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海市蜃楼（1/2）

那天早上很冷，天空中飘着灰色的薄雾，冷风刺骨。机场的景象让利玛斯想起了打仗的日子：各种装备在雾里半隐半现，耐心地等人来操纵；嘈杂声和回音，喊叫声和女人高跟鞋敲打石头地面的声音，都混入震耳的发动机轰鸣声。放眼所见都是早起赶来的人，他们都见证了黑夜的消亡和晨光的出现，人们之间有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而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在这样寒冷的清晨，变得像从前线打仗归来的男人一样，对旅客和他们行李的态度都有些冷漠—那样的清晨里，别指望什么热情服务了吧。

基沃给利玛斯准备了一件行李。利玛斯不禁暗暗佩服对方准备得很周到。不带行李的旅客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可是基沃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他们在航空公司柜台办了登机手续后，按指示来到护照查验处。中途他们走错了路，那时基沃对一名机场搬运工非常不客气，表现得有点可笑。利玛斯猜想基沃是因为担心护照出问题才失态的，其实完全没那个必要，利玛斯知道护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查看护照的是个年轻的矮个男人，系着边防专用领带，衣襟上别着特别的徽章。他留着淡黄色的胡子，极力掩饰着他的北方乡下口音。

“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吗？”他问利玛斯。

“几个星期吧。”利玛斯回答说。

“那您就要注意了，先生。您的护照月底到期，需要换新的了。”

“我知道了。”利玛斯说。

他们并肩向候机室走去，路上利玛斯说：“基沃，你真是个多疑的家伙。”对方轻声笑了笑。

“我们对你可不敢大意，按规矩是小心为妙。”他回答说。

他们在那里要等二十分钟。于是找了张桌子，点了咖啡。“把这些东西给我收掉。”基沃指着桌子上别人留下的杯碟、托盘对侍者说。“马上就会有人推车子来收拾。”侍者回答说。

“现在就收掉。”基沃又生气地说了一遍，“不及时把脏东西收掉，太不像话了。”

那个侍者转身径自走了，并且没有去服务台叫人，也没有给他去端咖啡。基沃气得脸色发白。“我的天哪，”利玛斯低声说，“算了吧，别生那个闲气了。”

“浑蛋，十足的浑蛋。”基沃骂道。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了。”

在海牙出关的过程很顺利。基沃似乎不再焦虑，变得轻松起来。他们从飞机走到海关的路上，他的话很多。年轻的荷兰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们的行李和护照，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祝你们在荷兰生活愉快。”

“谢谢。”基沃说，有点喜形于色地加了一句，“太感谢了。”

他们沿走廊来到候机楼另一边的接人处。基沃领路向候机楼主出口走去，两边有很多小商店，有些旅客看着商店的香水、照相机和水果之类的东西。他们推着玻璃转门出候机楼的时候，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在报亭那边站着一个体形像青蛙的矮小男人，埋头看《大陆日报》。他戴着眼镜，面有愁容。利玛斯觉得他像公务员，或类似的人。

停车场里有辆车在等他们，是一辆挂荷兰牌照的大众车。开车的是个女人，一句话也没有和他们说。她车开得很慢，路上碰到黄灯马上停下。利玛斯猜想是有人让她这样开的，后面应该还跟着一辆车。他看了看车旁的后视镜，想知道是什么车在跟着，可没能发现。有段时间后面有辆黑色的标致车，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后面的车变成了一辆装家具的货车。他二战时在海牙待过，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于是一路都辨认着车开的方向。他估计目前车正开向西北方的斯海弗宁恩。很快他们的车就开过市郊，来到一群别墅前，周边是靠海的丘陵地带。

车就在那里停下。他们还在车上，那个女人下车走到靠尽头处的一间奶黄色小屋前，按响了门铃。房子的前面钉着一块铸铁招牌，上面用哥特字体写着几个浅蓝色的字：海市蜃楼。房子的窗户上有张告示，说这里全部客满了。

开门的是位面善的胖妇人，她看到司机身后的车，就走下台阶面带微笑地向他们走去。看到她，利玛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姑妈，小时候因为不爱惜粮食被她打过的那位姑妈。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她说，“对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跟着她进了房子，基沃走在前面。司机回到了车上。利玛斯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三百米开外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可能是辆菲亚特或标致，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正从车里出来。

到了厅里后，那位妇人热情地和利玛斯握手。“欢迎，欢迎来到‘海市蜃楼’。旅途愉快吗？”

“愉快。”利玛斯答道。

“你们是乘飞机还是乘船来的？”

“乘飞机。”基沃说，“航班飞行很顺利。”说话的口气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开的。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她说，“一顿特别的午餐。我要为你们准备特别可口的饭菜。现在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哦，天哪。”利玛斯咕哝的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妇人跑进了厨房，基沃去打开了前门。

进来的人穿着带皮扣的风雨衣，身高和利玛斯差不多，年纪要大几岁。利玛斯估计对方年龄在五十四岁左右。他脸色发灰，皱纹很深，应该当过兵。他伸出手说：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细长干净。

“你们旅途顺利吗？”

“是的。”基沃马上回答说，“一切顺利。”

“利玛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我想我们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门外的大众车进城去。”

基沃微笑着。利玛斯知道那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再见，利玛斯。”基沃说，话中透露出兴奋，“祝你好运，老朋友。”

利玛斯点了点头，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

“再见。”基沃再次告别，接着悄悄地走出前门。

利玛斯跟着彼得斯走进后间。房里挂的窗帘上有花边和流苏，窗台上放着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烟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阔叶植物。家具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雕花椅。桌上铺着铁锈色的绒布，像块地毯。两个位子前都放着一沓纸、一支铅笔。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彼得斯走过去，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