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起落落（1/2）

下午两点，玛丽娜忽然听到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她把门打开，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伯爵。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脖子被她紧紧抓着。这一幕差点把玛丽娜惊成了对眼。

“啊，玛丽娜，”伯爵意味深长地扬着眉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尼娜·库利科娃？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她的女儿，索菲亚。她要和我们一起在酒店住些日子。”

玛丽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伯爵没给她介绍，她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同时她也已经看出，小女孩对屋子那边传来的转动声很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她说，“我和你妈妈很熟，那时她也就比你现在大几岁。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缝纫机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

“那好。来，我带你过去看。”

玛丽娜把手伸过去让索菲亚牵着，然后领着小女孩来到屋子的另一头。她的助手正在缝一条品蓝色的垂帘。玛丽娜低下身，让自己变得和索菲亚一样高。她指着机器上的各个部件向她解释起它们的用途来。然后，她又让年轻的女裁缝把她们收集的所有面料和纽扣拿出来给索菲亚看，她自己则面带询问的神色回到伯爵身旁。

伯爵把昨天发生的事很快地低声讲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

“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是，你说得对，”伯爵后悔地承认道，然后，刚想接着往下讲些什么，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此前他竟从未想到，真令人难以置信，“玛丽娜，我来是想看看，过一会儿我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开例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忙照看索菲亚一小时？”

“当然可以。”玛丽娜说。

“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就像你刚才说的，索菲亚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支持和照顾的人。刚才我一直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你发自本能地对她那么温柔，和你在一起，她马上变得特别放松，所以我突然觉得，她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显然是母亲的感觉，是母亲的方式，母亲的……”

可玛丽娜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对他说：

“别要求我做这些，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求你自己吧。”

我能行，伯爵一边跃上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跑去，一边对自己说。说到底，他只是需要稍微做个调整——把家具换个摆法，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另外，因为索菲亚年纪太小，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他早晚还得找个人陪她，尤其在他上班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则干脆请一天假。至于他负责的餐桌嘛，他会建议分摊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

伯爵赶到“三巨头”开会的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几分钟。伯爵觉得，是好朋友才会无须对方开口便知晓对方的需求。只听安德烈说道：

“你来啦，亚历山大。埃米尔和我刚刚还在说，今晚要把你的桌子分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负责呢。”

伯爵身体往椅子里一坐，长长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他说，“我明天一定得想出一个长久之计来。”

主厨和主管不解地看着伯爵。

“长久之计？”

“你让他们俩分摊我的桌子，不就是因为我今晚来不了吗？”

“今晚来不了？”安德烈惊得倒吸一口气。

埃米尔大笑起来。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周。你说好十点要去黄厅的。”

我的老天 (8) ，伯爵心想。他把这事从头到尾给忘了。

“更重要的是，七点半红厅还有高尔基汽车厂 (9) 的晚宴。”

为了纪念建厂五周年，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今晚将在此举办晚宴庆祝。除了厂方的主要工作人员，赴宴的还将有主管重工业的政治委员，以及三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后面这几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由我来负责吧。”伯爵说。

“好，”主管说，“德米特里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说完，他把两只信封放在桌上朝伯爵推了过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人的习惯，红厅里的桌子摆成了一个长长的u字形，椅子则摆在桌子朝外的一侧。这样，所有人就座之后不用伸脖子就可以看见参加宴会的领导人。检查完毕，伯爵对餐厅里的布置非常满意，他这才把注意力转到安德烈交给他的两只信封上来。他先把那封小一点的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今晚的座位安排图，这张图应该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个部门制定的。然后，他又打开了大一些的信封，把标有客人姓名的席次牌倒了出来，然后照着座位图示将席次牌在桌上摆好。伯爵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把自己的活儿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把手里的信封卷起来，往裤口袋里一塞。他这才发现，口袋里面还塞着另外一封信。

伯爵拿出第三只信封，皱着眉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把它转过来，看到信封上杨柳般纤柔的手写字体。

“哎呀！天哪！”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伯爵立刻从红厅里冲了出去。他跑到走廊尽头，飞快地爬上一层楼梯，来到311号套房的门口。他见门是开着的，便悄声进屋，把门在身后关上。他穿过客厅，来到卧室。一个身影正站在窗前，她闻声把身体转了过来，同时，衣服唰的一下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伯爵轻咳了一声作为答复。

“安娜，亲爱的……”

注意到伯爵脸上的表情，女演员开始把衣服往肩膀上拽。

“非常抱歉，今天同时发生了好几件意外的事，我今天没法履约了。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还得求你帮我个小忙。”

在他们认识的十五年以来，这是伯爵第一次开口求安娜帮忙，而且，他所求之物还不到两盎司重。

“当然，亚历山大，”她答道，“什么事？”

“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一般带几只箱子？”

几分钟后，伯爵从员工的专用楼梯匆匆下了楼，手里拎着两只巴黎旅行箱。他忽然想起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还有他们所有的前任行李员：忽然间，他对所有这些人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安娜的箱子尽管在做工与用料上都十分讲究，它们的设计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该如何搬它们。那个皮革提手是如此之小，甚至容不下两根手指。可在箱子的尺寸上，设计者又如此大方，以至于搬运者每走一步，箱子都会撞一下楼梯栏杆，继而撞到人的膝盖。可那些酒店行李员怎么就能拎着这样的箱子健步如飞呢？并且，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一只箱子上通常还有一个帽盒。

来到酒店底层，伯爵穿过几道员工专用门，径直来到洗衣房。他往第一只箱子里塞了两条床单，一个床罩，还有一条毛巾。而在第二只里塞了两个枕头。然后，他提起箱子，爬了整整六层楼，回到楼上。在通过塔楼的楼梯时，每一次拐弯，箱子都会重重地磕到他的膝盖。终于，回到房间后，他把拎回来的床上用品从箱子里取出来，然后又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从那间弃置不用的屋里找来了一只床垫。

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伯爵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办法。但床垫自己似乎很不乐意。因为当他弯下腰，想把床垫从弹簧床上抬起来时，它却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开，展现出它原本的宽度，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他想方设法地把它立起来时，它却像快要从他的头顶上翻过来一样。最后，他终于沿着走廊把它一直拖进了自己的房间，等他砰的一声把它放在地上后，它便把四肢百骸全都摊开，占领着地板上的每一寸地盘。

这样肯定不行，伯爵双手撑在自己的髋部，心想。如果床垫就这么放在那儿，那他们还怎么在屋里走动呢？他肯定也不想每天都把床垫在屋里拖进拖出。忽然，十六年前早上的一幕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脑中闪现了出来，给了他灵感。他自我安慰道，这个房间总比旅行时坐的火车要舒服。

对，他心想，就是这样。

于是，他把床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并且警告它说：识相的话，就给我别乱动。然后，他提着安娜的箱子，走下四层，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食品储藏室，所有的罐装西红柿都在此储存。这些罐头盒高约八英寸，直径六英寸，用作这个目的最合适。所以，他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楼上之后（当然免不了要先喘会儿粗气），就马上开始了一番堆叠、码放、抬举和拖拽，然后才又停下来。房间收拾完毕。他把安娜的箱子还了，然后飞奔下了楼梯。

伯爵来到玛丽娜的办公室时（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看见女裁缝和索菲亚正坐在地板上亲热地聊着什么，这才放下心来。索菲亚见他来了，一下从地上蹦起来，将她手里的娃娃伸出来给他看。布娃娃身上新添了一条品蓝色的裙子，裙子前面还钉了一排黑色的细纽扣。

“你看我们给布娃娃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叔叔？”

“好漂亮啊！”

“她还真是个干裁缝的料。”玛丽娜说。

索菲亚拥抱过玛丽娜，然后带着她那位刚刚换了新装的小伙伴走到走廊。伯爵正准备跟出去，却被玛丽娜叫住了。

“亚历山大，你今晚去上班，索菲亚怎么安排呢？”

伯爵咬了咬嘴唇。

“好吧，”她说，“今晚我陪她。但明天你得另外找人。你可以找酒店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比如说娜塔莎。她还没结婚，方便带孩子。但你得付她合理的报酬才行。”

“娜塔莎，”伯爵感激地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一早就去跟她说。合理的报酬，那是绝对的。太谢谢你啦，玛丽娜。七点左右我会让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人把你和索菲亚的晚餐送来。按昨晚的经验，九点之前她应该就睡着了。”

说完，伯爵刚要转身离开，又转了回来。

“还有，对不起，我早先说的那些话……”

“没关系，亚历山大。你也是着急嘛，而且，你以前又没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可我相信你能应付。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仿佛是为了给他举个例子，女裁缝把一个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东西塞到伯爵手里，又跟他交代了几句。

这样一来，当他们俩爬完五层楼梯，回到房间，她又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转过来盯着他看时，伯爵早已胸有成竹了。

“你想玩个游戏吗？”他问。

“想。”她说。

“那你到这边来。”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领着索菲亚从衣柜门穿过去，进到书房里。

“哦，”刚从那边出来，她便说，“这是你的秘密房间吗？”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房间。”伯爵答道。

索菲亚认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她懂了。

索菲亚有点害羞地指着墙上的画问道：

“那是你妹妹吗？”

“是的。海伦娜。”

“我也喜欢桃子。”她伸手在咖啡桌上摸了摸，“这是你祖母喝茶用的桌子吗？”

“是的。”

索菲亚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准备好了，我们玩游戏吧。”

“好。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你到卧室去，从一数到两百。而我留在这儿，把这个东西藏在书房的某个地方。”说完，伯爵像变魔术一样把玛丽娜给他的那枚银色顶针亮了出来，“索菲亚，你知道怎么数到两百吧？”

“不知道，”她坦言道，“但我可以把一百数两遍。”

“很好。”

索菲亚从衣柜里钻了出去，把身后的柜门关上了。

伯爵朝屋里四下扫了一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既能给她适度的挑战，又不会欺负她年纪小的地方。考虑了几分钟，他走到小书架前，小心翼翼地把顶针放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上面。然后，他便坐了下来。

两百刚数完，柜门就被打开了一条缝。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好了。”

索菲亚走进屋。伯爵原以为她会在屋里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每个角落都找上一遍。可正好相反，她安静地站在门口，安静得几乎让人觉得不安。她把屋里的每一个区域像象限一样逐个审视了一遍。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径直走到书柜前，从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上面把顶针拿了起来。一切完成得那么迅速，倘若伯爵也在数数的话，恐怕一百都没数完东西就被她找到了。

“不错。”伯爵有些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再玩一次。”

索菲亚把顶针还给伯爵。索菲亚一离开房间，伯爵便立刻埋怨起自己没在提议玩第二轮之前就把藏的地方想好。现在他只有两百秒的时间来找出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且，仿佛是想让他变得更紧张，索菲亚开始大声数起数来。她的声音那么响，他隔着关上的衣柜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突然间，在屋里急得乱窜，这里瞅瞅那里瞅瞅的人变成了伯爵自己。他不是嫌这个地方太容易，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太难。最后，他把顶针塞在了书柜对面那只被称作“大使”的箱子的提手底下。

索菲亚回到屋里，她采取的步骤还和刚才一样。只不过，这回她似乎早料到伯爵会玩些小花招，所以她选择从与之前找到顶针的位置方向相反的角落开始查看起来。她只用了二十秒便将它从藏的地方抽了出来。

很显然，伯爵低估了他的对手。他把顶针藏在这么低的地方，倒让索菲亚的身高发挥了天然的优势。因此，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轮里在她的劣势上做做文章。他要把它藏在离地面六七英尺高的地方试试。

“再来一次？”他狡黠地笑着问道。

“该你啦。”

“该我什么啦？”

“该你找，我来藏啦。”

“不，你看啊，在这个游戏里面，藏东西的一直都是我，而你呢，只管找。”

索菲亚仔细看了伯爵一眼，和她母亲的神态一模一样。

“如果藏的总是你，找的总是我，那就不叫游戏了。”

伯爵皱起了眉头，这一观点让他无法反驳。见她把手伸过来，他只好恭敬地把顶针放到她的手心里。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她有些不放心地扯住了他的袖子。

“亚历山大叔叔，你不会偷看吧？”

偷看？伯爵本想回她一两句，来捍卫罗斯托夫家族诚实正直的传统。相反，他保持了冷静。

“不，索菲亚。我不会偷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伯爵出了书房，来到卧室，嘴里一路上犹自念叨着他从来说话算话的，打牌作弊、打赌赖账之类的事他可从来不做。然后，他就开始数起数来。数到一百五时，他听到索菲亚在书房里走动；数到一百七十五，他又听见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伯爵知道绅士和无赖的区别。他继续数着，直到屋里完全安静下来。这时，他已经数到二百二十二。

“不管你好没好，我都进来了啊。”他大声说道。

等他进到书房时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高背椅里。

伯爵颇为夸张地把双手背在身后，一边在屋里转悠，一边嘴里哼着。两圈转完了，那只小小的顶针却仍未现身。他开始更加认真地搜寻起来。他学着索菲亚刚才的方法，把房间分成四个象限逐一筛查，可还是一无所获。

忽然，他想起刚才听到过椅子被搬动的声音。根据索菲亚的身高和手臂的长度，伯爵估计她至少可以够到离地面五英尺的位置。于是，他到妹妹画像的后面看了看，还检查了小窗户的开关底下，甚至连门框顶也都看了。

还是没有顶针的踪影。

他偶尔会回头朝索菲亚看，以为她会不由自主地往藏东西的地方扫上两眼，从而把线索暴露给他。可令人沮丧的是，她一直保持着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仿佛她与眼下正进行的搜索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来回晃悠那双小脚。

伯爵学过心理学。他知道，从对手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正如刚才他想利用她身高不足的劣势，此刻她或许也正在他的身高上做文章呢。当然啦，搬动家具的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她爬到椅子上去了，也可能是先把哪个物件移开，再将东西藏在那个物件底下。伯爵趴在地板上，像蜥蜴一样从书柜旁一直爬到那只叫“大使”的皮箱边，然后又爬了回去。

可她依然悠着两只小脚在那儿坐着。

伯爵站起来，挺直全身，把头往倾斜的屋顶上砰砰地撞了几下。刚才跪在硬木地板上已让他的膝盖骨隐隐作痛。他的衣服上也沾满了灰。他正不知所措地朝屋里看着。终于，他意识到一种可能性正像猫路过草坪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向他慢慢袭来。而那只猫的名字叫：失败。

可能吗？

他，罗斯托夫家族的人，要准备认输了吗？

一句话：是的。

没别的方法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自然要埋怨自己几句，但他首先要埋怨的是玛丽娜和她所谓的简单游戏带来的乐趣。他深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他来到索菲亚跟前，那神态就像奥地利的马克将军站在拿破仑面前请降一样。在那场战役中，只有俄国人的部队侥幸逃过了拿破仑的围攻。

“干得不错，索菲亚。”他说。

自伯爵走进屋起，这还是索菲亚第一次直视他。

“你认输吗？”

“我放弃了。”伯爵说。

“放弃和认输是一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认输的意思。”

“那你就该那么说嘛。”

他的屈辱感一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输。”他说。

索菲亚痛快地接受了他的认输，却丝毫没有扬扬得意的表情。她跳下座椅，朝他走去。他侧过身，打算给她让道，以为她把顶针藏在书柜的什么地方了。可她并没有朝书柜走去，相反，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然后把手伸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将那只顶针取了出来。

伯爵惊呆了。

事实上，他有些语无伦次了。

“可，可，可是，索菲亚，这不公平。”

索菲亚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为什么不公平？”

又是一句该死的为什么。

“就是不公平。”伯爵答道。

“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屋里任何地方。”

“就是啊，索菲亚，我的衣服口袋并不在屋里啊。”

“我把顶针藏进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口袋在屋里嘛。而且，你找它的时候，它也在屋里呀。”

伯爵凝视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这位最擅长使“障眼法”的高手今天反过来被人算计了一把。当她把他叫住，可爱地扯着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偷看的时候，那其实是掩护她偷偷把顶针塞进他口袋的障眼法。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数到了两百还不叫他进去，全都是在演戏。一个不折不扣、瞒天过海的把戏。甚至在他焦头烂额地四处寻找时，她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攥着小布娃娃身上那件漂亮的蓝裙子，自始至终都没露出任何破绽。

伯爵往后退了一步，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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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到了。伯爵下到酒店一层，把索菲亚托付给玛丽娜照看。接着，他又跑回六楼去取索菲亚的布娃娃，然后又一次下到底层，把布娃娃给她送过去。之后，伯爵才往博亚尔斯基餐厅走去。

伯爵为自己的迟到向安德烈道过歉之后，便很快将他的团队检查了一番，又巡视过所有的桌子，摆好杯子，摆齐餐具，又向埃米尔看了一眼，然后才发出打开餐厅门的指示。七点半，他赶到红厅去负责高尔基汽车厂的晚宴。十点，他又沿着走廊向黄厅走去，门口有大个子在守卫。

自一九三〇年开始，伯爵和奥希普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会在一起用餐，以帮助这位前红军上校进一步了解西方。

刚开始的几年，他们把时间花在了学习法语上。其中包括法国人的习语和各种形式的称谓，拿破仑、黎塞留 (10) 、德塔列朗 (11) 等人物，启蒙运动的精英，印象派的天才，以及他们对“我也说不上来”这句口头禅的普遍喜爱。接下来几年，伯爵和奥希普则研究起了英国，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茶，看似极不合理的板球比赛规则，猎狐的规矩和礼仪，他们对莎士比亚永不磨灭同时当之无愧的自豪感，以及包罗万象的小酒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最近，他们的注意力则更多地转向了美国。

因此今晚，在快要吃完的盘子旁边，摆着两本托克维尔 (12) 的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奥希普刚看到这本大部头的时候有点畏缩。伯爵告诉他，要建立起对美国文化的基本了解，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你阅读的了。于是，这位前红军上校三周来，每天通宵达旦地研读。今天，他兴冲冲地来到黄厅，像一个准备充分的小学生急不可耐地等待毕业考试一般。听到伯爵说他喜欢夏天的夜晚，奥希普先是表示了赞同，接着恭维了几句今晚的黑胡椒汁，还告诉伯爵，他也很喜欢今晚红葡萄酒的香味。然后，奥希普就摩拳擦掌地切入正题了。

“今天的葡萄酒真不错，牛排很棒，夏夜也很美，”他说，“可下面我们能不能开始谈谈这本书？”

“好，当然，”伯爵边说边把杯子放下来，“我们来谈谈这本书吧。要不你先来谈谈。”

“嗯，首先我得说，这本书跟《野性的呼唤》 (13) 太不一样了。”

“对，”伯爵笑着说，“它跟《野性的呼唤》绝对不一样。”

“尽管我很欣赏托克维尔对细节的关注，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卷，也就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进展得慢了一些。”

“是，”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可以说，第一卷详细得有点过头。”

“而第二卷，即介绍他们的社会特点的那部分，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事实上，从第一行开始——等等，在哪儿来着？哦，这儿：‘我觉得，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没有比美国更不重视哲学的国家了。’哈哈，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非常有料了。”

“是这样。”伯爵咯咯一笑，说道。

“还有这儿。在后面的一章里，他把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极度热衷拿来单独论述了一番。‘美国人的全部心思，’他说，‘都用在了满足身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与便利上了。’那时还是一八四〇年。想象一下，他要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又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