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饿鬼（1/2）

我应该从来没想过，做中国一间厨师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正式的西方学生很困难或者很奇怪。那是个一时兴起的决定，来中国也是个一时兴起的决定。我想多了解、多学习川菜，因此要面对一群有可能不会接受我、欢迎我的吵吵闹闹的男生，还要学四川话，我甚至都没觉得这是个障碍。

当然啦，以前我在牛津的家里经常和外国人同住，每天都会处理和适应文化差异。早晨下楼吃早饭，看见一个西西里的工程师或者土耳其的瓷业巨头在跟我爸妈喝咖啡，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假日的时候全家人去英国或者欧洲大陆某地露营，从来没达到过有条不紊的理想状态。爸爸负责计划路线，选择的时候主要是看地图上各条路的弯曲程度，越蜿蜒应该风景就越好。我们很少会看准一个要安定下来的地方，而总是开着开着就在路边停下，就地扎营。

我在中国旅行也有着类似的“开放式结局”。我可能想好去某个地方，然后说走就走，根本不去注意交通食宿这些杂事。也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这是唯一的旅行方式。因为你要是犹豫了那么短短一刻，考虑下危险的道路、颠簸不舒服的大巴、“找麻烦”的警察和随便去哪里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你可能就一步都迈不出去了。

不仅是旅行，在中国的生活大体上也是这样子。这个国家还被逐渐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把控着。国有机构和国营餐馆中，都是人员冗余的官僚集团说了算。中国在外国的背包客圈儿里是个传奇，一路上遇到的服务人员全都摆着臭脸、态度粗暴，而且无论问什么问题，他们总是令人沮丧地丢出永恒的答案：“没有。”要是你遵守各种条条框框，通过官方渠道办事，不管是报名烹饪课还是去中国的某个“禁地”旅行，那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遭遇挫败。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仿佛整个体制的设定就是对任何要求说“不”。然而，要是走别的渠道，中国又仿佛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地方。这里的“无政府主义”是个褒义词：一切皆有可能，你只是需要一点临场发挥。

年轻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我，在中国的大多数假期都是在“非开放地区”旅行。那些地区有这个国家最美、最原始的处女地。我必须用各种托词和借口买车票，天不亮就出发赶路，在好些情况下还需要乔装打扮成中国农民。一到某个“禁地”，就要对着某些小官和警察好说歹说，让他们行些不愿意行的方便。大多数时候，看着面前这个二十多岁、笑容友好的英国姑娘用中文跟他们愉快地交流，他们脸上都是一副困惑的表情。他们请我喝茶、给我递烟、看着我发动“魅力攻势”，最终同意不罚款，让我多待几天，或者同意我拍当地佛寺的照片。偏远地区的通讯条件总是很差，这对我那些离谱的“谈判”很有利。警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定会想给附近城镇的上级打电话，想问问如何处理眼前的“危机”。但线路一般都不通，于是就剩下我和他。

二十多岁的我相当享受这“十面埋伏”的旅行带来的挑战。旅行的本身就特别棒、特别令人兴奋。我在西藏的城镇里到处漫步：自二十世纪初的外国传教士之后，这些地方就没怎么来过外国人。我感觉自己太荣幸、太奢侈了，能够在商业旅游汹汹而来之前体验这些非凡离奇的化外之地。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我觉得和中国的“有关部门”小冲突、小争执也挺好玩的。我算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敏感点，不会做什么真正的傻事。我不过就是想找找乐子、享受旅行而已，而且也没什么大危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就是被罚个款，然后收拾收拾回成都。所以我在中国的脸皮真是厚得很，总是直愣愣地开口提出各种要求，满怀期待地觉得任何事都能以某种方式符合我的预期。（“公主殿下”，我的意大利朋友弗朗西斯卡给我取了个外号。）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对方会说“不”，后来经不起软磨硬泡，成了“好”。要达成目的很难，也需要很多时间。但那时候我有时间啊、年轻啊、精力旺盛啊，根本不在乎。

在四川烹饪学校学习，对抗着同学们的“盲目爱国主义”，挣扎于中餐的专业术语，这也是我的另一项冒险。这冒险初看匪夷所思，但因为是日常遭遇，所以似乎也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候过这样的生活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和决心。我反正就那么一天天地过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这大得多的挑战，是我和朋友刘复兴一家人在华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春节。

刘复兴和我认识在川大，我们被安排成练习双语对话的搭档。我的很多留学生朋友的对话搭档都是老师介绍的，特别无趣，进行几次关于文化差异的紧张对话之后就决定放弃了。但刘复兴与众不同。他来自中国最穷困的地区，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是家里的长子。就是这么一个农民的儿子，竟然完全凭智力和刻苦进了川大。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在读博士学位了，准备追求学术事业。（在我眼里，他就像个真人广告，宣传着共产主义带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性。）他是个特别棒的伙伴：有创意、有意思、有想法。我们经常中英文“乱炖”地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天南地北地说着历史、文化、政治、哲学、道德和宗教。我的中文技巧大部分都是他教的，他也觉得我对他的英语有很大帮助。

刘复兴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当时正值“文革”。小时候，他和父母一起挤在农村单间的泥砖房里，地上只有土。后来又添了弟弟妹妹，就更窘迫了。父母耕种的土地干旱多尘，华北的冬天寒冷刺骨。他的小学也是个泥巴棚屋。饥荒的时候，每天只有政府送来救济的红薯干吃。但刘复兴脑子聪明又刻苦努力，在泥棚屋里认真地学汉字、算算术。父母也明白，良好的教育是他跃出农门的唯一机会，于是送他去附近的县城读了中学，借住在叔婶家。六年后，十八岁的他经高考被重点大学川大录取。

第一次来到刘复兴土生土长的乡村，对中国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的我还是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他邀请我跟他们一家人过春节的时候，我高兴得跳起来，换了好几趟火车、汽车，风雨无阻地到了目的地。这个乡村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一个偏远的角落，就在内蒙古附近，也是古中华帝国的国境之北。正值隆冬，这里简直是个冰窟窿。冬天白晃晃的冷太阳照在白晃晃的土地上，有种怪诞的冷清，说不出什么特点，没有别的色彩。北边绵延着单调、苍白、尘土飞扬的山丘；荒凉光秃的田野上也弥漫着沙尘；地上的土是苍白的，房子也是用同样苍白的土修起来的；就连冬天掉光了叶子的杨树，也覆盖着一层尘土。天空蓝得有气无力，看着也跟大地没什么区别。这黑白色调的空旷与单调，让我顿生无限的孤寂之感。

刘复兴的父母已经不住泥棚屋了，但仍然大字不识。几年前，他们用松树和杨树的树干、砖和土，自己盖了当地的传统民房：五间房，一个储粮仓，有围墙的前院。围墙外面有个小果园，外加一个茅房。大房挑高敞亮，木头横梁裸露在外。房间一头是炕：用土砌起来的高台，这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社交中心，下面一直用动物粪便焖火保温。白天我们就坐在炕上，在柴炉子上煮着茶，铁烟囱以相当疯狂的姿势耸立在房顶的一个洞上；晚上我和刘复兴的妈妈、妹妹一起睡，每个人身上都裹了好几层被子。刘复兴与爸爸和弟弟这几个男人睡在院子对面一间房的另一张炕上。

他的父母都是四十多岁，但看着显老，一辈子辛辛苦苦做农活让他们饱经风霜。他们经历了土改、饥荒和“文革”等一系列变故（刘复兴的爸爸憨厚又难为情地笑着，回忆了那些年自己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要用舞姿在地上写个“忠”字）。他们不认字，说话也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所以很难去外面走走看看。他们离开村子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兰州。就连这在他们的很多邻居眼里也是了不起的冒险了。

冬天农活很少，村里的男人们每天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吃吃瓜子，无非打发时间。村里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于是我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人人都想见见我。有个略有点文化的村民还为我作了首诗。女人们给我送来精心绣制的鞋垫。

村里没人有相机。我脖子上挂着那台旧的奥林巴斯单反一进村，消息就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村民们的善良和热情真是让人毫无招架之力，我实在推托不过，答应了为所有人拍照。

在某个乡亲家的院子里，老太太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是照片的中心。长孙站在她的右后方，次孙站在左后方。五岁的淘气小孙子被父母放在奶奶的双膝之间，不耐烦地扭动着。接着大家沉默下来，换上了十分严肃的表情，我按下快门。

一开始我就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拍拍照片，但很快意识到，我这是在记录这个村庄历史上的时刻，记录这里的社会等级和紧密的家庭单位。老太太的三个孙子，按照中国传统，分别叫做老大、老二和老三。她还有几个孙女儿，但作为女性，不能进入家族的谱系。兄弟们在镜头前摆好姿势，姐妹们就一同站在院子边上围观。她们不在照片里，就如同不在家族所承认的血缘里。

奶奶坐在照片的中央，如同女王。她身后房子正门的门帘后面，挂着亡夫的黑白遗像，那是个小小的灵堂，总在提醒着小辈们尊重德高望重的长辈。按照规矩，老太太的儿子和孙子们进门就要对遗像磕头，每逢年节要给祖先上香烧纸钱。老太太百年之后，照片也要挂上去。我跟着刘复兴一家一家地串门、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进去，给他们照很正式的家庭照：年轻的女人和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未婚夫；尚在襁褓的男婴穿着开裆裤，骄傲地露着“小鸡鸡”；老人们肃穆地站在我的镜头前，好似画肖像画——这也许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张照片。他们之所以这么严肃，是因为这些照片要摆在家中的灵堂，供子孙后辈祭奠敬拜，自然需要正襟危坐。老人更喜欢拍黑白照片，也许他们觉得这样比较正经威严。

还有些我没能拍成的人。有个男人，死了老婆，终身的“铁饭碗”工作也丢了，结果精神失常。他蹲在路边，轻轻地摇晃着身体，沉浸在幻想当中；那个私生子，母亲受到村里人排挤，就抛下他独自去了城里；当然，还有小女孩们。

作为一个女性访客，我是有些尴尬的。刘复兴的妈妈和妹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男人和我在炕上懒洋洋地坐着，抽烟聊天；她们就忙着把我们扔在地上的残渣和瓜子壳扫走。厨房里，她们和面、擀面、蒸馒头、做面条或者拧麻花。她们砍柴，给炉灶和炕生火。她们总是等我们吃饱喝足才在厨房里吃点剩菜，接着把碗盘都洗干净。我坚持要帮忙，结果还是被一口回绝，只好满含愧疚地屈服了，接受我作为一个“男贵宾”的奇怪地位。

我们吃的饭都比较简单单调。这里可不是拥有丰富美味的四川，而是荒凉的华北，还是在冬天，除了小麦、猪肉、辣椒和大蒜也没什么别的食材。米饭偶尔能吃上一顿，已是奢侈。有时候饭桌上的主食是小米，比较古老的中国谷物，城里人都觉得是农村人吃的低等粗粮。但那里就连小米也很少见。我记得川大有个老师曾经用很嫌弃的语气跟我说：“北方人只吃面食。”我们坐在大房的方形木桌周围，吸溜吸溜地吃着面或者啃着馒头，不时加点蒜粒或者辣椒油来提提味。早、午、晚饭没什么区别，几乎吃不到什么肉，唯一的新鲜食材是家里自己种的洋葱、芹菜、大蒜和苹果。

只有到了刘复兴这个村，你才会意识到把“中国菜”作为单一的概念是多么笼统浅薄。首先，中国南北分化严重：一方吃大米，一方吃小麦；甘肃的居民属于后者。从东海岸和北京往西，一直到中亚的边境甚至更远，这么大的一片区域的主食都是面和馒头，甘肃就是其中之一。华北的有些面食形状和意大利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猫耳朵”，和意大利的耳状通心粉在形状和制作方法上都完全一样。意大利人的解释是，马可·波罗在十九世纪末旅居中国时把意大利面介绍给了当地人；而中国人则觉得面食是他们送给全世界的礼物。二零零五年，中国考古学家宣布，纷争终结，因为他们在黄河沿岸一个考古现场挖掘出四千年前的一碗小米挂面。不过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种面片状的食物应该起源于更西部的波斯。

春节前的那几天，我目睹了刘复兴一家为年夜饭做准备。刘复兴负责写春联：他拿着毛笔，在带状的红纸上写下吉利话，贴在家里每道门的门口（有时候家里出了个认字的儿子，还是能派用场的）。喂肥的猪已经杀好用盐水腌了。刘复兴的父亲又把童子鸡抓出来，拿菜刀杀了，让血直接流到地上的尘土中。村里的主路上有当地人在练习击鼓；孩子们用木头搭架子，糊上五颜六色的纸，做了漂亮的灯笼；女孩们都穿得很鲜艳，红衣服、粉衣服、红粉相间的衣服，仿佛是要公然跟这单调苍白的景色对着干。

中国的敬老传统部分是因为老人以后就是祖先。百年之后，（他们希望）后代能把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放在家中大房的灵堂上，献上祭品供奉他们的灵魂。刘复兴村里历史比较悠久的大家族还有自己的族谱，上面有去世先人的画像，一代又一代，传统上是挂在灵堂上方的。“文革”期间，这些遗像和家谱可能都变成了毛主席像，但现在又慢慢挂回来了，就在毛主席旁边。中国的家庭里，不仅居住着活着的人，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先人。

在中国，分享食物是家人联系感情的一种方式，当然在全世界都一样。但在这里，这还是一种仪式，连接着坟头内外的亲人。除夕那天，刘复兴这一大家子，从祖辈到最小的孩子，都会来到果园里邀请祖先共进年夜饭。他们跪在地上，敬香、烧纸钱、不停地磕头，把高度的高粱酒倒进土里。叔伯们放了一挂挂的鞭炮，仿佛要把空气都震碎。接着大家都来到长子，也就是刘复兴大伯家，男人在大房的小灵堂前磕头，女人则为先人们摆了一桌年夜饭：小碗的肉和菜，一碗面条配上一双筷子，还有茶和酒。

在一个外国人眼里，中国式灵魂和祖先概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和尘世非常相近。中国的神仙在天上也建立着官僚机构，考量凡人的请愿，接受礼物和贿赂，跟地上那些官员没什么两样（和之前死去的帝国时代官员也没什么两样）。死人需要的东西和活人也差不多：衣服、钱，到现在还有手机。这些东西都用纸做得惟妙惟肖，葬礼上死者亲属就把纸钱、纸衣烧了，化为一缕青烟飘向天上的死者。祭祀用品专门店里有车、洗衣机、手表和手机，都是用硬纸壳和彩纸做的。

过去，显赫人物的墓穴里都会充分配备往生后需要的陪葬品。最著名的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伟大而暴虐，死后有一整队的兵马俑来保护他。然而我最喜欢的中国墓葬是湖南省会长沙附近的马王堆，那是公元前二世纪一位贵族和妻儿的合葬墓。马王堆出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有的陪葬品奇迹般地保存完好。这个贵族家庭的陪葬品中有很多木雕，有伺候他们的仆人和为玩乐助兴的乐师，有木头模型的象棋盘和梳妆盒、乐器与华服，有写在丝绸上的高深的药理与哲文，还有很多食物，因为亡者仍然以食为天。

贵族夫人的陪葬品中有很多真正的食物，摆在一个漆盘上，仿佛最后的晚餐：五道想必能让人胃口大开的佳肴，加上一串串肉串、一碗主食、几碗汤、几杯酒，还有一双筷子。漆器的酒碗上有铭文“君幸酒”（请君饮下这杯酒）及非常精奢的菜盘及一系列生的食材：很多不同的谷物，兽、禽、瓜果、蛋、小米饼和桂皮花椒等药用香料。一卷竹简上的遣策 (1) 记载了各种调味料，比如饧（同糖）、盐、醋、豉、酱和蜜；还有各种各样的菜肴、十几种烹调方法，包括羹、炙、濯（菜汤里煮肉）、熬、蒸、炮、腊等。

在古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人们都很注重满足亡者的胃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唐朝古墓，考古学家挖出了饺子：可能是有点干了，一掰就碎，但看形态之类的，完全是在今天同一个地区中午会吃的东西。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千二百年了啊！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从这个区域回国的时候，不仅带了敦煌文书这样的无价之宝，还有阿斯塔纳古墓中的“果酱馅饼”和别的点心。这些食物如今还安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展厅中。明朝的山西一带陪葬品中有迷你瓷桌，上面摆满了用陶土仿制的菜肴模型：羊头、整鸡、整鱼、柿饼、桃子和石榴。

对于去世不久的亲人，当代中国人献祭的方式也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亡者与生者之间紧密的联系。他们会把小碗小盘的菜肴放在亲人的坟头，什么腊肉啊、四季豆啊，还配一碗米饭，反正活着的人吃什么死人就吃什么，这样就好像亡者还在和家人一起吃饭一样。而对于去世已久的先人，灵堂上献祭的食物可能就更“抽象”一些：整只的熏猪头、没剥皮的柚子，都不是马上能入口的东西。在中国，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就是肢解尸体：鬼魂也需要腿来走，眼睛来看；对了，肚子是一定要填饱的。

大年初一，刘复兴和我继续一趟趟地串门子，到村里每家每户去问好闲聊，从早串到晚。和平日里比起来，乡亲们招待我们的吃食可谓奢侈，不过每家都差不多，基本都要嗑瓜子、吃核桃，还有柿饼、花生、陈皮和用五颜六色的玻璃纸包着的糖果。主菜也很隆重：肺片、猪耳冻子、烧排骨、芹菜肉丝、肉臊蛋卷、珍珠肉丸，当然还少不了整条的河鱼（春节的菜单上必须有鱼，谐音“年年有余”）。主食是粉条、面条、馒头，配上咸菜、辣椒和大蒜。每桌都要摆上九大碗，形成一个正方形。

无论去到哪一家，只要这一家的老人进了屋，刘复兴和别的男丁就要站起来，朝着家里的灵堂磕头。一遍遍地跪了又跪，刘复兴的膝头全是尘土。有家的大胡子爷爷在毛式中山装外面披了件粗犷的大羊皮袄，手里还拎了根木头杖子。他跟刘复兴说，自己发现了一种神药。“用炕下面的煤做的，”他说，“包治百病，艾滋病也能治。”他递给刘复兴一个纸包，里面就是几块煤炭。“你可是大学生，拿去做点科学研究呗？”刘复兴后来跟我说：“我的专业是中世纪欧洲史，跟这个一点儿关系都扯不上。”但在讲究尊老的家乡，他很认真恭敬地听着老爷爷的话，不时严肃地点点头。

串了好多天的门子，我几乎把村里每个人都见了。有几个人祖上是村里的地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现在做面包车生意发了财，算是把失去的财富一点点找了回来。我们和当地的村支书寒暄客套打哈哈；还见了一位精神矍铄的小脚老太太，她穿着袖珍的黑色棉鞋，走起路来还挺快的（一九一一年，国民党已经宣布裹小脚是非法的，但在这些穷乡僻壤，这项传统仍然坚挺了多年）。

我们拜访的一家人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的小儿子。这么多小孩当然是违法超生的。但他们在当地政府有个亲戚，帮这家的妈妈伪造了一份绝育证明。这么多张嘴要吃饭，父母穷得叮当响，不得已把五女儿过继给了别人。但他们需要一个儿子，非常需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规划中，女儿都是要嫁出去的，养的是别家的老、敬的是别家的祖先。（“我弟和我以后是要给我爸妈养老的，”刘复兴告诉我，“因为我妹以后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生了这么多“运气不好”的女儿之后，他们家终于迎来了一个“小皇帝”：胖乎乎的手脚，戴着丝绸流苏帽子，怪好看的。全家人都明显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也许他们去过村里那个唯一允许女性进入的庙宇，虔诚地求过各色神明赐他们儿子。这间庙特别令人好奇：外墙上是大规模的浮雕，背景的绿色山丘连绵着，沟壑；主体则是五颜六色的石膏塑像，都是男孩，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裤子漆得五颜六色，每个人都“耀武扬威”地挥动着开裆裤中间陶土做成的“小鸡鸡”。刘复兴和我也去了那个庙，庙里看门的老大爷陪着我们参观了一圈。“女的把那些‘小鸡鸡’砸碎了吃下去，”他说，“我再给她们一条红线缠脖子上，很灵验的。”

大年初三的晚上，我们吃了大大的猪肉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蘸水是酱油和醋。天黑以后，震耳欲聋的鼓声吸引我们来到街上，刚好赶上庆新春舞龙舞狮队的尾巴，一直舞到了附近一个小山丘上。这是当地古老的“封建”习俗，经历了“文革”被禁之后，又再次复兴。我们小跑着跟上。锣鼓喧天，铙钹响亮，人声鼎沸，热闹熙攘。村民们亲手扎了纸灯笼，点亮里面的蜡烛，拿小木棍吊着，烛影摇曳，照着挨挨挤挤的人群和起伏舞动的狮子，空气中流动着原始野性的鲜活。

在山顶村里的大庙门口，这场游行达到了高潮。一重重庙门敞开着，灯光亮如白昼。鞭炮随着耀眼的火光噼里啪啦地炸着，像闪光灯一样照亮了人群中的每一张脸。大家都忙着烧香、烧纸钱。鼓声更大、更连贯了。男孩子们玩着炮仗，点燃以后会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射，冲向闹成一团的小孩，其中一个就在我耳边炸开，我差点就聋了。

接着鼓声变慢了，年轻貌美的村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身上套着祭祀用的“船”，是用亮闪闪的纸做成的，腰上还有一圈圆形的花饰。假扮的“老头”戴着破旧的草帽，粘着马毛做的假胡子（其实是村里一个小伙子）踏着舞步，牵着纸船前进，引来一阵哄笑。接着提灯笼的小男孩们跑了进来，彩色的烛光在香烛升腾的青烟周围环绕着。家长大吼大叫着驱赶这些捣蛋鬼。天气刺骨地寒冷，大家都包裹得严严实实。接着游行队伍离开大庙，造访村里每一户人家。人群涌进每一个前院，变成流动的光影与色彩。烟花爆竹不断绽放炸响，驱赶妖魔鬼怪、邪神恶灵。人们在家里的灵堂前烧了供品，给前来道贺的舞狮人和打鼓汉子送上水果干货当谢礼。病弱的女人跪在地上，舞狮队绕着她跳了一圈，燃烧的纸钱也在她头上飘了一圈。一个纸灯笼着了火，瞬间就灰飞烟灭。头顶上的新月像一道银光，划破闪烁无垠的星空。

我每天都被一群人簇拥着，在村里转来转去，俨然地方名流。毕竟村民们之前只在模糊的黑白电视上见过“洋鬼子”，如今竟然来了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刚和‘洋鬼子’说话了。”有个人见了我之后偷偷跟刘复兴说。）大碗吃面、大口吃饺子、大块吃猪耳肉冻子成了我的义务。我彬彬有礼地和每个人聊天，直说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

一天晚上，我们裹着羊皮袄挤在一辆拖拉机上，到附近一个比较富的村子围观他们的春节庆祝活动，那可是出了名的奢侈隆重。年轻男子穿着丝绸袍子，浓妆艳抹，跳着大型舞蹈；村里的空地上搭起露天戏台，表演地方戏曲。厌倦了被村民围观的我戴了个大墨镜，拿一条羊毛围巾把头包了个严严实实。但那天晚上看完热闹，和刘复兴一起上了拖拉机，我卸下厚厚的伪装，结果一群人突然就把我们围了起来。我们简直是被追逐着逃回去的，有人一边追着拖拉机一边喊道：“麻烦你啊！我们乡下人没见过老外啊！让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