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

（3月）

上周，我过了四十一岁生日。我看到去年我忘记记录我的四十岁生日了——有点不可思议。那么，这次我要记下来：曾经我有妻有子，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可如今到了四十一岁，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住在我母亲的老房子一个潮湿腐臭的房间里。从经济上来说，我还算富有：［在诺埃尔·兰格（洛根的律师）的帮助下］我让国防部给我补发了两年的工资，再加上还有居纳尔松寄来的卖房子的钱。我给母亲一百镑，让她打理好萨姆纳的房子——重新刷刷漆，换上新的地毯，等等——可我觉得她没那个干劲了。这房子虽不是鼠患成灾的贫民窟，但几百个粗心大意的租客还是留下了污糟破败的痕迹。母亲和恩卡纳茜欧都有关节炎和哮喘，总是用西班牙语斗嘴。我在切尔西和南肯辛顿四处闲逛，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在巴特西，我找到了那枚v-2炸出的弹坑。排屋的一头全被炸飞了，巨大弹坑的周围拦起木板。爆炸应该十分突然。她俩手牵着手，从学校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那枚火箭弹悄然从天而降。只见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切就灰飞烟灭了。

我在莱昂内尔身上找不到半点我的影子。也许眼睛周围有点像。是我的眉毛。那孩子的眉毛跟你的一样，先生。他的发际线也跟我的一样：额头中间长着尖尖的美人尖。洛蒂冷冰冰的——我想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莱格特看起来年老昏聩，依我看，只怕不久于人世了。他问我战时在哪儿服役，我说在巴哈马和瑞士。“我是说你在哪儿服役，不是在哪儿度假。”我跟他说我一直在海军，这才让他闭了嘴。

就我俩，莱昂内尔和我，在花园里转了半个钟头。他是个安静又羞怯的孩子，马上十四岁了（天哪！），他的眼睛总是朝下看着，不停用僵直的手指拨弄前额的头发。我问他在伊顿公学开不开心。“开心，先生，还挺……差不多吧。”请不要叫我“先生”，我说，叫我父亲，或爸爸。他面露苦恼的神色。“可我现在管妈妈的丈夫叫‘父亲’。”他说[2]。好吧，那就叫我洛根吧，我说。永远不要叫我“先生”。

文学游戏的现状。《思想的想象》——绝版。《女孩工厂》——绝版。《世界主义者》——绝版（除了法国）。来自报刊文章的收入——零。

华莱士说，独木不成林。我得让他帮我找事情做。我说，我沉默太久，大家都以为我死了。然后，华莱士想出个好主意：你那个老朋友彼得·斯卡比尔斯呢？他怎么样了？

彼得（斯卡比尔斯）在《泰晤士报》上发了篇关于我的文章（《“一位作家”的战争》），似乎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又回来了，我收到了一小波表示祝贺的明信片、信件和电话。罗德里克让我重新开始了审稿的工作，按篇计费（每篇报告五英镑）；路易斯·麦克尼斯邀请我在“战后法国绘画”的活动上发表演讲，瑞士大使馆给报社写信，否认琉森湖畔别墅的存在，并暗示我是个充满幻想的危险分子。多家杂志社邀请我写一写哈里·奥克斯被杀的故事，我拒绝了——我得留一手。

彼得——怎么说呢？——我们见面时，他很震惊？很意外？很敬佩我？我的经历让他叹为观止。他自己的战时经历波澜不惊：他先加入了火警，接着是新闻部，然后，《罪行》大获成功，他又写了部小说——《罪孽》。“你得用上这些经历啊，”他对我说，“这是老天的赏赐。是坐地收钱。”我为了迎合他，说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从拿骚到琉森》，可一直找不到灵感。我要是没钱，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我意识到，但我手头的钱在接下来的几年用都绰绰有余。我几乎没什么花销，日子过得也很平静，只是我又开始去酒吧了，酒吧越大人越多，就越好。

母亲说她的静脉曲张引发了持续的疼痛。恩卡纳茜欧也受到痔疮的困扰。我找眼科医生配了副看书的眼镜。我们真是欢乐的一家人。

自从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与芙蕾雅相处的最后日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性生活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只有偶尔的手淫能证明我大脑中性欲的部分还没有完全关闭。维多利亚时期，是什么变态牧师会说这事儿是自虐？明明是自救，或者，更像是自力更生、自我安慰。自体性行为能让你保持理智。出于求知，我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这些天当我自娱自乐时，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并不是芙蕾雅（那太叫人心痛了），而是凯特琳·安娜斯多蒂尔，雷克雅未克博尔格酒店的前台服务员。显然，在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除了她的热心和高效，肯定还有别的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笑的是，这些肉欲的感觉留在了我的想象中，过了很久才显露出来。就像用电灯光或烛光加热后能显现字迹的隐形墨水。凯特琳身上到底有什么，偷偷钻进了我的性欲档案馆？

（7月—8月）

和麦克尼斯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尼·斯塔利布拉斯在乔治王子酒店。麦克尼斯总是催我把在别墅那几个月的经历写成一部广播剧。就写成独白，写得神秘一点、梦幻一点，他说，广播里什么都能说。报酬也很高：一部广播剧——播出三次——他说我就能拿到学校老师一年的工资了。麦克尼斯要去印度报道印巴分治[3]。我很嫉妒他。突然很想旅行。乔治王子酒店吧台的女孩胸部很丰满。紧身衬衣更凸显了圆润的乳房。欲望的汁液终于又开始涨起。

10月10日，星期五

在本家里吃晚餐。我们大概有十二个人，挤在他家餐厅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周围。墙上挂着五幅米罗的画。来人有朋友，有潜在的买家，也有艺术家，还有家人。本把这种晚宴当作一种非正式的私人赏画会，根据来人的身份和经济实力更换墙上的画作。他迎接每位来宾时都会说：“别不好意思。你喜欢什么，就直说。墙上挂的一切都能卖。”

桑德琳坐在座位上，从不起身；所有的整理和招待工作都由本来做，在这样的场合，马吕斯也会帮忙。他二十岁了——是个英俊的男孩子，总是闷闷不乐、心事满腹的样子。克洛希德（克洛希德·利平——本和桑德琳的女儿）去读寄宿学校了。我坐在桑德琳旁边，她指了指一个肤色黝黑、五官精致、长相帅气的男人，悄声说：“本觉得他是英国绘画界唯一一个真正的天才。他只想买他的画。”我问她他叫什么名字。萨瑟曼[4]，她说。我应该记下来。本告诉我，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卖掉米罗的画了，但要等他回巴黎之后——他的开价相当高。今年年底，他们就搬回巴黎。本找到了新场地开画廊。“美国人都回来了，”他说，“我要帮你赚上一大笔。”

（12月）

鲍德温[5]死了。这让我想起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是那么恨他。我患上了严重的流感，流感引发支气管炎——我咳得像头海狮，嗓子都快破了。我躺在这儿，尽管床两侧都有暖气片正对着我，可我还是全身颤抖。我想象着未来的人生。在我看来，这是个“谁最能轻装上阵，谁就能走得最远”的问题。迫切想尽可能摆脱“物件”和财产的束缚。我装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要是能再也不用想它们，那该多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