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时程的反证（1/2）

文／童伟格

我认识小说家袁哲生，是他辞世前四年的事。那时，他刚到男性时尚杂志《fh》担任主编，而我，则是一名还毕不了业的大学生。他找我去，加入供稿的写手群。我们偶尔见面，见了面，就一起灰扑扑地抽闷烟，很少说话，更少认真讨论所谓“文学”。主要因为这事，有点像是各自心中隐私，令人害羞，不好光天化日谈，除非，是用自嘲的语气讲。他交代工作指示时，也总是清爽扼要，不耍弄玄虚，不太夹带个人感想，大致，就是从我已缴的稿件中，圈出具体段落，要我改得更明了，或删得再更简短些。

这类指示听来容易，做起来才知道艰难。因当时，我工作内容之一，是去图书馆翻报纸社会版，从中择取旧闻，重新叙事，集组成稿件。在绝不容许虚构的情况下，改写与删修，就有点像是在局限格框里，不断琢磨素材的工匠细活了：你必须用字经济，但行文却仍直白口语地，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妥善描述，且描述自身，还必须焕发一种洞穿事理荒谬性的幽默感。更重要的是，面对种种世情，叙事者你必须保持绝对冷距，接近声色不动。

我明白袁哲生的认真，是在他的标准并无二致：在技艺层次，他怎么要求自己的创作，就怎么要求写手稿件。不，说来，他对待自己，当然还是比对待写手要更严苛许多。写手在闯不过关卡时，尽可以软烂耍废，说主编我尽力了，好不好就这样刊出吧，小说家则没得跟自己推托。且残酷的总是，也不是他自觉尽力了，小说就能趋近理想了。

也是在那时，我读完所有他已出版的小说集。我理解且敬佩，因这必定是十分费力的书写实践。因袁哲生的美学原则，是用白描修辞，留白不可言说的，这使他的叙事，总有一种一再打磨叙事的严谨质地。而这般锋利的叙事，却是为了重现一种敬远：不可言说的，他依旧不会在小说里轻率表述，或僭越角色去发声。这种自我节制，使他的小说，为读者总体封存一种近触存在本质的体感。我猜想他的书写，像是一种指认，或体验的原样奉还，帮助我们，实历我们必然常习，但却始终失语的真确感知。一如所谓“孤独”。

也于是，就技艺层次而言，一方面（一如这句我们熟悉的老话：在卡夫卡之前，我们不知道“孤独”是什么），袁哲生就像所有优秀现代小说家，尝试凭借个人语言劳动，孤自潜入存有的幽暗处，像一名最专诚的翻译者，以小说，译写出午后雨点，盛夏蝉鸣，与一切景象，所共同亲熟的本质性悲伤。使长久埋伏的，在小说里恍然兑实。另一方面，当这种纯粹悲伤，漫漶小说里一切人事时，袁哲生总使日常细节，对我们而言再度陌异了：因为袁哲生，我们竟不可能确知，人世里，什么可以“不孤独”。

阅读袁哲生，因此意味着在亲熟与陌异的感受间拉锯。这种很具张力的矛盾，也体现在他对“小说”一事的伦理设想上：一方面，他锻炼书写技艺，磨成解析度极高的叙事能力；另一方面，如上述“敬远”，或“自我节制”，他追求的理想文体，却是一种必要藏起个人风格的，仿佛浑然天成的晶莹介质，可用以绝无杂讯地拟像。这是说：这位卓然有成的小说家，事实上，将自己全心投入的艺业，与艺业中的自己，皆看待得十分逊退。

收录于本书的五篇小说，原初，是在2003年时，分作两部小说集出版：《雨》与《猴子》两篇，收录于《猴子》一书；《月娘》《罗汉池》与《贵妃观音》等三篇，则收录于《罗汉池》。很明确，依袁哲生的规划，这是两组小说系列连作，结构概念上，如同他在《秀才的手表》（2000）里，所发展的“烧水沟系列”小说。

《雨》与《猴子》既是全新系列，也有总结袁哲生之前书写探索的意义。在《秀才的手表》全书中，最静谧抒情的篇章“西北雨”里，袁哲生笔下的“我”，在学会说话前，“就像一台不用插电的录音机”，敏锐默记周遭声响。“我”的父亲“外省的”因军职之故，每隔七天方能搭火车，从远方回来探看“我”。他怀抱“我”，散步烧水沟。整个段落，如是形同画卷，由一路听闻的“我”，徐徐开展父亲无声的在场。“我”，且将父亲多次回返探看，叠合为永恒一日，直至最后，当“西北雨刚刚下过”，父亲死讯竟亦如一则远方讯息，由“我”听取。“我”开口回应，静谧旧日随之塌陷，烧水沟，就“再也不是从前的模样了”。

整个“西北雨”篇章，微型展现袁哲生过往最核心的小说技艺：当不可能的观察者“我”，以不介入之姿，缩小自己形同不存时，“我”的叙事语调纵然依旧疏离，但疏离的观察位置，悖论地已然消失。“我”，溶入“我”所记闻的涌动景象里。“我”的人世记闻，于是带起一种全新的感性。

同样逻辑，《雨》开始且结束于“下雨了”这同一句子，如同落实了“西北雨”篇章中，从未实写的雨景，且也收纳父亲行过的烧水沟，拓扑为更多“外省的”聚居的眷村地景。“我”在眷村里，独自贴眼看雨。“我”，如同袁哲生小说里的许多寂寞之“我”，在淡泊中敏锐感知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仍在静止般的蒙昧童年里，如裸命一条，如蕈菇或游魂，得以安享藏身于角落的宁静。直到再一次，当“我”察知人世的伤逝，开口说话那刻，“我”无可挽回地，被卷入“我”已长久观望的生命雨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