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冰凉的旭日（2/2）

中国人中的传谣者现在有了新话题。据说帝王的宫殿现在正在翻新，准备迎接末代皇帝溥仪回归。共产党的间谍正在策划炸掉紫禁城。仍在汉口的蒋介石要在两条道路间做出抉择：要么迁都长江上游的重镇重庆，并在那里死战到底；要么在春天结束之前向东京政府求和，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

倭讷全神贯注于女儿的谋杀案，无论是北平沦陷，还是中国大地上的连天战火，抑或是他自己岌岌可危的身体状况，都不能使他分神半点。当菲茨莫里斯领事于1937年6月把那柄代表了官方意见的小木槌砰的一声敲下，宣布调查工作结束时，倭讷的精神就被击垮了。他的心脏逐渐衰弱，医生命令他好好休息。外交官、警方和媒体都放弃了此案，这使他更加心灰意懒了。

在人们的记忆中，1937年的夏天最为潮湿。为了逃避那可怕的黏腻潮气（中国人叫它“伏天”），倭讷撤到了北戴河海滩上自己的度假别墅中。在那里，他呼吸海边空气，试着恢复元气并接受那个悲剧。他也带去了所有能搜集到的此案的材料，包括报纸文章、审讯记录、尸检报告，还有同情者写来的大量书信。他仔细阅读它们，全神贯注的程度一如之前认真研究中国古本。

在整个秋天甚至是初冬，他多次向驻中国（北平和上海）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呼吁，要求继续调查女儿的案子。“但有我一口气在，就要让这件事全始全终。”他如此写道。 [101]

他也写信给媒体，包括《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华北之星》等。他自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呼吁重启对帕梅拉一案的调查；卷首是一封致凶手的公开信，信中他要求凶手自首。他向天津的总督察谭礼士呼吁，向前门警察局的中国警方呼吁。作为一个父亲，他痛诉心声：

……我看到我的孩子那张无辜的小脸被割坏了一半，流着血。在那个可怕的清晨，她残缺的身体躺在地上。我的目光死死地钉在她身上，那种震惊永远啃噬着我的心。每一天，每一分钟，那景象都重击着我的脑子。 [102]

所有的信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直接拒绝。1938年1月，他接受了事实：自己的呼吁不过是对牛弹琴。他不再写信，而是挽起袖管打算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精力倍增，投身于余生的唯一追求——通过私人调查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他决心让正义在她身上实现，固执地拒绝放弃此案。多年来，有许多人发现倭讷是个奇怪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总是“落落寡合”。但正是因为有钢铁般的决心、坚定的意志和充足的智谋，有这些有时会激怒别人的性格特征，他才能逐渐靠近帕梅拉凶杀案的真相。

他自己着手挖掘覆盖在此案上的层层泥土，准备认识这个城市的地下王国，直至那肮脏腐烂的最底层。北平的富有白人可能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无国籍的白俄无处可去，犯罪分子也不想离开。最后一类人相信自己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也一样能活下来，甚至还能过上好日子。倭讷现在要对付的就是这些人。他买通线人，包括夜总会和廉价酒吧的常客，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地下王国里的阴谋，认识普伦蒂斯和平福尔德，也知道他们口中的“性崇拜”为何物。在“恶土”妓院里工作的俄罗斯女人经常与这帮人打交道。

他也雇人帮自己寻找真相，包括前中国警探。他们都是好人，但日本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靠不住，于是把他们赶出了北平的警察队伍。他们为他追踪散落在中国北方各地的证人。倭讷让自己的情报员在全城散发传单（这次是用中文写的），为寻找目击证人发出悬赏。他利用了北平经济崩溃的机会。失业率急剧上升，食品价格翻了两番，当铺数量也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渴望金钱。

他银行户头上的钱逐渐减少，但也撬开了人们的嘴巴。他们也许也是出于内疚，出于知道内情而又不能宣之于口的心理负担，而不只是看在冷冰冰的现金的份上。倭讷在这项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他所揭露的远比北平许多“安乐椅侦探” [103] 所能想象的更糟糕、更邪恶。

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回到，尽管这可能使人痛彻心扉。他在半真半假的消息和纯粹的谎言中筛选，以搞清楚他自以为非常了解的女儿到底是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