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奴隶制盛行（2/2）
这场棉花繁荣剧烈地改变了北美农村的大片土地，使美国在棉花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财政部估计，1791年在巴西投资棉花生产的资本仍比美国高10倍以上。到1801年，仅仅10年之后，美国棉花行业的资本投入就比巴西多了60。棉花给奴隶和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其程度甚于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并向奴隶主承诺了获得利润和权力的巨大机会。到1820年，棉花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而在1796年只有22。事实上，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39
美国的棉花对西方世界非常重要，以至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指出：“对世界来说，美国北方或西方的消失不如南方的毁灭那么重要。”南方的种植者深信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角色，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掌握着“控制现代文明命运的杠杆”。正如《美国棉花种植者》在1853年所说的：“迄今为止，美国的奴隶劳工给世界带来了，而且仍在带来难以估量的福祉。如果这种福祉想要持续下去，奴隶劳动也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说什么用自由劳动力为世界供应棉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棉花从来不曾由自愿劳动力耕作成功过。”40
美国棉农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工业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种植者。一位在印度代利杰里的英国商人观察到，他们的“巨大的种植园，现在供应着半个文明世界的服装材料”。随着大量奴隶种植的棉花从美国涌入，成品棉的成本下降，使得很多人负担得起的衣物和床单市场迅速扩大。正如曼彻斯特商会在1825年所说：“我们坚信，很大程度上因为制造材料的价格非常低廉，棉产品制造业近年才得以迅速增长。”1845年，南卡罗来纳州棉花种植者认为，“近一半的欧洲人口……现在还没有舒适的棉质衬衫”，这构成了一个“还不曾尝试过的市场……越来越向我们的企业开放”。1780年以前的棉花世界主要由分散的区域和地方网络构成，到这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单一枢纽的全球矩阵。而美国的奴隶制是它的基础。41
战争资本主义重塑全球棉花产业：1791—1831年世界棉花产量（粗略估计）。
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但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对一个国家和一个特殊的劳动力体系的依赖使一些原棉消费者感到不安。早在19世纪10年代，英国制造商就开始担心，他们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提供宝贵的原材料。1838年，格拉斯哥商业与制造业协会（gsgow chaber of rce and anufactures）尖锐地警告人们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即英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供应这种货物，这种货物现在几乎和面包一样必要”。6年后，“一位棉纺纱工”对英国依赖美国的棉花供应的状况表示“非常忧虑”。就在北美殖民地开始缓慢而痛苦地离开帝国，表明政治和军事行动可以切断大西洋之间的联系之际，这种关系变得重要起来。棉产品制造商明白，他们的繁荣完全依赖奴隶的劳动，他们“害怕迟早会到来的剧变的严重性”。1850年，一位英国观察员估计，英国有350万人受雇于这个国家的棉花产业，他们都受制于美国种植者的兴趣和这些人对美国政治的控制。42
英国棉花进口量，按原产国分列的年平均百分比。
棉产品制造商对过于依赖美国棉花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担心美国自己的工厂会抽取越来越多的棉花，这种现象在19世纪最初十年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使欧洲消费者获得的棉花减少了。其次，英国制造商尤其担心，欧洲大陆的生产者将需要越来越多的棉花，争夺美国的棉花供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奴隶制继续存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依赖这种“沾满鲜血的农产品”就是对“罪恶的美国奴隶制”的“自杀性依赖”。43
1835年，托马斯·巴林（tho）仔细地观察了美国，预期“奴隶问题的进一步激化可能会大大改变结果，当然，对价格是有利的”。在一个越来越同情废奴主张的工业化的美国，奴隶财产到底还有多可靠？南方种植园的政治经济是否会和北方的经济精英的利益冲突？美国南方富有和强大的奴隶主的日益扩张主义的计划及其原始民族主义项目，能否被包含在一个工业化的美国之中？南方的种植者，这些因其财富而有恃无恐的“鞭子之主”，开始感叹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从属角色；他们有着初具雏形的计划，想要改革自身在其中的角色，而这对整个体系来说又是一个威胁。对于“织机之主”来说，原材料生产者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产业资本的意愿和方向。44
在种植园本身，还有另一个危机潜伏着。许多观察家在访问“黑带”3 的工业化的棉田后都对其印象深刻，认为奴隶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奴隶与他们的主人之间随时可能出现战争。“一位棉纺纱工”在1844年警告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英属印度获得更好的棉花供应”，因为在美国，“一有机会……这些奴隶自然会分散，没有远见的黑人将不再种棉花，而且也不会有白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美国的棉花种植业将会终结”。他担心“会出现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个前景想想都很可怕”，他担心解放奴隶可能会动摇“我们的国家的……根本基础”。关于逃亡、拒绝工作甚至彻底叛乱的谈论，使得种植园主和欧洲棉产品制造商提心吊胆。商人弗朗西斯·卡纳克·布朗（francis carnac brown）在1848年曾警告说：“一群不满的奴隶生活在暴政之下，每天都有爆发动乱的危险，我们知道，动乱迟早有一天会来的。”美国人试图向他们的欧洲客户解释说，美国的奴隶制与圣多明各不同，非常安全——正如坦奇·考克斯所说，这不仅因为有强大的白人民兵存在，还因为奴隶“没有枪炮和武器。而且尽管他们人数很多，但都被河流、河湾和大片人口密集的白人聚集区隔离开来”。但人们依然疑虑重重。45
在这些焦虑的时刻，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增加棉花供应的产地，例如非洲和印度。19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法国官员把塞内加尔视为潜在的棉花替代来源，但尽管他们进行了协调努力，棉花产量却依然很少。在英国，对出产棉花的希望主要集中在印度，因为印度的棉花出口历史悠久，似乎使其非常适合供应英国的工厂，特别是制造商认为印度有着“充足的多种多样的棉花供应”。印度或许可以指向新的建立棉花产业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依赖奴隶制和攫取土地制度的固有不稳定性和紧迫性。有好几十本著作列举并分析了印度棉花的可能性，其中许多有着浮夸而雄心勃勃的标题，例如《信德和旁遮普：印度宝石的过去和其在世界棉花市场取代美国蓄奴州的无与伦比的能力》（scde & the punjab ：the s of dia respect to their past and unparalleled capabilities of suppntg the sve states of arica the tton arkets of the world ）。其中一些书不仅仅是小册子。例如，约翰·查普曼（john chapan）是西印度纺织工业供应商和铁路发起人，他在1851年出版了一本《印度的棉花和商业，关于其与英国的利益》（the tton and reat brita ），在超过四百页的篇幅里详细记录了印度各地的土壤、农业实践、土地所有权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和印度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并有大量统计资料的支持。大多数作者和他一样，认为印度的“土壤和气候”是“有利于”棉花生长的。46
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些个人的声音以集体形式表达了出来。1836年，曼彻斯特商会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到印度棉花。四年后，他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棉花生产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并于1847年向下议院提交了类似的请愿书。1845年，一个竞争性的当地企业家协会，曼彻斯特商业协会（anchester rcial asciation）甚至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推广印度的棉花种植，因为这一议题“对这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47
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制造商开始意识到，作为商品市场的印度与作为原材料提供者的印度之间可能存在着更深入、更持久的利润关系。他们想象了一个印度农民向他们出口棉花并同时购买曼彻斯特商品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这些居民既然被剥夺了棉布市场，那他们应该被鼓励去种植原材料。”48
19世纪50年代，美国棉花的价格再次上涨，对印度棉花的焦虑也达到了顶峰。确实，曼彻斯特棉花利益群体在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以保证印度棉花供给安全方面存在着分歧，有些人认为事情应该留给市场决定。49 但是到了1857年，“能够维持这一地区产业的充足的棉花供应”已经成为曼彻斯特商会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棉产品制造商、商会会长和议会议员托马斯·巴兹利（thoas bazley）认为，“棉花供应……完全不足”，并且要求从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获得更多棉花，“因为英国政府确实拥有这些土地”。他呼吁纺纱厂组织起来，在殖民地扩大棉花种植，他还极力推动成立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1857年），“以期获得更充足和更普遍的供应”。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4 和德雷德·斯科特判决（dred stt decision）5 之后，美国政治日益动荡，协会非常担忧，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前往世界各地到处分发轧花机，提供建议，并向农民分发种子和农具，同时收集有关不同棉花品种的信息以及种植它的方法。协会做的这些工作是棉花资本家宏伟计划的一个缩影：把全球农村变成一个棉花生产的复合体。50
对于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印度依然很有诱惑力，理由很明显，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色黄金种植地之一。他们认为印度出产的棉花比美国多；一些非常不准确的估计认为，印度每年消耗高达75亿磅的棉花，除此之外还每年出口15亿磅以上。这与1839年的美国总产量756亿磅相比要高出不少。传统上，大部分棉花用于国内生产，甚至进入长途贸易的棉花通常也都是在印度消费的。一直以来，印度中部的棉花会被卖到南部的马德拉斯和东部的孟加拉，但随着印度棉布出口行业的衰落，这些棉花越来越多地被带到孟买，并从那里出口到中国，也有少量到了英国。51
1788年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不甚热心地支持增加棉花出口的努力，但涉及的数量很少，主要是因为运输成本高昂。事实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印度出口到中国的棉花（用于支付公司的茶叶采购）远远多于欧洲，而向欧洲出口的增长通常伴随着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因此，印度的棉花农业没有明显地转向以出口为导向。52
然而曼彻斯特制造商还想要更多。他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以及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开展多种活动来鼓励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出口。私人倡议不足以改变印度农村棉花种植的情况，因为“私人公司不愿作出回应”，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改善基础设施，“［需要］建设桥梁，建造铁路，挖掘运河，栽培棉花，或引进机器”。1810年，公司在印度使用美国棉籽。1816年，董事会把惠特尼轧花机运到了孟买。1818年，公司成立了4个棉花实验农场。1829年，建立了更多的试验农场，并向欧洲人提供土地以“种植核准种类的棉花”。1831年，孟买政府在南马拉地县设立了一个采购原棉的机构。1839年，东印度公司内部就对基础设施、试验农场进行更多投资，和将鸦片资本转移到棉花生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路线得到法律变化的援助：从1829年开始，孟买政府对虚假包装和销售棉花的人处以最高七年的徒刑。1851年，另一项“更好地制止欺诈行为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suppression of frauds）开始实施，有着类似的目标。当局采取了许多举措以试图增加和改善印度棉花出口。而在1853年，当英国人取得了距离孟买东北约300英里的贝拉尔时，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ie）夸耀地宣称：“英国取得了印度大陆上已知最好的棉花地带；因此……开辟了一个巨大的供给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弥补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制造业的原料不足问题。”53
同样重要的是收集、借用和传播知识的计划。调查印度棉花农业生产的计划开展了起来。1830年，政府委托详细调查印度的棉花种植情况。1848年，印度政府实际上调查了整个次大陆，调查了每个地区增加出口棉花生产的潜力。事实上，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对某地区的统计和信息渗透通常先于该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之前，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对印度许多地区的气候、土壤、农业疾病、劳动力供应和社会结构的了解仍不甚确切。同时，外国种子，特别是美国的种子，被引进到印度，新的轧花机也被分发，在古吉拉特邦、哥印拜陀等地建立了实验农场。54
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一项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当时东印度公司支持建立由美国出生的棉花种植者经营的试验农场，想以印度出产的棉花来取代美国。有几个美国人表示愿意“前往印度斯坦”。1842年6月，一位“在棉花农场出生和长大”的 ood）从新奥尔良写信表示，他一直有“什么时候到印度自行创业种植棉花的想法，但更愿意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赞助和支持”。他最终得到了这种支持，并和其他9名种植者一起，带着从美国带来的种子、轧花机和其他工具来到了孟买。这些种植者前往印度各地，在那里分配到土地、房屋和压平机，种植外国棉花品种，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品种。他们雇用了工人，也和农民签约让农民自主种植棉花。起初事情看起来不错，《亚洲杂志》报道了这些美国种植者的“热忱和勤奋”。55
然而，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农场还是迅速失败了。不同的降雨模式挫败了使用美国农业实践的计划。基础设施的局限性使运输变得困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的做法对印度棉花种植者所处的环境来说过于资本密集。印度人也反对在实验农场使用所谓的废弃土地，因为传统上“他们可以不用花钱，在荒地上养活他们的牲畜”。此外，农场的失败还因为，相比自家的田地，农民对他们受雇照顾的田地不太重视。另外还有人全面抵抗。有位美国农民“默瑟先生的屋子在几个星期前被烧毁了，除了他穿的衣服，整个农场、工作连同他的全部财产都没了”。在这样的时刻，再加上美国人“对印度的习俗和语言完全陌生”，情况只会更糟。结果，默瑟在1845年报告说，“实验农场只是政府的一个无用的开支，美国的种植体系不适应印度，印度土著因为了解气候和地力，比任何欧洲人都能更好、更经济地耕种，因此要求取消农场……”56
实际上，印度农民拒绝放弃所谓的荒地，而且他们也不容易被说服去农场工作，这使美洲发生的那场“种植园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这里。事实上，他们积极反对殖民官员的要求。在印度的美国棉农抱怨说，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工人）的偏见”。他们还抱怨印度采棉工人的“懒惰”，抱怨农场棉花失窃，工人罢工以迫使他们准许提高工资，资本缺乏，土壤贫瘠，“没能雇到劳工”。最后他们认定雇佣劳动这条路行不通。其中有位种植者明确表示，“使用受薪工人耕种，在印度这个国家是绝对不可能获利的”。57
印度的经验确实似乎证实了棉花种植对胁迫劳动的依赖。然而，棉产品制造商开始明白，不可能完全信任奴隶制。由于制造商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机构不足以建立替代制度，他们转而求助于国家：他们要求新的土地权属法律来保证对棉花的投资；他们要求在试验农场投入更多的资金，积累农业知识，加大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他们还要求对棉花耕种者征收的税不要挫伤棉农积极性，以致棉农不想投资去提高农作物的数量和质量。英国和印度的棉花资本家都明白，资本必须注入农村，但他们都认为那里的条件太危险了。正如孟买商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要扩大生产，扩大的规模达到每年数百万磅，同时还要激进地改进生产流程，以至于需要改变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通过细枝末节的改动来完成的，而只能通过寻找相应规模和力量的原因和原则才可能成功。”58
面对棉产品制造商和贸易商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充分鼓励印度棉花种植的指控，东印度公司竭力为自己辩护。1836年，东印度公司出版了一本书为自己辩护，书名《关于东印度公司处理印度棉花－羊毛、生丝和靛蓝种植的报告和文件》（reports and docus of the east-dia pany regard to the culture and o dia ），其中详细列出了它所进行的无数活动。公司转而指责商人，要求他们在印度购买棉花时要更加警惕，并且只购买干净的皮棉。事实上，欧洲棉商和殖民官员将在未来15年中，互相指责对方要为印度出口棉花的质量低劣和数量不足负责。59
然而，尽管有这些争吵和努力，印度棉花在世界市场上仍只扮演着非常次要的角色，对美国棉花的霸权地位不构成任何威胁。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印度棉花来到了英国，主要是因为以前对中国的出口重新转向了欧洲。尽管印度棉花重新定向，但它在英国市场的份额依然很低，从19世纪30年代的72上升到19世纪50年代的99。1839年，税务局承认：“这种商品的培育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成功。”孟买商会更为直截了当，对他们来说，改善和扩大棉花出口的种种努力“结果完全失败”。60
正如实验农场的失败所表明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在印度，棉花通常由公牛和手推车运到市场，原材料运输非常缓慢且昂贵。直到1854年，印度只有34英里的铁路。一位专家肯定地认为，美国棉花之所以比印度棉花更有竞争力，是因为铁路系统要好得多，而且应该补充的是，美国还有非常优越的河流运输系统。兰开夏郡的工业节奏与印度种植棉花的农村的经济生活节奏存在分歧。在世界其他地区，战争资本主义通过诉诸身体强制来弥补这一差距，但在印度它未能做到这一点。61
也许比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印度种植者的生产模式与出口生产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印度农民仍深深植根于与欧洲棉花新贵分离的棉花经济中。他们生产的棉花主要用于国内消费，而且往往自己生产衣服。英国所认为的“失败”，更应该被看作棉花生产在可能性和优先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证据。棉花的单一种植在美国南方非常盛行，而在印度完全不存在。印度的耕种者偏好自给农作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种植市场作物失败了就会挨饿——一个观察者形容“种植者在各自的田地里同时种植棉花和谷物，不分青红皂白地按照他们的意愿或利益指示”。当地农民只是把棉花“作为一种次要作物”，一位英国收税官哀叹道。62
而且，印度人不愿意采用新的种植方法和新的市场准备方式。他们抵制使用外来种子，而且继续用脚踏的丘卡轧花机处理棉花。这种对不同种子和棉花加工方式的抵制，在英国殖民者看来非常疯狂，但从印度种植者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毕竟，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适合当地的社会和环境条件，当地的种子也是如此。而且，农民最大的客户是本土的纺织工人，所以他们种植了自己认为迎合当地市场的棉花。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农作物上，采用成熟的技术，迎合成熟的市场。既然资本不是来自欧洲商人和印度商人，那么生产的革命化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另一个潜在的控制生产的战略是创造一个农村无产阶级，但这在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土地私有产权只有在大规模的土地征用和强大的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63
印度农民对土地、劳动力和棉花生产方式的控制非常有效，同样，当地商人在交换过程中依然强大，这有效地限制了西方的侵占，并且有效地阻止了农村的革命化。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然主要由印度代理商、经纪商、中间商、贸易商，甚至出口商主宰。尽管“英国的利益方……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调整棉花的销售使其适应出口经济的需要”，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1842年，孟买商会提出了一个一直无解的问题：“为什么英国的资本在其他地方如此强大，人们也期待它在印度能够有所作为，却最终完全无法运作呢？”他们列举了欧洲资本家面临的诸多不利条件：人数很少，在孟买只有40个欧洲商人在处理棉花；他们不得不适应“现有的商业状态”；他们感叹“必然会遇到许多反对和强制”，而且不得不与当地的纺织商竞争。64
甚至西方商人在棉花种植区开展业务时，也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阻力。“由于他们是欧洲人，这些耕种者被教导不要信任他们，而且在要价的时候价格也会比给当地商人的高很多。所有事情上都会碰到类似的限制，从劳工的价格、雇车的费用、仓库的租金，到请人轧花的费用，都是如此。”因此，对欧洲商人来说，想要“在内地维持据点”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国商人只能限制于“购买送到孟买来卖的棉花”。尽管他们知道，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地设置商品代理人”，才能谈得上改造棉花生产，但他们不可能“冒险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远离他们控制的地区，而如果想在古吉拉特维持据点，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去建造房屋，给耕种者们预付资金”。在贝拉尔，直到1848年，“棉花通常由流动经销商从产棉的农村里以小批量购买”，大部分棉花由农民自己纺织，而“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资本家能做出值得一提的进展”。与在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还不具备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在1847—1848年认为可能必要的能力：“对于欧洲资本家来说，他们需要自己与土地上的耕种者直接沟通。”65
总之，欧洲人只是非常表面地进入了印度的棉花种植领域。西方商人对印度农村的棉花种植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对棉花从生产者转移到沿海贸易商的方式也影响不大。英国人在大农场里使用受薪工人种植棉花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无法动员起劳动力。有一位棉花农场的负责人写道：“当村民需要这些人的劳动时，他们就不去农场了，一些领了政府月薪的人在早上说他们病了，不能上班。到了晚上，我发现他们在为村民工作。”66
鉴于这些麻烦，强制劳动似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事实上，美国以奴隶为基础的棉花种植体系的成功范例，使得一位商人在1831年要求公司考虑是否应该采用“一点点温和的强制措施”。另一位作家同样认为，欧洲人应该雇用“孤儿院的学徒”，而其他人则倾向于让犯人和苦刑犯服劳役。所有这些想法都未能付诸实行，欧洲的棉花种植园也没能出现。相反，东印度公司必须不断与地方统治者、地方权力结构打交道，面对当地的财产所有权模式以及当地的生产方式。英国在印度面临的困难清楚表明了印度与美国的决定性差别。尽管拓殖者与美洲原住民的冲突无论在生命上还是财产上都耗费巨大，但结果都让拓殖者完全控制了土地和资源。原住民的做事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当地人被彻底毁灭了。67
就像安纳托利亚和西非等地的农民一样，印度农民塑造了一个可以抵制欧洲商人资本冲击的世界。由于欧洲人无法将身体强迫和无所不包的土地征用转移到世界的这些地区，也没有权力去强迫实行某些替代性的原料生产体系，最终令他们悲叹的是，他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还是加深了。正如达卡行政专员邓巴先生（r dunbar）于1848年总结的那样：“在这个古老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土地昂贵，租金高昂，农业服务几乎不为人知。当地的农业人口非常缺乏技艺、精力和创业精神，那里的农产品如此劣质，运输成本又如此之高，与美国的竞争似乎是一项无望的任务。”68
与印度相比，埃及存在着强制劳动、征用土地甚至是实行奴隶制的可能性。棉花在埃及很晚才成为主要出口商品，那是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uhaad ali pasha）统治期间实现的。作为阿里创造充满活力的国内棉花工业的努力的一部分，19世纪10年代后期，他把移居纽约很久的法国纺织工程师路易斯·亚历克西斯·朱梅尔（louis alexis jul）带到国内。朱梅尔偶然发现开罗一座花园的棉花丛有着异乎寻常的长而坚固的纤维。在阿里的支持下，他进一步改良了这种品种。到1821年，这种被称为朱梅尔棉的棉花已经开始大量收获，并在欧洲找到了市场。69
阿里明白这种新的出口作物的潜力，并命令在全国各地种植这种棉花。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有强制性的成分在内。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被迫在国有土地上种植棉花。他们还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特定的方式种植棉花，向国家出售作物，还要无偿工作。政府制定棉花价格，并控制在亚历山大港的外国商人的运输和销售的各个方面，明确禁止商人从埃及种植者那里直接购买棉花。工人也被迫挖掘运河给作物灌溉，在下埃及修建交织成网的道路，用于向市场运输作物。正如1843年纽约的《商人杂志与商业评论》（aze and rnercial review ）所记载的那样：“棉花并非由农夫自愿栽培，而且如果不是帕夏的专制干涉，可能根本没多少人会种它。”与在美国不同，在埃及，暴力强迫不是由个人施加的，而是从一个前现代国家施加到农民身上的。70
埃及政府也控制了棉花贸易。直到19世纪50年代，与依靠信贷经营的美国种植者不同，埃及统治者成功地限制了外国商人对国内棉花贸易的影响，尽管这些人在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中心位置。政府以固定价格购买棉花，集中到中央仓库，然后运到亚历山大港，而阿里是唯一向外商出售原棉的销售者。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埃及国家收入的10到25来自这种棉花销售。71
埃及棉花在为欧洲制造商提供原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2 1825年，英国工厂老板注意到，埃及的出口“事实上遏制了最近其他地区棉花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但他们认为，埃及棉花的主要价值在于可以代替美国的长纤维海岛棉，这点至关重要，“一旦发生任何政治事件，使得我们不能获得美国棉花，埃及棉花就可以用作替代品”。73
1821—1859年埃及棉花出口（以百万磅计）。
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没有发生。至少这时还没发生。相反，从美国南方流入的棉花越来越便宜。奴隶制与攫取原住民的土地结合起来，在欧洲资本的推动下，将原材料不懈地投入欧洲的核心产业。欧洲资本的大量输入改变了美国的农村。土地变成了财富，并且跨越巨大距离，将奴隶和工人、种植者和制造商、种植园和工厂联系起来。在工业革命之后，奴隶制成了西方世界新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个以扩张领土和暴力支配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不来梅商报》（brer handelsbtt ）在1853年所说的那样：“欧洲的物质繁荣系于棉花之上。如果奴隶制突然被废除，棉花生产将一下子下降六分之五，所有的棉花工业都将被毁灭。”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商对棉花的渴求由于意料之外的原因，从意想不到的方面得到了缓解：亚洲棉花制造业圈缓慢而稳定的崩溃。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地方性棉花制造网络仍然是世界上强大的存在。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亚洲，用于家用或当地市场的棉花种植仍然重要；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更多的棉花进入了这种有限的流通，而不是进入工业生产。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直到1886年，托马斯·埃利森（thoas ellin）还观察到：“土著棉花从远古时代就已经种植和生产，当地土著人大部分都穿着自己生产的织物。75
在中国也是如此。纺纱工和织工这时仍在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大多在家里工作，靠家属劳动，继续为巨大的国内市场服务。他们使用的大部分棉花来自自己或邻居的田地，而另一些人则从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大型棉商那里买了棉花。一位英国旅行者在1845年观察到：“在晴朗的秋天的早晨，通往上海的道路挤满了一队队来自棉花田的苦力。”这位观察者见证了一个棉花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远离欧洲人主宰着种植、生产和消费的棉花圈子。日本基于当地种植的国内棉花贸易同样蓬勃发展，在家庭和作坊中生产出了大量棉纺织品。尽管孟加拉出口制造业开始衰退，但在19世纪最初几年仍然进口了大量的原棉：1802年，据说孟加拉种植了700多万磅棉花，但进口了超过4300万磅棉花，这些棉花主要来自印度西部。孟加拉同时与中国及兰开夏郡争夺着其核心产业的原材料。尽管英国对印度有着完全相反的计划，印度依然是诸多这样的替代性棉花圈子中最为突出的例子。76
然而，尽管地方和区域网络持续存在，它们却不会再度繁荣了。这些由习俗、便利和利润所界定的小型网络被欧洲资本和国家权力不断扩大的网络所颠覆。事实上，美国奴隶制所造成的棉花的廉价将有助于破坏世界各地的当地性制造业。棉花帝国多次推进历史学家卡伦·维根（k&228;ren win）称之为“制造外围”的过程。坦奇·考克斯在1818年就已经了解了这一过程。他敏锐地观察到，英国出口到印度的产品会迫使印度人“转而种植棉花，而不是制造他们卖不掉的东西”。在19世纪，欧洲人一次又一次把赌注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功效上。他们每次都能成功地开辟新的种植领域，强制更多的奴隶，寻求更多的资本，他们成功地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更多的棉纺织物，并把棉花产业上的竞争对手变成外围。这些替代性棉花圈子的破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改变世界许多地方农村的权力平衡，使更多的领土和更多的劳动力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侵蚀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贪婪的战争资本主义循环的最大讽刺是，它的成功为自己的覆亡奠定了基础。77
但是任何覆亡的迹象都还很遥远。在19世纪上半叶，战争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巨大而坚不可摧的机器，是一个极其有效的争夺利润和权力的机制。随着英国的力量的增强，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家都看到了新技术和肉体胁迫结合在一起所具有的内在可能性。当然，许多观察家都对针对原住民的近似战争的攫取、种植园里的暴力和英国工业城市的社会动荡感到担忧。然而财富和权力却在向那些能够拥抱这个新世界的人频频招手。从法国到德意志地区，再到瑞士、美国、伦巴底和其他地方，资本家都试图沿着曼彻斯特开辟的道路前进。
1 五分之三条款是1787年制宪会议上美国南方与北方达成的妥协，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计算税收和议员分配的基础。
2 美国棉花种植的一种劳动方式。将劳动力分为不同的帮派（gang），最强壮的劳动力去干最复杂的活，次等的去干较容易的活，再次等的去干最容易的活。例如，种棉花时，最强壮的人挖坑，次强壮的播种，最弱小的盖土。
3 “黑带”指美国南方的经济带，起初是因为该地区肥沃的黑土而得名，后来又因为该地区众多的棉花种植园大量使用黑人奴隶而得名。
4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1854年由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起的法案，允许新加入的堪萨斯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当地居民自由选择是否允许蓄奴。尽管引致巨大批评声浪，此法案依然通过。
5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简称斯科特案（dred stt case）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857年判决的案件。黑人奴隶德雷德·斯科特曾经随主人到过自由州，并居住了两年。后来回到蓄奴州密苏里。主人死后斯科特提起诉讼要求得到自由。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不符合宪法为由驳回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