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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静秋很久都睡不着，一直都在担心长林会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刚才他是没对其他人说，但那不是因为她在那里吗？等到背着她了，他会不会对大妈讲？如果他今晚真的是在河边等她回来，那他多半会讲出去，因为他肯定见不得她跟老三在一起。

静秋已经习惯于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了，因为生活中好些她不希望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往往是措手不及，令她痛苦万分。那种痛苦太可怕，来得太早，所以她从小就学会了凡事做最坏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坏的可能就是长林把这事说出去了，然后传到了教改小组的人耳朵里，他们又传回学校里。如果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k市八中学生当中，因为读书期间谈朋友被处分的大有人在，但那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证据的。现在就凭长林一个人说说，学校就能处分她。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妈妈虽然是早就被“解放”出来了，又做回人民教师，但爸爸还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的。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像她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有了“作风不好”这么一个把柄，学校还不狠狠整她？整她还是小事，肯定连家里人都牵连进去了。

静秋觉得爸爸被打成“地主分子”真的是很冤枉。爸爸很早就离开地主家庭，出去读书去了，像这样的地主子女，因为没在乡下收佃户的租，是不应该被划成地主的。她觉得爸爸甚至还算得上一个进步青年，因为他在解放前一两年就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去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解放区的人民服务，组织合唱团，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在那里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知道怎么的，“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跑到解放区是去替国民党当特务的，还说他教歌的时候，把“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教成“解放区的人民喝稀饭”，往解放区脸上抹黑。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想到这些，静秋真是万分后悔，像自己这样的出身，在各方面都得比一般人更加注意，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不然就会闯出大祸。这次不知是怎么了，好像吃错了药一样，老三叫她走山路，她就走山路；老三说在县城等她，就让他在县城等她；后来又让他拉了手，还被他抱了，亲了；最可怕的是让长林看见他背着她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担心太沉重了，沉重得使她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怎样不让长林说出去，万一他说出去了，又该怎么应付，而对老三，反而没什么时间去多想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对大妈和长林察言观色，看有没有迹象表明长林已经告诉他妈了。对长林，她担心还少一点，长林像个闷葫芦，应该不会跑到教改组去传这些话。但如果让大妈知道了，那就肯定会传出去了。

可看来看去的结果，是把自己完全看糊涂了。有时大妈的表情好像是什么都知道了一样，有时又好像是没听到风声。静秋的心情完全是随着自己的猜测变化：以为大妈知道了，就胆战心惊，寝食不安；觉得大妈还不知道，就暗自庆幸一番，嘲笑自己杯弓蛇影。

老三仍然跑大妈家来，不过他上班的地点移到村子的另一头去了，所以他中午不能来了。但他晚上常常会跑过来，每次都带些吃的东西来，有两次还带了香肠过来，说是在一户村民家买的。大妈煮好后，切成片，给大家做菜，但静秋吃饭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的饭下面埋着一小段香肠。她知道这一定是老三搞的，知道她爱吃香肠，想让她多吃一点。

她紧张万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段香肠。记得她妈妈讲过，说以前乡下丈夫疼媳妇，就会像这样在媳妇的饭里埋块肉，因为乡下媳妇在夫家没地位，什么都得让着别人，有了好吃的要先让公婆吃，然后让丈夫吃，再让小叔子们、小姑子们、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吃。轮到媳妇的，只有残菜剩饭了。

做丈夫的不敢当着父母的面疼媳妇，想给一人一块肉，又没那么多，就只好做这个手脚。她妈妈还学过乡下小媳妇怎么吃掉这块肉：要偷偷摸摸的，先把嘴搁在碗沿上，然后像挖地道一样，从饭下面掏出那块肉，装作往嘴里扒饭的样子，就悄悄咬一口肉，又赶快把肉塞回“地道”里去。碗里的饭不能全吃完了再去盛，不然饭下的肉就露出来了。但不吃完碗里的饭就去盛，如果被公婆看见，又要挨骂。

听妈妈讲，有个小媳妇就这样被丈夫心疼死了，因为她丈夫在她碗里埋了一个“石滚蛋”，就是煮的整只的鸡蛋，她怕人看见，就一口塞进嘴里，正想嚼，就听见婆婆在问话，她只好赶快吞了来答话。结果鸡蛋哽在喉咙里，就哽死掉了。

静秋看着自己的碗，心里急得要死，这要是让大妈她们看见，还不等于是拿到证据了？人家小媳妇如果被人发现，也就是挨顿骂，说小媳妇骚狐狸，把丈夫媚惑了。如果她现在让人发现，那就比小媳妇还倒霉了，肯定要传到教改组耳朵里去了。

静秋望了老三一眼，见他也在望她，那眼神仿佛在问：“好不好吃？”她觉得他好像在讨功一样，但她恨不得打他一筷头子。他埋这么一段香肠在她碗里，像埋了个定时炸弹，她吃又不敢大大方方地吃，不吃，待会儿饭吃掉了，香肠就露出来了。她吓得刚吃了半碗就跑到厨房去盛饭，趁人不注意，就把那段香肠丢到猪水桶去了。

回到桌子上，她再不敢望他，只埋头吃饭，夹了菜没有也不知道，吃的什么也不知道，只想着赶快吃完了逃掉。但他好像不识相一样，居然夹了一筷子香肠片，堂而皇之地放到她碗里了。她生气地用筷子打他筷子一下，说：“你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没手。”

他讪讪地看着她，没有答话。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那次跟他一起走山路后，她跟他说话就变得很冲，特别是当着外人的时候，总有点恶狠狠的样子，好像这样就能告诉大家她跟他没什么。而他正相反，以前他跟她说话，总是像个大人对小孩说话一样，逗她，开解她。但现在他胆子好像变小了一样，仿佛总在揣摩她的心思，要讨她喜欢似的。她抢白他一句，他就那样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带点不讲理的神情跟她狡辩了。他越这样可怜巴巴，她越恼火，因为他这个样子，别人一下就能看出破绽。

刚回来的那几天，老三还像以前那样，见她在房间写村史，就走进去说要帮她写。她小声但很严厉地说：“你跑进来干什么？快出去吧，让人看见。”

他不像以前那样固执和厚颜无耻了，她叫他出去，他就一声不吭地在门口站一会儿，然后就乖乖地出去了。她能听见他在堂屋跟大妈她们说话。有时她要到后面去，得从堂屋穿过，他总是无声地望着她从跟前走过，他不跟她说什么，但他往往忘了答别人的话。

她听见大嫂说：“老三，你说是不是？”而他就“噢”地答应一声，然后尴尬地问：“什么是不是？”

大嫂笑他：“你这段时间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跟你说几遍你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跟我那些调皮生一样，上课不注意听讲。”

这话差点让静秋蹦起来，感觉大嫂已经把什么都看出来了，只不做声，好让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等到证据确凿了再一网打尽。她想警告老三一下，但又没机会。

后来，在饭下面埋香肠、埋鸡蛋的事又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把静秋搞得狼狈不堪。她决定要跟老三好好谈一下，他再这么搞，别人肯定看出来了。他当然不怕，因为他在工作了，谈朋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她还是学生，他这样搞，不是害了她吗？

正好有天老大长森从严家河回来了，还带了一个叫老钱的人回来，说是个开车的，昨天晚上他的车撞死了一头野鹿，他们几个司机就把鹿抬回去剐了，把肉分了。长森也拿了一些回来，给大家开个荤。长森叫静秋去叫老三来吃晚饭，说老钱的手表坏了，要老三帮忙修修，老钱就是为这事过来的。

静秋得了这个圣旨，就大大方方地去工棚找老三。走在路上的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有没有圣旨，外人怎么知道？你有圣旨，别人也可以认为你是借机去找他的。但人就是这么怪，是大哥叫她去叫老三的，她去的时候心里就是坦然的，就不怕别人误会，真不知到底是在怕谁误会。

还没到工棚，她就听见手风琴声，是她熟悉的《波尔卡舞曲》，她站在那里，想起来西村坪的第一天，也是在这样一个暮色苍茫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她第一次听见他的手风琴声。那时她只想能见到这个人，跟他说几句话。后来她也一直盼望见到他，几天不见，就难受得失魂落魄。

但自从那次跟他一起走山路，她的心情就好像变了一样，总是害怕别人知道什么了。她想，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真的是很严重，而且虚伪，因为我并不是不想跟他在一起，我只是怕别人知道。如果那天不被长林看见，保不住我还会天天盼望跟他在一起，真可以说是长林挽救了我，不然我肯定滑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了。

她傻乎乎地站了一会儿，胡思乱想了一阵，又下了几个决心，才去敲老三的门。他开了门，见是她，好像很惊讶一样，脱口说：“怎么是你？”

“大哥让我来叫你去吃饭的。”

“我说呢，你怎么舍得上我这里来。”他给她找来一把椅子，又给她倒杯水，“我已经吃过饭了，说说看，老大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看我要不要过去吃一筷子。”

静秋站在那里不肯坐：“大哥叫你现在就过去，有个人表坏了，叫你去修的。大哥带了一些鹿肉回来，叫你去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