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

一月。在孤独和寂静中度过新年。我在这张纸片上写了首给芙蕾雅的诗，接着用它卷了一点烟草，象征性地抽了这支烟。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将近一年，开始受到某种可怕猜疑的折磨。我越来越相信，我的被捕和监禁与在巴哈马发生的事有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公爵夫人的话：我们还是有些有权势的朋友的。举个例子，在德马里尼被捕后，我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召回英国？这个想出了“船舶经纪人行动”的马里恩上校是谁？伊恩怎么对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仔细琢磨事情的前因后果，其中浮现的问题让我不寒而栗：那些在商业大酒店等我的警察是怎么回事？我的降落伞怎么那么快就被找到了？我是运气差，还是有什么势力在暗处搞鬼？

这样的生活就像缓慢而温和的折磨，对我来说，监禁最可怕的在于孤独。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孤独：我得不到其他人的抚慰，无论是爱人的，还是朋友的。这不是独居的问题：人可以忍受独居，但没有人喜欢孤独。

我的性欲也进入某种疯狂的节奏。有时候，我一天手淫六七次，像个毫无节制的青春期学生。接下来的三周，我又可能连一次性冲动都没有。

我放弃了我的小虫牧场：它们不是死于寒冷，就是在我把它们放到暖气片旁边时死于炙热。

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如此少的东西感觉真奇怪。可以说，我穿的衣服、我睡的床铺和被子、我的桌子和椅子、我的夜壶（还有用来擦屁股的破布）、我装烟草的锡铁罐、我那一捆细细的卷烟纸，还有我的扣针，就代表了我在这世上的全部财产。准确地说，它们还不能算是我的财产——它们是借给我用的。我想起我在巴特西那个凌乱拥挤的家、我成千上万册的藏书、我的画、我的文章、我那些被塞得满满的抽屉和衣柜……突然间，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所有物品，都缩减成这些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我感觉如同船没有了压舱物，人没有了身份。

从我窗口望出去的湖水仿佛有各种情绪，这有限的景色成了我美学世界的焦点。一切的美、一切的超验思绪、一切的灵感激发与评价都来自这有限范围内的琉森湖风景。我想，要是他们把这扇窗户用砖砌上，那我撑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发疯。今天，阳光的角度让湖面显得如同光滑的银镜。高空薄薄的云层如迷雾般轻轻遮住湛蓝的天空。我看到一半玉米田正从浅绿色转为第一抹成熟的砂黄色。我真希望这里有条路，有些来往的人和车。我可以看几个钟头的鸟，有一次，就只有那一次，我看见一艘有着细长红色烟囱的蒸汽小船开进我的视野，可它掉转头，又驶出窗户边缘。

今天，雨果无意说到监狱有了新的监狱长。我要求跟他见面。要求被拒。

八月。大概凌晨两点，被时高时低的警报声惊醒，我立马以为是空袭。两名狱卒走进来，命令我穿上衣服。我被匆匆带下楼，推出前门，走到砂石路上。另外三名囚犯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眨着眼，彼此打量，仿佛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者在非洲丛林中碰了头，羞涩得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从这幢大房子的不同楼层被带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总共有十一个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袍、黑色裤子和重重的木屐。警报是真的——厨房起火了。一些消防车开过别墅后面，我们听到叫喊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经历的最刺激的事，狱卒也是焦躁又好奇。趁着他们被混乱的局面分散了注意，我朝旁边的男人转过头，用英语问：“你叫什么名字？”“听不懂，”他用德语悄声说，“我是德国人。”看来这位是敌人了。“我是英国人。”我说。他看着我，困惑不解，然后指着另一个人。“意大利人。”他说。一名狱卒大叫着让我们安静。我们到底是谁？我想，我们在琉森湖边的这幢别墅，被如此严密又上心地看管起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八月。和往常一样，我想见新监狱长的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同样带来了迟来的结果。我被带到楼下客厅，介绍给一位戴着圆框角质架眼镜的年轻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帕雷迪斯先生。”他抱歉地说。我再次重复了那冗长而曲折的解释。“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安全和情报方面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能让战略勤务局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伦敦，那我相信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杜勒斯已关闭了战略勤务局。“什么时候的事？”我说。他朝我眨眨眼，很是惊讶：“从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呀。”他告诉我，战争结束了，结束了好几个月了，我突然感觉既恐慌又无比放松。战争的彻底终结指日可待——可我们为什么还这样被与世隔绝地关在这里？我告诉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和地址，哀求他给她捎个信，说我还好好活着。他说他会尽力的。求你了，狱卒领着我朝门口走去时，我说，就帮我个忙吧。“是英格兰的巴特西吧？”门关上时，他在我身后大喊。“伦敦的巴特西。”我回头大喊。我希望他听到了。

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从来就只能瞄到他们一眼），这样的频率让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只有我被留在这幢别墅里了。我问保鲁斯（另一个我给他取了名的狱卒），仗都打完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哎呀，他们不想让我们闲着呗。”我要求见监狱长，他告诉我，监狱长现在去了伯尔尼。我说要是见不到监狱长，我就要绝食抗议了。“嗨，贡扎果，”他带着伤心的表情说，“冷静点，兄 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离开了湖边别墅，穿着我被捕时的衣服，它们已经给洗得干干净净。他们给了我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由内政部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乌拉圭公民贡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车拉到意大利边境的铁路终点站，加入了两百名其他流散人员（主要是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队伍，我们被送上开往米兰的封闭列车，要被送到切尔托萨附近的拘留营（三十三号营）等待审讯。我在琉森湖畔别墅的日子结束了。我终于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事后补记。一九七五年。根据最近看到的资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并被囚禁时，瑞士军队的情报部门正好出现了暂时的恐慌情绪，从而将局面弄得复杂。自从战争开始，瑞士就在纳粹政权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间谍，并源源不断地从他那里收到绝密的情报资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误让这条密线陷入危险，瑞士方面也越来越紧张，害怕收到的情报是打了折扣的，还担心德国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德国想要把瑞士变成他们“欧洲堡垒”大计划中坚不可摧的一环。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之后才真正开始得到缓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来到这个国家，可以说选了一个最糟的时机。我可以说跳进了一个交织着偏执多疑和军方恐慌紧张情绪的蛇窝。我的一切——我与乌拉圭的联系、神秘的“路德维格”，以及我承认自己是来和纳粹高官取得联络的坦白——都让我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出卖我的人绝对没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12月19日，星期三

切尔托萨。三十三号营。又开始积累财物的感觉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套剃须工具，还有几本美国杂志——它们标志着我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办法跟一个名叫克罗泽的英国联络官说上了话。他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来，无论我的故事乍听有多离奇，但它确实是真的。当我看到他眼中的质疑逐渐被信任所取代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他说他会立刻给伦敦发电报。我请他也给芙蕾雅发份电报，并把写给芙蕾雅的信交给他。他承诺一定会将信送到，并给了我笔记本、钢笔和墨水。他建议我趁着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以备忘录的形式把一切写下来；他还警告我，在被送回家之前，我可能还要面对一系列紧张的汇报和审讯。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把我还记得的这短命的“船舶经纪人行动”的一切记下来。跟克罗泽聊过之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很多：我穿过拥挤的拘留营，朝自己的小屋走去，我穿过流氓、赤贫者以及欧洲的悲惨世界，以温柔慈爱的目光环顾四周。希特勒已死，恶魔已除，我们赢得了战争。洛根·蒙斯图尔特的生活重新启程了。

注释：

[1]保罗·克利于6月29日去世。

[2]杂志，刚由西里尔·康诺利编辑发行，格里格森是赞助人。

[3]大卫·埃克尔斯（david eles）当时是被从战时经济部借调到里斯本的。

[4]6月22日，法国投降。英国当时独自对抗轴心国的势力。

[5]即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译注

[6]地狱之口（boca do ferno），离卡斯凯斯不远的一处海蚀洞，因涨潮时海浪冲进洞穴产生的轰轰巨响而闻名，这一带海岸线沿途风景优美，是著名景点。——译注

[7]派珀·阿里斯泰尔·弗莱彻（piper alistair fletcher）当时在苏格兰卫队。

[8]法国维希（vichy）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