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阿纳瑞斯（1/2）

在医院里待了一旬之后，谢维克出院回家，住在隔壁45号房间的邻居迪萨尔过来看他。这位邻居是一位数学家，身材瘦高。外斜视的眼睛，没有得到矫正，所以你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他是否在盯着你看，也弄不明白你自己是否在跟他对视。他和谢维克在学院宿舍里做了一年的近邻，两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还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现在，迪萨尔来到了谢维克的房间里，看着他，当然也可能是看着别处。“怎样？”他说。

“我很好，多谢。”

“帮你打饭？”

“一起吃？”谢维克说。迪萨尔说话惜字如金，像发电报似的，谢维克也受了影响。

“好吧。”

迪萨尔在学院食堂打了两份饭，拿一个托盘装着，然后他们在谢维克的屋里一起吃饭。接下来的三天里都是如此，直到谢维克可以起床出门为止。很难理解迪萨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不和善，对兄弟情谊似乎也没抱多大指望。他对其他人敬而远之，原因之一是为了掩盖自己做的一些坏事；他要么是懒散得令人咋舌，要么就是个不知掩饰的资产者，因为45号房间里堆满了他无权、也没有理由保有的东西——食堂的餐具、图书馆的书、从一家工艺品仓库拿来的木雕工具、从哪个实验室顺回来的显微镜、八条毯子，把壁柜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服——有些明显不合他的尺寸，还有一些应该是他八岁或十岁时穿过的。情形似乎是他在各个储藏处和仓库里抱回了很多东西，也不管自己需要与否。“你留着这些垃圾干吗？”

第一次得到允许进入迪萨尔的房间时，谢维克问过对方。他对着谢维克，目光游移不定。“不知不觉就攒下来了。”他语焉不详地答道。

迪萨尔所选的研究领域极其深奥，学院和数学协会里都没有人能够真正去检查他的工作进展，这也正是他如此选择的原因。他以为谢维克的动机也跟自己一样。“工作？”他说，“见鬼去吧。这样的岗位不错。因果，共时——狗屁。”谢维克有时候很喜欢迪萨尔，有时候又很讨厌他，喜欢和讨厌的程度旗鼓相当。尽管如此，他还是刻意地跟迪萨尔保持着频繁的来往，作为自己生活的某种调剂。

这次患病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继续那么独来独往，自己会彻底崩溃的。他还从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个问题，无情地剖析自己。他一直是个独行侠，同兄弟情谊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二十一岁的谢维克绝不是什么道学先生，因为他的道德感中带有激情，而且十分强烈。不过，他的想法还是多少有些僵化。那是一种已然内在化的宣传教育、一种过分单纯的奥多主义，也就是普通成年人会向孩子们灌输的那些东西。

他一直都做得不对。不能一错再错了，于是他便努力改正。

每十个晚上当中，有五个晚上他不让自己去接触物理学。他主动加入学院宿舍管理委员会，积极参加物理协会和学院成员理事会的会议，还加入了一个进行生物反馈训练及脑波训练的团体。去食堂的时候，他强迫自己坐到大桌子边，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小桌子，边吃边看书。

他觉得很惊奇：大家似乎都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加入。他们接纳了他，对他表示欢迎，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和同事。他们带着他到处转悠。短短不到三旬的时间里，他对阿比内的了解就超出了之前的整整一年。他跟着一拨又一拨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去运动场、工艺中心、游泳池，参加各种节庆活动，参观博物馆，看戏，听音乐会。

对他来说，音乐会是一种全新的发现，一件极富震撼力的乐事。

他以前从未去过阿比内的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他认为音乐应该是一件需要自己身体力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的。孩提时代，他经常在当地的唱诗班和合唱团里演唱或是演奏乐器；他也乐在其中，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赋。他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此。

学习中心教导各种艺术方面的实践技能：歌唱、韵律学、舞蹈以及画笔、凿子、刀、车床等工具的用法。这种教学非常讲求实效：孩子们要学会去看、去说、去听，要学会动手操作。艺术和工艺之间没有区别；艺术本身在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仅仅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就像演讲一样。因此，建筑学很早就得到了自由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很纯粹、很朴素，比例均衡。绘画和雕塑基本上是为建筑及城市规划服务。作为语言的艺术，诗歌和故事本身都不具备很强的生命力，都是跟歌舞相关联的；只有戏剧完全独立，也只有戏剧被称为“艺术”——是一门完整的艺术。阿纳瑞斯有为数众多的地方剧团和巡回剧团，每个剧团都拥有自己的演员和舞者，还有许多保留剧目轮演剧团，它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剧作家。这些剧团演出各种悲剧、半即兴的戏剧以及哑剧。在那些彼此隔绝的荒凉小镇，这些剧团像雨水一样受到欢迎，它们的到来是当地的年度盛事。作为阿纳瑞斯人内心孤独感与团结精神的具化产物，戏剧拥有惊人的能量，创造了极度的辉煌。

不过，谢维克对戏剧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那些精彩绝伦的台词，但表演行为本身并不合他的意。直到这一年——他来到阿比内的第二年，他才终于发现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艺术：用时间创造出来的艺术。有人带他去听了音乐协会的一场演奏，第二天夜里他又去听了一场。此后的音乐会他一场不落，如果可能就跟新结识的人一起去，实在不行就自己单独去。相较友谊而言，音乐是他更迫切需要的东西，能给他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

他努力摆脱最初那种离群索居的状态，但这样的努力不过是一时狂热，事实上也没有成功。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交到真正亲近的朋友。他跟许多女孩儿上床，可是从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乐趣。那就像排泄一样，仅仅是为了解决一种需要，而且事后他都觉得羞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别人当成了排泄对象。他更喜欢手淫，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更为适用。他注定是孤独的，他的遗传基因便是如此。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工作是第一位的。”说这话时鲁拉格非常平静，用的是那种就事论事的语调。她无力改变这一点，无法逃脱困住自己的那个冰冷囚室。他也是如此。他打心眼儿里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轻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称的人，但却无法真正靠近他们，他们也无法靠近他。他生来就是孤独的，一个糟糕的冷酷的知识分子，一个自我主义者。

工作是第一位的，但经常毫无头绪。它就跟性一样，按理说应当是让人愉悦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继续翻来覆去地思考那些同样的问题，但却始终无法解决托的时间悖论，哪怕再接近一步都不能，更别提共时理论了。去年的时候，他还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触手可及，当时的那种自信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难道二十岁的他真的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宇宙物理学的理论吗？在那次发烧之前他肯定是严重神经错乱了。他加入了两个哲学数学的学习小组，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样的小组合乎自己的需要，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的水平足以胜任这两个小组的导师。他还尽可能地躲着萨布尔。

在采取这一系列新举措之初，他曾向格瓦拉伯表示，自己想要增进对她的了解。她尽己所能地给予了回应，但是冬天对她来说一直都不好过；她身体不好，耳朵很背，年老体衰。她准备在春天开一堂课，随后又放弃了。她的状况很不稳定，有一次都几乎认不出谢维克了，过几天又硬拉着他去自己宿舍彻夜长谈。他的有些想法已经超越了格瓦拉伯，所以这样的长谈进行得很不顺利。要么就是格瓦拉伯把他烦上好几个小时，推翻或者部分否定他知道的一些东西，要么就是他试着去纠正她，让她觉得很难过，还会把她搞得迷惑不已。这样的情形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年龄的人的耐性和应变能力，最后他不得不尽可能地避开格瓦拉伯，每一次都感觉很内疚。

除她之外，他再也没有可以讨论专业问题的对象了。学院里的人对于纯粹时间物理学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这门课，可是他还没有得到教职，学院也没给他教室；师生协会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不希望跟萨布尔发生冲突。

这一年里，他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写信给阿特罗以及其他乌拉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写了之后就撕掉了。他给数学家劳埃·安寄过一篇长达六页的讲述时间可逆性的论文，后来发现，对方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时间几何学》一书序言中讲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没有看。还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过乌拉斯货船发出，却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员截住了。因为太空港的运营需要多家协会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归pdc直接管辖的，其中部分协调专员必须懂得伊奥语。太空港的这些管理人员有专门的知识，担任的职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习气：他们总是很自然地说“不”。他们怀疑写给数学家的那些信件，因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码，而且也没有人能够断定它们就不是密码。给物理学家的信件需要经过他们的顾问——萨布尔审核之后才能放行。有些信件谈论的话题不属他所擅长的因果物理范畴，那他是不会审核的。“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然后把信推到一边。谢维克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继续把信投往港口，他们则会将信退回来，上面批着“审核未通过，不予发出”。

他在物理学协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萨布尔通常不会劳神来参加这种会的。会上的人对于这个话题——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方之间的自由通信——都不怎么重视。有人谴责谢维克，为什么要去研究如此晦涩的领域，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承认，在他所在的这个星球，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种研究。“这无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已。”他说。不过，这样的辩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这是一个新领域，那就跟我们分享啊，不要跟资产者去分享！”

“从一年前开始，每学期我都想要开一门课。你们却总是说没有足够的需求。就因为它是新的，所以你们就害怕，是吗？”

这么一来，再也没人帮他了。他气愤地离开了会场。

即便是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他还是继续往乌拉斯写信。给某个人写信，这个人也许能理解自己，也许已经理解了，这个想法让他还能继续写下去、继续想下去。否则他真的没法继续了。

时间一旬一旬地过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学期。每年有那么两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收到阿特罗或是伊奥国或舍国哪位物理学家的信。那些信都很长，写得密密麻麻，论证也很严密，从开头称谓到信末签名之间全是理论，全是深奥的超数学—伦理学—宇宙学时间物理理论，出自他不认识的人之手，以他不会讲的语言写就。他们猛烈地抨击他的理论、试图推翻他的理论，那些人是他祖国的敌人，也是他的对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会变得暴躁，同时又兴高采烈，没日没夜地工作，新的观点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随后，在极度猛烈的喷射和挣扎之后，他又缓缓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干燥的地面，进入干涸枯竭的状态。

在他来到学院的第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格瓦拉伯去世了。他请求在她的追悼会上发言。依照惯例，追悼会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举行：这次是在物理实验室大楼的一个演讲厅里。他是会上唯一的发言者。没有学生到场，格瓦拉伯开始授课到现在还不到两年。在场的只有学院几位年长的会员，还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儿子，他是东北区的一位农业化学家。谢维克站在这位老教授曾经站着讲课的位置，用嘶哑的声音——现在一到冬天他就会习惯性地感冒——告诉在场的诸位，格瓦拉伯是时间科学的奠基人，是整个学院里最伟大的宇宙学家。“我们物理学界现在有了自己的奥多。”他说，“我们拥有她，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她应有的荣誉。”会后，一位老太太眼里噙着泪水，向他表示了谢意。“我们总是在一起过旬末，我们俩，在我们街区的门房值班，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她说，楼里吹出的冰冷的寒风吹得她直眨眼。那位农业化学家跟他们嘟哝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匆匆地去赶回东北区的飞船了。谢维克感到莫名的愤怒，这中间又夹杂着悲伤、烦躁和无奈，他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走。

在这里三年，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一本书（已经被萨布尔据为己有）、五六篇未发表的论文、为一位逝者所写的悼词。

他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理解。更坦率地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他都没有起到任何必需的作用。事实上——在他这个领域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二十岁的时候，他的能量便已全部耗尽。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了。他已经撞上那堵墙，永远回不了头了。

他在音乐协会礼堂前停下来，看着这一旬的节目单海报。今天晚上没有音乐会。他转过身，跟一个人打了个照面，是比达普。

比达普向来很有防范意识，又有些近视，所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谢维克拽住他的胳膊。

“谢维克！见鬼，居然是你！”他们相互拥抱、亲吻对方，分开来，随后又再次拥抱。谢维克心中满溢着爱意。怎么会这样？在地区学院的最后一年里他甚至都不是很喜欢比达普了。这三年来，他们彼此没有通过信。他们的友情仅限于少年时代，那是早已过去的事了。不过友爱之情还在，就好像一块煤又熊熊燃烧起来。

他们边走边聊，谁也没注意自己到底在往哪里走。他们挥舞着手臂，不时地打断对方的话。阿比内的宽阔街道在冬夜里异常静谧。每一个街角都有一盏黯淡的街灯，射出一圈银色光晕。干燥的雪花在这圈光晕中翻腾飞舞，像一群一群小小的鱼，追逐着自己的影子。雪后的风更冷更刺骨。他们嘴唇发麻、牙齿打战，说话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赶上了十点钟的末班公交车，回了学院；比达普的宿舍在城郊，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要去那边太过费力了。

他惊奇地看着46号房间，用讽刺的语气说道：“舍夫，你过得可真像一个腐朽的乌拉斯投机分子。”

“别逗了，还不至于那么糟。你给我找一样无用的垃圾出来！”房间里的东西跟谢维克第一次进来时几乎完全一样。比达普用手一指：“那条毯子。”

“我来的时候就有了。那是手织出来的，他们搬走的时候留这里了。像这样的夜晚，有一条毯子难道过分吗？”

“这样的颜色实在是太无用了。”比达普说，“作为一个功能分析家，我得向你指出，橙色绝对不是必须的。对于社会生物体来说，橙色起不到任何不可或缺的作用，不管是在细胞层面还是组织层面，当然在整个有机体以及绝大多数核心道德层面来说也不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是比忍耐更好的选择。把它染成暗绿色吧，兄弟！这堆东西是什么？”

“笔记。”

“用密码记笔记？”比达普很冷静地翻看其中一本笔记。谢维克想起来了，这种冷静是比达普的一个特点。对于隐私——或者私人所有权——他比绝大多数的阿纳瑞斯人还要无动于衷。比达普从没有过喜欢得要随身携带的铅笔，也没有哪件衬衣是他喜欢得舍不得扔进垃圾篓的。如果有人送给他礼物，考虑到送礼者的感受，他会留下那件礼物，最后却总会丢掉。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声称这表明他比多数人都要先进，是天生的纯粹奥多主义者，是完美人类的早期样本。不过，他其实也是有隐私意识的。这种意识针对的是头脑里的想法，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但也仅限于此。

他从来不偷窥他人。现在他说道：“还记得那些傻乎乎的信吗，你去参加造林工程时，我们用密码写的那些信？”

“这是伊奥语，不是密码。”

“你学伊奥语了？那为什么要用伊奥语写呢？”

“因为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东西，他们也不想理解。唯一一个理解的人三天前去世了。”

“萨布尔去世了？”

“不是他，是格瓦拉伯。萨布尔活得好好的，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有什么问题吗？”

“萨布尔的问题？一半是嫉妒心，另一半是无能。”

“我一直以为他那本关于因果论的书应该是一流的。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我原来也这么以为，不过后来我看到原文。那些都是乌拉斯人的观点，而且还不是新观点。他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过自己的见解了，大概也有二十年没洗过澡了。”

“那你的观点呢？”比达普一只手放在那摞笔记本上，凝神看着谢维克。比达普眼睛很小，有一点点斜视，五官鲜明，身材短粗。他啃着指甲盖，多年来他一直有这个习惯，指甲已经变成了细细的一条，贴在他那肥厚而敏感的指尖上。

“我没什么观点。”谢维克坐到床上，“我入错行了。”

比达普咧嘴笑着。“你？”

“我想，这个期末我就去要求换岗。”

“换去做什么呢？”

“无所谓。教师、工程师，只要远离物理就行。”

比达普在书桌前那把椅子上坐下来，继续啃着指甲盖，说道：“这个想法好奇怪啊。”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局限，我是指在物理学方面。你身上有各种局限和缺点，不过都不是物理学方面的。我知道，我不懂什么共时理论！可是，你并不是非得会游泳才能了解一条鱼，也不是非得会发光才能懂得星星……”

谢维克看着这位朋友，冲口而出——以前他从来没能确切地表述出这个想法：“我一直想自杀，经常想，就在今年。这似乎是最好的出路。”

“这并不是什么摆脱苦难的好方法。”

谢维克的笑容有些僵硬：“你还记得这个？”

“记得很清楚。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谈话，我想对塔科维亚和蒂里恩来说也是。”

“是吗？”谢维克站起身来。屋子的空间只能踱上四步，不过他还是没法待着不动。“当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他站到窗户边上，“不过来这里之后，我已经变了。这里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又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清楚。”比达普说，“是那堵墙，你碰壁了。”

谢维克大惊失色地转过身来。“墙？”

“对你来说，这堵墙显然是萨布尔，还有他在科学协会和pdc的那些拥护者。拿我自己来说，我来阿比内的时间只有四旬，四十天，却已经看出来了，在未来的四十年里，我在这里会一事无成。我希望能够改进学习中心的科学教学，但却不会有任何收获。除非现实有所改变，或者我加入到对立方去。”

“对立方？”

“那些小人。萨布尔的朋友们！那些掌权的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达普？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力机构。”

“没有吗？那萨布尔为什么那么强势？”

“没有权力机构，没有政府，这里毕竟不是乌拉斯啊！”

“是的，没错，我们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但是据我的观察，思想从来不是由法律及政府来控制的，即便在乌拉斯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控制了思想，那奥多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呢？奥多主义运动怎么能发展成一项世界性的运动呢？当权者也曾试图用武力镇压，但是失败了。你不能通过镇压来粉碎一种思想，你只能去忽视它——拒绝思考，拒绝改变。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的社会现在所做的！能利用你的时候，萨布尔就利用你；没法利用的时候，他就阻挠你，不让你发表论文，不让你教书，甚至不让你工作。对吧？换句话说，他有权力凌驾在你之上。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权力呢？不是哪个既定的当权机构，因为并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建树，他根本没有建树。他的这种权力得自人性中那种天生的怯懦，得自公众的认同！这个权力机构，他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懂得如何利用它。这是一个未经确认、未经授权的政府，它在僵化每一个人的思想，借此统治这个奥多主义社会。”

谢维克双手支在窗台上，透过玻璃上那些模糊的影子望着外面那一片黑暗。最后他说道：“你这么说真是太疯狂了，达普。”

“不，兄弟，我的头脑很正常。真正使人疯狂的是想要脱离现实生存的意图。现实太糟糕了，足以置你于死地。假以时日，它绝对可以把你杀死。现实就是痛苦——这是你说的！可是让你发疯的是这些谎言，是对现实的逃避。你想要自杀，也是因为这些谎言。”

谢维克转过身来对着他。“可是你不能真的认为有什么政府存在，在这里！”

“托玛尔的《释义》中是这么定义的：‘政府：权力的合法运用，以保有并扩展权力。’将‘合法’两字改为‘约定俗成’，就是对萨布尔，教育协会，还有pdc的定义。”

“pdc！”

“到目前为止，pdc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当权的官僚机构。”

过了一会儿，谢维克有些不自然地笑了。“嗯，说下去，达普，挺有趣的，不过有点儿病态，是吧？”

“舍夫，你有没有想过‘疾病’这个词的类推说法——愤恨社会、心怀不满、疏远他人，如此种种？你有没有想过，‘疾病’的类推说法也可以是‘疼痛’？说到疼痛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苦难吗？你有没有想过，苦难跟疼痛一样，对机体是有作用的呢？”

“不！”谢维克口气很强烈，“我说的是个人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可当时你讲的是肉体痛苦，讲的是那个被烧死的人。我讲的才是精神的痛苦！有些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成果、自己的整个人生白白浪费，睿智的头脑要屈从于愚蠢的头脑，力量和勇气被扼杀，因为嫉妒，因为对权力的渴望，因为对变革的恐惧。变革就是自由，变革就是活力——奥多主义思想的基本不正在于此吗？可是现在不再有变革！我们的社会是病态的，这你也知道。给你带来痛苦是这个社会的痼疾，导致其自取灭亡的痼疾！”

“够了，达普。别再说了。”

比达普没有再往下说。他又开始有条不紊地啃起了手指甲，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谢维克坐回到床上，双手托着下巴。接着是长久的沉默。雪已经停了。一阵阴冷干燥的风撞击着窗玻璃。屋里很冷；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脱掉外套。

“听着，兄弟，”谢维克终于开了口，“阻挠个人创造力的不是我们这个社会，而是阿纳瑞斯的贫瘠。这个星球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文明。如果我们不信任彼此，如果我们不能弃绝自己对于公共财物的占有欲，这个贫瘠不毛的星球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我们了。人类的团结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团结，没错啊！就算在乌拉斯，在那个树上会直接掉下食物的地方，在那里，奥多也说，人类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可是我们已经背叛了这个希望。我们任由合作变质为遵从。在乌拉斯他们有代表少数人的政府，在这里我们有代表多数人的政府，不过那也是政府啊！社会良知已经不再是一个生命体，而是成了一台机器，一台权力机器，被官僚所控制的权力机器！”

“你我也可以去自愿报名，几旬之内，我们就可以通过抽签被安排去pdc的某个岗位上班。难道那样我们就变成官僚、变成老板了吗？”

“舍夫，问题不在于被安排去pdc的每一个人。他们多数人都跟我们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满腔热忱，天真幼稚。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pdc，而是在阿纳瑞斯的每一个地方。学习中心、学院、矿区、磨坊、渔场、罐头厂、农业发展研究站、工厂、生产某种单一产品的公社——任何一处需要专门技术以及稳定的制度来维持运转的地方。这种稳定性就为权力欲的膨胀提供了空间。大移居之初，我们对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并且一直有所防范。当时的人们非常谨慎地将对事的管理同对人的控制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们当时做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在人性中，对于控制权的欲望跟对于互助的渴望是同时并存的，而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对每个人进行训练，以便约束这种欲望。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奥多主义者，就如没有人生来就是文明人一样！可是我们忘掉了这一点。教育是社会有机体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而我们的教育却逐渐退化。我们的教育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教条、流于说教、独断专行了。孩子们鹦鹉学舌般的学习奥多说过的话，把这些话当成了法令——这完全是对奥多的亵渎！”

谢维克踌躇不语。比达普所说的这种教育方式，他经历得太多了，从孩提时代开始，甚至现在在学院里还是如此，他无法反驳比达普的这种谴责。

比达普还在乘胜追击。“自己不去思考自然会更安逸。找一个恰当安全的社会等级去对号入座好了。不用去做什么改变，没有遭人反对的危险，也不会让你的协会烦心。接受别人的统治总是最省心不过的事情。”

“可这不是政府，达普！那些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对工作人员或某个协会只是在进行指导；他们最清楚该如何开展工作。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呀！至于pdc，没错，如果当初在构建时没有刻意预防，它也许真会变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权力机构。可是看看它的构成吧！志愿者，通过抽签选出，一年的培训，四年在册，然后就离开了。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没人能够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他们只能在里面待上四年。”

“有些人不止四年。”

“顾问吗？他们又不参加投票。”

“投票本身无关紧要。幕后有人在操纵……”

“得了吧！纯属胡思乱想！幕后操纵——怎么操纵？什么幕后？任何人都可以列席pdc的任何一次会议，假如他是一位理事，又对该议题有兴趣，他还可以参与辩论和投票！你是要宣称我们这里也有政客吗？”谢维克近乎狂怒，两个耳朵都涨红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现在已经很晚了，院子周边那圈宿舍已经一片漆黑。45号房间的迪萨尔敲了敲墙壁让他们安静。

“我所说的你自己也很清楚。”比达普的声音低了许多，“那就是，真正掌控着pdc的是萨布尔之流，年复一年。”

“既然你知道这一点，”谢维克也压低嗓门来抨击对方，语气却更加严厉了，“那么为什么你不将它公之于众呢？既然你知道了事实真相，为什么不提请你所在的协会召开一次评判会议呢？如果你的观点无法经受公众的考验，那我也不想在夜半时分听你窃窃私语地告诉我。”

比达普的眼睛眯成两个点，像两颗钢珠。“兄弟，”他说，“你太自以为是了，向来如此。突破你那该死的纯洁道德，往外看一看吧！我来跟你窃窃私语，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去你妈的！我还能跟谁说呢？难道我想落得蒂里恩那样的下场吗？”

“蒂里恩那样的下场？”震惊之余，谢维克不由得又提高了声音。比达普冲着墙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小点儿声。“蒂里恩怎么啦？他现在哪里？”

“在赛格维纳岛的收容所里。”

“收容所？”

比达普在椅子边上坐着，弓起膝盖抵着下巴，双手环抱膝盖。现在他说话时显得很平静，尽管有些不情不愿。

“蒂里恩写了一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就在你走之后的那一年。那个戏很有趣，也很疯狂，你知道他的风格。”比达普伸手摸了摸自己那头乱糟糟的浅棕色头发，把头发捋散开来，“在愚蠢的人看来，那个戏似乎是反奥多主义的。而愚蠢的人是很多的。于是这部戏引起了一片哗然。他遭到了谴责，公开的谴责。此前我从未见识过类似的事件。所有的人都跑到协会会议上来进行声讨。他们以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某个专横的工长或是管理人员，提醒他要有自知之明。而现在，他们用这个方法只是为了告诫某一个人，让他不要独立思考。确实很糟糕。蒂里恩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事儿确实让他有点儿失常了。在那之后，他觉得所有人都在反对他。他开始变得唠唠叨叨——都是一些含有恨意的话。那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但总是很刻薄，满怀恨意。而且他跟所有人都那样讲话。最后他从学院毕业，取得了数学教师资格，便请求安排工作。他得到的工作是去南景的一个修路队。他提出了抗议，说这样的安排是个错误，但是被分配处的电脑给驳回了。于是他只好出发。”

“从我认识他起，蒂里从来没有做过户外工作。”谢维克插了一句，“从他十岁开始。他总是想法子弄到案头工作。分配处这样做是公平的。”

比达普对他的话没有在意。“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他给我写过几次信，每一封信都是经过重新投递的。他总是被派去那些边远的小公社，去干体力活。他给我写信说，他辞职了，要回北景来看我。可是他没有来，信也没有了。最后我通过阿比内劳工档案找到了他的下落。他们给我寄来一份他的卡片的复印件，最后一个条目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治疗中，赛格维纳岛。’治疗！难道蒂里恩杀人了吗？他是强奸犯吗？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理由要把他送进收容所呢？”

“他们不会把人送进收容所的，除非你自己要求去那里工作。”

“别再跟我说这些废话了。”比达普情绪忽然激动起来，“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去那里！是他们把他逼疯，然后把他送进去的。我说的是蒂里恩，蒂里恩，你还记得他吗？”

“我是在你之前认识他的。你觉得收容所是什么地方——监狱吗？那是一个避难所。假使那里有杀人犯和持续旷工者，那也是他们自己要求去的，在那里他们不再有压力，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可是，你口口声声说的这些‘他们’指的是谁呢？‘他们’把他逼疯。你是想说这整个社会体系都是邪恶的，‘他们’是迫害蒂里恩的人，你的敌人。‘他们’，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吗？”

“如果你的良心能够简单地将蒂里恩划归为一个旷工者，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比达普蜷成一团坐在椅子上。他的话语中明显地带着忧伤，谢维克出于正义的愤怒就此烟消云散。

半晌，两个人都保持着沉默。

“我还是回去吧。”比达普直起僵硬的身体，站了起来。

“从这里回你那里要走一个小时。别傻了。”

“呃，我以为……既然……”

“别傻了。”

“那好吧。厕所在哪里？”

“左边，第三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