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1/2）

她亲眼看见屋内的一切陈设都飞上了天空

——托盘，桌布，家庭相册，茶壶套，祖母的银质凝乳罐，

用丝绸和银丝制成的纪念格言：一切的一切！

——托芙·扬松

此处必须捋清楚我的家谱。

——什克洛夫斯基 [1]

[1]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学家、电影剧作家，苏联国家奖获得者。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用通灵术士般的声音悠悠地说，有个人一直在俄国等她，那个人就是米沙，她未来的丈夫、你未来的太姥爷。一战爆发后，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漂泊，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终于团圆了，从此再没有分开过。结婚时他送给她一枚小小的胸针，如今我每逢节日就会戴在身上，上面绣着几个花体大写字母—cГФ，“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写着：“命运难逃。”

“命运难逃”这几个字——镌刻在圆圆的、酷似狗牌的、点缀蓝色礼裙的金色胸针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觉得怕怕的，仿佛命运在长久的追踪之后，终于追到了米沙——这个快活的、长着两条大长腿、穿着帅气逼人的长腿靴、婚后却仅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怜人。在我儿时，妈妈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纹，在我内心深处引发艳羡和赞叹。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父母不经意间步入我当前的年纪时，节日的魅力开始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一成不变。外祖母的蓝色礼裙被母亲从衣柜中取出，胸针佩戴在原来的位置，从装药品的小木柜里翻出一个白色香水盒，里面的香水还没用完，因为用得太少。那是极为普通的香水，廉价的波兰品牌，浑圆的水晶瓶，里面是金色液体，被放在铺着丝绸的盒子里，下面垫着低低的硬纸板台座；冰凉芳香的瓶口触碰我和妈妈的耳背、后脑。在客人到来前的几分钟，我总要找机会将金色胸针翻过来，以确认那句题词还在。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以那样的语调重复着，以至于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头号女主变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国。太姥姥从索邦——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毕业，以医生的身份回到俄国。奶白色的索邦毕业证书上，优雅的书法花体字母，凸起的图案，以及硕大如谷仓大锁的印章，无不见证着证书持有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当之无愧的胜利，但所有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无不黯然失色。太姥姥萨拉在巴黎度过了旧约的七年——雅各便是为心爱的拉结服事了她父亲七年——却不知为何竟从那里回来了，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回到了未来的我们身边，仿佛那个世界的奇异生活于她而言不值一提。对于当年正沿着法语文学的阶梯攀升，从三个火枪手到莫泊桑的我来说，这一举动实在难以解释。毕竟，巴黎的机遇实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绝不该被如此轻率对待。

在我四岁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她比钟爱的独女廖利娅多活了两年，在那两年里，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两间屋子里来来回回，徒劳地搜寻着自己的女儿，一会儿看看柜子，一会儿瞅瞅餐厨。后来，她开始用女儿的名字呼唤外孙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调换位置，而不会影响整体意义。她坐在达洽小屋的长沙发上，穿着花里胡哨的便服，显得异常瘦小干巴，在苍白的灯光下几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让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啊，山岩一样的妈妈，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评价她。即便现在，当她已经化为灰烬、失去了一切重量和体积时，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

“难道说，我们有天也会如此衰老？这个念头令我不寒而栗。我可不想这样！大概，随着岁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会随之老去，否则的话也许就真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不知是什么让她在1914年2月给未来的丈夫寄去了几张铅笔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写下了这些话，两个星期后还特意询问，“老太婆们”到了没有。接下来便是毕业考试，再后来是两场战争，女儿的出生，革命，疏散，女儿和外孙女隔三岔五的闹病，“医生案”（幸好未波及我们家），中风后遗症。但她年轻时的爽利和干练不仅没丢，反而更尖锐了，变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变成了粗重的眉毛，盖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脸蛋和身体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的一位远房表姐鲁法从莫斯科来到萨拉托夫，在波克罗夫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来到家中，看见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里，独自坐在摇椅上。“姥姥，你怎么黑着灯干坐着？哪怕读读小说也好啊！”“哈，亲爱的，我一闭上眼啊，就能想起那么多的事儿，比小说上写的可强多啦！”

据说，晚年时她偶尔仍会唱歌。家里总摆放着乐谱（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页上是赠送者——莫斯科郊外疗养院的邻居的题词：“您的声音犹如天籁……”），一架老旧的博兰斯勒钢琴，琴键已经泛黄，最近几年愈发沉默了。表姨妈鲁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涅高兹 [1] 的高徒——时而会来萨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双臂伸到钢琴的大嘴里，后者便顺从地叮叮咚咚、宛转悠扬起来。太姥姥，照实说，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音乐事业完全不以为意，认为那不过是聊作消遣的雕虫小技。我还记得那些故事，说她怎样再三催促正围坐钢琴旁欣赏音乐的客人们上桌：“咱们先吃着，让阿利克给我们弹。”

她最后一次，近乎天鹅遗曲般的歌唱是另一种风格的，仿佛青春回归了身体，涌到了喉头，将早已忘却、失去意义的一切放归了自由：那是低沉而悲壮的《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此曲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通常在棺木入土时哼唱，后来成为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中丧葬乐章的主旋律；还有一首《华沙工人歌》，在1905年的街垒战中被广为传唱——“我们的战友们那青春的眼睛/怎会被断头台的景象吓倒？”；自然也少不了那首《同志们，勇敢向前进！》，以及一整部“半地下”的歌曲集——这些为世纪之交的男孩女孩们低声哼唱的歌曲，构成了其关于斗争与迟来的胜利的唯一词汇库。身陷布特尔斯基监狱的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手持《爱尔福特纲领》的中学生曼德尔施塔姆，雅尔塔革命者集会上的十三岁的茨维塔耶娃——所有这一切都透露着不可避免，而在这一切之上，像留声机一样萦绕着坚定不移的合唱：“我们要与旧世界决裂。”

在阅读关于世纪初的革命者的回忆录时，你会发现，他们似乎总在歌唱，有时甚至会以高调的歌唱代替正常的说话。关于罢工或者地下联络的讲述以音乐作为红线，以音符充当逗点和破折号：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河流上游挺进”，“再次唱着革命歌曲，高举红旗回到船上”，“在他的演说之后，集会以合唱作为结束”，《马赛曲》换成了《国际歌》。“刚走出家门，我们便低声哼唱起来：‘同志们，勇敢向前进！’”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一位熟人回忆道，“‘同志们，不要忘乎所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小声提醒道。”

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她所就读的下诺夫哥罗德第二中学与斯维尔德洛夫家的版画作坊仅仅隔了几栋房子，那里正人声鼎沸，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萨拉的同龄人、其闺蜜的兄长在那里跟同志们会合了。在多年后由斯维尔德洛夫家族的三位成员共同创作的关于雅科夫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提到了雅科夫和妹妹及其闺蜜的一次游船（“水流湍急，有翻船的危险，但姑娘们没哭——较之于船身颠簸，她们更害怕这位兄长。”），还提到了萨尼亚和谢尼亚·巴拉诺夫，他们是雅科夫的死党，经常一起跑去中等军事学校打群架，往牢房送大虾酥糖——舒适与恐惧的奇特组合如同洋葱皮装点着当年青春的鸡蛋壳。“1901—1903年，她（萨拉·斯维尔德洛娃——作者注）不止一次地传递情报，印发传单，从事其他地下工作。”她的闺蜜萨拉·金兹堡大概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1906年，萨拉·斯维尔德洛娃毫无悬念地遭到了审讯，罪名是在兵营散发传单。

在我自己的十四岁，1986年，妈妈突然决定带我去转转她最喜爱的城市；你会亲眼看见列宁格勒，她承诺说。正值白夜，我和妈妈一会儿坐在这条，一会儿坐在那条湿漉漉的长椅上——妈妈走不了几步就会累，需要停下来歇息；成群结队的鸽子在布满裂纹的人行道上悠闲散步。

我呢，时不时地就撒娇耍赖，央求妈妈给我买个什么小礼物，好让我在旅行结束以后能留个念想，好像不这样新地方就白来了似的。我记得我当年最馋的，是一件完全无用的东西，是在涅瓦大街一家名叫“面具”的戏剧用品商店里出售的，售价是令人咂舌的三个半卢布。那是一件道具，一绺古代贵族小姐的浅灰色假发，鬓角处挽一个环，下面是长长的一绺，低垂在粉嫩的脸颊上。那头发摸上去明显是塑料的，完全无法想象将其用于远离舞台的日常生活场景，更何况我还是一头蓬乱的黑发，可我却不知犯了什么邪，就想把它带回去，放进我书桌的抽屉里。

在列宁格勒的头一夜，我们乘游船沿天鹅运河驶入宽阔的涅瓦河，远处是一堵黝黑的围墙，高高的尖顶幽幽泛着金光。玛莎，那就是彼得保罗要塞，妈妈说，你太姥姥萨拉在里头坐过牢。话音一落，我们两个便不约而同地像大白鹅那样伸长了脖子，然后向下点了一下，不知是在向萨拉的青春致意呢，还是想要从自己的皮囊中钻出。

彼得保罗要塞当时我们看得尤为仔细，一如夏宫的喷泉，艾尔米塔什的花瓶和雕塑，甚至是奥拉宁鲍姆奇特的中国宫——几乎不敢相信，我们当年竟来得及转了那么多地方。要塞在那个六月显得光秃秃的，像个练兵场；空荡荡的，像舞台背景，丝毫令人感觉不到亲切。那里曾经有过的一切，如今早已消逝，我的萨拉像一粒沙子，被它揉出了眼皮。

从那以后，无论我何时再去圣彼得堡，总会来到涅瓦河，面向花岗岩的要塞围墙以及尖顶顶端的天使、狭长的沙地，将脖子长长地伸出去，行那个白鹅之礼，不知是在问候太姥姥呢，还是在致谢那个曾经关押后又将其释放的地方——那个地方之于她，一如鲸鱼腹之于约拿。对于家庭传说的真实性我从未产生过丝毫怀疑，再说也绝无可能，一切故事都是妈妈从第一手来源——太姥姥本人那里得来的。

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初，与那首《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同龄，里面共有监舍60余间，单身禁闭室两间，先后收押过数百名政治犯。假如萨拉在彼得保罗要塞坐过牢，那一定便是此处；脏兮兮的白色天花板，灰色墙壁，圆头犯人靴。这里的廊道七扭八拐，走进监舍铁门时，从里面吹出一股来自地底的冷气，保存至今的铁床在石头地板上投下十字架形状的阴影。铁床铁桌都是用螺丝固定在地板和墙壁上的，像列车包厢里那样。单薄的床垫，两个枕头，一床厚实的棉被；一应零碎用品必须放在明面上：书籍、水杯、梳子、烟草。面对我姗姗来迟的询问，档案管理员也爱莫能助——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监狱保存下来的档案中并没有萨拉·金兹堡的名字，她曾经所在的监舍也无从指认。

现在还上哪儿找去呢。像他们那样的人太多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投身革命斗争的热情即便在经多见广的今天仍然难以想象，至今仍像一块统一的面团一样，从无数的回忆录、文件、告密件中胀发出来：“他们展开随身携带的红色头巾，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打倒专制！’”“搞宣传活动要么单个行动，要么小团伙乘船行动”，“在‘帕撒什’旅店另一伙人中间发现了一群新成员，正在高唱《马赛曲》：‘工人群众起来反抗’。”接下来又是熟悉的场景：“参与者齐唱了几首革命歌曲”。瓦灰色的要塞走廊里贴心地挂着几个小牌子，写明谁曾经被关押于此：其中一些人于1908年依据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一位女囚犯在牢房里自尽，一位男囚犯后来在墨西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探暗杀，另有一位男囚犯于1944年死于莫斯科。

那里还挂着一些照片，是墙上之前的涂鸦画，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彼时监狱已经不再是监狱了。其中一张上面特意画了一个画框，以便伪装成一幅真正的画作，甚至是一扇敞开的窗子。一位女性身穿一件灯笼袖薄衬衣坐在那里，在她面前是插在高高花瓶里的一束鲜花，一个银质奶油罐儿，一只带腿茶壶。她并不漂亮，因此给人的感觉很真实。普通无奇的面孔流露出某种惊讶的神情，她将火苗凑近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与此同时一直保持着微笑；头发被挽成发髻，窗外是夏日的光与影。

普拉东同志引用普希金的那封信是在1907年2月寄往萨沙所在的监狱的。十年后的1917年秋，在大分歧、大瓦解的背景之下，要塞的档案发生了怪事，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只有少部分留存下来。萨拉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在那时化成了烟雾，这于她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在留存至今的任何一张表格里她都从未提及自己的革命过往或者坐牢经历。对于留学法国，她是这样解释的：“在俄国，身为犹太女人，我没法进入高等学校，只好去国外留学。”但事实上，身为一等商人的女儿，她完全有权在俄国两个都城中的任意一个生活和学习，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任何一所大学都能上。家族内部关于此事是这样讲述的：为了这个参与革命的女孩，家里人奔走斡旋，动用了一切可能的关系和人脉。其结果，摆在女孩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被流放去图鲁汉斯克，要么去国外留学，一面调养身体，一面躲避风头。于是，接下来的明信片就是从蒙彼利埃寄出的了。

萨拉晚年时，有次跟闺蜜萨拉·斯维尔德洛娃例常散步归来——二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大衣、皮帽、古老的手笼，太姥姥坚定地自称“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尽管如此，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四十年间，萨拉·金兹堡将下诺夫哥罗德那个迂腐的，热衷朗诵、聚会、饮茶的大家庭拖在身后，做到了不大不小的官，经历了大清洗，多次列席会议，却从未提出过入党申请。机会多得是，但她却从来没用过。移居法国之于她，仿佛从河里爬上了岸，意味着某种无法取消、不可逆转的转折——她的革命已经结束了，新的阶段开启了。

很多年过去，她唯一一次从莫斯科前往了下诺夫哥罗德（彼时早已更名为高尔基市）。她被带到了矗立于伏尔加河畔高地的博物馆。导游小姐正详细讲述下诺夫哥罗德布尔什维克们的英雄事迹，边讲边展示着一张张照片。在其中一张因镜头被雪糁蒙住而显得不干净的照片上，一群非常年轻的人站在低矮的栅栏前。他们一共四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女性右眼缠着难看的黑色绷带，歪戴的包发帽兔子尾巴一样伸开。这是1905年12月发生在索尔莫夫斯基的街垒战，导游小姐说，关于照片上的这些人我们知之甚少，他们极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极有可能，萨拉随声附和道，说罢转过身，脚步铿锵地向下一个橱窗走去。

在一张老照片上，波钦基的广场空荡荡的，一辆两马大车慢吞吞地走着，一位工匠站在店铺门口，旁边有几只母鸡赖着不走。看上去，这似乎是遥远世界的一个十分安逸的所在；汇聚全省的马市是当时最为盛大的庆典和消遣。在这个花园遍地的木头城镇，一切虽规模不大，却无一不期待着受人瞩目：浑圆的土丘美其名曰为山峦；名叫鲁德尼亚的小河里竟然发现了一颗体长近15米的远古动物的獠牙。各个衙门的官员也颇喜抛头露面：征兵的、税务的、公证处的、储蓄所的。正是在这个偏僻之地，祖太姥爷阿布拉姆·奥西波维奇·金兹堡远离主流世界，创下了自己的庞大家业。

在这个如今已萎缩成村庄的小镇，关于祖太姥爷生平的任何蛛丝马迹我都未能找到，唯独关于他的次子、缝纫机商人所罗门——他之所以成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不得已替代了初为父亲钟爱后遭父亲诅咒的长兄约瑟夫——还残存了星星点点的回忆。被波钦基遗忘的大胡子的祖太姥爷阿布拉姆在这里生下了16个孩子，聚集了不少的财富，拯救女儿萨拉免受牢狱和流放之苦，于1909年6月22日去世。

在旧俄，一等商人可免受肉体刑罚。他们被允许对俄国或外国的任何商品开展国内外批发贸易，可以拥有自己的船只并运货出海，可以拥有自己的轻重工厂（酿酒厂除外）、商店、仓库、地窖，可以开设保险行，从事汇款业务，承包国家工程，等等等等。对于犹太商人而言有一个条款尤为重要：自1857年起，凡一等商人家庭的全体成员，甚至包括家仆在内，都有权在定居点以外的沙俄帝国的任意城市居住，包括——以遵守某些条件为前提——两个都城。此项特权价值不菲：一等商人的会费每年不低于500卢布（为申报资本的1，而申报资本从5万卢布起步）。整个下诺夫哥罗德的犹太人群体直至19世纪末也未达到很大规模，在小小的波钦基更是寥寥无几。据1881年——萨拉出生之前四年的统计表格显示，整个卢卡扬诺夫县只有11名犹太教信徒，据我猜测，这11个人大概全部姓金兹堡。

祖太姥爷没能活到一切混同、异族通婚的年代，没等到基督诞生大教堂的神父奥尔法诺夫的子女与金兹堡家族结亲。他留下的巨额遗产在子女间均分。萨拉的那份在巴黎留学的那几年全花光了，等她回来时已身无分文，“随身只带着一只盛礼帽的圆筒盒”。我一闭上眼，便能看见她站在布列斯特火车站的月台上，怀里抱着那个圆筒盒，个子不高，特立独行，一辈子不受人管束。我将眼睛闭紧，回想起那顶巴黎礼帽：黑色的，插着一根蜷曲的鸵鸟羽毛。它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在我儿时的照片中还经常出现。

但任凭我怎样皱紧眉头都无法想象的，是彼时彼地日常生活的声音与茸毛。格特林戈家花园里的茶树，喜欢读纳德松的妹妹薇拉，马车轧轧驶向下诺夫哥罗德的漫长旅程，解开尼龙搭扣的下摆被露水沾湿，路过的小河，躲在阁楼里偷偷吸烟。波钦基是家，远行的游子回到这里休整，哭诉，养膘。小拉希尔写道，她从剧院回来，演的是《无辜的罪人》，随后大概有40多人来家里做客——这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呢？难道是在从未有过正式剧院的波钦基吗？假如是，那一定是在业余戏剧和家庭剧院风行的年代，那时，在达洽里用木板搭成的简易露天舞台上，年轻的勃洛克穿着黑色连袜裤扮演哈姆雷特，而他的爱人柳博芙则扮演奥菲利亚。彼时，友谊与风情的尘埃已经不可挽回地落定，什么也分辨不出了，剩下的只有巴尔扎克所说的资产阶级的遗迹——“一大堆不体面的硬纸盒、颜料和灰泥”。

在这一大堆硬纸盒中间还有一张照片，是我从小就喜欢的，尽管它给人带来的印象更多的是滑稽。照片上金兹堡家的女性长幼有序地排成一列，一个顶着一个的后脑勺，半侧身瞅着镜头。站在前面的是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头发浓密，乳房高耸，脸上挂着女主角的淡定与从容。接下来是装束更为我们熟悉的女性，穿着撑裙腰垫，衣服上带褶。接近队尾处站着萨拉，一脸忧郁，身板笔直，一身普通无奇的黑衣，在身材高大的姐妹们的衬托下显得瘦小干巴。在她身后，队伍最后一个，是娇弱纤细的拉希尔。她们两个散发出一种虚幻的热气，让我恍惚觉得，比起其他人，她们俩于我更为亲切。

一张于1916年填报的《产妇分娩信息登记表》向我提供了一整套的真实资料，细致入微到了近乎反常的地步。如今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傍晚开始阵痛，宫缩持续了19小时40分钟；她那娇小的、尚无姓名的小女儿只有2420克，在留院观察的一周内母女二人一切正常。

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在自传中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小商贩，而1916年的结婚证上却分明登记为一等商人。这大概是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她觉得，想在小小的波钦基找到她那不合时宜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痕迹实在是太容易了。

如此说来，太姥姥萨拉是1885年生人，1906年中学毕业（时年二十一岁），1907年入狱，1908—1914年留法，后返回俄国，通过了国外毕业证书的认证考试，进行了庄重的医生宣誓：“我心怀感激地接受科学赋予我的医生权利，深知这一称谓背后的责任重大，我承诺毕生永不玷污我于今日所加入的医生团体之荣誉。承诺随时随地竭尽所能，救死扶伤，忠诚捍卫患者家庭隐私，绝不滥用患者给予我的信任。”

那是1916年，她结婚的那年。同年，廖利娅于萨拉托夫出生。萨拉开始行医。

我至今仍收藏着一个黄铜门牌，上面用大写的黑体字母写着：“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医生”。这个门牌张挂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旧的拼写法被废除了；再后来，整个习以为常的生活全乱了套。但这个门牌连同一整盒名片却被保留下来，被带到了莫斯科，作为未被践行却须臾不敢忘却的承诺。这些有开始却无结果的事例在当时屡见不鲜。1917年3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萨拉的丈夫成了一名律师。如今已经无法想象，这在当时需要付出多少艰辛。除了完成法律学业之外，公务员律师需要通过实习，做满至少五年的律师助手，出差达到一定的公里数，以便深入了解法律调停的各种细微之处。在太姥爷的护照上，用于登记户籍地以外暂住记录的最末几页上，密密麻麻地盖着无数俄国城市的印章。

这本护照（永久期限，价格15戈比）是1912年5月23日由萨拉托夫市警察署签发的。护照上注册的名字是米赫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米哈伊尔是太姥爷后改的名字，为了显得跟别人一样。他于1880年12月15日出生，中等身材，信奉犹太教，在兵役一栏注明是后备兵，黑色头发，无特殊相貌特征。翻过几页，在和萨拉·金兹堡的结婚信息后面，是经官方拉比阿里·舒尔曼证实的信息：“弗里德曼夫妇婚后育有一女‘奥莉加’。”在同一页稍靠下的位置上写着，律师协会接纳他为团体一员。下一个对太姥爷的生平同样如此轻描淡写的证件，便是他的死亡证明了。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充实，引人入胜，充满各种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显著而清晰的十年—1907—1917年间。再往前，迷雾再次合拢，什么都无从分辨了。太姥爷的父亲——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据妈妈说，也是一名医生，但下诺夫哥罗德和萨拉托夫的城市档案中却查无此人。只有一处，在1877年官方拉比博鲁赫·萨霍德编写的下诺夫哥罗德市犹太社团成员名单中，有个叫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的人，一位二十四岁的小市民。这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法被视作足值的社团成员，他们因“无法给礼拜室带来任何收入而默默无闻，其中有些既不经商，也不识字，另有一部分是后备役的士兵，随时可能遵照长官命令调离下诺夫哥罗德，余下的便是未成年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按照年龄推算，完全有可能是米哈伊尔（米赫尔）的父亲、我的祖太姥爷。我有很多张他的照片：戴着金丝夹鼻眼镜，日渐衰老消瘦的面庞。最后一张六寸照片是他和一条狗的合影，摄于1906年，在他临死前不久。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好几个孩子，像野果子一样撒落在新时代的轨道上。小男孩米赫尔和鲍里斯讲述过他们心爱的乳母——一位乡下妇女，胖胖的，唠唠叨叨。很多位舅舅中的一位娶了这位年轻的乳母，被她那壮硕的身体和迷人的制服所俘获。在当时，从事这种有益职业的女人们时兴穿俄式萨拉凡连衣裙，上面缀着好几条红色珠串。他们乘着蒸汽机船在伏尔加河上游玩，捡球果，烧茶炊。米赫尔普通无奇，考试总在三四分上下（五分制），通过了药剂师学徒考试，却打算报考法律系。1903年，他“因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迁出下诺夫哥罗德市。这份迁出证明上盖着市管理局的大印——一头鹿若有所思地扬起右蹄，却迟迟不肯迈步。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曾经寄语外甥“要活得有趣”的人，于1923年11月11日因急性阑尾炎在博特金医生的诊所去世。死亡证明显示其身份为“公职人员”；在萨拉写于风云诡谲的1938年的自传中，谨慎地回避了丈夫的律师生涯，说他“在矿务总局担任经济员”。1923年他才四十三岁，廖利娅才七岁。大约在此前一年，他们一家人从萨拉托夫迁居莫斯科，具体时间和原由无人确知。令人称奇的是，几乎与弗里德曼一家人同时，像被内心的一阵风驱赶着似的，另一家人也来到了莫斯科：小男孩廖尼亚——廖利娅未来的丈夫和他那还十分年轻的妈妈。

跳过很长的时间跨度的手法在小说中屡见不鲜，然而，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讲述生者故事，却细思极恐——当然，其实是死者故事，但这并无任何差别。太姥姥萨拉在廖利娅出生之前的青年时代洋溢着开端的气息，仿佛一切还在前方，充满着无限可能。自1916年起，时间开始缠绕在卷轴上，被卷进众所周知的共同命运的卷毡中。一个世纪以后，当我开始依次寻访她在圣彼得堡的居所时——那些几经改造、失却了门牌号的房屋，甚或是彼得格勒大街上被夕阳点亮的一整个街区，每逢周日休息的大兵们在街上成群地随意闲逛——总有一种感觉：只消向右一转弯，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满，至少，不会比刚开始时更差。

家族历史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十月革命后的十到十五年，事务进程骤然减速，跌跌撞撞地换到了新的轨道。在这些迷雾蒙蒙、完全无从查证的年份里，我的曾祖父母辈死的死，移民的移民，迁居的迁居；他们没有写信，没有记日记，保留下来的照片也仅仅展示局部，画面的最边缘，而画面中心发生的事情则完全无从了解。比如在达洽进行的槌球游戏；谢列布里亚内博尔木屋的原木墙壁；顺口溜似的宣传标语下面的一群女体育爱好者；萨拉和瘦削忧郁的廖利娅坐在小河边的山丘上，旁边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是某位不知名的亲戚。随着女儿日渐长大（在学校的集体照上，女孩们依偎在女教师身旁；女伴们寄来的明信片），萨拉出镜的次数越来越少。她所就职的医疗机构换了一家，两家，三家；与亡夫的某位亲戚——在米亚斯尼茨基街经营着一家照相馆的那位——疲沓冗长的交往；旅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疗养地的风景明信片——灰色的大海飞上了灰色的短裙。

但最重要的萨拉自然做到了：不虚度。她过上了专业人士的小康生活，疗养院和女性咨询的日常。每日重复的有益活动将女儿也吸引了进来，她早就决定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医生，这营造了一种归属感和共同劳作的氛围。她们对于周遭发生的事件究竟作何感想，已经无从猜测，既无依据，也无证据。无论书信，还是家庭藏书——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文集，上面带有“助理律师米·弗里德曼”的藏书签；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 [2] 的诗集；被翻烂了的博博尔金 [3] 选集——都无法让人从中拼凑起苏联的或者反苏联的拼贴画。1934年，当十八岁的廖利娅铁了心要出嫁时，萨拉没有反对，但给相爱者提出了一个不容驳回的条件：廖利娅必须先完成学业。他们可以先结婚，可以在波克罗夫卡同住，但在廖利娅拿到医学院毕业证书之前，要孩子的事连提都不能提。这种世代传承的，对于高等教育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态度，我从小便记忆深刻。我们是犹太人，在我十岁那年有人对我说，你不能放任自己不去学习。

红脸膛的富于责任心的廖利娅顺从了，按照和母亲的约定，她和廖尼亚的孩子本应于1941年8月初降生。那些日子她和母亲正在前往西伯利亚的疏散列车上。孩子安静地坐在腹中，似乎知道它还不该出来似的。经过长达数周的换乘、搬运行李、掉队和迷路的担惊受怕，她们终于抵达了亚卢托罗夫斯克——我们家族迁移版图的最东端。在那里，在西伯利亚，曾经居住过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这个拥有木板人行道和黑色板棚的小镇并不急于改头换面，直至今日几乎仍是老样子。我的妈妈出生于定居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1941年9月12日。她生平最早的记忆是邻居家宰杀公鸡的奇特一幕：鸡头刚落在草地上，鸡身突然振翅而起，掠过了惊呼四起的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