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2）

（11月）

范德普尔不再是海军了。他现在是什鲁兹伯里附近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我坐火车去见他，我们在他难看的新房子里吃了顿令人烦躁又尴尬的午餐。他剃掉了姜黄色的海军胡须——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错误——但也许是因为校长必须把胡须剃干净吧。他年轻的妻子（我想是叫詹妮弗）端来午餐后便迅速消失，我听到有个婴儿在什么地方哭闹。也许，妻子和孩子也是当校长的必要条件。谁知道呢？谁在乎呢？范德普尔见到我不是特别高兴，可彼得那篇文章在《泰晤士报》上登出来时，他看到了，所以他对“船舶经纪人行动”的突然失败及我之后的遭遇至少是了解的。他并不好奇，我只能这么说。我却有很多问题。第一，这整件事到底是谁的主意？

“那个马里恩的主意，”他说，“他临时调来指挥我们几个月。”

他是谁？他从哪儿来的？

“不确定。现在想想，可能是从最高司令部来的。也可能是外交办公室。我记得他战前是外交官。反正他人脉很广。”他耐心地看着我，“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蒙斯图尔特。我也不记得全部细节了。而且，不管怎样，”他继续说，“哪怕事后稍微想想，你也不得不承认，‘船舶经纪人行动’确实是个绝妙的点子。谁知道我们可能会抓住多少纳粹分子啊。”

“不管绝妙还是不绝妙，”我说，“我被人出卖了。我像只坐以待毙的鸭子一样被人陷害了。警察就在酒店等着我。只有海军情报处的人了解我的详细情况。你、拉什布鲁克，还有马里恩。”

“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表现出自己的愤慨。“我不是指责你。但有人明知道我立马就会被逮捕，还是派我去执行那个任务。你一定也看出来了。”

“反正不是我，也绝对不是拉什布鲁克。”

“马里恩现在在哪儿？”

他说他不知道。但他，范德普尔，是海军情报处前军官晚餐俱乐部的成员，他向我保证，说他会去私下打听。我还有个问题。

“你知道马里恩和温莎公爵有什么关系吗？”

范德普尔听到这话，竟然笑了出来，笑声夹杂奇怪的喘声，他用手捂住嘴巴。

“说真的，蒙斯图尔特，”他说，“你可真是太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