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世纪思潮（2/2）
中世纪的文明能与之前的罗马或现代文明相提并论吗？如果文明的标准是以社会是否已经取得了相对较高的文化和技术成就的话，那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漫长期间，其威望和影响力遍及帝国境内所有领土——西起大西洋，东到里海，北达英格兰的安东尼墙（antone wall），南抵埃及尼罗河上游。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担任教师、立法者、建筑师和官员；罗马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和知识成就；他们的城市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物质和精神寄托之所。
而罗马之后的中世纪则没有取得任何这方面的成就。地中海曾经被视作罗马的内湖，而现在在地中海开展贸易却充满危险，汪达尔海盗以及随后的其他海盗在这个重要的海上航线大行其道。农业和运输效率低下，人们缺衣少食。之前以物易物的经济被货币经济取代，因为有权有势、靠掠夺和征服暴富的贵族，需要一定形式的货币来支付战争费用、赎金、十字军东征、他们儿子的骑士的军饷和女儿的嫁妆。皇室的财务官员缺乏基本的技能，只能依靠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算术知识；“excheer”一词也是在当时开始出现，因为他们在计算税收和货物时， 把一种格子布作为算盘运用 注13 。你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混乱无序的、缺少规章制度的、极其不公平的。
但不管怎么说，中世纪还是拥有自己的体系和独特的机构，并且在几个世纪里悄无声息地进化和改善。中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在一个衰老虚弱的帝国废墟上诞生，最后又随着欧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而消亡。对于空想派、重理智以及运气不好的人来说，这段权力真空期是最痛苦的，不过对于健康强壮、精明、漂亮英俊或幸运的人来说，则可以大展身手。
新的贵族阶级开始统治欧洲：他们高贵，最重要的是有帝王气魄。在推翻罗马帝国后，蛮族部落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标榜为新的统治特权阶级。任何人，只要拥有大批由自由人组成的追随者，都可以成为领袖。追随者越多，他的权势就越大。在意大利，这些首领是来自原罗马帝国的议员，他们通过与哥特人或匈奴人联姻而得以幸存。正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蛮族人有足够多的钱，他也可以成为领袖。其他贵族阶层则来自拥有封地的领主，他们有众多奴隶为他们耕作，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英格兰和法国，贵族则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弗兰克、汪达尔、东哥特首领的后裔。许多德国大主教都出自当地古老的家族，长久以来一直受人尊重，因而其他贵族都能接受他们。由于这段时期战火不断，大部分贵族凭借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而崛起。然而随着这些建立功勋的人的去世，其继任者日益平庸，不过子承父位的世袭传统在当时已变得很普遍，于是世家的体系慢慢形成。
各种新的头衔随之相继诞生：公爵（duke），来源于拉丁语“dux”，意思是军队指挥官；英格兰的伯爵（earl），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eor”或“cheorl”（区别于乡下人）；欧洲的伯爵（unt或te），来自拉丁语“es”，意思是伟大人物的同伴；男爵（baron），来自于日耳曼语“beron”，意思是勇士；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raaf”；而法国的侯爵（ht，法语为“chevalier”，德语为“ritter”，意大利语为“cavalière”，西班牙语为“caballero”，葡萄牙语为“cavalheiro”）。最初“骑士”这个词的意思是自由出生的农场工人。到11世纪时，骑士已专指生活在坚固城堡中的骑兵，每一位骑士都有自己的贵族称号。所有骑士——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接受充满理想主义的骑士法典的引导，并且向公爵、伯爵、男爵或侯爵宣誓效忠；作为回报，这些贵族会定期赠予他们礼物：骏马、猎鹰，甚至武器。
这幅插图出自一本写于1170～1184年间的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史书，描写的是法兰克骑士戈弗雷（godfrey）率领军队征战的事迹。戈弗雷属于幸运的“贵族”：由于是次子，本来并不占优势，但无子嗣的叔叔去世后，其公爵爵位传给了戈弗雷；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幸运又站在了戈弗雷一边，由于在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时功绩突出，他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国王。
皇冠要用荣耀来浇灌，然后再披上充满魔力的神秘外衣。国王是众人的国王，是招待归附于他的公爵、伯爵、侯爵、男爵的主人，是戒指、黄金、土地的授予人。因为最初的中世纪统治者都是蛮族人，所以后来欧洲君王的很多习俗都源于他们。像阿拉里克、阿提拉和克洛维这样的首领，都是凭借其出色的领导能力取得多次胜利，从而成为成功的军事领袖的。这些人都是由士兵选出来的，士兵们先将其放到盾牌上，然后抬到异教神庙或圣石前，向他欢呼。1世纪的塔西佗曾指出，首领最信任的副手是他的卫队（未来贵族），卫队要对首领保持绝对忠诚。少数部落成员因为获得了战利品而对他心存感激，尽管他声称他们的忠诚是与生俱来的。
教皇斯蒂芬二世为矮子丕平三世加冕。
他的随从中总会有异教牧师——有时他自己就是一名异教牧师——他被认为受到了神的护佑或是神的子嗣。当基督教传教士成功让部落首领皈依基督教后，他的部落成员自然也会乖乖地接受洗礼。之后基督教牧师又被赋予了给其继任者加冕的权利。虽然5世纪就有大主教为法兰克人首领加冕的记录，但直到754年，当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2）为法兰克的新国王——查理曼大帝的父亲矮子丕平三世（pep the short）——加冕时，威严的仪式流程才被制定出来。仪式是根据旧约中所罗门和扫罗王的登基仪式举行的：教皇给丕平三世戴上皇冠，庄严地授予他象征皇权的权杖。教皇要求他宣誓，保证捍卫教会、穷人、弱者和无助的人，之后宣布他是上帝选定的君王。
国王世袭制，正如贵族世袭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纪创造发明的。的确，一些蛮族部落的次要人物是按照血统世袭的，而不是任命的，但是部落首领则是从优秀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而早期的国王只有在世时才是国王，去世后或犯了重大过错就不再是国王。由于教皇反对长子继承制，世俗政权当权者于是竭力营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君王都是选举出来的——法国卡佩王朝（capetian）的宫廷礼仪规定，引用国王的话时都必须提到国王是由臣民选举出的，而事实上，连续329年，国王都是由子承父业继承的。而到中世纪末，就连这种虚伪的掩饰也被抛弃了。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王子继承王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1356年后，只有神圣罗马皇帝是由7个指定的选帝侯选举出的，而且正是由于梵蒂冈坚持这一立场，皇帝的人选必须从基督教信徒中选出。即便如此，从1437年开始，哈布斯堡家族就牢牢掌握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
教皇在国王加冕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国王反过来也大力宣扬君权神授，这是中世纪欧洲被教会主导的一个特征。来自罗马教廷的宣言——也叫诏书，用铅密封以凸显庄重——受到王室的认可。同理，教规和教廷（罗马教会中枢机构）的判决也是用铅密封处理的。另一方面，欧洲强国为摆脱梵蒂冈的控制一直在斗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12世纪，英格兰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多次发生争执，最终以坎特伯雷主教的被刺身亡而告终；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绰号“红胡子”）因致力于使德意志在西欧占主导，而与多任教皇发生公开冲突。
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位于法国阿维尼翁的宫殿。
不过，让梵蒂冈声望受损最大的还是来自于梵蒂冈自身。1305年，意大利爆发骚乱和要求取缔天主教圣殿骑士团的运动，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受到惊吓，于是将教廷迁往现在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虽然 弗朗西斯·彼特拉克 注14 和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nit cathere of siena）等人呼吁将教廷迁回罗马，但之后的七任教皇都将教廷设在那里。当1377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时，红衣主教团已经由法国人控制了。格列高利十一世在第二年去世后，红衣主教团彻底四分五裂。多数红衣主教希望由一位法国人担任教皇，而由罗马暴民支持的少数红衣主教则要求教皇由意大利人担任。红衣主教团受到恐吓，于是向暴民妥协，选举那不勒斯的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nano）为新任教皇。持不同意见的法国主教们则潜逃至法国，重新选了一位教皇，其结果是在近40年时间里，基督教由两位教皇统治，一位是罗马教皇，另一位则是阿维尼翁教皇。
如果在其他时代，教会如此巨大的分裂一定会在信徒中引起危机，但中世纪不允许怀疑的存在，怀疑主义根本就不曾有过。天主教，在希腊语中是“万能的”（universal），自2世纪开始神学家就用它来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区别。340年，耶路撒冷的圣西里尔（sat cyril of serale）曾这样推理：所有的人都相信的一定是真理，真理一旦被认定，信仰的纯洁性就取决于其完整性和坚定性，正如早期天主教教士所说的那样，“所有信仰耶稣的人都是团结在罗马教皇神圣系统之下的”。任何不是教会成员的人今生和来世都将被赶出，他们的命运将是最悲惨的，例如从古代开始，日耳曼部落就被流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犹如被弃在圣殿上的狼”。 没有信仰的人将接受末日审判。第五次拉特兰会议（fifth teran uncil，1512～1517）重申了3世纪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安（sat cyprian）的名言：“教会以外没有救赎。”
1356年，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颁发了一道被称为金玺诏书（golden bull）的法令，主要内容是确定罗马皇帝选举法和规定诸侯权限等。图为诏书专用的黄金印玺。
因此天主教竭尽全力来阻止任何变革。圣琼·巴普蒂斯特·萨尔（sat jean baptiste de salle）在1703年创作的《基督徒的职责》（duties of a christian）中，将天主教定义为“一群信仰忠实的人聚集到同一个群体，接受神父的指导，而耶稣则是他们看不见的领袖——教皇是圣彼得的继任者，是他在凡间的代表”。雷岸岛的圣文森特（sat vcent of lérs）在430年创作的《备忘录》（oranda）中写道，教会已经成为“教规忠实和警觉的守护者。教会不允许对教规作出任何改变，不得对其增添，不得对其删减”。后来罗马教廷的发言人将这一条扩大化，以上帝的名义宣告，教廷有权去阻止有其他信仰或无信仰的人带来的任何变革。当时对天主教和教廷的膜拜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天主教认为，”一位罗马神学家写道，“即使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饥饿而痛苦……也不能让一个灵魂犯下一个轻微的罪行，更不用说迷失了。”一位教皇曾经这样说道：“教会独立于任何世俗权力，不仅在合法目的上，而且她可以以任何在她看来合适而必要的手段，来达到这种合法目的。”另一位教皇也赞成这种说法，宣称上帝让梵蒂冈“分配王权，并且授予它不用为任何错误受惩罚的特权”。一位红衣主教甚至写道，“不满教会的声音而提出控诉”也是“叛国罪”，“因为这声音是神圣的；控诉这种神圣的声音也是一个异端，因为这声音有神的相助，是完美无缺的。”另一位红衣主教说得更直接：“教会不能容忍任何对教义的修改。教会是上帝化身创造的，同所有上帝创造的作品一样，它也是完美的。因此，它不用接受任何改革。”
中世纪人的心态中最令人困惑、难以捉摸，但在很多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就是隐形和沉默。表现之一便是中世纪人自我意识的完全缺乏，即便是那些拥有创造力的人也概莫能外。所有中世纪威武壮观的教堂，作为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都是耗时三四个世纪才完成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历经23代才竣工，沙特尔教堂——曾经是督伊德教（druidic）的中心——历经18代才建成。然而我们对建筑师和建造者却一无所知。他们崇拜上帝，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身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贵族才拥有姓氏，但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基督徒有高贵的出身，剩下的——将近6000万欧洲人——都被称为汉斯、雅克、萨尔、凯瑞斯、威廉，或者是威廉的妻子、威廉的儿子、威廉的女儿。如果这些名字还不够用或会引起误会，那么他们就会另外再取个昵称。因为大多数农民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所以除了独眼、红头、金发这样的昵称外，基本没有必要再取其他昵称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村庄也经常是没有名字的。如果一个人在战争中背井离乡，哪怕只是离开不远的路程，那么他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个村庄了。他无法对每个村庄进行辨认，要独自找到回去的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小村庄都是与世隔绝的，他们对当地熟悉的地标（一条小溪、一个磨坊或是一棵被闪电击中过的树木）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报纸或杂志来获取近期发生的重大事情，偶尔会有小册子送到他们手上，但这些册子也都是关于神学的，而且和《圣经》一样，都是用他们早已不懂的拉丁文写成的。1378年到1417年间，身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和本笃十三世相继签署教令，将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vi）、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x）、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驱逐出教会，而罗马的教皇们也立即反击，宣布将阿维尼翁的教皇驱逐出教会。然而，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对教廷的这些争端一无所知。谁会告诉他们呢？乡村牧师连自己都不知道，而他上面的主教也竭力将这些信息封锁。教徒在受洗、忏悔、做弥撒、参加圣餐仪式、结婚以及参加葬礼中，从未想过他们对这些重大事情应享有知情权，更不用说在教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他们是绝对的默默无名，也绝对地接受教会的一切。
位于英国肯特郡坎特伯雷市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在中世纪时是主要的朝圣圣地。这座大教堂创建于597年，并在11世纪初至1834年之间反复重建和扩建，但只有为数很少的建设者的名字被保留下来。这张彩色照片大约拍摄于1890年。
到后来，当身份识别变得越来越必要时，这些人的后代要么采用当地领主的姓氏——美国黑奴在获得自由后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要么把老实本分的职业当作姓氏（如米勒、泰勒、史密斯等）。甚至他们在拼写姓氏时都是很随意的，在16世纪80年代，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火企业的创始人曾将姓氏拼写成“krupp”，“krupe”，“kripp”，“kripe”和“krapp”等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自我意识的缺乏相伴随的，是对隐私的忽视。在夏季，农民们甚至经常赤身露体外出。
中世纪人们的大脑中也没有什么时间的观念，更不用说要去掌握时间了。20世纪的人都能本能地意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他们只要看一眼手表，就能很快说出此刻的时间——何年何月何日，并具体到每分每秒。中世纪的人很少意识到，也没有理由要去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纪。1791年的人与1991年的人在日常生活上有着天壤之别，但生活在791年的人与生活在991年的人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那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着季节更替、宗教节日、庆祝丰收和地方节日等事情。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手表、时钟，甚至除了附近教堂或寺庙的复活节日程表， 就没有任何日历之类的东西 注15 。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这样毫无意义地延续着，没有清晰的时间界限。在他们眼里整个欧洲就是整个世界，寒来暑往，几乎未曾有过任何改变。教皇、皇帝、国王去世了，之后又有新教皇、新皇帝、新国王继位；开战，分配战利品，再开战，战争循环往复；社区遭受到自然灾害，之后又恢复重建。但这些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因循守旧的情况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066年诺曼王朝征服英格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种惰性让社会变得更加僵固，任何创新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创新的暗示都将招来质疑，而且他们将被判为有罪，除非他们能通过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例如火刑、水淹、鞭刑等，因而一旦受到质疑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即使在大分裂时期，互相对立的教皇之间的争执已经公诸于众，教廷的影响力仍然是强大的。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一座罗马宫殿举行——在被罗马皇帝尼禄没收之前，这里一直是拉特兰家族的居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教皇的影响力达到了鼎盛。由于这次会议代表了整个基督教，因此场面相当壮观。这次会议宣布的法令影响深远，涉及忏悔、复活节仪式、教士和僧侣改革以及圣餐变体说，即面包和酒在经祝圣后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这次会议还用史无前例的正式和壮观的语言称颂了牧师；也明确规定教皇在神学上、在可能出现的政治争端上的权威。在13世纪后期， 圣托马斯·阿奎纳 注16 赞美了圣迹与理性的和谐一致。1302年，教皇颁布圣谕，宣称教皇的至高无上。即使在阿维尼翁流亡期间，教会也在努力加强集权，建立更加复杂的管理机构。中世纪的机构似乎比以前更加强大了。
然而，然而，……
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尽管一开始不易被发觉，但还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第一股阵风刮向了平信徒。作为中世纪重要制度之一的骑士制度，正在消亡。其实早在骑士制度达到鼎盛时，骑士精神就已经落伍了，并很快就要被淘汰掉。骑士的生活方式已经脱离了现实。锁子甲被铠甲所取代，尽管锁子甲能起到更好的防御效果，但也更笨重；能够负载这么大重量的马匹很难获得，而且马的费用再加上昂贵的锁子甲的费用，将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更糟的是，马背上的骑士再也不能主宰战场了，他可能被英格兰的长弓手、热那亚的十字弓手、轻装部队或中士领导的长矛兵打败或射翻。欧洲的新式军队由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职业步兵组成，他们能够在整个战役中坚持下来，并时刻准备投入战斗。由于只有大国才能供养这样一支军队，所以未来将掌握在强大的国王专制国家手中。
这件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是一件制作于1070年前后的刺绣作品，主要记录了黑斯廷斯战役以及围绕诺曼征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图为这件刺绣作品的一个局部，描画了全副武装骑在战马上的贵族和骑士。
到1500年，欧洲已经有很多封建王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格兰亨利七世、法国路易十二世、俄罗斯的伊凡三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约翰一世、匈牙利的拉迪斯拉斯二世（diss 2）、波兰的约翰·艾伯特（john albert）以及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anuel 1）。此外，另一个重要角色也正在崛起中：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标志着摩尔人的势力被彻底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终于收回了自己的领土。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 卡斯蒂利亚 注17 的伊莎贝拉的联姻让两个主要王国结合，从而奠定了现代西班牙的基础，随后他们开始一起镇压难以驾驭的附属国。然而，德国和意大利恐怕还要晚些时候才能加入新欧洲。这两个阿尔卑斯山脉的邻居，都因为内部在继承权上争执不下而延误了集权国家的形成。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意大利人将继续生活在城邦和教皇国，而德国仍将由众多小国国王统治。不过这种分裂不会持续太久，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开始崛起，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开始重新塑造欧洲版图，这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一个巨大威胁。
15世纪接近尾声时，教皇也在为其他一些事情所困扰。在反教廷主义的煽动下，知识阶层开始在欧洲崛起。他们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教皇看，则是不可原谅的。1215年的拉特兰改革并不彻底，越来越多可靠的新闻开始报道行为失当和不端的牧师、修女和教士。上个世纪神学家取得的和谐局面已经被打破。反智主义者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所提出的怀疑被新的唯名论（noalis）哲学证实。唯名论否认普遍性的存在，宣称理性与圣迹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相信童贞女之子和耶稣复活都是完全失去理性的。试图挑战他们的信教者，如托马斯·坎佩斯（thoas à kepis），似乎也陷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迷雾里。
与此同时，一种微妙但强大的崭新精神开始在欧洲兴起。实际上，它是在处心积虑地颠覆中世纪社会，尤其是教会，尽管当时没有人这么认为，因为它是由虔诚的天主教徒领导的。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任期间（1198～1216），人们曾将从亚里士多德学说中获得的新发现——辩证逻辑、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现在，随着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产重见天日，二者相融合的问题越来越突显，并且开始向现有解决方式发出挑战。在意大利，这种运动被称为“rascinto”。法国人将动词“复苏”（renaitre）与阴性名词“出生”（naissance）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兴”（renaissance）一词。
要确定文艺复兴开始的具体时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萌芽可以追溯至15世纪初。 虽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 注18 、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注19 、画家乔托（giotto）——他们似乎被注入了这种新精神——那时已经过世，但人们仍然将他们视为这场复兴运动的先驱。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影响最大的文艺复兴家是作家、学者、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独立的神学家。然而，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虽然很巨大，但直到后世才被察觉。首先涌现的是艺术家，代表人物是一群灿若星河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让人过目不忘的莫过于意大利人的作品，尤其是佛罗伦萨人，由于他们的作品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如此的虔诚，他们受到教皇热情的祝福和赞助。这些不朽人物包括意大利人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弗拉·菲利普·利比（fra fillippo lippi）、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 francesca）、贝利尼（belli）家族、乔尔乔内（giione）、德拉·罗比亚（del robbia）、提香（titian）、米开朗基罗、拉斐尔（raphael）。当然，除了意大利，还有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一些艺术家，如鲁宾斯（rubens）、勃鲁盖尔（bruel）父子、丢勒（durer）、霍尔拜因（holbe）等。其中最伟大的人物当属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ci），但达·芬奇不仅仅是艺术家，在本书后面，他还将会带着耀眼的光芒闪亮登场。
今天，当我们回顾5个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时，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没人知道这场复兴运动将通往何处，没人能预测出什么会出现在路的下一个拐角处，更罔谈更遥远的未来了。他们缺乏现代人看事物的视野，也没有一面能看到未来的镜子。与所有时代的人一样，他们每天也要时刻面对现实，而现实往往是忙乱的，各种重要的、琐碎的、深刻的、愚昧的事物交织在一起。教皇、皇帝、国王、主教、教士和在战乱中脱颖而出的贵族，作为掌握统治权力的人，他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接受对他们权力和信仰有利的事物，其余的则视而不见。但即使他们中最聪明的人也都处于绝望的不利地位，因为他们唯一的指导——任何人都仅有的——是过去的，而其在面对新事物时不仅是无用的，甚至还会形成阻碍。此外，他们还受制于另外一个不利条件：中世纪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已经生活了1000多年，他们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变形的、失真的。
《三博士来朝》（the adoration of the i）创作于约1478～1482年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之一波提切利的作品，被认为是一件“灿烂夺目、充满虔诚”的杰作。
整个中世纪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发明和创造，除了9世纪发明的水轮机和12世纪发明的风车外，再没有其他重要发明。没有出现任何一鸣惊人的新思想，也没有在欧洲之外开拓新的领土。沧海桑田，但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人们了解的只有欧洲——这里是托勒密宇宙体系的中心——以及在她周围的巴勒斯坦与北非地区。太阳每天都围绕地球运转。天堂就在地球上空的某处，而沸腾的地狱则在人们脚下。国王按照上帝的喜好来统治，其他人则按照国王的旨意行事。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又复活，他即将重现人间，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每个人都崇拜他。在圣彼得去世后的1436年里，先后出现了211位教皇，他们都是经由上帝挑选的完美无缺的人。教会是不可分割的，来世是确定的。所有知识都已经被掌握，所有事物都不会再改变。
16世纪的佛罗伦萨，这里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诞生地。
然而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欧洲人不仅没有察觉到，甚至坚信这场暴风雨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些可怜的、容易听信花言巧语的无知者，在无知、恐惧和迷信的驱使下，迈着笨拙和蹩脚的步伐，弯腰驼背地跋涉到了16世纪。他们脸上布满天花遗留下来的斑点，一脸茫然，自以为对未来了解，因而盲目地往前冲，结果卷入一场漩涡，最终被吞噬。自从1000多年前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和匈奴人联军穿越阿尔卑斯山降临罗马城，将知识之灯熄灭以来，这场漩涡是最强大的，它既难以捉摸又势不可当。
当中世纪的制图师画到他们所了解的世界尽头时，他们会写道：“当心：恶龙就潜伏在外面。”他们说得没错，不过恶龙不是标在地图上，而是标在日历上。威胁来自于时间，而不是空间。对中世纪思维打击最致命的威胁正潜伏着等待出击。这些威胁一部分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只不过还未被察觉到，而且还没有带来破坏。这些龙有些是和蔼甚至圣洁的，有些则是凶恶的。然而，对于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人来说，所有的龙都是邪恶的。在他们眼里，这些“邪恶之龙”包括：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ia）、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 eraser）、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is rabeis）、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giroiordano brun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olo achiavelli）、威廉·廷代尔（willia tyndale）、约翰·加尔文（john calv）、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 nu&241;ez de balboa）、查理五世、亨利八世、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ia）、威廉·卡克斯顿（williairoo aleandro）、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马丁·瓦尔德泽米勒（art waldseeuller）、托马斯·莫尔（toas ore）、阿拉贡的凯瑟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her aa），以及最厉害的费迪南德·麦哲伦——他彻底摧毁了制图师所绘制的旧世界。
《路德一生与宗教改革中的其他英雄》（life of art ther and the heroes of the reforation），这幅作品大约创作于1874年，描绘了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一些“恶龙”。图中正中央的是马丁·路德，他正在焚烧的是教皇的通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