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2/2）

这还是一首犹太民族记忆的安魂曲。作家的外祖母是百分之百的犹太血统，外祖父百分之五十，祖母也是百分之百，如此算来，作家身上至少也有一半以上的犹太血统。犹太民族不独精通商道，亦极具文学艺术天赋，文化名人辈出，但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异类，饱受鄙夷、污蔑、折磨、驱逐、迫害，及至20世纪其不幸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种种权利与自由的限制将其存在压缩至生物学最小值，使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空气或烟尘”；20世纪初世界各地相继爆发虐犹运动，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更是对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死亡毫无尊严与体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伴随着恐惧与耻辱”，“与我那命途多舛的家族有过瓜葛的所有城市都曾这样干过”。因为屡遭迫害，所以擅长忍耐；因为久被孤立，只得抱团取暖。作家将每一位犹太人视为同宗同血的族人，不仅缅怀了整个民族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遭受的种种厄运，更凭吊了众多世界级同族文化名人的悲剧性命运：被蔑称为“犹太崽子”的曼德尔施塔姆，对自我犹太血统深感痛苦的帕斯捷尔纳克，惨遭纳粹迫害的夏洛特·萨洛蒙、安妮·弗兰克等等。

这又是一部关于记忆本质的哲思录。作家从追溯家族记忆着笔，由此陷入了对于记忆本质的无尽探究。记忆是人类思维的生命之水，是联系生界与死界的纽带，是无神性不朽的虚幻愿望，是人类生就背负的宇宙负担。在本书中，作家以哲学的深度探讨了记忆之载体、记忆之构造、记忆之诉求，进而论证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后记忆、记忆与过往、记忆与当下的相互关系，最后归结为记忆之不可靠与不可能。斯捷潘诺娃自号“书籍饕餮客”，每日都要读上数百页，“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由其担任主编的网站ltaru是一家颇负盛名的当代世界艺术与文化资讯平台，月浏览量高达90万。本书充斥着与朗西埃、塞巴尔德、克拉考尔、赫希、托多罗夫、萨洛蒙、伍德曼、戈德切恩、康奈尔、罗兰·巴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诸多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文学家围绕记忆展开的对话、商榷与论争，在翻译过程中，我时时为作家涉猎之广泛、思维之敏锐、洞见之深刻而折服。为方便读者，我不得不做了两百余条译注，而书中所提及的人物与作品实则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忧伤，是本书的基调。这忧伤源自家族命运的卑微——整个家族史犹如“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源自犹太民族的命途多舛——世界各地的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是作家拜谒悼念的必然场所；源自对于死亡的持续性思考——且看作家眼中的地铁：“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源自以记忆拯救过往的痴妄：“我仿佛乘坐一条不大牢靠的小船航行在混浊的黑色湖水中，每当我俯身靠近水面，立刻便有众多黯然失色的脑袋从湖底钻出。他们越来越多，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得用笨重的长杆将其一一钩到船边，仔细辨认，却仍然认不出。在这些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的脑袋中间，没有我的亲人；我的小船上也几乎没有空位，船尾堆满了装着未知货物的口袋。就像梦中每每发生的那样，这一切没有尽头，只有无声的、无出路的航行，谁也无法带走，甚至无法用手电筒照亮那些半张的嘴巴，猜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这种忧伤是明亮的。这明亮源自对族人、对家人乃至对其遗物的温情：在赫尔松市档案馆，“趁着没人注意，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用手指肚摩挲了一会儿”祖太姥爷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亲笔签名，那是关于他唯一残存的有温度的记忆；这明亮还源自对全体死者的人性关怀：作家反对一种基础性的不公，即“有趣”与“无趣”、“重要”与“非重要”的古老两分法，而将全体死者视为弱势群体，为其自由与人权鼓与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兰媒体才将本书誉为“死者人权宣言书”；这明亮还源自一种超越情感的哲思态度：作家始于“记忆所有人”的愿望，迷惘于记忆的徒劳与虚妄，最后终于与记忆达成了妥协——“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阅读本书，仿佛在一个暴风雪肆虐的冬夜，和作家一道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翻看一本本泛黄的家族老相册，聆听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遥远故事，及至一切氤氲开去，空余一片辽阔。

沐浴着这种明亮的忧伤，我完成了书稿的翻译；而在校对译稿时，我突然发现了原文的一处纰漏——关于太姥姥萨拉的年龄。在第一部第三章《若干照片》中描述了一张名为“街垒中的外祖母”的照片，拍摄于1905年12月，说“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第三部第一章《命运难逃》在提及1905年10月17日的革命游行时又说：“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两处文字共同指明：1905年萨拉十七岁。然而，同在第三部第一章的后面几页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据此推算，1905年萨拉当为二十岁，何来十七岁？

这一发现令我困惑不已，不知作家何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后来我想到：如此明显的疏漏作家是不可能意识不到的，想来是有意为之。首先，对于家族记忆的追溯、对于已故宗亲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自然过程，很多之前深信不疑的事实，到头来其实是讹传，正如书中所说，“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其次，这似乎恰恰构成了关于记忆之不可靠的一种隐秘启示。本书虽是纪实性的，其间却引用了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与手稿，但作家所致力于完成的，并非一部准确无误的家族史，而是在自我头脑中复现主观的家族记忆，连同其全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文件、档案，即令是至亲的手稿有时也不足为凭，一如廖吉克从列宁格勒前线发来的“一切照旧”，抑或父亲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虚假繁荣”。

我向玛丽亚去信提出这一疑问，她在回信中说：“关于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年龄，我所掌握的信息的确是互相矛盾的，且未能求证。按照家族的说法，1905年萨拉正上中学（约摸十六七岁的年纪），而这是比较符合实情的，中学毕业之后她本该接着考大学，但逮捕和流放打乱了这一计划，她只好改去蒙彼利埃和巴黎留学。但她在后来的自传中说自己是1885年生人，据此推算，1905年风潮时她的确应为20岁，也的确不是中学生的年纪……我怀疑，她可能是擅自给自己添了几岁（这在革命年代屡见不鲜，况且当时的档案管理并无统一部门负责）。总之，这是很复杂的情形，也正如你所说的，又一次证明了记忆的不可靠和矛盾性。”

这场明亮而忧伤的时空记忆之旅整整持续了十六个月。在这段漫长而倏忽的岁月里，作家的家族史，连同其谱系、传奇、变故、龃龉，从书页和电脑屏幕移植到我的脑海；每一位家族成员，连同其相貌、性格、爱情、生死，都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仿佛也变成了我的亲人。曾经煊赫一时、后从人间蒸发的祖太姥爷古列维奇，其漫长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太姥姥萨拉，外祖父母看似琴瑟和谐、实则暗藏背叛的婚姻，外祖母与外曾祖母冰炭不投的婆媳关系，祖父建功立业的执念与报国无门的落寞，姑妈我行我素的执拗与压抑自我的痛苦……所有这一切不时便浮现眼前，与我自己的家族记忆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处。

三月末，译稿接近尾声时，母亲于十年前查出的冠心病——跟书中的外祖母廖利娅和母亲娜塔莎同一种病——突然加重，到市第一医院做完造影，医生说三支心血管均有严重病变，已经没法安放支架，要么心脏搭桥，但风险极高（一来母亲年纪大了，二来基础疾病较多）；要么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等”。我嘴笨，不会安慰人，妈妈反倒劝我，说老天爷要想摁脑袋，谁也没法不低头，人这辈子总要有这么一回的。临近清明，天阴雨湿，我拿着刻录好的造影光盘，辗转找到了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王斌医生，他看过光盘，笃定地说：来吧，可以放支架。那一瞬，我生平头一回有了劫后余生之感。节后第二天，妈妈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记忆中，手术室门外那条廊道从头到尾一片亮白（可照片上明明是被一道道黄色木板门隔开的），漫长的近三个小时，两万七千余步之后，我被唤进去，母亲被推了出来。手术很成功，但只成功了一半，三个月后再去做另一半。

终于交稿后的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妈妈，女儿，妻子和我开车来到椰风寨，享受很久没有共度的假日时光。太阳很大，我们坐在树荫下，吹着海风，大为畅快。数十米外的海滩上矗立着几块巨型礁石，其中一块状如一颗巨大的花生，花生肚目测有五六米高。我一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日头毒辣，跑到石边，沿坡度较缓的一面爬了上去，坐在离海面最近的最高处，极目远眺。从遥远的海天之交，海浪裹挟着海水，向着岸边长途跋涉而来，有的轻吻一口海沙后便悄然退去；有的则一头撞在礁石上，粉身碎骨。我忽然觉得，这不正像是众生在命运之海的无尽轮回吗？——海水还是那些海水，浪头却永远不再是那个浪头了。

李春雨

2020年6月29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