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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原本预定四天三夜的旅游行程，因我接到夏帆肾病恶化的消息，在第三天便提前结束了。

由香里在电话中告诉我，肾脏移植已是刻不容缓，一定要尽快找到捐赠者才行，她恳求我再拜托伯父一次看看。但我知道那是没有意义的事，因为“哥哥”是个假货，就算他愿意接受检查，最后医生还是会因为二者无血缘关系而拒绝动手术。

话说回来，当年在认亲活动会场上，母亲见到“哥哥”时喜极而泣的表情，难道全是装出来的吗？倘若真是如此，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将一个毫无瓜葛的中国人当成遗华日侨，甚至将这个人迎回家中，对母亲有何好处？

等等——“哥哥”是中国人吗——？

他会不会是个日本人，一个找不到身份担保人，因而无法返回祖国的遗华日侨？母亲会不会是基于同情，才假装他是自己的儿子？不——这还是说不过去。就算是日本人，母亲没有理由为一个毫无瓜葛的外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一旦母亲将这个人认定为自己的儿子，义工团体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真正的“村上龙彦”。换句话说，一旦将假货认定为儿子，就等于放弃了与真正的儿子重逢的可能性。

我回想起一件事。当年出发逃难前，母亲曾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当时母亲告诉我的理由是“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很焦急，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但冷静想一想，母亲何必连一起生活过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父亲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只要刻一句“我们回岩手老家了”不就行了吗？

还有，为什么母亲要刻中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里，会不会包含了写给某人的讯息——？

到头来，京都旅行时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一趟旅行之后，反而让我产生了新的谜团与怀疑。乍看之下以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就这么遭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宛如一只闯入都市深夜的萤火虫。

到了东京我连家也没回，直接就前往医院。探望过夏帆后，我告诉由香里：“我求过了，哥哥还是不答应。”女儿那沮丧得仿佛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声音，令我心如刀割。

真正的哥哥还活着吗？抑或已经死了？我苦苦思索了这个问题好几天。

这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着晚餐，忽然门铃响起，我探摸到墙边的对讲机。

“哪一位？”

“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听声音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敝姓巢鸭，东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备官。”

东京入境管理局？我心想，多半是为了那个自称正牌村上龙彦的徐浩然而来的吧。但我与那个人只用手机通过一次电话而已。

“有什么事吗？”

“能进去谈吗？”

我迟疑了数秒，应了声“好”，在黑暗中沿着墙壁走到玄关，打开了门。入境警备官似乎有两个人，我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引着他们入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是关于上次那个‘骗子’的事吗？”

我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是因为不希望让陌生人在家里待太长的时间。遭人过度窥探隐私的感觉，有点像是戴上了眼罩后被脱光衣服一样，令我不安。

“骗子？”巢鸭的口气有些诧异。

“大约两星期前，你们的同事才来找过我。”

“这可玄了，在今天之前，我们入管局从不曾与你有过接触。”

接触——对方竟然用这种仿佛把我当成犯罪者的字眼，令我大感不满，但我压抑了情绪，说道：“那天有两个自称东京入管局人员的人在路上向我问话。”

就在说出“自称”这个词的瞬间，我心里也觉得有些蹊跷。没错，仔细回想起来，那两人只是“自称”东京入管局人员，却没有摆出任何确凿证据。当时他们虽然向路过的妇人出示了手册，但那搞不好只是在演戏而已。他们故意让第三名同伴伪装成路人，演了出示证件的戏码，好取得我的信任。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的口音完全没有中国腔，应该是地道的日本人。他们声称徐浩然是个骗子，逼我说出徐浩然的下落。

“村上先生——看来你是被人骗了。”

“——我就当你们是真正的入管局人员吧。这次又是为了什么事来找我？”

“若你想要确认我们的身份，可请你信得过的亲友过来。”

巢鸭说得泰然自若，没有半点心虚。

“算了，不用了。”

“好，那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今年二月中旬，发生了一起日本货柜船偷渡案。”

“这我在收音机上听过了。绝大部分都死了？”

“对，只有两人存活，一个趁机逃了，另一个已被我们入管局逮捕了。”

逃亡的那个正是徐浩然，当初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村上先生，你在这起案子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是那艘货柜船的舵手，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的问题若引起了你的不快，请见谅。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你是偷渡案的共犯。”

“既然如此，你们为何盯上了我？请告诉我理由。”

“——因为那些寄到你老家的点字俳句。”

我一愣，完全没料到对方会在这时提到俳句的事。

“我确实收到了一些内容惊悚又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俳句，但上头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我也猜不出是谁寄的。”

“寄信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被我们逮捕的偷渡客。”

“什么？是那个偷渡失败的中国人？那我就更是一头雾水了。”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为何这么问？我可不认识任何中国人。当年我在东北的时候，确实曾跟一些中国孩童一起玩耍，但那已经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你还没出生呢。我问你，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几岁？”

“他叫马孝忠，今年三十五岁，但这身份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敢肯定。”

果然不出我所料，写出那些俳句的人是个中国人。汉俳不重视季语，而那些俳句的耸动字眼里也不包含季语，这样的推测果然是正确的。

就在这时，远处的架子附近忽然传来细微的声响，我竖起了耳朵。细听坐在前方的入管局人员的声音，推测乖乖坐在前方沙发上的入管局人员很可能只有一人。

“我可没有看到搜查令。”我望着架子的方向，故意说得毫不迟疑，“入管局人员在视障人士的家里‘偷鸡摸狗’，可是新闻媒体最喜欢的话题。”

一阵沉默之后，架子的方向传来男人神经兮兮的说话声：“我们并没有搜查令。请别误会，我只是闲着没事，随手碰了架子上的饰品。”

“不如我借你一颗铃铛吧，你若无事可做，请你玩铃铛，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

“——失礼了。”一阵脚步声走近，接着我听见桌子对面的沙发承受体重的细微声音。

“总而言之，我不认识那个姓马的中国人。”

“那就奇怪了，有谁会寄俳句给陌生人？”巢鸭的口气变得严厉了许多，“我们怀疑这里头隐藏着某种暗号，其中的句子，都与偷渡有关。在那通气孔被塞住的货柜里，马孝忠的妻子及小孩都死了。握着天后宫护身符断气的模样，实在令人同情。”

我细细回想心中记得的俳句内容，确实包含了“我的孩子与妻子/美梦破碎了”“日出之国/心之所向”“死亡的狂风暴雨”之类的字句，但更令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这么说来，你们看过了那些信的内容？两星期前，我家有遭人入侵的迹象，原来是你们在搞鬼？你们为了偷看那些俳句，溜进了我家里？”

“若你怀疑家里有人入侵，建议你赶紧报警处理。我们知道俳句的内容，并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违法手段，而是因为那些信是在我们的协助下寄出的。”

“什么？”我扬起眉毛，露出要求解释的表情。

“在入管局的监视下，你认为那个中国人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寄出那么多封信吗？他要寄信，当然必须获得我们的同意。”

“你们入管局为什么要帮他做这种事？”

“请听我解释。马孝忠这个人口风很紧，我们问他关于偷渡的方法及中介者的身份，他死也不肯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他曾在日本违法居留了十年的时间，因此日语说得相当流利。经过我们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两年前因违法居留被发现，遭驱逐出境，这次又企图偷渡回日本。一旦遭到驱逐出境，则五年之内不得入境，他要重回日本只能采取偷渡的方式。”

“他为什么要偷渡到日本？为了钱吗？”

“钱应该也是原因之一，但这似乎并不是主要动机。他在中国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办法才企图带着妻小一家四口移居到日本。我们从他口中问出来的事，就这么多而已。毕竟除了另一名逃亡者之外，他是唯一能够‘提供案情的人’，我们也是伤透了脑筋。有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想寄信给日本的朋友’。”

“——原来如此，所以你们才想要利用这一点。从信中的内容，或许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村上先生真是聪明。当然，马孝忠一定也知道我们会偷看信的内容。他对我们说，收信人眼睛看不见，希望我们借他一本‘教点字的书’。我们为他准备了教学书及点字器，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看那本书，又拿着点字器研究了老半天，才终于打出一句话。这封信的收信地址，便是你的老家。我们试着查过这首俳句，却什么也查不出来。从那天之后，他每隔一天就打出一首俳句。我们猜想，等他把所有俳句打完，应该就能看出暗号了。就在前几天，他寄出了第十四封信后，对我们说‘不需要点字器’了。但我们把所有俳句放在一起，还是看不出任何端倪。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直接来拜访你。”

“若我是共犯，当然不会承认那是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