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职业（1/2）

演习

我们是一个奇怪的家庭。在这个国家，人们做事要么因为强制，要么为了吹嘘，而我们喜欢自由的职业，毫无缘故的任务，没有任何用处的演习。

我们有一个缺陷：缺乏原创性。我们决定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受启发于——坦诚地说，是抄袭自——著名案例。如果我们试图贡献某种新意，就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如下后果：或者是尴尬的年代错置，或者出人意料，令人愤慨。我大伯说，我们是复写纸上的副本，除了颜色、纸张和用途之外，其余的和原件一模一样。我三姐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的机械夜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达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我们人数众多，住在洪堡大街。

我们做着事情，但是要讲述它们很难，因为缺乏最重要的元素：做事当时的焦虑和期盼，比结果重要得多的惊喜，以及行动失败——全家人像纸牌城堡一样倒塌在地，数天里都只能听见哀号声和大笑声。讲述我们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填补无可避免的空洞，因为有时候，我们或穷困，或被囚，或抱病，有时是某人去世，或是（提到这件事令我痛心）某人背叛了我们，某人放弃了，或是进了税务局工作。但是，不应该就此推断，我们生活不顺，或者心情忧郁。在我们居住的帕西菲克街区，我们抓住每个时机做事。我们拥有想法和愿望，并将它们付诸实践。比如行刑台那次，关于这个想法的起源，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我五姐断言是出自堂亲中的一位，他们都充满哲思，但我大伯坚持认为，这是他在读完一本袍剑小说之后萌生的想法。归根结底，起源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做事本身，因此，我几乎是索然无趣地讲述着这些事，只是为了让自己稍稍远离这个空洞下午落下的雨。

家里的房子前面带有花园，这在洪堡大街上非同寻常。这座花园不比普通庭院大，但比人行道高出三级台阶，这让花园看起来非常显眼，是行刑台最理想的地点。因为有石砖和铁栏杆组成的围栏，工作时可以避免行人钻进家里；他们完全可以倚靠在围栏外面流连数小时，而这并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将在满月那天行动。”我父亲命令道。白天，我们去胡安·b胡斯托大街的建筑市场寻找木头和铁，而我的姐妹们留在客厅里练习狼嚎，因为我小姑坚持认为行刑台会吸引狼群，诱发它们对月嚎叫。我的表亲和堂亲们负责找来钉子和工具；我大伯绘制草图，和我母亲以及二伯讨论行刑器具的种类和特质。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他们严肃地决定建造一座很高的平台，平台上将会竖起绞刑架和肢刑架，同时留出富余空间，以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刑罚或是斩首。我大伯认为，这比他最初的设想要简陋粗略太多，但是房前花园的面积和材料费用的问题总归限制了家人的雄心。

一个周日的下午，吃完意式饺子之后，我们开始了建造工程。虽然我们从不在意邻居们的想法，但是为数不多的观众显然以为我们是在建起一到两个房间，来扩大房子的规模。第一个被惊动的人是对面的老头儿克雷斯塔先生，他走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要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我的姐妹们聚在花园的一角，发出了几声狼嚎。相当多的人聚集了起来，但我们持续工作直到深夜，并建好了平台和两座小楼梯（分别为神甫和受刑者准备，他们不能一块儿登台）。周一，部分家庭成员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因为人们总得生存，我们其余的人开始架起绞刑架，与此同时，我大伯在查阅古代肢刑架的图版以作参考。他的想法是把滚轮放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用一根稍微有些不规则的长杆——比如一根光滑的杨树树干——支撑。为了满足他，我二哥和堂兄们开着小卡车去找杨树；同时，我大伯和我母亲把滚轮的轮辐嵌进轮毂里，而我负责准备铁制轴环。在这些时刻，我们极其开心，因为四处都能听见锤子反复敲打的声音，我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嚎叫，邻居们聚在围栏前交流感想，在介于紫红色与锦葵色之间的黄昏里，立起了绞刑架的剪影，还可以看见我小叔坐在横梁上固定钩子，准备活结。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街上的人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抗议和威胁的声浪鼓舞着我们用竖起肢刑架来结束一天的劳动。几个任性妄为的人试图阻止我二哥和我的堂兄们把装在小卡车上的上好杨树树干送进家里。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在这场激烈的拔河比赛中大获全胜，把树干安放在了花园，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深陷树根的缠绕。我父亲亲自把孩子交还给他愤怒的父母，斯文有礼地把孩子从围栏里送了出去，与此同时，当众人的注意力转向这感性的画面，我大伯在我堂兄们的帮助下，把滚轮安在树干的一头，并着手立起了肢刑架。正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平台上，赞扬行刑台的美丽外观时，警察赶到了。只有我三姐留在大门边，于是轮到她和副警长本人对话；她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我们是在自己的房产内工作，我们建造的工程仅在用途上稍显违宪，邻里背后的言论实则是仇恨和忌妒的产物。夜晚已然降临，这让我们不用浪费更多时间。

在电石灯的光照下，在上百名充满怨气的邻居的监视中，我们在平台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从未觉得烤乳猪是如此美味，内比奥罗葡萄酒是如此色泽饱满，味道香甜。北方吹来的微风轻轻地摇晃着绞刑架的绳子；有一两回肢刑架的滚轮吱嘎作响，仿佛是乌鸦们前来歇脚、准备进食。看热闹的人开始离去，嘴里嘟囔着威胁的话语；还有二三十人停留，他们趴在围栏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喝完咖啡以后，我们关上了灯，让月亮出场，月亮从露台的栏柱那里升起，我的姐妹们开始嚎叫，我的堂兄弟们、叔叔伯伯们在平台上慢慢地走动，他们的脚步让地基晃动。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月亮爬升到活结的高度，滚轮上似乎有一朵镶银边的云彩不断伸展。我们仰望着，如此快乐，这是一种至高的享受，但是邻居们在围栏外窃窃私语，仿佛处于失望的边缘。他们点燃了香烟，逐渐离开，有些人穿着睡衣，另一些人走得更慢。只剩下街道、远处的警笛声和不时经过的108路公交车；而我们已经睡着了，梦见聚会、大象和丝绸服装。

礼仪与教养

我一直认为，严谨是我们家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将这种正派的品质发扬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不仅体现在穿衣吃饭中，还体现在表达和搭乘电车的方式中。比如，在帕西菲克街区，人们毫无顾虑地征用绰号，而对我们来说，绰号需要审慎、反思，为之牵肠挂肚。我们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别人取绰号，因为他不得不将其吸收，而且承受一生，仿佛绰号是他的一种特性。洪堡大街上的太太们把她们的儿子叫作托托、可可或者卡乔，把女孩们叫作黑妞或者宝贝，但我们家不存在这种普通的绰号，更别提类似于奇罗拉、卡丘索或是马塔加多这种盛行于巴拉圭和戈多伊克鲁斯的矫揉造作和高调的绰号了。只需以我二姑的情况为例，就足以说明我们对此的严谨态度。显而易见，她拥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臀部，我们绝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普通绰号的强烈诱惑；就这样，我们没有赋予她“埃特鲁里亚双耳瓶”这等粗俗绰号，而是一致同意使用更加大方得体的称呼：大屁股。我们一向这样谨慎，虽然我们得时不时地和坚持传统绰号的邻居朋友做斗争。我最小的从堂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袋，我们一直拒绝称他“阿特拉斯”，那是他从街角的烤肉摊上得来的绰号，我们更喜欢精致得多的“冬瓜头”。我们一向这么做。

我要澄清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在街区里与众不同。我们只是想在不伤害任何人情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变常规与传统。我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粗俗，要是我们之中任何人在餐馆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场拼抢得很激烈的比赛”，或者“法乔里进球的显著特点是在射门之前施展卓有成效的中路渗透”，都会受不了，并立即给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更纯正、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两边互相尥蹶子”，或者“我们先狠虐他们一通，再使劲往门里灌”。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们，但总是不乏人理解深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教益。我大伯阅读过不少阿根廷作家写的书，他说，其中许多人要是能这样写东西就好了，但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解释过。真遗憾。

邮电局

有一次一位远亲成了部长，我们想方设法让他把许多家庭成员安排到塞拉诺大街的邮电分局工作。持续的时间不长，毫无疑问。在我们待在那里的三天中，前两天我们以出色的效率接待公众，因此赢得了邮电总局一名巡查员的意外莅临和《理性报》上的一条赞美简讯。第三天，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广受欢迎，因为人们从其他街区前来寄发信件，汇款到普尔马马尔卡和其他同样荒谬的地方。于是，我大伯指示大家自由行动，全家人就开始根据自己的原则和喜好展开工作。在邮资窗口，我二姐向每一位购买邮票的顾客赠送彩色气球。第一个收到气球的人是一位胖女士，她仿佛被钉在了原地，手里拿着气球和已经被舔湿的一比索邮票，邮票在她的手指上逐渐卷成了卷。一位年轻的长发男人断然拒绝接受气球，受到了我二姐的严厉责备，而同时窗口前的队伍里不同的观点开始针锋相对。旁边，几个外省人愚蠢地坚持要把一部分工资汇给远方的家人，他们有些惊讶地收到小杯的果渣酒，以及不时传过来的鲜肉馅饼，这一切都由我父亲主导，此外，他还在大声地朗诵老人比斯卡查 [1] 最好的忠告。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负责包裹邮递窗口，他们给邮包涂上焦油，再把它们塞进一只装满羽毛的桶里。然后，他们把这些邮包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寄件人，并指出收件人接到改良过的包裹后会多么喜悦。“看不到细麻绳，”他们说，“也没有俗气的火漆，收件人的名字像是印在天鹅的翅膀下面，您看到了吧。”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当看热闹的人群和警察入侵邮局的时候，我母亲在用最优美的方式谢幕，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叠出许多彩色纸飞机，让它们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我们唱着国歌，有序退场；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列的第三个位置，意识到良机已过，她得不到气球了。

头发的丢失与寻回

为了与实用主义和谋求实用成果的可怕趋势做斗争，我大堂兄力主贯彻以下步骤：从头上拔下一绺头发，在每根头发的中间打个结，然后让它沿着盥洗池的小洞轻轻地滑落。如果这根头发卡在了这种小洞通常会有的过滤网上，只要把水龙头打开一点，就能让它从视线里消失。

事不宜迟，必须立刻开始寻回头发的工作。第一个步骤，卸下盥洗池下接的u型水管，查看头发是否挂在了管道的某个突起处。没有找到的话，就需要打开从u型水管到排水口的那段管道。可以肯定，在这个部分将会出现很多头发，需要借助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以便逐一检查，寻找打结的那根。如果那根头发仍没有出现，就将面临一个有趣的提案，即打破一直通至底层的水管，但这势必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因为需要在某个政府部门或贸易公司工作八到十年，才能攒出购买我大堂兄楼下四间公寓的钱，此外还需考虑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在工作的八年或十年之中无法回避头发已经不再在水管里的痛苦感觉，只有最微小的可能让它依然挂在管道中某处生锈的突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