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2）

针对要不要自杀以及什么阶段应该自杀，保罗、赛尔波和拉许欧克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三人的病情处于不同阶段，赛尔波的身体机能还算得上正常，保罗和拉许欧克已经在不同医院转诊过许多次。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还算过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阵心寒。

这就是现况。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觉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过了最初的发病危机，或是身体机能尚称正常，生活就能继续下去。这时大家可能会想：我还活得好好的，不错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须开始用药，那就真的玩完了——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须再度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应该现在就自尽，还是要再拖一下，观望一下？

不知不觉间，大家会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点一再往后延。一开始会想：等到接到诊断书，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后再自尽。

然后，想法会一变再变：不，等到我被推进隔离病房，就自我了断，结束这一切！

针对“有尊严的生活”，其定义也是经常飘忽不确定。随着情况恶化，苦痛难当，面对肉体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低。不只是个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这种倾向，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活真的还有尊严吗？

对许多男同性恋者来说，外表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至关重要。当他们变得骨瘦如柴，脸上长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来一脸病容，这时已经没什么好活的了。当疾病的迹象再也无从隐瞒，当耻辱已经清清楚楚长在脸上……

然而，不管怎么说，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他们开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还能撑到夏天……

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生日……

不，我先想办法撑过这星期，下星期再观察看看……

这种心理就像围城的情节一样，大家等待的，无非就是最后的解放，等待援军的到来。大家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新解药的发明。

针对新解药的各种说法，也始终混沌不明。

《今日新闻》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来一年内，一种全新的艾滋病毒会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劳工报》则残忍地极尽嘲讽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发出这样的标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对娘炮的天谴。解药？抱歉，没有解药。

然而，短短数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报》就刊出下列标题的报道——艾滋病大揭秘：两年内发现新疫苗。

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两年内就研发出疫苗，但是这种标题给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发现htlv-iii型病毒。”

“既然会出现这种病毒，人体就应该会自然产生某种抗体。”

一家德国私人诊所派代表来到斯德哥尔摩，为hiv呈阳性反应患者举办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德国人用图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释，宣称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病患的血液性质，减轻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乐意相信这一招真的会奏效。总算有办法能够减轻、治愈这种恶疾，将病毒连根拔除了。

设想一下：一个面对无止境的苦难、无依无助的人，每一声保证能够带来救赎的呼喊，他都会留神倾听。

我们能怪他吗？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这项“显影剂计划”一样。

只要把柯达相机公司生产的显影剂涂在身上，身体就会启动某种过敏反应，进一步激活人体部分免疫系统。

之后，大家聊到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听到这种风声顿时变得歇斯底里，争相购买柯达的相片显影剂。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阳性男性患者所组成的全国性社团“阳性集团”的会员。有那么一次，他就在会议中起身发言，抗议道：由于他在皮肤上涂显影剂，导致皮肤过敏、发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阳性集团的集会地点位于沃尔马街地势最高处。每年，该集团都会在那里办几次派对，每场派对都一票难求。

派对本身倒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鲜刺激的，不过嘛，能够参加这种派对，找找乐子，寻得理想的一夜情对象，还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状态，恐怕就没人要你了。就是因为这样，这种社交场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义——能够卸下伪装，“袒裎相见”，是多么美好的事！

就像保罗常讲的，派对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烂醉如泥的同性恋艾滋病老头，大家坐在那里哀号：‘哎呀，这里怎么都没有年轻人！’”

一如往常，拉许欧克和赛尔波高声嘲笑着保罗。

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几次，情况实在不乐观。不过他好像拥有无限精力，只要病况稍微好转，只要他又能够站起来，他就摇身变回那位大家熟悉的小娘娘腔，恣肆卖弄，取悦着所有人。

但这一次，他因为高烧不退，已经在南区医院连躺了六星期之久，没人相信他还能挺过这一遭。结果呢？他现在还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儿，高声嘲笑其他染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

“啧，你说我这样还不够酷吗？”他边说边朝天翻了个白眼，又点燃一根香烟。

“看到没？就算这场病真的让我病到跪下来，我这大半辈子还不是这样挺过来了？而且我还是完全自愿的。想搞垮我？门都没有！呸！”

1983年，人类对这种疾病了解还不多。当时《无产阶级报》曾写道：“如果只有同性恋者会染上艾滋病这种致命恶疾，那么，我们乐观其成。”

在政治光谱另一端，基督教会所主办的《今日报》则写道：“除了那些因为生产、正常夫妻之间因输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正在发生：年轻男性一病不起，日渐消瘦、凋零，终至死去。

是的，这不亚于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

当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通通不敌死神召唤，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长的绳子量测他们的死期。

就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死期将至。

就用一条绳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下去。

每个人的生命，就用这种方式决定。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们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绳索伸长，再伸长……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该怎么办？许多人的存款用罄，没能修完在学校里的课程，连原先住的公寓都没了。

既然博士论文在有生之年永远写不完，又何必动笔呢？

生命中最后几年读了一堆书，最后还不是被病魔无情地一笔抹灭掉。唉，何必呢？

何必追求永远无法达到巅峰的职业生涯呢？

反正可能活不过冬天，何必省什么钱呢？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啊！

体验人生，到处旅游，狂欢，无止境的派对，享受再享受——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必须将一辈子该享受、该体验的一一完成，了无遗憾。

是的，在真正发病以前。在漫长的苦难、折磨真正开始以前。

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逃得掉的。

不然就是借酒浇愁。只要病魔还没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烂醉，通通不过分。

可是，还有许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传染了，怎么办？

反正没有解药，没有慰藉，只有无止境的威胁和强制隔离措施，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继续尝试呢？

相信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有必要吗？

相对地，也许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恶犬们正龇牙咧嘴，准备扑向他们。

扑向那些身为带原者、罪有应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恋者。

参加游行的同性恋都有被害妄想症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也许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现出被害妄想症，也许他们都有理由往最坏处想。

反正就假设自己已经是带原者了，这样最简单。

有好几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认定同性恋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检测，想必已经染病了。

性平会推出一本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小手册，标题为“神圣的性”。他们努力把同性恋情侣之间身体的接触与亲密行为，写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脉偾张的事。

保罗读着手册，差点没哭出来。

“该死，他们以为我是小女生还是什么的？‘彼此爱抚、磨蹭’，讲得好像很危险一样！”

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为”？难道不应该区分一下等级？什么样的风险才值得一试？

针对这个议题，同性恋者分裂成不同阵营，意见产生冲突。到底怎么做才对？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极其详尽的安全准则，弄到最后根本没人在乎、没人遵守，还是应该将各种风险相对化？

《奥塔报》在1986年，对“安全性行为”做出下列定义：“拥抱，抚摸，亲吻肌肤及嘴唇，按摩，爱抚阴茎、阴道、阴蒂以及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为。”

上面这段话中，“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题。没有其他性行为选项了。

明明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唾液会传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却被定位在“较不安全的性行为”。

在唾液与眼泪中都已经发现病毒，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哭泣时不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拥抱，像贞洁的小处女一般亲吻爱人的嘴唇，那这场解放运动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