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2/2）

王苏辛：我从这本小说集当中，读到的是一群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人物尽管有相似性，但没有重复。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过去、现在甚至可能的未来，说起来，有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年长的朋友看到我在朋友圈提到《随园》，特地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不相信我居然会喜欢这样的小说。我大概理解他说的意思，但这恰是《随园》，以及整个《丙申故事集》的生命力所在。它当中的这些人物看似互相有疏离有缝隙，但这缝隙恰让这些小说的生长感更浓，仿佛阅读的时候能从这个缝隙中体察自己和周围的关联。它写的“我”不单单是某个处境中的“我”，而是它通过某个处境中的“我”，写出了独属于这部分小说的“他”和“他们”，因此，这部小说集才如此动人。我的反射弧略有些长，刚才你说到那个题目，我觉得真的很棒。但我突然想到，似乎“重逢准确的事实”更适合。事实其实一直都在，作为那些想要看到更广阔天地的人，我们随时可能与它重逢，甚至随时准备着与它重逢。

弋舟：这位年长的朋友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你不会喜欢这样的小说呢？回到你前面说过的话，“这个阅读趣味可能要适合自己。这就要求写作的那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了解自己”，在我看来，我们的那个“自己”往往是面目模糊的，有时候，不是我们在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是阅读在某一刻击中了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自己”觉醒，“哎呀，我遇到了我！”这正是写作与阅读的秘密，它被我们寻找，也强力地寻找着我们，找到了，捕捉住，于是，我们的那个“自己”才如花绽放。这可能是一个发掘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塑造的过程。发掘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有，塑造是因为拜它所赐。那个写作的人如何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呢？喏，他只有随时随地地去阅读和写作。你那位年长的朋友，可能恰恰忽略了这种“时刻生长的阅读趋势”，他只看到自己对阅读的控制，忽略了阅读对自己那强大的改造，并且，如你所说，他还有可能割裂了自己与“他”和“他们”以及无穷的未知者之间的关系，不见他者，也难见自己。听你的，这篇对话就叫“重逢准确的事实”吧。

王苏辛：人是先遇到事实，再遇到自己。那位年长的朋友首先从他关心的那部分来看待这个小说，认为这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女青年的成长史，这中间有他关心的那部分社会性的变化，他根据这个缘由去理解这个小说，觉得应该是个我陌生的东西，我不理解那个时代怎么能理解这样的人物呢？上个月我碰到复旦大学的金理老师，我们都很喜欢《随园》，但他喜欢的理由和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外向内的，我则是由内向外的。我喜欢的理由可以说非常单纯，就是觉得女主角想的某些问题我也想过，这种想可能不需要同样的经历，但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也可以说，我通过这个小说遇到了自身的那部分事实，也正是这部分事实让人有可能进入那些潜意识中有，但可能还未彻底揭开其面纱的世界，如此，阅读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样——我们遇到自己的“阅读”，惊呼，“我遇到了我。”

弋舟：“没有那样的经历，便无法理解那样的作品”，这样的认知方法，显然很大程度地拉低了文学的意义，几乎算是消解了文学存在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压根没法理解孙悟空跟贾宝玉。当然，尽可能多一些地给不同的阅读者提供发现那个“自己”的可能，应该也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见山见水，你得写得有山有水。格非先生说这本集子写得有“密度感”，在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兑现。一次跟他聊天，他就说起过小说“密度”这个话题，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质结实，是密度很好的木材，那么，即便它打得不漂亮，价值也高于一把漂亮而薄脆的椅子。这个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先生这样一位曾经以“漂亮椅子”为能事的前辈之口。我觉得，此间确有真意。所以，这本集子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现实关联，让它生长在现实的根基之中，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过往乃至未来，年长的朋友、金理和你，都翩然而至。我得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动辄让人坐着毯子飞起来，我现在不大热衷了。

王苏辛：格非老师那个比喻对小说叙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说家不可能把三维的世界压扁来增加密度感，而只能写出一层层递进状态的事实。要抵达如此结实和茁壮的密度感，可能需要“剥洋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准确的事实重逢，甚至写到后面，作者本人也会因为这个小说，明白了一些自己过去不甚明白的东西。如此，写作也可以是阅读，阅读也可以是写作，生活因为精神层次的递进和辗转，有了密度，我想，这或许是你说的尊重铁打的事实的最大的意义。就像我读《发声笛》的结尾，发现你把小说的点落到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样子，那个唱着歌的人，身上充满未经反省的荷尔蒙，但这样的他，或许是目前的他人生如此这般的源头。再说到小说之外，正是不断的“回去”，不断回到那个“朴素”少年，生而为人才不至于总是积累歉疚，而是用不断的进步，来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弋舟：那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我们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实”，需要我们有能力去“准确”地与之“重逢”。而且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虚拟化”的习性——山就是山，是石头和植被，不要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一堆音符”什么的。你所说的“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我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不讲逻辑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尽管，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抓铁有痕，轻盈或许才真的能够轻盈。对“现在进行时”的重视与尊重，必定导致我们重视与尊重逻辑，因为，由此我们不得不去重视与尊重“现在进行时”的根由——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一群中年人，他们不是凭空活在丙申年里的。而且，有了来路的对照，今天的诸般心事才更加让人怅惘，那些个朴素的少年，才愈发显得珍贵。于是一切都会有了“准确”的基点，让我们能够稍微可信一些地“提炼出那个更好的自己”。

王苏辛：你说“层层递进”和“剥洋葱”在你看来就是逻辑的能力，我觉得还不止那么简单，可能还要看是“文本逻辑”还是“事实逻辑”。如果是后者，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很多时候，前者的出现会像烟雾弹一样，让人误以为自己转过去了。《丙申故事集》中的逻辑当然是“事实逻辑”，也是基于此，我们两个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不一样的人，也能就一些共通的东西对话。看《丙申故事集》前后，我也看了一些其他不错的小说，我发现《丙申故事集》和那些小说的好不太一样，你似乎无意去呈现某一个饱满的点，而着重在呈现事物的一整面，尤其是《随园》，也包括《出警》等小说，都不是单独在写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而是尽可能呈现一个打开的世界，阅读者可以从这个世界中选择一个自己的点进入。我很好奇：这样去打开世界的你，在前进时，如果不自觉遇到一堵坚硬的墙，是如何处理的？我指的不是小说技术，而是我感觉，很多小说出现的契机，或许来自那个让作者心动的部分，但可能在前进时，这一切并非最初所想，一些原本不在计划中的感觉也仿佛敏锐起来。你是如何面对那部分突然来临的东西的，会为这种写作时突然驾临的东西改变自己眼前的写作吗？还是暂时将之放在一边，继续投入那个计划中的世界？

弋舟：世界真的必须被拆分为“计划中的世界”和被“一堵坚硬的墙”挡住的世界吗？逻辑呢？是不是也真的非要开列出文本和事实的不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一定要想清楚它正反的两面吗？当然，这些都没错，而且是我们的强项，习与性成，几乎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展开辩论的利器。但是对此，我真的有些疲惫了，那种没来由的雄辩欲终于令我心生厌倦。更为关键的是，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左右开弓的智力”，还会磨损我们行动的能力，让我们丧失对直觉的信赖，陷入过度思辨的泥潭里空转着自己的道理。所以，现在我写小说时，宁愿让自己更混沌一些，可能这样的态度，反而如你所说，更有利于“呈现事物的一整面”。世界从来都是“一整面”，是我们的聪明劲儿把它搞成了碎片。我得让自己恢复一下视力。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会那么复杂吗？糖是甜的，有幸福感，药是苦的，令人难过，做出这些判断时，他不会聪明伶俐地想到糖吃多了蛀牙，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不辩论，辩论对他而言跟不讲理是一个意思。如果重新尊重世界的整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动机，就会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许多难题，也将迎刃而解。我们能够对话，不是基于我们的分歧，是依赖那个“一整面”的世界对我们基本的笼罩。只有一个世界，你以这样的心情去处理它，“突然”的东西就很难对你形成干扰，即便为之震惊，也会理解那是被“注定了的震惊”。

王苏辛：世界确实是“一整面”，我们也始终被这“一整面”的世界笼罩，但如果这“一整面”世界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写作的驱动又在哪里？我们如何确认自己感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婴儿看待世界不会那么复杂，但我们的眼光无论如何不会是婴儿的对吧？“能婴儿乎”是一个“能”的过程，这个过程，才是写作的意义不是吗？写这个“能”，也才是“重逢”吧？

弋舟：这“一整面”如果对谁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写作就只能对自己发生意义，对他者必定无效。写作的意义，今天在我看来，已经不再是将写作者从世界上区别出来了——那就好像是得到了某种特权，被专门遴选了一样，多狂妄。今天驱动着我的，也许正是那个让我“与人类相同”的盼望，这是对于狂妄的矫正，是对无知的反省。我们当然是独一无二的，这差不多不需要辨认，人性中自以为是的那一面从来都怂恿着我们自我的夸大，但这个独一无二，能大过世界的独一无二吗？“重逢准确的事实”，也许就是勒令我们回到事实当中，历练写作者的所“能”，不要一往无前地虚妄下去、“复杂”下去。与事实准确地重逢，与本能准确地重逢，有益于我们抵抗虚无。当然，这个动机看起来本身就那么虚无——因为我们差不多早已丧失了分辨事实的能力，我们“惯于愚蠢地将换喻当作发现，隐喻当作证据，把连篇废话当作妙语连珠，把自己当作先知……”

王苏辛：好感觉，但是跟哪些人相同呢？这里是不是仍然有种骄傲？也许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处在这中间的人，或者说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是怎么想的。甚至可以说，世界的独一无二是由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决定的。

弋舟：“走在最前面的人”一个巴掌可以数过来，他们已经成圣、封神。别想了，我们不在那个巴掌里。这些问题太宏大，不是说思考它没有意义，是说竭力去琢磨，会有倒向空想的风险。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的判断压根不值得说出来。

王苏辛：在《丙申故事集》中，我时常感觉到人物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物的变化，让小说的力量即使在文本结束之后依然有滚下去的可能。这几个小说，《出警》读下来更有剧情感，《随园》则是严密、深邃，又如北风入骨。《发声笛》、《但求杯水》和《巨型鱼缸》，人物的内心看似没有前面两篇有跌宕感，整体风貌则更接近普通的日常。我比较好奇，尽管它们都包裹在“丙申故事集”这个书名之下，但都有各自的不同与侧重点，仿佛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我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时而回到童年，时而又回到未来。即使像《随园》这样非常有密度的一篇，写到后面，也感觉那个用力写的人渐渐消失，转而看见的是一片平原。

弋舟：写作会有失控的时候，但集子里的小说的确是我明确控制出来的结果——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确据。我不想让这本集子太过“奇崛”，但我又无法接受它彻底的平庸，于是“日常”是它的底色，在局部上，竭力跃身而起，去够向自以为可以企及的屋顶。这也是我写作时的真实姿势——我真的是写一写，就会自己在屋子里跳着去摸摸天花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只能日常地坐在电脑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一如你所说的一年四季，夏天不应该成为否定冬天的理由，而秋天也无法抹杀春天的价值。这才是我的丙申年，这才是世上的丙申年。如果说，我一定想通过这本集子表达什么，那么好吧，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服从。至于表达得怎样，是否达标，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与服从的愿望相悖，我想，所谓服从，就是接受结果，它一百分也罢，五十分也罢，我都服。不服你也没法再过一遍丙申年。这样的认识，就是我眼里“准确的事实”。丙申年过完，我又长了一岁，谁都没法儿罔顾这个事实，推翻这个影响，谁要是在这些问题上也跟我“知识分子化”地雄辩，我跟谁急。

王苏辛：哈哈。没有谁跟谁急，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与人类相同”，每个人的生命都还是独特的，是怎样，就是怎样。祝贺你在这个丙申年写下了这本独特的小说集。

2017年1月13日

丙申腊月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