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宿命（2/2）

直美再次与纯亲近起来，这个灵媒此前已证明自己善于传达小晴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声音。这两个女人每隔几周就见一次面，还经常通电话、发短信和电子邮件。小晴会通过纯要求妈妈将糖果和零食作为供品，摆放在佛坛上，还鼓励她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幸存的弟弟妹妹身上。身为中学老师的直美仍然在休产假，她不可避免地迎来重要时刻，选择返回工作岗位还是放弃工作。当她正在考虑这个重要决定时，她强烈地感受到小晴的情绪。

“灵媒告诉我，小晴希望我重新回去工作，”直美说，“她说她一直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老师。所以，她希望我去做她已经不能做的事。灵媒对我说：‘发挥你的才能的方法，不仅仅只是待在家里，或是寻找失踪的孩子，而是到外面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于是，2013年4月，直美重新回到石卷市一所初中的教室。此时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2年，距离她最后一次工作则已过去3年。她所经历的内心波动不是来自教学的紧张，而是来自她教的孩子。“我班上的学生都是14岁左右，”她说，“换句话说，小晴如果还活着就是跟他们同一个年级。”每次从讲桌旁抬起头来，直美看到的都是跟女儿同龄的孩子，如果当年12岁的她能顺利活到现在的话。

她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学校面对小晴死去的事实？很多人当然都知道发生的事情，那些不知道的人只需要上网搜索一下小晴的名字，就能看到她这些年来接受采访的视频。她不希望人们只关注她失去亲人的事实，可是她也不想逃避这件事。有时候这个问题是间接呈现出来的——比如有女孩子问直美有几个孩子的时候，答案是两个还是三个？直美也想知道答案，但似乎没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他们都是好孩子，都信任我，”她说，“我不想他们同情我，但是我也不想他们觉得我不信任她们。我感觉她们希望我谈谈这件事，可是我不能。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哭。”

她把问题留到了学年的最后一周。她带了关于大川小学的书，一共36本，是由失去亲人的妈妈出版的，她给学生每个人发了一本。她向他们讲了小晴的故事以及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最后，她请孩子提问。这群15岁的孩子听完后全都愣住了，集体陷入沉默。“但我希望他们明白，”直美说，“我不相信那些不时会听到的话，说什么幸存的孩子必须‘为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我身边有很多人都为幸运地活下来而感到愧疚。我们不希望孩子以这样的方式长大。我告诉他们必须为自己而活。没人应该觉得自己是为了别人而活。”

工作和照顾两个幼子让直美没有什么精力再做任何其他事情。这非常有助于她内心的平静。“教书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她表示，“非常坦白地说，我工作得越多，想起小晴的时候就越少。我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件好事。”

小晴本人也确认了这一点——或者说通过纯传达了这一想法。直美花在灵媒身上的时间越多，就越感激和依赖灵媒安慰的话语以及她所描述的女儿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一次，直美计划寒假去冲绳度假，她就是在这座温暖的南方岛屿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计划去见一些大学同学——纯表示她也要一起去。“她说她一直想去冲绳，”直美告诉我，“她还说小晴希望她去那里安慰在战争中死去的亡灵。” [2] 一个12岁的小女孩提出这样的建议看起来有点让人惊讶，但灵媒解释说，这是人类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后变化发展的一部分。在她的生命结束后，小晴仍然保留了大部分个性——可爱的少女气质和幽默感。可是现在她进化成了日本人所谓的佛（hotoke-saa）——一个顿悟的灵魂，已经剔除人性的糟粕，进入灵魂向死亡朝圣的最后阶段。 [1] “你不会期望从一个六年级孩子口中听到这些日子以来她通过灵媒对我说的事情，”直美对我说，“它们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更普遍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她正变得更……纯粹。她越来越接近神或佛陀。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

纯则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她告诉直美，小晴的死以及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并非悲剧，而是命中注定。“这种想法很难表达，也很难让人理解，”她说，“可是，我和丈夫都觉得这些事情是提前安排好的。”

这个女人对直美解释说，人出生时就注定会死亡。不仅如此，每个人的灵魂会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小晴——同时暗指其他死于海啸的人——选择在那天死去。“用灵媒的话说，那就是命运，”直美告诉我，“与那些年老时才死去的人相比，那些孩童时期就死去的人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了解这一情况给了我很大安慰。”

在那场灾难中，直美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房子也完好无损，还找到了女儿并安葬，后来又重返工作岗位，最终与死亡达成和解。人到中年，美穗失去了所有孩子，把自己封闭在金属小屋里。她没法像直美那样重新生活。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不知不觉间掺杂了怨恨和不信任。

这两个女人都羞于谈论这件事，但美穗似乎是那个主动避开的人。每年春天临近3月纪念日的时候，她就会变得极度沮丧和沉默寡言。这种时候，直美会远远避开。“重新开始工作后很忙碌，”直美说，“但我们时不时还会聊天——一年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突然很难联系上她。有一天，我去到她住的地方，没有提前给她打电话，就这么突然拜访了。她的反应让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希望见到我。”

美穗的冷淡让直美十分困惑。她不相信是对失踪孩子的搜寻工作导致了这种情况，毕竟美穗本人也退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部分人想要追求更困难、更有分歧、更危险的东西有关——他们想知道那天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直美和美穗都被孤立，因而紧密团结在一起，以一种共同的孤独感对抗整个世界。她们蔑视教育委员会那些傲慢的官员，同时也鄙视“福地小组”，在她们眼中，紫桃佐代美等人不过是一群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的人。针对失踪孩子的搜寻工作消耗了她们所有的情感、体力和精力。可是，当美穗不再去学校参与搜寻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生育治疗的间隙，她终于有时间思考一些之前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她想起了老师是如何让她的孩子丢掉性命的。

“我们找不到巴那，”她说，“所以我们只能找出事实真相。我们不能只是让这成为又一件无人承担责任的事情。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时间过得越久，这种感觉越强烈。”

直美则被自己的矛盾处境撕扯折磨着。“74个孩子失去了生命，”她说，“却没人承担责任。那种感觉，那种愤怒——我们当然有共同的感觉。必须有人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但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是学校的老师和教育委员会的人——直美和丈夫的同事和直接上级。

直美的丈夫真一郎是一名前途光明、雄心勃勃的老师，他无意牺牲自己的事业，为了一场谴责离世同事的运动而挑战自己的上司。“有一段时间我想采取法律行动，”直美说，“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同意。”

仙台的一名律师曾为失去孩子的家长举行过一次公开会议，这些家长都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性的信息。美穗参加了会议，并且意外地遇见了直美。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气氛很冷淡。在美穗看来，这位旧友的现身“没有诚意”。平塚一家显然不会针对其他老师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她有点怀疑他们是来刺探会议情况，再向某些人汇报，尽管她并不清楚某些人是谁。

那一年晚些时候，平塚真一郎升任石卷市一所较大学校的副校长，美穗的生育治疗则没有成功。她的医生推测是精神压力和痛苦情绪影响了孕育新生命所必需的激素分泌。

[1] 与其他没能找到至亲遗体的家庭一样，铃木一家也还是在一座佛教寺庙为女儿举行了葬礼。

[2] 冲绳岛战役，大约25万人丧生，是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