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奴隶制盛行（1/2）

随着英国棉纺织制造业在18世纪80年代爆炸式增长，全球的农村供给关键性的棉花的压力迅速增加。在1785年的冬天，一艘美国船只驶入利物浦港。这一旅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此前就有成千上万的船只满载来自北美的收获来到英国，这些船装满了烟草、靛蓝、大米、皮毛、木材等商品。而这艘船却与众不同，其货舱中除了其他货物，还有若干包棉花。这艘船看起来有些可疑，因此利物浦的海关官员迅速扣留了棉花，并声称这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走私品。几天之后，利物浦商人皮尔－耶茨合伙公司（peel, yates & ），也就是进口这批棉花的商人向伦敦的贸易委员会申诉，要求允许进口时，他们被告知，这些棉花“不可能是从美国进口的，因为美国不出产棉花”。1

事实上，18世纪80年代，对于欧洲人来说，棉花出产自西印度群岛、巴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但不会产自北美。对于利物浦海关的官员来说，从美国进口棉花几乎难以想象。美国能产出数量可观的原棉看起来更加荒谬。虽然棉花是这个新生国家的南部地区的原生作物，尽管许多拓殖者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种植少量的棉花以供国内使用，但美国从来不曾专门种植供商业用途的棉花，也没有大量出口棉花。海关官员无疑知道，美国种植园主利用自己大量的土地和充足的奴隶种植烟草、稻米、靛蓝和一些甘蔗——但是没有种植棉花。2

当然，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美国的环境非常适合棉花种植。美国南部大片区域的气候和土壤满足了棉花种植的条件，那里有适宜的降雨量、适宜的降水方式，以及适宜的无霜期。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一潜力：早在1786年，即美国棉花不期而至进入利物浦港口的第二年，詹姆斯·麦迪逊（jas adin）就以乐观的情绪预测美国将变为主要的棉花种植国，同时乔治·华盛顿相信“这种新原料［棉花］的增长……必然为美国的繁荣带来几乎无限大的影响”。费城人坦奇·考克斯本人就是南方的大地产主，他对美国棉花种植潜力做出了含蓄但很有力的评论。1794年，他观察到英国棉纺织商人数量迅速增长，以及在圣多明各革命之后西印度群岛棉花价格大涨，他宣称“这一作物一定值得南方种植园主的注意”。他受到了英国工业家的鼓励，比如斯托克波特棉花商人约翰·米尔恩（john ilne），此人在18世纪80年代末曾长途旅行穿越大西洋劝说美国人种植棉花。3

正如这些追逐个人利益的观察家所预测的，棉花种植很快主导了美国大片地区。事实上，棉花将会成为美国商业的内在组成部分，以至于更早的事实——棉花曾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西印度群岛和巴西——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事实证明，皮尔－耶茨合伙公司预见到了19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趋势之一。4

棉花种植能在美国迅速扩张，部分原因是种植园主利用了他们的殖民地先辈在种植“白色黄金”方面积累的经验。早在1607年，詹姆士敦的拓殖者就种植棉花了。到17世纪末，旅行者已经将来自塞浦路斯、伊兹密尔的棉花种子引种到美国的土地上。整个18世纪，农场主们持续积累来自西印度群岛、地中海地区的棉花种植的知识，也种植来自这些地区的棉花种子，产品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在美国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因为无法从英国获得棉布，种植园主种植更多的棉花作为替代，同时让奴隶有事干，因为奴隶过去习惯种植的烟草和大米已经缺乏市场。例如，1775年，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拉尔夫·伊泽德（ralph izard）发出指令要求“种植数量可观的棉花，来为我的黑人奴隶制作衣服”。5

棉花种植的迅速扩张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烟草和棉花存在着大量相似性；此前积累的前者的耕种知识可以用于后者。此外，一些原来用于将烟草运送到世界市场上的基础设施可以转而用于运送棉花。而且在18世纪的革命期间，种植园主和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之间反复往来，带来关于棉花种植的更深入的知识。例如，1788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主在美国售卖一名奴隶时，夸奖他“熟悉棉花种植”。西印度群岛发明的奴隶－棉花种植模式此时已经传播到北美大陆。6

1786年，美国的种植园主开始注意到，英国机械化棉纺织业迅速扩大导致棉花价格不断上涨。就在那一年，种植园主开始种植第一批长纤维的海岛棉（sea isnd tton），这个名字来源于其种植园所在的佐治亚州外海的岛屿名，棉花的种子是他们从巴哈马群岛买来的。与本地棉花不同，这种棉花有着长而多絮的纤维，非常适合制造优质棉纱和棉布，曼彻斯特制造商对此有很大的需求。尽管说法不一，但很可能是一个叫弗兰克·列维特（frank levett）的人最早走出了这重要的一步。列维特出生在棉花城镇伊兹密尔，因为北美殖民地革命而去了巴哈马群岛，但是最终又回到佐治亚，重新获得了他的土地，此后将精力集中于棉花种植。其他种植园主效仿了他的模式，于是海岛棉沿着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海岸向南向北扩散开来。例如，南卡罗来纳的棉花出口数量激增，从1790年的不到1万磅增加到1800年的640万磅。7

当1791年的革命使得圣多明各不再成为棉花市场的竞争者之后，美国的棉花种植迎来了决定性的突破。圣多明各是欧洲最重要的棉花来源，革命使棉花价格上涨，也使得整个法国种植园主阶层四散奔逃，他们中的一些逃到了古巴和其他岛屿，有很多来到了美国。例如，约翰·蒙塔莱特（jean ontalet）曾经是圣多明各重要的棉花种植园主之一，他逃到北美大陆来避难，到达南卡罗来纳后将一座稻米种植园改造成棉花种植园。因此，革命既为美国带来了急需的棉花种植的专门技术，又使得美国种植园主更有经济上的动力去种植棉花。但是圣多明各种植园的奴隶起义也给这些棉产品制造商、种植园主和政治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即将要在北美扩展的奴隶制与土地攫取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8

尽管海岛棉种植迅速地扩展，但它很快到达了其种植极限，这是因为一旦远离海岸，海岛棉的种植就失败了。在内陆地区，一种不同种类的棉花繁荣起来，被称为陆地棉（upnd tton）。与海岛棉相比，这种棉花的纤维长度稍短，且纤维与棉籽包裹得更为紧密。用已有的轧花机很难清除那些棉籽，但是在高价格和需求增长的刺激下，种植园主们要他们的奴隶用一种模仿印度丘卡式轧花机（churka s）的辊式轧花机从事缓慢和烦琐的轧花工作。9

即使是奴隶劳动，也不足以应付这些棉花的加工。种植园主们渴求一种机器能够更快地将棉籽从纤维中分离出来。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刚从耶鲁大学回到萨凡纳，建造了一种新轧花机的第一代工作模型，这个模型能迅速将陆地棉的棉籽分离出来。一夜之间，他的机器将轧花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这一新发明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各地的农场主纷纷复制这种轧花机。就像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一样，伊莱的轧花机突破了另一个限制棉纺织品产量的瓶颈。因此这种轧花机发明之后，在一场只能被形容为“棉花潮”的潮流中，据说可以种植棉花的土地的价格增长了两倍，而且“种植棉花的人年收入比引种棉花前增长了一倍”。10

在新技术的武装下，1793年后棉花种植迅速扩展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内陆地区。由此，1795年，数量可观的美国棉花第一次抵达利物浦，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件被海关扣留。随着拓殖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美国南部偏北的地区）涌入该区域，当的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里此前只有一些不多的原住民和农民，种植烟草和一些满足生计的作物，现在变成了到处都是棉花的王国。11

为了大规模扩大棉花生产，种植园主引入了成千上万的奴隶。18世纪90年代，佐治亚州的奴隶数量几近翻倍，达到了6万人。在南卡罗来纳，内陆棉花种植区的奴隶数量在1790年时是21万人，20年后增长到7万人，其中有15,000名新近从非洲引进的奴隶。随着棉花种植园的扩展，在四个典型的南卡罗来纳内陆县，黑人所占人口比例从1790年的184上升到1820年的395，而到1860年更上升到了611。一直到美国内战发生，棉花产业和奴隶制携手并进、同步发展，英国和美国成了新兴的棉花帝国的两大轴心。12

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如果不种植豆科植物来休耕或施用价格昂贵的鸟粪作为肥料，同一块土地没几年就不能使用了。一位佐治亚州帕特南县的种植园主哀叹道：“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尽可能多地出产棉花，耗尽大片土地的地力……原来一英亩出产1000磅的土地现在出产不超过400磅。”但是，即使是地力耗尽也不能使棉花巨头扩张的脚步有所减慢，他们只是向更加西部和更加南部的地方迁移。新开垦的土地、跟随迁徙的奴隶劳工，以及新的轧花技术使得棉花种植很容易扩展到新的土地上。1815年后，棉花种植园主向西进入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肥沃内陆地区。伴随着棉花价格的起伏，他们向亚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迁移，最终到达密西西比、阿肯色和得克萨斯。虽然棉花价格在19世纪上半叶逐步下滑，但是在1810年至1815年间、1832年至1837年间以及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棉花价格都出现了急速上涨，致使棉花种植的扩张主义者爆炸性增长。1811年，美国出产的棉花中有十六分之一来自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1820年，这一比例达到为三分之一，而到1860年这一比例达到四分之三。新的棉花田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富含腐殖土的土地、亚拉巴马的内地以及阿肯色的黑色草原繁荣兴盛起来。棉花种植的西进运动非常迅速，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密西西比的棉花产量已经超过所有其他南方州。13

西进：1790—1860年美国各州棉花生产。

美国进入棉花帝国的势头非常迅猛，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迅速开始重塑全球棉花市场。1790年，就是惠特尼的发明出现三年前，美国出产150万磅棉花，到180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650万磅，到1820年则达到16,750万磅。1791年至1800年间，美国向英国出口的棉花增长了93倍，而仅仅1820年这一出口数字又增长了6倍。1802年时，美国已经是英国棉花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到了1857年，美国出产的棉花数量与中国一样多。惠特尼轧花机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美国的陆地棉，其质量极好地满足了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的需求。虽然轧花机破坏了纤维，但是这种棉花仍然适宜制作成廉价的更为粗糙的纱线和织物，这些织物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下层百姓中需求量巨大。如果没有美国的棉花供给，大规模生产棉纱和棉布的奇迹以及新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廉价商品的能力，早就在传统棉花市场的旧现实基础上碰壁了。纺织品所谓的“消费者革命”就是源于种植园奴隶制结构上的剧烈变化。14

美国崛起并主宰全球棉花市场是一场彻底的命运逆转。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正如坦奇·考克斯在1817年指出的，只从气候和土壤的角度很难解释美国棉花出产潜力，因为，如他所说，这种白色黄金“能够在地球上广大的农业高产地区种植”。15 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的是，美国的种植园主不仅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还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力。正如我们所知，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强大的地方的统治者控制着土地，而彼此之间关系交织的各个社会集团争夺着土地的使用权。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甘蔗种植园主与棉花种植园主争夺着土地、劳动力和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美国不必面对这些限制。

从第一批欧洲拓殖者离船登岸之时起，他们就开始向内陆推进。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不得不面对这些船只所带来的一切——起初是病菌，随后是钢铁。在18世纪末，美洲印第安人还控制着距离海岸省份只有几百英里之遥的大片土地，但是他们无力阻止白人拓殖者的持续蚕食。拓殖者最终赢得了一场血腥的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战争，成功地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法律上的“空地”。这片土地的社会关系被灾难性地弱化或抹除，大部分居民都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历史的羁绊。以拥有一大片不受阻碍的土地而论，美国南方在棉花种植的世界里可谓独一无二。

在南方政客的支持下，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有些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有些则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得美国的领土几乎增长了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所有这些获得的土地都有非常适宜棉花农业的土地。事实上，到1850年，美国有67的棉花产自半个世纪前还不属于美国的土地。羽翼渐丰的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军事－棉花综合体。

1790—1859年的美国棉花产量（以百万磅计）。

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被地理学家约翰·韦弗（john c weaver）称为“大土地潮”（great nd rh），它与种植、制造和金融资本家的领土野心紧密联系。棉花种植园主们不断向前推进边界线，以寻找种植棉花的新土地，他们的行动往往先于联邦政府。他们缔造的边疆区的特征就是几乎没有政府监管：国家垄断暴力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6 但这些位于棉花帝国边像地带的种植园主们却拥有着衣冠楚楚、言辞锐利的伙伴。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家族在棉花帝国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资助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协商并售卖了用以与法国政府达成交易的债券。在发行用以资助收购案的债券之前，弗朗西斯·巴林还通过当时的英国首相亨利·阿丁顿（henry addgton）请求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如此大的领土扩张。对于巴林来说，这次与首相的会面非常重要，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

6月19日，星期日：在里士满公园见阿丁顿先生，与他交流事情的详情，并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我明确地问他是否同意该条约和我们的行动。他说他认为由这个国家支付一百万英镑将路易斯安那从法国转到美国手里是明智的，而且他认为对我们的行动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同意。除了其他我们没有讨论的一些显然出于政治的动机，他看起来认为路易斯安那在美国的手中比在法国手里，能让我们的制造业者和公司有更好的出口。17

向南部和西部的推进不仅仅是因为种植园主们在寻求新土地。领土扩张服务于很多不同的利益方：迅速吞并领土的国家、渴求出海港口的西部农民、需求原材料的制造业者，以及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诉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战争资本主义的区域持续向外推进。

但是只有几个国际条约本身是不够的，为了使这些土地能够为种植园主所用，需要将控制那里的原住民赶走。19世纪最初几年，克里克人（creeks）已经被迫放弃对佐治亚的土地的权利主张，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10年后，克里克人又战败，被迫签署《杰克逊堡条约》（treaty of fort jackn），割让了23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的亚拉巴马和佐治亚。1814年后的几年中，联邦政府与克里克人、奇克索人（chickasaw）、乔克托人（choctaw）签订了进一步的协议，在南方攫取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这些协议中，181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n）与奇克索人签订的条约，打开了田纳西西部的土地以种植棉花，1819年杰克逊与乔克托人订立的条约将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500万英亩土地交给美国政府，换给对方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的大片贫瘠土地。1835年，亚拉巴马众议员大卫·哈伯德（david hubbard）邀请纽约和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购买那些奇克索人已经被驱逐出去的土地，这些土地随后变为棉花田。大卫·哈伯德说：“如果在我回来时能够得到你们任何形式的明确提案来获得奇克索人的土地，我将会根据你们的计划的大小迅速采取行动，制订我未来的行程规划，以满足你们资本家的意图。”该公司购买了约25,000英亩土地。1838年，联邦军队开始将切罗基人（cherokee）从他们在佐治亚的祖居地赶走，把这些地方变为棉花田。再向南，佛罗里达异常肥沃的棉花种植地是1835年至1842年从塞米诺尔人（seole）手中攫取的，这是美国在越战之前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一位史学家宣称，难怪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主“着迷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兵、充足的武器以及有求必应的联邦军队”。18

美洲印第安人很清楚这一军事－棉花复合体扩张的基础：切罗基人在1836年遭到驱逐时，他们的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在一封写给国会的信中说：“我们的财产就在眼前遭到掠夺，我们的族人可能遭受暴力，甚至我们的生命也可能被夺走，而你们对我们的投诉置之不理。我们失去了国籍；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我们还被剥夺了人类大家庭成员的身份！”只有针对原住民的残暴扩张战争，可以与动员奴隶劳动所需要的胁迫与暴力相提并论。这种事情在安纳托利亚或古吉拉特都是难以想象的。19

如果说在大陆上的领土吞并为美国提供了新的种植棉花的土地，那么这一过程也获得了运输棉花所需要的许多大河。美国显著的低运输成本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领土扩张的直接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密西西比河，大量涌入的棉花货船使得河口的新奥尔良变成了美国主要的棉花转运港口。而其他河流——路易斯安那的红河、亚拉巴马的汤比格比河和莫比尔河——也同样重要。1817年密西西比河上出现了第一艘蒸汽船，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到19世纪30年代，铁路线将新的内陆地区与河流和海港联系在一起。因此，最现代的科技使得对人类劳动力最残暴的剥削成为可能。20

棉花种植园主们难以满足的需求主导了新国家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赖国家获得并清空新的土地，还因为他们需要强制劳动力。与其他地区不同，美国的种植园主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就是《美国棉花种植者》（arican tton pnter ）所声称的“全世界最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劳工”。直到20世纪40年代机械化收割出现之前，棉花种植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获棉花所需要的工时甚至比纺纱和织布还要长，收获时劳动力不足是棉花种植中受到的最大限制。美国南方杂志《狄波评论》（de bow’s review ）评论道：“真正限制棉花出产的因素是劳动力。”在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农业结构中，农业耕种者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口粮作物的种植，因而限制了他们能够向市场提供的收成。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缺乏劳动力是限制西安纳托利亚棉花出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让在印度建立棉花种植园的努力受挫。在巴西可以使用奴隶劳动，但棉花又竞争大过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甘蔗。而随着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很难招募到劳工了。21

然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短缺都可以用足够的金钱来解决。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奴隶市场与棉花市场一起蓬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可以用来种植棉花，因为美国独立后南方各州的烟草生产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促使那里的奴隶主出卖他们的奴隶。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81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种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够更加活跃地开展业务。”事实上，到1830年，全美国足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22

因此，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导致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仅仅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内，就有25万名奴隶被强制转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期间，贸易商大约进口了17万名奴隶到美国，这是1619年以来进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隶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强制迁徙到了美国深南部（deep uth），大部分都去种植棉花。23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棉花都是由大型种植园的奴隶种植的。南方农村的小农户也生产棉花，因为它能很快赚到现金，而且种植棉花不像种植甘蔗或大米那样需要大量资本。然而，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总的来说，他们的产出也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小农户在种植适销对路的商品之前，往往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作物上。事实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亩的农场上种植的；拥有这些农场的种植者拥有所有奴隶的912。农场面积越大，种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隶制棉花生产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大的农场负担得起去除种子的轧花机、用来把松散的棉花压成捆以降低运输成本的压平机，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实验，从清除的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并且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以避免遇到劳动力制约。24 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奴隶们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产业成功的暴力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以生动的细节做证。1854年，逃亡的奴隶约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监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他记得，“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后果，因为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鞭子也不停地抽打着”。另一个奴隶亨利·比布（henry bibb）记得那可怕的暴力：“在监工的号角声中，所有的奴隶都集合起来目睹我受罚。我被剥掉衣服，被迫脸朝下趴在地上。地上揳了四根桩子，我的手和脚都绑在这些桩子上。然后监工就用鞭子抽打我。”25

英国棉花制造业的扩张取决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隶制紧密相连，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国时向他的父亲报告说：“黑人和这里的一切都随着棉花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liverpool chronicle ）和《欧洲时报》（european tis ）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26

为了使这种噩梦不会成真，美国的种植者们也利用了第三个把他们变成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者的优势：政治力量。南方的奴隶主已经以五分之三条款1 的形式，将其权力基础写入了宪法。一系列支持蓄奴的总统、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国会两院强有力的代表，都保证了对奴隶制看似无止境的政治支持。奴隶主之所以能在联邦级别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在蓄奴州内没有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奴隶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最后，这些州政府还修建了越来越深入内陆的铁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种植者进一步发挥了种植园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优势。相比之下，巴西的棉农却要与该国强大的蔗糖种植者的利益相抗衡，无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棉花出口。通过骡子或马来长途运输棉花的费用仍然昂贵，例如，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区运输到萨尔瓦多港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在印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同样很差（据说在印度，棉花运输到港口后价格增加了约50，但在美国只增加了3），因为印度的棉花商和种植者缺乏资金和力量推动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奴隶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把奴隶制度扩展到新获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土地上，同时成功地使联邦政府实行剥削美洲土著的政策。27

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美国的独立已经成为欧洲棉花产业，特别是英国棉花产业的福音。英国屈服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在1834年废除了其帝国内的奴隶制。一些美国革命者设想在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废除奴隶制，却只看到奴隶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的发动机。而且美国独立也解除了剥削美洲原住民的限制，白人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摆脱了欧洲政治的复杂协商的影响。事实证明，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分离对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产业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种植棉花的奴隶主主宰地方政府，并且对联邦政府施加重大影响，他们的利益和国家政策可以结合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对于大英帝国内的奴隶主来说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面积大约7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沉积物，使其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棉花田的苗床。1859年，三角洲地区6万名奴隶产出了惊人的6600万磅棉花，这是18世纪90年代初圣多明各在其生产高峰期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数量的近10倍。28

为了使三角洲地区成为工业世界最重要的商品的主要产地——可以把这里理解为19世纪初的沙特阿拉伯——必须要从原住民那里获得土地，而劳动力、资本、知识和国家力量必须要统统动员起来。1820年至1832年间，一系列由小规模冲突和武装冲突支持的条约将大部分土地从原住民乔克托人那里转移到白人定居者手中。满怀希望的棉花种植者使用货车、木筏和平板船从南部的其他地方带来奴隶，清理那片“丛林般的”植被，然后锄地，播种，修剪幼苗，最后收获棉花。关于三角洲是“世界上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那些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主要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和有着专业知识的种植者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他们建造的种植园成了繁荣的产业：到1840年，在三角洲中心的华盛顿县，奴隶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了十比一。到1850年，全县每个白人家庭平均拥有80多名奴隶。三角洲地区最大的种植者斯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拥有1036名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末，他的财产估值达130万美元。三角洲地区的种植园并非典型的棉花农场，而是高度资本化的产业，事实上也是北美最大的产业之一，所需要的投资几乎超出所有北方工业家的能力。从三角洲地区豪华典雅的豪宅的前廊来看，财富似乎是从土地中流出的，这是一个奇异的炼金术的结果，这个炼金术结合了无主土地、奴隶劳动以及——我们将会看到——源源不息的欧洲资本。29

种植者对全球棉花市场的支配日益增长，实际上又反过来有助于其自身的成长。随着棉花种植在美国南部扩张，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这种供应，美国南部与欧洲之间的机制化联系加深了。欧洲进口商人向查尔斯顿、孟菲斯和新奥尔良派出各自的商业代表，他们还定期与大西洋彼岸的商业伙伴通信。这些商人建立了密集的航运网络，并将棉花贸易与他们的其他业务结合起来。从事棉花交易的人们经常穿越北大西洋，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友谊甚至婚姻关系。反过来，这种网络使跨大西洋贸易更安全，更可预测，从而降低了成本，使美国与其潜在竞争者（如印度或巴西）相比具有另一个决定性优势。

所有这些网络的核心是，棉花从美国流向欧洲，而资本流向相反的方向。这种资本往往是通过抵押奴隶担保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有权获得特定的奴隶。历史学家邦尼·马丁（bonnie art）表明，在路易斯安那州，88的按揭抵押贷款使用奴隶作为（部分）抵押；在南卡罗来纳州是82。她估计，总共有数亿美元的资本是由人类财产担保的。因此，奴隶制不仅允许迅速分配劳动力，还允许迅速分配资本。30

种植者从这些征用的土地和劳动力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然后再投资于农业改良，这也是成功如何带来更多的成功的另一个例证。他们试验了各种来自印度、奥斯曼、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地区的棉花杂交种，创造出适应特定局部气候和土壤的棉花品种，最终培育出成百上千的棉花品种。最重要的是，1806年，纳奇兹种植园主沃尔特·比尔林（walter burlg）引进了墨西哥的棉籽，这种棉花的棉铃较大，采摘起来更容易。据专家说，这种棉花“纤维质量更好，特别是纤维长度更长，并且抗‘腐烂’”。这种棉花在墨西哥中部的高原地区由美洲原住民栽培了数个世纪，一经引入美国，就被美国种植者占用，成为“美国及世界各地所有陆地棉品种的基本种质”。新的棉花的采摘速度是当时常见的佐治亚绿籽棉花（ia green seed tton）的3到4倍。这里残酷的讽刺之处在于，美洲印第安人开发了一种非常适合美国环境的棉花，结果极大地推动了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并使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劳动更富有成效。31

在劳动控制和农业方面的这种创新，通过建立密集而显著地方性的知识传播网络而日益制度化。书籍、农业机构、《狄波评论》和《美国棉花种植者》这样的杂志，以及地区性的农业展览会，都传播了关于如何选择种子、如何组织劳动力、如何解读市场、如何耕种和种植，以及在哪里投资的信息——简而言之，如何完善“实用种植园经济”。32

欧洲的工业革命也积极地影响了美国南方奴隶制的演变。帮派劳动（gang bor）2 绝不是新的，但从来没有像在棉花种植园里那样盛行，它体现了工业劳动的新节奏，一位作者将其称为“军事农业”。在棉花农场里系统化地动员奴隶妇女和儿童进一步扩大了产量。结果，美国的棉花生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农场奴隶数量的增长。这些增长一部分与采用不同的棉花品种有关，但也与系统地加强剥削有关。19世纪的种植园奴隶制使得美国出现了一种不可能存在于世界其他新兴工业中心地区的劳工组织。由于种植园通常比工厂大，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而且除了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的轧花机出现时的一系列发明浪潮，棉花农业的技术进步有限，种植园的生产力提高只能来自劳动力重组。奴隶主通过近乎完全控制工作过程来保证生产力的提高，这是对奴隶的暴力支配的直接结果。而在世界上新兴的纺织厂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这些纺织厂里，工人成功地维持了他们所出身的农场、小作坊和工艺行会的节奏。33 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

种植园主支配劳工的方式与英国商人和印度农耕者或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他们可以更加严厉地鞭笞奴隶，因而发明了越来越残酷的惩罚劳动力的方法。事实上，根据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说法，酷刑是美国种植者生产更多棉花的能力的根源。劳动力会计方法的创新进一步帮助种植园主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力。正如管理学学者比尔·库克（bill oke）所说的那样：“它（种植园）是工业纪律早期发展的地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棉花种植园生产力的提高，棉花价格下降，英国制造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一趋势加上许多其他因素，最终将会破坏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并使后来世界各地农村融入全球棉花帝国的过程更加容易。34

工业生产的节奏也以其他方式进入了种植园。由于棉花农业的扩张取决于信贷的预先到位，有时这种信贷以奴隶抵押担保，而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伦敦货币市场，因此它的模式此时遵循市场的竞争逻辑，而不是个人突如其来的愿望和区域的具体情况——资本流向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多棉花的地方。让南方种植园主大为感叹的是，代为售卖种植园主的棉花，为他们提供货物，并提供信贷的代理商和伦敦货币市场是他们财富和权力的决定性来源。但伦敦的货币市场和兰开夏郡的制造商同样依赖当地暴力掠夺土地和劳动力的老手。东海岸种植者原来的老式家长制，部分由互惠互利的重商主义逻辑和更广泛的英帝国经济里母国和殖民地之间受保护的往来庇护，这时已经被以商业资本为中介的更自由、更有竞争力和流动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对财富积累的贪婪欲望加速了棉花生产的“社会新陈代谢”。事实上，战争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自于兰开夏郡的工业（受薪）劳工中心。在18世纪，奴隶制使得工业起飞，现在它成为其不断扩张的组成部分。35

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种植者与棉花边疆一起移动以获取这样的利润。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800年时大约为500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800美元。我们不妨看看佐治亚州的年轻种植园主约瑟夫·克莱（joseph cy）的故事。他于1782年买下了佐治亚州查塔姆县的皇家谷，这是一个稻米种植园。他在土地上种植稻米，一直种到1793年。那一年，他听到了惠特尼的轧花机的消息，于是借了32万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购买额外的奴隶，将部分田地改种棉花，又添置了一些轧花机。棉花生意非常赚钱，仅仅7年之后，他就偿还了债务，对庄园进行豪华装修，并购买了更多的奴隶和轧花机。当克莱于1804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276万美元。36

奴隶制的报酬：利物浦美国中等棉花价格指数（1860年= 100）。

同样，南卡罗来纳州靛蓝种植者彼得·盖拉德（peter gailrd）因为棉花业的繁荣，财产得以复苏。1790年，由于英国市场的消失，盖拉德的靛蓝事业几乎崩溃，只能在种植园里种植供家人糊口的粮食。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提及的那样：“在引入棉花作为市场作物之前的灾难性的十年里，他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债务和痛苦之中。”然而在1796年，他开始种植棉花——“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这些沮丧的种植园主面前”——这种作物的利润丰厚，4年后，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并于1803年在自己的地产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庄园。强迫劳动意味着获利迅速，到1824年，他已经拥有500名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一世（wade hapton i）也有同样的经历。据说他在1799年的第一次棉花收成中获得了75万美元的利润，到1810年，每年他从棉花种植园获利15万美元。他的儿子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利用部分利润搬迁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未来的棉花种植者丹尼尔·乔丹（daniel w jordan）在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植棉花的机会时看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在这里我可以赚钱……在这个州，五年内我可以赚到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钱”。37

到了1802年，得益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借助奴隶劳动从土地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棉花的能力，美国的棉花种植者主宰了英国市场。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还占领了新兴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因此，早期的生产者，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的生产者遭受了损失。1812年，一位匿名信作者观察到：“竞争如果完全自由而不受限制，那么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同样的价格可以让美国种植者获得丰厚的利润，却不足以支付殖民者的耕种费用。”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如印度的农民，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与1850年北美的棉花种植面积相当，但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