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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我在弥漫着咖啡香气的咖啡厅里，与大久保重道相对而坐。根据稻田富子的描述，当初她和我母亲，以及眼前的大久保，三人曾到井边打水，遇上了想要抛弃婴儿的中国妇人。

“前阵子对谈时——”我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不是提到我哥哥身上的烫伤，以及你跟我们一家人在东北一同逃难的往事吗？”

“什么烫伤？我可不知道有这回事。”大久保诧异地说，“而且你似乎误会了。后来我被征召，离开了开拓团。”

这部分确实与稻田富子的记忆相符。

“大久保先生，你这意思是说，你后来加入了军队？”

“没错，那年应该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吧。我收到了征召令，只好抛下了农具，改拿枪杆子。我被派到苏联跟中国东北之间的边境上的碉堡内，负责警戒工作。拿枪打仗的关东军士兵一天比一天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群长年拿着铁锹导致手掌长满了茧的农夫。”

“因为关东军都偷偷撤退了？”

“没错，我曾偷听士兵们闲聊，才知道上头征召我们只是为了凑人数，瞒过苏联侦察兵，好让关东军能够顺利撤退。说穿了，我们就像是一群伫立在碉堡内的稻草人。但苏联侦察兵可不是麻雀，他们早已看出碉堡内只剩下一群‘稻草人’而已。上头的这项策略，对苏联的进攻丝毫没有发挥吓阻效果，最后我们只好投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我不可能与开拓团一同逃难。”

大久保前后的说法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而且似乎连声音也不太一样了——

“上次在咖啡厅里——你是不是隐瞒了关于我的事？”我问。

“关于你的事指的是什么？”

“我是中国人的孩子，身为日本人的母亲收养了我。大久保先生，你是不是怕我难过，所以隐瞒了这些事？”

“不，我全都照实说了。”

“但我怎么不记得你曾说过这些？”我战战兢兢地问，“大久保先生，我们那天是不是在黑猫咖啡厅见的面？时间是不是上午十点半？”

“是啊。”

那天上午十点半，我确实是在黑猫咖啡厅内，怎么可能见的不是他？在赴约之前，我还用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确认过时间，绝对不可能出错——

绝对不可能出错？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街上到处都有时钟，但我的眼睛看不见，只能仰赖语音手表及家里的语音时钟。只要这两个时钟同时出错，我的时间就会完全乱掉。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偷偷在时间上动了手脚。要对大久保的手表动手脚并不容易，但若是对我的手表，就没有那么困难。

我一整天都戴着手表，只有洗澡及睡觉时才会取下，那个人除非潜入我的家里，否则不可能有机会碰触我的手表。但徐浩然就躲藏在家里，而且他不希望我查出“哥哥”是真货，刻意加以阻挠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大久保先生，你那天是不是遇上了别人？”

“不，那天跟我谈话的人就是你。我记得你的脸，绝对不会错。”

跟大久保谈话的那个人，长得跟我一模一样？难道——

仔细想想，我的亲生母亲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弟弟”生下来？关东军夺走中国人的农地，是在我出生好几年前就发生的事情，当我出生时，亲生母亲应该早已体会到生活的艰苦。既然早知道无法扶养第二个孩子，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我只想得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的亲生父母虽然无力扶养两个孩子，但若是只有一个孩子，日子就勉强过得下去，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期盼的“一个”孩子，竟然变成了“两个”。

同卵双生——

徐浩然并非年纪比我大的哥哥，他的年纪跟我相同。在这样的假设下，整件事就说得通了。徐浩然的声音令我感到特别怀念，那是因为他的声音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就像是从他人的口中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想起了自己婴儿时期的那张照片。在那张照片里，我的脚踝上绑着绣了乌龟图案的缎带。在相簿被烧掉之前，女儿曾在看了这张照片后感到相当好奇。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那是一种趋吉避凶的道具，类似“守背神”。如今想来，或许那是亲生母亲为了区分兄弟俩而绑上的标记吧。母亲领养了我之后，一直没将它取下来。

原来如此，谜底终于揭开了。将装砒霜的小瓶子带出仓库的人不是我，将小瓶子埋在石熊神社的神木根部的人不是我，在咖啡厅里与大久保对谈的人也不是我。

做这些事的人，都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徐浩然。

回想起来，当初在黑猫咖啡厅里，我与假的大久保见面时，女服务生曾显露出狐疑的态度，不晓得该将红茶放在谁的面前，那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女服务生分辨不出来。那天我为了保护脸部，头上戴着帽子，脸上还戴了墨镜；徐浩然当时正遭坏人及入管局人员追捕，为了避人耳目或许也弄了类似的打扮。

看来我有必要与徐浩然见上一面。

三天后，逃亡中的徐浩然与我联系了。我告诉他，“大和田海运”那帮人都被逮捕了，现在他很安全，我希望与他见上一面。地点就选在我的家里。

徐浩然出现后，我跟他坐在客厅沙发上，我将实情和盘托出，包括我已确认岩手县的“哥哥”是真货，以及徐浩然跟我是双胞胎——

“哥哥，你为什么要伪装成‘村上龙彦’？”

黑暗空间陷入了一片沉默。我听着迟疑不决的呼吸声，心中可以想象他正露出计划失败的无奈表情。

“——我是中国人，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住在日本。”他的声音中带着明显的轻蔑。

能被日本人带到日本一起居住的外国人，仅限于配偶及子女，原则上并不包含双亲或兄弟姊妹。我虽然拥有日本国籍，却没办法让徐浩然借此获得居留权。

“从小到大，我的父母经常跟我说，我在日本有个双胞胎弟弟。为了将来能顺利在日本生活，我甚至进了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后来，我遇上了真正的村上龙彦。刚开始他误以为我是他的弟弟，因为我跟你的相貌一模一样，虽然距离战败已过了数十年，但他依稀记得你的长相。当时他以为弟弟跟自己一样，在战后被遗留在东北而无法回归祖国。但是经过交谈之后，他发现我的真正身份是弟弟的双胞胎哥哥。那些年他一直无法回日本，因此经常与我聊起从前的生活。”

徐浩然曾说过，他将过去的经历全部告诉了一个遗孤朋友，结果那个朋友竟然假扮起村上龙彦，夺走了他的人生。徐浩然在废弃工厂里提及的那些往事，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我这才相信他是真正的哥哥。没想到事实竟然完全相反。徐浩然能够正确说出那些回忆，是因为真正的哥哥把人生经历都对他说了。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日展开一连串访日调查团的活动，村上龙彦成功回到了日本，这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偷渡到日本？”

“是母亲的过世。我变得举目无亲，开始对未来的人生感到不安。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到日本，给将你扶养长大的养母，收信人的地址就是当年刻在你家柱子上的那串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