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2）

我将“液体探针”装在杯口，倒入烧酒，液面碰触到探针的瞬间，仪器发出了“哔哔”声响。接着我摸到三角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两颗镇静剂，就在我打算配着烧酒将药吞下的时候，手机响起。

“喂？”我接了起来，对方却没有发出声音。知道这个手机号码的人，只有女儿及其他寥寥几人。“喂？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正感到狐疑之际，手机另一头传来了带着中国腔的日语。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吗？”

“对，你是谁？”

对方迟疑不答，对话再度中断，我只听见了拿不定主意的细微呼吸声。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等等——我是村上龙彦，是你的哥哥。”

我顿时瞠目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原本想要说的话都哽在喉咙，张大了的嘴只冒出嘶嘶气声。心脏宛如遭狂牛踢了一脚，在肋骨内侧剧烈弹跳，握着手机的手掌一瞬间已汗水涔涔。

哥哥？这个人说他是哥哥？

“你——”我勉强挤出了沙哑的声音，“你是——我哥哥？”

这句话连我也不禁觉得可笑，竟然问了这么愚蠢的问题，却没有提及关键。

“我的哥哥住在岩手县的老家，如果你只是想恶作剧的话——”我接着说道。

“住在岩手县的那个人是假货，我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

我为了证明住在岩手县的哥哥是假货而四处奔走，这两天才印证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此时接到自称是真正的哥哥的男人打来的电话，我反而开始为岩手县的哥哥说话。这样的矛盾，只能用滑稽来形容。或许最大的原因在于我无法相信这个突然打电话来的男人吧。

“那家伙抢走了我的人生——因为他的关系，我没办法以遗华日侨的身份回归祖国。我迫不得已，只好在一个月前躲进了货柜船的货柜里，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日本。那个假货已利用我的身份取得永久居留权，我除了偷渡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货柜，偷渡——这两个字眼刺激了我的记忆。前阵子我确实通过收音机广播听到了这个新闻。一大群偷渡客因货柜通气孔遭封住而死亡，只有两个人存活，其中一个人逃了，另一个人遭到逮捕，目前还在住院观察。

“我看过这个新闻。你就是那个逃亡的偷渡客？”

“对，我躲在尸体堆里，趁警察及入管局人员不注意时逃走了。据说在日本战败后，有些遗孤为了避免被苏联兵杀害，故意躲藏在同胞的尸体堆中。这次我用了相同的法子。”

我听着对方的声音，内心竟涌起一阵怀念。从前我一定听过这个声音——这是能够带给我安心感的声音——

“你忘了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你才四岁，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那时我很照顾你，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我的本能——或者该说是我体内所流的血，在告诉我“这个人是真正的哥哥”。但我不能囫囵吞枣地相信他的话，还是得找到明确的证据才行。

“若你是我真正的哥哥，现在立刻来找我，证明给我看。”

“现在不行，我正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一旦泄露行踪，马上就会没命。”

“是谁要杀你？”

“这我不能说。总之，你不能相信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

“别以一副陌生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逃难途中被日本兵砍一刀那件事？渡过松花江时被冲走那件事？还是右手腕上的烫伤？”

大久保重道告诉我，我的哥哥曾被火炉的火焰烫伤，是他为哥哥包扎伤口的。这件事应该只有大久保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我哥哥？

“还是要我告诉你，我被一对中国夫妇救起，他们把我扶养长大，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徐浩然’？”

“徐浩然——这就是你的名字？”

岩手县的“哥哥”是被一对姓刘的夫妇救起并收为养子的。倘若电话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哥哥，那就代表那对姓刘的夫妇也是假货。这三人（他们说养父已经去世了，但这可能也是假话）联手欺骗了我跟母亲。

“我刚刚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徐浩然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本名是村上龙彦。”

“——对我来说，你现在还只是徐浩然。”

在掌握明确证据之前，我不能随便称这个人为“哥哥”。或许他只是当年在东北曾跟我一起玩过的中国孩童。若是如此的话，我对他的声音依稀有些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开拓团里有不少中国工人，这些人的孩子们经常与我跟哥哥玩在一起。

“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我蓦然想起，在抛弃开拓团家园的那一天，有个中国男童与被誉为“横纲”的哥哥相拥而别，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好吧——”徐浩然的声音夹带着叹息，“你现在就当我是徐浩然吧。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千万别相信假货说的话，否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哥哥”，到底哪个是假货？抑或，两个都是？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这太简单了，方法多的是。”

这句话显然只是在搪塞。为什么他不肯实话实说？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只有由香里及从前帮助过我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职员，还有最近才联络的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及那位老妇人。若不是其中一人告知，他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徐浩然到底是从何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要查出训练中心职员或比留间等人跟我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刚偷渡至日本且遭警察及入管局通缉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这么说来，应该是由香里？难道她将徐浩然藏匿在她的住处？仔细想想，女儿倘若遇上了我的亲哥哥，绝对会紧抓着不放吧。因为我哥哥与夏帆属于六等亲之内，符合捐赠器官的规定。难道由香里是以捐赠肾脏为条件，才答应让徐浩然躲在她的公寓里——？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徐浩然说道，“千万别听假货说话。那些假话听久了，总有一天耳朵会烂掉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紧贴着手机的耳朵里，依然缭绕着徐浩然最后那句警告之语，久久无法散去。

我一回过神来，就依着早已记下的步骤操作手机，打开来电记录，回拨了那个号码；但我只听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嘟——嘟——嘟——”的电子信号声。

“您拨的号码没有响应。”电话另一头的语音如此回复。

我咂了咂嘴，切断手机通话。看来徐浩然已不打算与我对话，这个人擅自打电话给我，却又擅自挂断电话。

于是我改为拨打女儿的号码。

“干什么？夏帆要开始洗肾了。”由香里的口气相当不耐烦。

“没什么，只是那个——”

“什么事？有话快说。”

“啊，嗯——刚刚我接到一通电话，该怎么说呢——”

“不能下次再谈吗？”

“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让徐浩然躲在你家里？”“什么？那是谁啊？”

对于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由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反应。

“啊，没烟了——”

“烟？你抽烟吗？”

我回想起当初在公民馆会议室内，与比留间交谈时闻到的那一丝烟味，当时在场的第三人到底是谁？

“不行吗？”由香里说，“只要我死了，就可以把另一颗肾脏给夏帆了——我开玩笑的，这种话可不能在夏帆面前说，不然她又要哭着跟我道歉了。我想听她说的是‘谢谢’，而不是‘对不起’。”

女儿那种强忍悲伤的口气，令我听得心如刀割。

“洗肾要开始了，先这样吧。”由香里挂断了电话。

我疲惫不堪地吁了一口长气，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到底哪些事情是真的，哪些事情是假的？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谎言，又欺骗了谁？我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

刚开始只是为了调查哥哥是否为假遗孤，没想到越查越是疑点重重。向遗孤援助团体的比留间寻求协助，却遭到言辞暗示与恫吓。回程的路上，又差点被人推入车道，若不是我及时回头，恐怕已经被车撞个正着了。甚至连岩手县的“哥哥”也打电话来，说有人看见我拿走了装砒霜的小瓶子。

而现在——我竟然接到了自称真正的哥哥的人打来的电话。

我到底该相信谁？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摄影师，而非上班族。摄影界是个相当封闭的圈子，要成功只能仰赖严格的师徒制度、私交及人脉。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持之以恒地靠着手中的相机保存了日本各地景色、历史及传统。

一九六六年，我与为了出版我的摄影集而尽心尽力的女编辑结了婚，三年之后生下了由香里。我拍的照片渐渐受到青睐，靠着夫妻俩的收入，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若刨除待在难民收容所那噩梦般的一年，我的人生到这时为止都还算是幸福的。

但当年在东北的那些遭遇，并没有随着时间流转而成为过眼云烟。那段过去宛如滴着鲜血的恶鬼之爪，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伤害着我的身体。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感到视野变得模糊，小字看不清楚而已，但那时我已接近四十岁，我满心以为那只是来得有点太早的老花眼。当时我正沉浸在拿着照相机跑遍全日本的快乐之中，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直到眼睛的问题开始影响摄影工作，我才前往眼科就诊。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白内障，我这才回想起当年刚离开难民收容所时，曾因营养失调而一度双眼失明。如此想来，病灶很可能早在那时候就潜藏在眼球中了，由于眼睛内的水晶体没有血管及神经，就算出现了病变也不会感到疼痛。

白内障的恶化没办法以服药的方式阻止，水晶体中的混浊物绝对不会消失，而且水晶体无法随意更换，不能与照相机的镜头相提并论。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只剩下动手术一途。做法是将硬化的水晶核整个摘除，并植入人工水晶体。据说只进行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有感觉，听得见周围的声音，也可以开口说话。

医生的说明让我越听越害怕，最后我选择了逃避。过了好一段日子，当我再度至眼科就诊时，已错过了能动手术的时机，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再过不久我就会完全失明。我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及价值观都在那一瞬间完全瓦解，一股人生已走到尽头的绝望感，令我整日食不下咽。我原本抱着医生有可能是误诊的期待，前往其他医院接受检查，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在下初雪的日子洗眼睛，眼睛就会变得很健康。”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这句故乡俗谚，曾经也试着照做，迷信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我失去了四十一年来肉眼所看见的世界，也失去了长年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我便活在黑暗当中。

日常生活的一切琐事都变得困难至极，就连在自己家里，我也没办法独自走动。那时由香里还是初中生，正在准备考试，我却没办法帮上任何忙。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夹菜也变得相当困难，我曾经在失败了数次后，气得直接用手抓起菜肴塞进嘴里。

早知如此，就应该在确定即将失明时，先接受生活训练才对。点字、步行、饮食、外出——听说在失明前先学会这些基本能力，失明后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当初医生劝了我很多次，但我无动于衷，总认为一旦接受训练，就等于接纳了失去光明的未来，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会消失。长期不肯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我变成了什么也做不到的废人。

“吃饭的时候掉饭粒，眼睛会看不见。”

小时候每当我吃相不雅，母亲就会用这句话告诫我。难道我失明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去他的，当然不是。

“要不要买根导盲杖？学会使用方法后，我陪你出去走走。”妻子菜菜美好几次向我提议这件事。

根据《道路交通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视障人士外出必须使用导盲杖，或是带导盲犬。但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一旦依赖了那种东西，长年建立的尊严就会土崩瓦解。

失去了视力之后，我依然选择逃避现实，整整有七年的时间，家成了我的全世界。就算走到户外，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那跟待在家里有何不同？熙攘的人群？喧嚣的都市？大自然的气息？失去了景象之后，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幻觉。

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讯息来自视觉，换句话说，我仅能获得百分之十五的讯息。但就连这些借由其他感官获得的讯息，我也弃之不理。我选择了依赖，在视力正常者的帮助下，生活不再困难。

菜菜美及由香里不再当着我的面看电视。失明前，家人之间争夺遥控器也是生活乐趣之一，不论谁赢了，三人都会看得很开心。

如今家里不再有笑声，每天都像在办丧事一样。我则像是变成了灵魂，自空中俯瞰着自己的葬礼——

失明之后，每当沉默之时，我的眼中便会“看”到焦虑、不耐烦与不满的面孔。因此，只要妻子及女儿不说话，我心中就会有股难以克制的怒火。

“怎么不说话？一定又在想逃离我身边的方法吧！”

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让我大发脾气。每当菜菜美建议我报名参加住宿制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课程，我就会产生被害妄想，破口大骂：“你想甩开我这个包袱，对吧？”由于看不到表情，妻子的啜泣声更让我感到焦躁、不耐烦。

由香里参加成人式后一个月，菜菜美有一天将笔递到我手里。

“大学要交的数据，需要父亲的签名。”

在黑暗中写字并不容易，但只要使用有着长方形开口的签名尺，就不用担心字写歪或超出范围。

我依着菜菜美的指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一天起，菜菜美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察觉不妙，伸手到柜子及书架上一摸，发现许多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我每天过着完全依赖菜菜美的生活，竟没有察觉她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得知我们已经离婚了。菜菜美知道我绝对不会答应离婚，因此骗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