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午夜北平》的创作（1/1）

我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部传记里第一次读到了帕梅拉·倭讷。埃德加的《西行漫记》于1930年代末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一度成为畅销书。他的传记里有一处脚注，提到人们在北平距斯诺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帕梅拉被肢解的尸体，而埃德加的妻子海伦对此感到十分紧张。海伦·福斯特·斯诺经常在晚上骑自行车沿那条路线独自回家。脚注中也提到了狐狸精（一种“与爱欲相关的精怪”）、帕梅拉之父曾任英国驻华领事一事，以及此案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实。

我抛书入睡，次日早上在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帕梅拉·倭讷的谋杀案。如果你早上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头天晚上随意读到的某些东西，这通常就说明你读到的是极好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于是我以当时的报纸，以及北京、上海、香港和伦敦的档案为，开始回溯那段历史。我了解到当时的调查工作是由北平警方和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警探一起进行的。资深中国警探和欧洲探员的组合真是少见，且他们间的合作想必很能吸引眼球。有些文件欲说还休地暗示英国公使馆曾以官方身份干涉此案，试图不顾一切地拯救国王陛下在远东地区的政府机构的尊严。帕梅拉的尸检报告确认这是一次极其恶劣的谋杀，北平的中国人和外国侨民夜以继日地就此传播各种流言。围城日军的一次袭击本已使城里的人战战兢兢，这种心态在流言的作用下又进一步升级为恐慌。这起谋杀案似乎成为千万人将失去生命的前兆——一件暴行在城里发生，更恶劣的暴行似乎也会接踵而来。

此案的所有细节都非常有趣：一位古怪却有多姿多彩的过去的父亲，在深夜的鞑靼城中作祟的狐狸精，对不正当性行为的暗示，鸦片的气味，人们悄声传播的丑闻，以前少有提及的属于罪犯和堕落外侨的城市底层世界，自大的英国外交官别有用心的搅局，以及正义在最后令人震惊的缺席。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注定将陷入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但不久后，帕梅拉·倭讷就被人遗忘了。

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在伦敦北部大英图书馆的报纸档案室里，我无意中发现了她的照片。于是我决定把她的故事讲出来。我开始写作。后来，我在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里试着把某些零散的调查资料串起来，然后又因偶然的机会在几十箱随意乱放的信件中发现一份未被列入目录的档案。这些信于1941年至1945年从北平寄出，它们曾被记录在案、确认收悉、存档待查，但后来便被遗忘了。这些信约有一百五十页，纸上的字打得密密麻麻，纸边还有写信者后加的手写文字。

我花了好些时间才弄懂这些信是什么：这是倭讷在官方调查停顿后进行的私人调查的细节。北平当时已被日军占领，但倭讷的调查揭示的东西比警探的官方调查曾发现的还要多。它解答了始终困扰着警方的某些问题和疑点，比官方讯问更能揭露事实真相。这些丢失已久的倭讷的信让我对帕梅拉一案的认知更清晰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去了倭讷曾经工作的前通商口岸，去了上海法租界的偏僻街道（很多被告和罪犯曾在这里藏身），还去了天津（帕梅拉曾在这里读寄宿学校，谣言曾在这里流传）。自然，我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试着透过它那日渐炫目的现代化外表，追寻战争和革命之前的北平留下的痕迹，如前使馆区、曾经臭名昭著的“恶土”、古老鞑靼城中的胡同和狐狸塔。令人称奇的是，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北京经历了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但与帕梅拉的一生有关的地点及她被害那日去过的主要地点都被保留下来了。我也联系了世界各地仍在世的几位还记得帕梅拉的人，检视了每一条虚假的或被误导的线索，以及英国当局发布的每一则看似多管闲事的禁令。

我同意倭讷得出的结论；在“聚会之邀”一章中，我利用他的调查结果，重现了他女儿生前的最后一夜。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帕梅拉·倭讷不应被遗忘，这很重要；而且尽管正义迟来，我们还是应为她讨还公道。

保罗·法兰奇

2011年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