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

1月21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国王驾崩，上周，吉卜林去世[45]。古老的英格兰似乎突然消失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隐感到害怕。我猜，我是习惯了这些老人在身边，我总能在生活背景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消失后，房间没那么吵闹了，你就会四下张望，看到底是谁不见了。

想到亲王变成了我们的国王，觉得很奇怪——想起比亚里茨高尔夫球场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2月27日，星期四

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岁了，我的天。我应该在伦敦，和芙蕾雅在一起，可洛蒂为我安排了惊喜——在艾奇菲尔德办舞会。她极其秘密地准备好了一切：本带着桑德琳和他们的孩子来了；迪克·霍奇远道从南方过来；安格斯和莎莉当然也来了，还有我母亲、艾斯莱德、伊妮德以及一帮本地人。彼得和苔丝来不成，这没关系，因为本和桑德琳知道芙蕾雅的事已经够让我尴尬的了，我坐立不安，满心愧疚。哎呀，那又怎样？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错，不是吗？是你把芙蕾雅介绍你的朋友们的，所以，当他们和你的妻子同处一室时，你怎么能抱怨说这很尴尬呢？这是你的选择——接受吧——别哼哼唧唧了。

好吧，三十岁了，失望以及壮志未酬的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像病毒悄悄侵袭着我的身体。出版了两本书，第三本马上也要出版，在报刊圈子勉强有了点名气。我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过舒适的生活（乡下有幢房子，城里有间公寓），我结了婚，有个儿子。我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也爱我。只是，有两件事总让我痛苦。第一，过去这几年，没写出什么真正好的作品。我感觉没有好好利用二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女孩工厂》侥幸成功，可《世界主义者》简直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第二，我所有的幸福都取决于芙蕾雅，可这种幸福是妥协的，被它周围一个充满谎言与逃避、欺诈与背叛的世界所污染。就像把一幅漂亮的画挂在漆黑的房间里。多浪费呀，你会想，这有什么意义？

（3月）

上周，《世界主义者》出版，到目前为止毫无反响。我感觉文学圈的人还在斟酌，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本书——他们无法将《女孩工厂》的作者与这本书联系起来，这本饱含感情但并无学识的著作考察了七八位鲜为人知的法国诗人。这是个恶作剧吗？拉尔博和莱维特是谁，迪欧多内和法尔格又是谁？我想，这一切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写出这本文字游戏的小书……不，这不是浪费。我一直敦促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这是个谎言。华莱士将我还没写的《圣让的夏日》以一千英镑的价格预售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签合同就能拿五百英镑，交稿时再拿五百英镑。这数额大到令人生忧，我突然警觉了，我怀疑我到底写不写得出来。当然，我也立马觉得自己又有钱了——嗯，是更有钱了。洛蒂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芙蕾雅说，我们该怎么花这些钱呢？她说，要不我们买幢漂亮的小房子吧？

昨天，我在夸格里诺餐厅碰到彼得。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介绍说她叫安·怀斯。她离开去上厕所时，我问彼得，这是不是他跟我说过的外遇对象。哎呀不是，他说，那个早结束了，这个是新的。《小心恶犬》卖出了将近一万册。而且他马上就要写完另一本新书了，新书名叫《开往巴黎的夜班火车》，要是这本也卖得很好，他就打算放弃新闻工作。他说，他很喜欢《世界主义者》，他都不知道我的水平竟已这么高了——书中细致的研究让大家都震惊了。他惭愧地向我承认，我们这两本书在文学造诣上有着天渊之别。他如此赞不绝口，委实让我开心，我本想多陪他一会儿，可我要去见乌多了；况且，他女朋友也要回来了。彼得，这个幸运的浑小子。要是只有我们俩午餐，我想我可能会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他。两个老于世故的作家聚在一起，两个老朋友——多讨人厌啊。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数位将军发动叛变，反对西班牙合法政权，随之而来的左翼政府及血腥内战从表面上看却像是一场左翼势力（共和派）与右翼势力（保皇派）的典型冲突。左翼的人民阵线总是比它的对手更分裂，它由多个派别组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仅为其中之三），而且它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随着战争的推进，西班牙的版图四分五裂，脆弱的左翼联盟开始显露颓势。大家感觉到，法西斯右翼势力接受了来自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独裁政权的军事支援。法国和英国仍保持不结盟的态度。只有苏联向四面楚歌的共和派施以援手。

众多坚定的欧洲年轻人加入国际纵队，抵抗法西斯，作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几乎一致支持人民阵线的事业。

战争爆发后不久，华莱士·道格拉斯帮洛根和美国的一家新闻社——杜森伯里新闻社——签下合同，他被派往西班牙，为美国读者报道当地的冲突。他们给出的报酬相当优厚，洛根自然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在此期间，他两次前往西班牙进行战争报道，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11月2日，星期一

巴塞罗那。外籍人员管理处混乱得令人发疯。他们说可以让我去参观一个医院：我说我周五参观过医院了，我想去的是前线。明天再来吧，他们说——他们连续四天提出同样的建议。于是，我坐在兰布拉斯大道的这家咖啡馆里，喝着苦艾酒加气泡矿泉水，打量来往的女孩。

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战争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都交叉贴着胶带，以免窗玻璃在空袭中被震碎。阳台上飘舞着红黑相间的旗帜。有一半街角都贴着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报，到处都是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涂鸦——t、ugt、fai、pou、psuc。可在巴塞罗那，占据主导的还是t和fai——无政府主义者。

街上的气氛极度狂热。大家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新社会激动不已——你会以为这里进行的是革命，而非内战。巴塞罗那的问题在于，它离战场太远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太多时间来谈论和分析、策划和密谋。所有的言语都有了响亮的形式，从挂在房子和树上的喇叭中没完没了地传出来，虚张声势。我环顾身边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皮坎肩，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仿佛神枪手。女孩跟男孩一样自信满满，她们不戴帽子，嘴唇涂得通红，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这是巴塞罗那的庆典：它更像一场街头聚会、一次嘉年华，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或致命的战事。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亚大道上的英格兰大酒店，条件挺好。这里住的似乎都是记者，主要是法国和俄国记者。我尽可能躲着英国人。英国共产主义者是怎么回事？要我说，简直太普通了。到了这里，他们反倒有了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气质，在伦敦是绝对行不通的。很有点“看到没？我早跟你说过的”的意思。

我写好给杜森伯里新闻社的报道——一千字，主要是关于城里的局势——然后我坐电车去邮局把它寄走。在离开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线。

11月4日，星期三

他们给我安排了专属的特别联络员（你给美国报纸写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四十多岁，名叫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闻部见面时，他穿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制服，即牛仔工装裤和短皮夹克，我得说，在那一群人中，他显得有点局促。他花白的头发抹着发油，从额头向后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齐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脸上有麻点，像是小时候得过天花。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