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通向鬼域（1/2）

作为前领事裁判、中殿律师学院出身的出庭律师，etc倭讷知道侦破案件的关键是犯罪地点，也就是谭礼士和韩世清未能找到的凶手实施杀戮的空间。倭讷相信警探们的假设是对的：找到血迹，就找到了凶手。

当倭讷开始调查工作时，韩署长奉前门北平警察局之令，已拒绝就此案发表看法。莫理循大街警署的专案室早已取消，而罪案现场的照片也从墙上被取下存档。谭礼士总督察当时已回到天津。他也受到正式警告，不得与倭讷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在戈登堂的阿弗莱克领事看来，这些污糟事总算都过去了。

至于倭讷的老对头菲茨莫里斯领事，他自从结束审理回英国过暑假后，就再也没回过北平，而是于56岁时退了休。传说伦敦对此人不太信任，让他靠边站了。新的领事艾伦·阿彻（aln archer）于1937年9月走马上任。

虽然在同胞那里碰了壁，一堵由官员组成的沉默而使人迷惑的墙壁，倭讷却在范围更广的外交圈子里交了几个朋友。他们来自驻北平的美、日公使馆，以及驻上海的法国领事馆。他在前北平巡警里也找到了盟友，这些人参与过案件调查工作，如今在日本占领军面前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设法帮他，有些是公开的帮助，有些是私下的。还有人匿名给他提供消息。

其他人给他提出建议。他们让他再去跟古雷维奇家的女孩，也就是帕梅拉被谋杀当晚的溜冰伙伴谈谈。他们让他去找孙德兴，也就是谋杀案后曾被迅速逮捕的那个人力车夫。这两个人知道的都不少，讲出来的却不多。最重要的是，他们让他关注文特沃斯·普伦蒂斯及其同伴。牙医是这群人中的核心人物，是犯罪机器中间的那颗关键齿轮。他在山里组织的天体营于1937年夏被日本人关闭，但之前它曾由来自“恶土”的暴徒看守。他在自家公寓里举办的聚会据说也非常淫秽。

倭讷的线人告诉他：谋杀案发生后不久，牙医就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兼同伴乔·科瑙夫去天津，以确保如果自己被逮捕，会有一位可靠的律师为自己说话。同时，曾有人无意中听到“恶土”的那位底层人士平福尔德问同伴，警察是否“已经抓到了那个美国人”。这位牙医一定有秘密，害怕因此被逮捕。而且，正如倭讷已经知道的，此人向警方说过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如果总督察谭礼士没有被禁止与倭讷交谈，他也会识破谎言。倭讷有证据，书面形式的证据：一张他收到的专业票据，写于1936年12月1日。 [104]

在此确认我的结算单：帕梅拉整个治疗过程所需的费用将在伍拾美元（50）之内。当然，仅限于校正左上犬齿，且不排除其他牙齿日后接受治疗的可能性。

您忠实的，

wb普伦蒂斯

普伦蒂斯曾给帕梅拉看牙。在这张票据提到的治疗中，他只是简单地把她的左上犬齿校正了些许，尸检医生未必会认为这是最近进行的。事实上，他们确实完全没注意到。但更重要的是，普伦蒂斯曾一再向警方否认自己见过帕梅拉。为什么呢？

倭讷去找埃塞尔·古雷维奇，他知道她也是普伦蒂斯的病人之一。她仍然和家人一起住在使馆大街。他们没有国籍，没有护照，只有沙皇时期的无效证件。他们无处可去。

埃塞尔吓得要命。自从帕梅拉去世后，这一年来她的压力可不轻，而且和倭讷的谈话使她极其紧张。他追问女孩们去溜冰的那几个夜晚的事，最后埃塞尔透露：在案件发生的头天晚上（1月7日星期三），她曾看见帕梅拉和某个男人说话。但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出来。埃塞尔和她的朋友莉莲·马里诺夫斯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警察。她们怕惹上麻烦。埃塞尔告诉倭讷，她们不想沾上谋杀案。

倭讷认为那个男人可能是普伦蒂斯，而且很明显，埃塞尔怕他。他不禁注意到，那个牙医的公寓几乎正对着溜冰场，距“恶土”只有一射之地。

然而，埃塞尔虽然没有把普伦蒂斯的名字透露给倭讷，但确实给了他另一个名字。当她在星期三晚上遇到帕梅拉时，帕梅拉正和戈尔曼一家在一起。帕梅拉认识那家十几岁大的孩子们。她曾去他们家喝茶，随后和那家人一起去溜冰。

乔治·戈尔曼是个亲日的雇佣文人，现在正使尽浑身解数去逢迎占领军，为他们编辑日本人控制的《北平时事日报》，每天喋喋不休地给读者灌输日本人的政治宣传。戈尔曼一直是一杆受雇于人的枪。他曾攻击警方把调查指向普伦蒂斯及其团伙，也曾指控谭礼士和韩世清把北平外侨团体里的可敬成员，即普伦蒂斯和乔·科瑙夫视作目标。乔治·戈尔曼曾为牙医在帕梅拉遇害那晚的不在场证明背书，称普伦蒂斯当时在电影院里。

倭讷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女儿在生前最后一周和戈尔曼一家溜过冰。乔治·戈尔曼和普伦蒂斯是密友。戈尔曼也曾是天体营的一员，据说还和平福尔德、乔·科瑙夫一起参加过普伦蒂斯的“裸体舞会”。倭讷的思绪从未在此人身上停留，直到他看到了乔治于案件调查期间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最近，他又于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名字。

案件调查停止后，倭讷一再向警方要求归还帕梅拉的衣物和个人物品，以及博瑟姆督察和警长比涅茨基从她房间里拿走的东西。最后，一位巡警把它们卷在牛皮纸里送回来了，外面还系着油腻的绳子。她的衣物上仍然是一片血污，尽管血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好似干了的肉汁。一个包裹里有帕梅拉的丝绸衬衫、撕坏了的格子呢短裙、羊毛开衫、鞋子、海军蓝的外套和腰带。另一个包裹里有她的铂金手表、从卧室里拿走的小银奁、一把玉梳、一枚发夹和她的日记。倭讷打开日记读了起来。

他找到了，那是在1936年（她去世前一年）初夏的一篇日记里。她曾和几家人去八大处野餐，那里是一处古刹群，距北平约十二英里远，在希望逃避城市里的蒸人暑热的北平人中，那里是最受欢迎的去处。按惯例，在西山上，人们多少会放松一些。他们可以脱下正装，换上凉快的白色亚麻服。

倭讷当时像往常一样埋头于研究和写作工作，所以帕梅拉接受邀请，独自前往。乔治·戈尔曼当时已婚并有两个孩子。她写道：他曾向她“示爱” [105] ，意思是曾与她调情，也许还曾求欢。按帕梅拉日记上的记载，她当时断然回绝，并且嘲笑了这种“傻得要命”的做法。

之前倭讷无法跟谭礼士讨论案情，因此他无从得知那位总督察对这篇日记做何感想。他甚至不知道谭礼士读日记时是否已经察觉到乔治·戈尔曼和普伦蒂斯的友谊。如果谭礼士没有察觉，那他可能只会把这一插曲解读为一位通家之好的朋友因为酒劲上头或是热昏了头而进行的一次轻率的、无伤大雅的挑逗。或者也许谭礼士觉得小姑娘误会了别人的意思。但现在这件事看起来含意丰富：它把戈尔曼和帕梅拉联系在一起，而戈尔曼和普伦蒂斯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