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政治挑战 第八章 宗教：神o只是为国家服务（1/2）

到目前为止，不论是现代的意识形态、科学专家，还是国家政府，都无法为人类未来提出可行的愿景。从人类宗教传统的深井里，是否能汲取出这样甜美的愿景？或许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的字里行间，早有答案等着我们。

没有信仰的世俗之人，可能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也可能会感到担心。各种宗教经典或许在中世纪很有影响力，但到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全球变暖和网络战争的时代，怎么可能还由它们来指引我们？只不过，真正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是少数。比起进化论，仍然有数十亿人更相信《古兰经》或《圣经》。印度、土耳其和美国等诸多国家虽然大不相同，但政治都同样受到宗教运动的影响。宗教之间的敌意更让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内部冲突火上浇油。

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现在到底还能发挥多少作用？这些宗教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吗？想要讨论传统宗教在21世纪的作用，得先把问题分成三类：

1技术问题。例如，在气候干燥的国家，农民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造成的严重干旱？

2政策问题。例如，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预防全球变暖？

3身份认同问题。例如，我真的需要在意世界另一边的农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只要关心自己的部落或国家的人就好？

正如我们接下来会提到的，传统宗教基本上与技术和政策问题的关系不大，却和身份认同问题息息相关，只不过多半是造成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技术问题：基督教农业

在前现代时期，宗教要负责解决许多世俗领域的技术问题，例如农业。各种神圣历法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要收获。另外，配合寺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害虫不兴。如果发生干旱或蝗虫肆虐等农业灾害，农民就会请祭司或牧师等神职人员来和众神交涉。此外，医学也属于宗教的领域。几乎所有的先知、大师和萨满巫师都兼任医生，耶稣也花了不少时间为患者治病，让盲者得见、哑者得言、狂者重获神智。不管你是住在古埃及，还是中世纪的欧洲，生了病可能要找巫医而不是医生，去的是寺院而不是医院。

现在，医疗已经由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接手，不再靠神职人员或谁来行神迹。如果现在埃及遭遇蝗灾，埃及人可能还是会向真主安拉求援（反正没什么损失），但他们绝不会忘记同时找来化学家、昆虫学家和遗传学家，努力研发更有效的杀虫剂、更能抗虫的小麦品种。如果某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的孩子患上了严重的麻疹，这位父亲会向医神昙梵陀利（dhanvantari）祈祷，也会在当地的寺庙供上鲜花和甜点；但首先，他得先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交给那里的医生医治。即便精神疾病这个宗教治疗师的最后据点，也正逐渐转移到科学家手中。原本的恶魔学改成了神经学，驱魔术改成了百忧解。

可以说科学大获全胜，也改变了我们对宗教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农业和医学与宗教有关，就连许多宗教狂热分子也好像集体得了失忆症，宁可忘记传统宗教曾经主张这些领域都归它管辖。狂热分子说：“现在找工程师和医生又怎样？这证明不了什么。从一开始就是宗教归宗教、医归医、农归农。”

传统宗教之所以输掉这么多地盘，老实说就是因为它在农业或医疗保健上的表现实在不好。各家祭司或各方大师的真正专长从来就不是降雨、治疗、预言或魔法，而一直都只是诠释。要想当一个祭司，重点不是知道怎么跳祈雨舞，结束干旱，而是知道如何在祈雨舞失败的时候找到借口，并让人们继续信神，就算人们所有的祈祷神似乎都听不到。

正是因为宗教人士太注重诠释，一旦面对科学，就会处于劣势。虽然科学家也会投机取巧和扭曲证据，但说到底，科学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愿意承认失败、尝试不同的方法。正因为如此，科学家逐渐学会怎样种出更优良的作物、研制出更好的药物，但祭司和大师只学会了怎么找出更好的借口。几个世纪以来，就连最虔诚的信徒都开始注意到这种差异，于是宗教权威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节节败退。这一点也逐渐让整个世界逐渐走向共同的文明，毕竟只要东西真的有用，人人都会用。

政策问题：伊斯兰教经济学

虽然科学能明确解答如何治疗麻疹等技术问题，但当科学家面对政策问题时却会各说各话。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但对于经济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却无法达成共识。然而，这并不代表传统宗教就能解决问题。古代宗教经典在现代经济中就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现代经济的主要分歧（例如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对应传统宗教中的分歧。

确实，在以色列或伊朗这样的国家，拉比和阿亚图拉（ayatolh，伊朗伊斯兰什叶派领袖的称号）确实能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便在美国和巴西等比较世俗的国家，宗教领袖也会针对税收、环境法规等问题，影响公众舆论。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例子，你会发现传统宗教在大多数时候就像现代科学理论的副手。举例来说，当伊朗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h khanei）要针对伊朗经济做出重要决定时，他在经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为7世纪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现代工业经济或全球金融市场的问题和商机。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于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ilton friedan）、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现代经济学，才能获得解答。当决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税负、将国营企业民营化或签署国际关税协议时，哈梅内伊再运用其宗教知识和权威，把科学包装进这段或那段经文里。但不管怎么包装，意义并不大。只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不管是什叶派的伊朗、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犹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国，经济政策都大同小异。

在19世纪和20世纪，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挞伐现代物质主义，反对缺少灵魂的资本主义，也指责官僚制国家大而无当。这些宗教都承诺，只要给它们一个机会，就能扫除所有现代性的弊病，并根据其信条当中永恒的精神价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现在，它们有过好几次机会，但如果说现代经济就像一栋大楼，那么宗教对它唯一的改变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顶装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卫之星或“”的标志。

就像前面提过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宗教学者长期练习重新诠释文本的技巧，最后反而让宗教与实用越来越远。不管哈梅内伊选择了哪种经济政策，都一定能够从伊斯兰教经典里找到选择的理由。但这种做法等于让伊斯兰教经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知识来源，而只是为了显示它的权威性。面对经济困境，需要先读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帮助你进一步理解经济体系，用新的观点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直到找到答案，你才会仔细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希望能找到某个篇章，只要诠释的时候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能用来支持你从哈耶克或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解决方案。总之，只要你是一个优秀的伊斯兰教经典学者，就一定能从经文里找到支持的说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会主义，也可能支持资本主义，而且虽然耶稣说的某些内容与共产主义相似，但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继续读着“登山宝训”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总之，就是没有“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印度教经济学”这样的东西。

并不是说《圣经》、《吠陀经》、伊斯兰教经典里没有任何经济观点，只是那些概念可能已过时。圣雄甘地读了《吠陀经》之后，理想中的独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各自纺着自己的印度手工织布，出口量不大，进口量更少。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里，他用双手纺织棉花，于是纺织机轮子这个不起眼的标志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观点实在无法贴合现代经济学现实，因此现在只剩下甘地的肖像，继续在几十亿张印度卢比钞票上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