发展薄弱的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引人注目的是，与南亚和非洲很多建立已久的棉花产地相比，这些以奴隶劳动为主的地区格外容易被欧洲资本和资本家改造，以适应机器生产的模式。35

商人建立这些关系的最重要工具是以信贷形式存在的资本。信贷这根魔杖使得商人可以重塑自然、清理土地、移除本地居民、购买劳动力、生产一定品质和数量的作物、满足制造商及其现代化棉花机器的贪婪胃口。就目前而言，在没有奴隶制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步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商人最终能够成功，不仅在于他们有能力组织复杂的交易，运输大宗商品，而且还在于他们有能力把工业生产的节奏注入农村。我们仔细阅读任何种植园账簿就会发现，欧洲信贷使得种植者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和奴隶，并且是他们从一个收获季节撑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的重要支柱。不太明显，但更重要的是，伦敦货币市场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潜移默化地转移给种植者的能力。这就是新奥尔良棉商 nott）描述的联系：1829年，托马斯·巴林给新奥尔良的 w·诺特公司（w nott ＆ ）提供了1万美元的信贷额度，相应地，诺特又能够预付资金给“田纳西州的种植者，期待他们以出售的作物所得，偿付承购商所开立的汇票——而这些汇票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人们相信种植者会允诺交运他们的收成，这是在收成交给接受方前8、10甚至是12个月就交付了的定金”。他继续说，这样的交易相对安全，因为“j·w 公司对每一个种植者的地位和性格非常了解，而且至少有一个种植者长期住在纳什维尔……在预付大约相当于一个季度25万至3万包棉花的资金时，他们所依赖的并不是承购商的签字——这位承购商可能无法提供这个数字的十五分之一——而是在于种植者可以准时地向这些承购商递交其作物，以符合汇票的要求”。36

除了直接向种植者提供信贷，欧洲和纽约的商家还投资南方的国家债券和银行，为棉花种植的进一步扩大提供资金。1829年，巴林承销了路易斯安那发行的用以资助路易斯安那种植者联合会银行的国债。虽然银行是1828年由种植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林的朋友爱德蒙·福斯托尔（edond forstall）——建立的，但当它证明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本时，路易斯安那州最终担保了这些债券。债券发行后，巴林便买下了价值1666万美元的债券。两年后，到1830年4月，该银行已经给种植者提供了160万美元的贷款，担保财产价值500万美元。实际上，巴林资助了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的大规模扩张，使得土地清理和奴隶购买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都最终有利于他自己庞大的棉花进口业务。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像美国的种植园那样吸引集中的资本投资，也很少有地方能提供这样大量的利润。37

大部分来自欧洲的资本，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纽约和波士顿的资本，都是通过一些中间商来扩大棉花生产的，这些被称为承购商的中间商把棉花商人和美国棉花种植者联系在一起。他们完成了工厂和种植园之间的贸易商链。出口棉花的商人与联系种植者的承购商之间的互动，是欧洲资本推动南方农村走向机器节奏的支点。

这些美国中间商以抽佣的方式接受了种植者的棉花，将其运送到港口，然后卖给了诸如巴林和布朗这样的商人。这种服务对种植者来说有着巨大的好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在大型沿海市场甚至在欧洲销售他们的产品，实际上甚至可以让他们中位置最偏僻的也得以进入遥远的市场。承购商也为种植者提供制成品和食品供应。他们是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区最重要的资本提供者，向那些种植者提供信贷，使后者可以获得需要的物资来渡过难关，直到下一次棉花收获，再购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奴隶扩大棉花生产。38

承购商另一个收入来源是这些贷款的利息，相当于未来棉花收获的8或更多。他们吸引了欧洲商人的资金，因此“正如世界商品市场一样，世界货币市场也通过承购商，向棉花种植者敞开了大门”。从奴隶主种植者和农民那里收集棉花并把它卖给出口商，并没有使这些承购商成为棉花帝国最富有的贸易商，但他们确实人数最为众多。只要有棉花种植的地方，就会有承购商。他们代表了沿海地区的资本，将资本积累的全球规范及制造商对更便宜、可预见的品质的棉花的需求带到了奴隶种植园的门口。39

新奥尔良、查尔斯顿和孟菲斯等城市都有数十家承购商，这些人为这些港口吸引了大量的棉花。事实上，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塞缪尔·史密斯从新奥尔良报道说：“宽阔的密西西比河的堤坝或河岸……铺满了两排或三排长达数英里的轮船。”这么多“棉包在他们的甲板上堆积如山”，“它们看起来像浮动的城堡”。但是其他的小城市也吸引了一些承购商，因而也吸引到了棉花。例如，丹尼尔·拉德（daniel dd）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圣马克河上的小镇纽波特开始了他的生意。1817年，他出生于缅因州奥古斯塔市，他的家族中有很多成员是商人、货主和纺织厂主。16岁时，拉德加入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代理商行做职员，不久后自行开业。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而言，纽波特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因为19世纪20年代，这个小镇已经成为佛罗里达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南部地区种植的棉花出口的重要港口。在后来的1850年，纽波特和邻近的圣马克镇每年将运送45万包棉花，根据拉德的传记作者，这使“他充满想象力的头脑”看到其中的机会，“他不断设法将这些机会转化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拉德向种植者提供预付款，靠抽佣为他们销售棉花、购买棉花、提供补给，并提供运输设施。拉德本身也身处奴隶经济中，他在1860年拥有27名奴隶，还贩卖奴隶。他在1847年打出广告，出售帽子、马鞍还有“一个农场帮手和一个厨师助手”。他也接受奴隶作为抵押品，放出很多贷款，例如，“为了得到1845年2月15日支付的100美元，克罗韦尔（r h crowell）以一名叫卡罗林（carolyn）的16岁黑人女孩和三百蒲式耳玉米作为抵押”。拉德的生意虽然本地化，但与更广泛的制造业和信贷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拉德出售的棉花托运给波士顿、萨凡纳，尤其是纽约市的商行，大部分的资本来自那里。拉德的代理人每年去纽约采购补给，1860年其花费超过5万美元。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