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争资本主义的收益（2/2）
资本对劳动力的这种支配、对技术革命的拥抱和社会创新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发生，甚至在棉花产业的心脏地带的中国和印度也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全球棉花生产技术的前沿。早在1313年，王祯就记载了一种“纺麻线的机械”，它很接近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发展新型纺纱机无疑是在中国工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同样，也是法国和印度工匠所能做到的。而且棉花及棉纺织品贸易的发展也是14至19世纪中国经济日益商品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
尽管有着这些非常有前景的先决条件，中国和印度——以及普鲁士这个在技术教育上与英国最接近的竞争者——在支配全球棉纺织业的诸多节点上，都和英国差得很远。此外，与英国相比，中国和印度农民更牢固地依附在土地上，这使得制造商即使有心，也更难动员大量的工人。由于家户组织形式不同，特别是妇女在外活动受到限制，印度和中国女性主导的纺纱机会成本极低，因此较少可能采用新技术。按照农民家庭的计算，女性劳动力是很廉价的。此外，在印度，织工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链条很长，有许多中间环节。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打破这一传统的历史性机制”非常困难，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没有什么收益。在英国农村，许多纺纱工和织工的感受与他们在印度和中国的同行相似，他们知道，更新的技术将使他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制造业难以为继。然而，由于缺乏其他谋生手段，而且他们间断性地反对新技术的努力也被果断的国家击退，除了屈从于工业资本主义，他们别无他法。24
因此，棉纱厂首先拥抱了新技术，压迫劳工而不用奴役他们，并找到了组织生产的新方法，因此，曾经规模不大、分布在兰开夏郡和邻近的柴郡境内河流边的工厂迅猛增长——就在1784年，塞缪尔·格雷格建立他的第一家工厂时，新工厂进入兴盛期，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扩张，有时这种扩张相当惊人。到1833年，塞缪尔·格雷格自己在5家工厂中雇用了2084名工人。他的阔里班克纺纱厂的纱锭量已经增加了3倍，达到10,846支。1795年，棉产品制造商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把工厂扩展到了23家，全由他拥有和管理。在另一些情况下，进入这个行业的制造商常常资本不多，但是有着良好的社会网络。爱尔兰商人威廉·埃默森（willia ern）要帮助他的亲戚开一家纺纱厂时，他写信给他在曼彻斯特的商业伙伴纺纱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在信中告诉他们：“我的一个亲戚非常想学习梳棉和纺纱的知识，为此我愿意派他到你们那里学习6个月，并为他受的指导支付任何你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希望让他在尊处或其他方便的地方接受你们指导，你们也可以提出其他条件。”25
在工厂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许多工厂的规模依然很小。而且比起利物浦的商人、萨默塞特的地产主和伦敦的银行家来说，这些工厂的所有者通常并不富有。到1812年，70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少于1万支，价值低于2000英镑。进入这一工业领域的企业主的背景也十分多样。他们中的很多是商人兼制造商，有些来自其他工业领域，另一些则是富裕的农民，还有些甚至是具有非凡商业能力的学徒。当时有很多非同一般的社会流动性的案例，比如，埃尔卡纳·阿米蒂奇（elkanah are）8岁起在一家棉纺织厂做纺纱工的助手，59年后，他拥有几家自己的工厂并雇用了1650名工人。26
但是，另一些人在这一领域起步时有着更多的资源。比如塞缪尔·奥尔德诺（sauel oldknow），1756年，他生于兰开夏郡的安德顿时，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成功的细平布制造商，这些布大多由手工织布机织成。在父亲早逝后，奥尔德诺去给他的布料商叔叔做学徒。1781年，他回到家乡重建家族的细平纹布生意。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1779年，骡机的引入使得高质量、大规模生产的纱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使得奥尔德诺能够进入此前由印度制造商主宰的市场。奥尔德诺还与两家伦敦公司合作，这样他能同时进入广大的英国和海外市场。奥尔德诺在1783年一封信的草稿中记述：“目前的预期非常顺利。”到1786年，他已经成为当时英国最成功的细平布制造商。奥尔德诺继续建造工厂扩张他的事业，一度控制了29家工厂。1790年，他进入纺纱业，在斯托克波特建造了一座蒸汽动力的工厂。1793年，他在梅洛尔的一家更大的六层楼高的纺纱工厂也投入生产。27
在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棉纺织业，即使是小规模工厂，提供的利润仍然是惊人的。卡德韦尔和比尔莱公司（cardwell & birle）的年平均资本回报率为131，达格代尔公司（n dugdale）的资本回报率是248，而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的资本回报率是16。这样的高利润使他们可以不必大规模借助正规资本市场，就实现生产扩张。实际上，“［扩张］资金的最佳来源就是留存利润”。然而，这样的资本也经常来自商人的投资，他们只是投资棉纺织工厂，自身并不运营。此外，资金更重要的来源是向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融资，以购买原棉，并出售棉纱和棉布。这种额外的调转资金非常关键：1834年，英国的棉纺织业在工厂、机器的总投资上达到了1480万英镑，而投资在原棉和工资上的调转资金则达到740万英镑，这个比例相当大。获得这些资金经常取决于个人关系，随着获得大量流动资金越来越重要，中产阶级之外的人加入棉花资本家的行列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的高额利润相应地又使得制造业成为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28
棉纺织工厂快速增长的一个例子是曼彻斯特的棉产品制造商麦康奈尔和肯尼迪公司。1791年，他们合伙成立了公司，专注于纺纱机的生产，这项生意对机器制造商詹姆斯·麦康奈尔（jas onnel）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有一天，麦康奈尔生产了两台骡机，但是他的顾客无法支付购买的款项，这件看上去倒霉的事情使他不得不自己使用这些机器。他的合伙人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和另外两个投资人扩大了机器生产和纺纱业务，一共投资500英镑，这在当时是非常小的一笔投资。他们自称“机器制造商和纺纱商”，迅速扩张了工厂，专注于高质量纱线的生产。1797年，他们拥有7464支纱锭；到1810年，纱锭数量增加到78,972支，与此同时，他们雇佣的工人数量从1802年的312人增加到1816年的1020人。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是利用留存利润来扩大经营的，1799年到1804年，留存利润每年平均为265。29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1770年，棉纺织业仅占整个经济增加值的26。1801年，这一比例为17，到183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24。相比之下，同期钢铁工业仅占67，煤炭工业为7，毛纺织业为141。在1795年，英国有34万人从事纺纱业。到1830年，英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受雇于棉纺织业。同时，棉纺织业开始集中于不列颠诸岛的一小部分：兰开夏郡。最终70的英国棉纺织工人在此处工作，803的棉纺织工厂所有者来自兰开夏郡。30
棉纺织业的爆发不是昙花一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也成为可能，包括铁路网、钢铁业以及后来在19世纪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新产业。但是，棉花产业是先锋。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棉纺织品领域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31 直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数字上来看，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
英国棉纺织业的惊人起飞使得英国资本家与整个英国一起，从战争资本主义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得益于新机器和新的生产组织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再加上受薪工人在大型工厂中的劳作，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成本更低了，正如所料，英国制造商打入了诸多新市场。随着棉花变得越来越便宜，随着棉织物变得越来越时尚，国内市场也在扩大，因为不断变化的图案设计对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自我展示越来越重要。32
英国纺织品制造商还决定性地进入了至关重要的出口市场。18世纪80年代，英国棉产品制造商进入了此前一直由英国商人在此销售印度织物的海外市场。优质的细平布曾经是孟加拉的骄傲，而且“数千年来无与伦比”，从此开始在英国生产。这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英国仅有866万人，市场规模相当小，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十分缓慢。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增长了两百倍，其中94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后的20年中，这一阶段出口激增16倍以上，从1780年的355,060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5,854,057英镑。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不列颠群岛生产的全部棉布中的613用于出口。1815年后，凭借这些出口，英国几乎在全球棉纱和棉布贸易中“消灭了所有非欧洲世界的竞争对手”。33
出口激增：1697—1807年英国棉花出口的增长。
英国棉纺织业的繁荣可以说是出口的繁荣。到1800年，英国出产的棉纺织品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主导产品，与此同时，英国农村新建工厂中的成千上万的纺织工人，更不用说数百名工厂主、商人和海员，都开始依赖这种外国市场。1835年爱德华·贝恩斯惊奇地观察到，棉纺织品出口“现今……已经是毛纺织品出口的三倍。棉花产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将毛纺织业这个在英格兰繁荣了几个世纪的制造业远远抛在后面，而就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贸易问题作家都认为，它是国家商业财富的主要源泉”。实际上，这种创纪录的棉纺织品贸易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从1784—1786年到1804—1806年，英国所有新增出口中56为棉纺织品。34
在世界市场上，英国棉纺织品正在迅速取代印度棉纺织品。1800年至1801年财政年度，仍有价值140万英镑的棉纺织品从孟加拉出口到英国，仅仅8年后，即1809年至1810年，出口棉布价值就降到了仅比33万英镑多一点，而且此后继续快速下降。由此，主导全球纺织品市场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织工的地位一落千丈。1800年，驻地商务专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撰写了关于孟加拉达卡城棉布产业的详尽历史，并报告说，从1747年到1797年达卡的棉布出口价值下降了50。纺纱工尤其为来自英国的竞争所伤害，他说，相当多的人因此“死于饥荒”。这个曾一度凭借棉纺织业而繁荣的城市，其人口已经“下降并陷入贫困”，大量房屋“已经被废弃并变成废墟”，这座城市的商业历史成了一段“令人忧伤的回忆”。达卡城“曾经的声望”和“巨额的财富”已经烟消云散了。到1806年，另一份关于孟加拉商业的报告得出结论：“公开记录中，布匹出口显著下降……其后果是，织工无法为他们的织机找到活干，其中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处寻找生计；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从事农业，一些人还留在自己居住的地区，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迁移到更遥远的地区。”一位批评东印度公司的人士指出，英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将印度变为原棉的出口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国，“这一政策类似于西班牙对不幸的美洲土著采取的政策”。35
英国棉纺织品占领了先前由印度纺纱工和织工控制的多层面的出口市场。起初，棉产品制造商聚焦于世界上臣服于战争资本主义的地区。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即工业革命的全盛期里，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销往这些地区。实际上，这些出口商品是经过大西洋经济渠道流通出去的，英国花了两百来年和无数财富来建造这些渠道。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者不同，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并不生产自己的衣物，因此，尽管奴隶主给奴隶的供给水平很低，但是为奴隶提供衣料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非洲贸易——绝大多数是奴隶贸易——对棉布的需求同样很大（甚至由于美洲棉花种植的繁荣还在增长），由于英国制造的棉布在质量和价格上能够与印度产品相匹敌，非洲商人开始接受英国棉布。1806年后，英国棉纺织品决定性地主导了这个曾经长期将其排除在外的市场。36
这些商人和制造商进入这些市场的能力，说明了一种特殊而新颖的国家组织形式的重要性。这种国家将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将以各种独特的方式扩散到全球。毕竟，棉纺织品出口的扩张仰赖于英国贸易网络及其所依托的诸多机构——从开拓和保护市场准入的强大海军到可以使资本跨越远距离的海运提单——的力量。国家能够建立并保护全球市场、监控其边界、规范工业、缔造并保证土地的私有权力、确保遥远地理距离的合约得以执行、创制一系列金融工具以对民众征税，并且创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和法律环境，使通过支付薪酬来动员劳工成为可能。
有一位敏锐的法国观察家在19世纪初评论道：“英国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其保护和禁止的制度，才得以达到繁荣的巅峰。”37 事实上，尽管这些新机器令人印象深刻且非常重要，但最终并不是这些新机器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真正的伟大的发明是这些机器所嵌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机构进一步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并越来越将其从孕育它的战争资本主义相分离。38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创造这样一个状态，是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的博弈的结果。崛起的制造商集团极力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官员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尊贵的地位依赖于大不列颠迅速增长的制造能力。制造商集团同与其竞争的利益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和精英集团（如贵族地主）展开了斗争。然而，由于商人和制造商积累了大量国家仰赖的资源，因此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对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转变为其政治影响力。39 棉纺织厂主逐渐在政治上积极起来，1832年的《改革法案》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允许众多纺织品制造商进入下议院。从《谷物法》到英国的殖民地扩张，他们在下议院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产业的（全球）利益游说。40 制造商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政策进行的辩护非常直白且现代，正如1789年103位来自格拉斯哥地区的棉产品制造商向财政部提出的请愿书显示的那样：
陈情人很早就开始生产英国细平布，近年来在拓展和提升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分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其他被称为纯色布及混纺布的贸易品上也是如此。由于我们在这一制造业中应用了机器的力量，同时建立了一些新设施，陈情人提出如下请求：当出现国内不能消费的剩余产品时，为了使得机器不至于闲置，在海外更大规模地销售这些产品成为当务之急。41
依靠新崛起的制造商集团和能力大为增长的国家，在如何动员劳动力、资本和市场问题上，工业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新答案，完全不同于其前身战争资本主义。与美洲的方式不同，劳动力可以被动员起来是由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法律方面的变化）制造了一支庞大的失地无产者队伍，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受到武力的逼迫。此外，与美洲的种植园不同，棉纺织业所需要的土地极其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接近水力的地区。英国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了土地市场，而且土地产权相对安全，并受到国家保护，因此，作为战争资本主义特征的土地攫取无法在英国本土出现。与此同时，一个干涉主义的国家能够以认为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方式来促进土地使用，例如可以征收土地去修建收费公路和运河。此外，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还能管理国内工业并向其征税。42
最后，也许对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早期阶段最具决定性的是，由于国家的帝国扩张，战争资本主义的机制可以外部化。这实际上降低了资本家对重塑国内社会结构的需求，以及对从劳动力、食物到原料在内的国内资源的依赖。动员劳动力、原料、土地和市场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战争资本主义已经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解决了。国家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体制和财政积累而变得强大，是实现一些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调动外部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国家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制度，例如，奴隶制和受薪劳动可以并存。
制造商、贸易商和政治家构建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将会主宰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
现代国家的统治没有专制君主统治那么“明显可见”，而且由于其权力越来越嵌于非个人的条文、法律和官僚机制，所以它看起来也更为“虚弱”。悖谬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在扩大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使得国家权力更加不可见。而且，规范市场的不再是国王、领主或老爷的个人权威，也不是古老习俗；相反，市场是由合同、法律和法规严格执行的明确规则形成的。一些较弱的国家依然依赖代理人网络、权力分包体系和专制统治，这些因素难以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将其触角延伸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它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国家的国家能力，同时破坏了被殖民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国家能力。随着国家能力比以往更加重要，其在全球的分布也更加不平衡。
显然，虽然1835年爱德华·贝恩斯宣称“这一［棉花］产业不是政府保护下的产物”，他还是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与棉花产业有关的“立法机构的干预”，从禁令到关税等各种形式。这份长达整整七页的清单恰恰显著地提醒人们，政府在保证棉花市场的“自由”中的重要性。43 在英国及此后其他少数几个国家中，资本家对国家的这种依附使得它们彼此密切结合，并导致了制造业资本的属地化和“国家化”。讽刺的是，资本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赋予工人权力，工人利用政府依赖被统治者的同意，集体动员起来去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
同样由于现代国家令人生畏的国家能力（也就是黑格尔所宣称的“历史精神”），战争资本主义动员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方式大部分都无法在欧洲实施。这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惊讶。毕竟，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大量工人的动员以及对于工人的严密管理监控，都在美洲的种植园开展过，并且获得了巨额利润，似乎为生产重组指明了道路。然而，在英国本土，战争资本主义仅仅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由于资本家不能在国家力量所及之外为所欲为，虽然他们要控制生产，但工人没有被奴役，人民也没有被大规模屠杀。这是革命性的创新，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对工业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已经习以为常，很难意识到这是何等革命性的创新了。
制造业的扩张和国家力量的加强是彼此促进的关系。英国加强棉花产业的经济活力的同时，棉花产业的许多成果对国家也越来越重要。正如爱德华·贝恩斯所说，为了支撑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奠定英国在大西洋霸权的一系列战争，英国高度依赖商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产业：“如果没有繁荣的制造商和贸易所提供的手段，英国不可能支撑这么一场旷日持久且耗资巨大的冲突。”据爱德华·贝恩斯估算，从1773年至1815年，大约有价值15亿英镑的棉纺织品出口，让制造商、贸易商和国家赚得盆满钵满。这些贸易规模和贸易差额为国家提供了所需要的收入，例如，优先发展海军的资金。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国库岁收增长了16倍，而同时英国在这些年当中有56年处于战争状态。在1800年，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来源于关税。正如《爱丁堡评论》（edburgh review ）于1835年所说：“我们的繁荣和实力是多么依靠他们［制造商］的持续改良和扩张啊。”国家的官僚和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制造业是国家税收的一个渠道，而国家自身就依赖其所协助缔造的工业世界。44
正如我们在阔里班克纺纱厂所见，在这一巨大发展的蹒跚起步阶段，最初只是一些较为和缓的变迁。从现代的视角看来，新技术看起来有些古怪，工厂都很小，而且对棉纺织业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几个有限的地区中，这些地区只是世界上很小的一部分。而全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英国大部分地区，仍和过去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从全球视角来看，那些最初散布在英国农村的工厂的生产力实在微不足道。毕竟，1750年中国的纺纱工和织工加工的棉花是1800年英国的420倍。印度的规模也几乎相同。45 1800年，也就是塞缪尔·格雷格为工业革命助产后20年，全球棉布生产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由英国发明的机械出产。然而，一旦资本家、贵族、国家、工人以及农民之间数十年的长期斗争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制度框架之后，它就可以传播到其他产业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进一步转变的领域十分巨大。
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所说，由棉花产业助推的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又如棉产品制造商托马斯·阿什顿（thoas ashton）在1837年所说，“这片烟囱林立的土地”不仅与几个世纪以来的英国农村世界不同，也是对由商人、种植园主、政府官员此前两百年缔造的战争资本主义的一个巨大飞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为工业革命的壮观景象所吸引，同时也对它的巨大规模感到敬畏和震惊：无尽的烟囱、喧嚣的城市、巨大的社会变迁。1808年，一位英国游客在曼彻斯特看到一个小镇“肮脏得可怕，蒸汽机是有害的，染厂既噪声隆隆又令人讨厌，河水黑得就像墨汁”。1835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eville）也进行了相同的旅程，看到了“城市被黑烟覆盖，透过它看到的太阳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这样的半日半夜的环境里，30万人不停地工作。上千种噪声在这个潮湿、黑暗的迷宫中扩散，这些噪声绝不是一个人在大城市中听到的普通声音”。托克维尔补充说，正是“从这些肮脏的沟渠里，人类工业劳动的成果滋养着整个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的是纯金。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全面的发展，也显露出最野蛮的一面；在这里文明缔造了奇迹，但在这里文明人几乎沦为野蛮人”。来自还是一片田园风光的美国观察家们被这个新的旧世界吓坏了，托马斯·杰佛逊（thoas jeffern）希望他的同胞“永远不要……转动线轴……让工厂就留在欧洲”。46
在英国国内，仅仅20年内，棉花产业的演变巨大。棉花最初只是帝国扩张的诸多战利品之一，后来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商品。从这一丛丛的白色棉铃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工业资本主义。当然，在其他工业领域也有发明和创新，但棉花产业是唯一具有世界规模的产业，并与强制劳动有紧密的联系，能得到国家的特别关注，使得在全世界攫取市场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虽然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将支配世界，但是在其诞生之初却促进了战争资本主义在其他地区的扩张和锐化。这是因为英国领先开发工业资本主义的能力有赖于英国商人为英国的工厂提供更便宜和可预测的棉花供应。47 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突然需要数量巨大的原棉，而此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结构还远未成熟，过于狭隘，无法提供生产原棉所需的劳动力和土地。我们将会看到，在从1770年到1860年的可怕的90年中，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取代而是重振了战争资本主义。
1858年，加尔维斯顿、体斯敦和亨德森铁路公司（galveston, hoton, and hendern railroad pany）的主席理查德·b·金伯尔（richard b kiball）造访了曼彻斯特。他的观察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当我进入你们的城市，就有一种嗡嗡声、持续不断的震动声冲击着我的耳膜，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在工作。还用我说，这是你的纱锭和织布机还有驱动它们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吗？……由此，我问我自己，曼彻斯特的力量和美国的大自然之间有什么联系？得克萨斯的棉花田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织布机和纱锭之间有什么联系呢？”48 他所感受到却说不出来的这种联系，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当时仍未切断的生命脐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