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如何变成了莉莲（1/2）

1930年代末，“恶土”里廉价小旅馆的老板们常常发现某位短租客人因头天晚上吸毒过量而死在房间里。没人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总之，老板们学会了先掏空房客的腰包，以偿付当天的租金，然后才叫来救护车。冬日里，妓院和酒吧的所有者们在打开门时，可能会发现某位“恶土”里的俄罗斯老乞丐被冻僵的尸体，它可能属于某个身无长技的原沙俄军官，或是某位老得无法出卖色相的孀居妇人。

自杀事件也屡见不鲜。身无分文者放弃了与贫困的战斗；沦落风尘的人认为自己遭遇悲惨，生不如死。廉价烈酒，特别是穿肠毒药萨摩根（saon ，这是一种在后院里非法酿制的伏特加），使人脾气火暴，常常引发决斗，然后就会有某个男人因腹部中刀或头部中弹而亡。许多人在“恶土”走向了生命最后的归宿，且在此之前未再离开“恶土”。在他们逐渐下行的生活轨迹上，“恶土”是最后一站。

新生命仍不断地来到这里。后沟胡同的亚斯立堂是中国内地会 [7] 的大本营，由好心肠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打理。他们每周都会在亚斯立堂发现一到三个白人婴儿在夜晚被丢弃在门前台阶上。孩子们身上别着纸条，上面写有乞求怜悯和宽恕的俄文字句，因为这些婴孩的母亲没法自己养育他们。传教士们收留了这些孩子，竭尽全力地照顾他们。因此，亚斯立堂渐渐被人们称为“希望之岛”。

“恶土”不是什么好地方。在这个残酷之地，人命十分廉价。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就是其中一个把这里当成家的人。她是个非常漂亮的白俄女孩，于1919年生于上海。她的父母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于1917年来到中国并在此谋生。她的外祖父曾是沙俄子爵库达谢夫（kudachev）领导下的俄国驻京公使馆的代表，俄国革命后他滞留在了中国。

塔季扬娜（家人叫她塔妮娅）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也喜欢音乐。她曾与父母一起去南京路市政厅听上海的白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1922年，俄罗斯芭蕾舞蹈家安娜·帕伏洛娃（anna pavlova）在她的第一次东方巡演中造访了上海，表演了《垂死的天鹅》。塔季扬娜的母亲和城里许多人一样，因此狂热地迷恋上了芭蕾。她把女儿送到俄国侨民乔治·贡恰罗夫（e goncharov）那里上舞蹈课，这位老师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是莫斯科芭蕾舞团波修瓦（bolshoi）的成员。塔季扬娜有一个同学兼朋友名叫玛格丽特·胡卡姆（y）。

芭蕾舞在上海风靡一时，这两个女孩都被带去观看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丹尼肖恩舞蹈学校（denishawn dance school）演出团表演的一出特别的东方剧目。她们也欣赏了一些现代舞蹈家的巡回表演，如艾尔玛·邓肯（ira duncan），她是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养女和被保护人。佩吉·胡卡姆的爱尔兰裔父亲为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rican tobao）工作，她的巴西裔母亲则有无可挑剔的美貌。后来，佩吉在十几岁时被送到英国的芭蕾舞学校学习，塔季扬娜一家则在当时搬到了北平。

佩吉在伦敦师从妮内特·德瓦卢瓦 [8] ，继续学习舞蹈。佩吉加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经常在萨德勒韦尔斯剧院 [9] 演出，那时她已更名为玛戈特·芳婷 [10] 。塔季扬娜·科洛维娜则在北平利用一切时间练习跳舞。她加入了当地的歌舞团，在“恶土”的各个场地演出，并更名为莉莲（lilian）。

舒拉·吉拉尔迪（shura giraldi）的歌舞团规模不大，成员在最多时也只有六个女孩和一个俄罗斯吉卜赛吉他手，然而它在北平为数不多的歌舞团中是名气最响的。有人说（或者更准确一些，他们偷偷说），考虑到它的金主是臭名昭著的白俄阴阳人舒拉·吉拉尔迪，也就是各行各业都要插上一手的“恶土”中的无冕之王，它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才是不可能的。歌舞团在“恶土”边缘最好的俱乐部定期演出，如白宫舞厅（white pace ballroohtcb）。后三家演出场所离得很近，分别坐落在长安街3号、5号和9号。这条大街沿线闪着霓虹灯招牌，像是微缩版的百老汇不夜城，且与莫理循大街上时髦的百货公司、电影院和酒店相距不远。舒拉的歌舞团也在“恶土”的曼哈顿夜总会表演过，那里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的心头好，他们还要求欣赏好莱坞和百老汇最新的演出。

歌舞团也承接堂会演出。中国的富人喜欢在宴会上使用金银餐具，同时还需要外国舞女来为朋友和商业伙伴助兴。日本人（舒拉对他们了如指掌）会把整个白宫舞厅租借给舒拉，让他手下衣着单薄的女孩们上台表演，以取悦那些愿意与他们勾结的中国人。

舒拉歌舞团里的女孩都意志坚定、精力出众。她们都是专业的舞者，所有人都在白俄人的芭蕾舞学校里接受过训练。她们进步神速；无论脚如何酸痛，她们的脸上永远保持微笑。她们不仅在北平演出，还在外地巡演。在上海，她们与当地最出名的外国舞蹈团百乐门宝贝儿（paraount peaches）同台献艺，后者因其舞蹈指导乔·法伦（joe farren）而闻名。法伦既是一位舞蹈家，又经营着一家赌博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远东地区的乔治·拉夫特 [12] 。他是从维也纳的犹太人贫民窟来上海淘金的。

几年之后，法伦将同上海最残暴的黑帮成员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然而在1930年代晚期，他是上海的夜生活之王。在公租界和法租界的夜总会，如仙乐斯、百乐门、逸园舞厅，法伦一手组织起各种娱乐活动。这些传奇般的夜总会光彩照人，使北平那批规模小得多的同类场所相形见绌。法伦的演出通常以最经典的剧目、最美丽的女孩和最豪华的行头著称。

舒拉的女孩的服装以及她们演出的剧目多模仿百老汇的音乐剧，或是声名远扬的齐格菲尔德 [13] 和他的讽刺剧。塔季扬娜以她模仿玛琳·黛德丽 [14] 的行头和剧目通杀全场。她的声音轻快而抑扬顿挫，犹如小鸟的鸣叫。她常常叼着一支抽到一半的香烟，它摇摇欲坠地挂在她唇边。北平的观众从未见过这样的中欧典雅风度和十足的性感。

巡演停留的其他城市多在东北和俄国流亡团体的聚居地，如天津、寒冷的工业城市奉天 [15] （它靠近朝鲜的日占区），以及距苏联国界不远的哈尔滨（白俄观众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1930年代，俄式的娱乐节目十分盛行，吉卜赛爵士乐、俄式三弦琴之音、流亡者的思乡哀歌等与百老汇的最新歌曲和好莱坞的舞蹈剧目混合在了一起。整块大陆上的外国观众和西化的亚洲人都渴望看到这些文艺表演，因此剧团的巡演路线远至东京、横滨、马尼拉和槟城。

剧团成员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坐在装满行头的卡车里，睡在宿舍厚重的床垫上。为防跳蚤，每张床的床脚都在煤油罐里浸过。演员们在狭小的后台房间里化妆，把油彩涂在脸上；她们从厦门坐轮船去瑞天咸港，在甲板上还要排练新舞。在遥远的中国港口，如威海卫、烟台和亚瑟港 [16] ，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是造访当地的演出团体中最时尚的。

在路上漂泊的生活确有其妙处。女孩们喜欢新加坡卡巴莱歌舞厅中的深夜，那里的白人男性带着文雅的欧洲口音，把鸦片卷在香烟顶端吸食。在横滨，观众向她们投掷的钞票如雨点般落下。缺点也不是没有的：在巴达维亚 [17] ，孤独寂寞的荷兰咖啡种植园主频繁地求欢示爱，来自吉隆坡的不受异性待见的英国橡胶种植园主也会笨拙地试探，她们常常不堪其扰。然而，回到北平东城的大本营后，她们会睡到很晚才起身，然后与宣称永远爱慕自己的男士共进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