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所不知道的（1/2）

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已经被高层建筑占据了一百年，那里先后入驻过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劳改营，属于苏联最早的一批，随后劳改营才逐渐多起来。

每年秋季，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程序是这样的：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在红色恐怖年代被枪决者的姓名与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队伍直到黄昏仍不见缩短，尽管那时的天气往往已经很凉了。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唤出陌生遇难者与亲人的名字。巨石旁边燃起蜡烛。去年，我年仅十岁的儿子也站在队列中间，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为何而来，他听着高声报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亲，失声痛哭。那个人，他说，是5月6号被杀的，在我生日那天。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爸爸。

看来，生日真的意味着什么。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胜利日同一天。这个重要事实我打小就时常听人提起，几乎从我还没完全学会走路时起。妈妈喜欢回忆1945年的春天——从疏散地的回归，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礼炮，长长的宴会桌边坐满了亲人、朋友以及整栋公共住宅里的全体住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结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胜利一起，她的低调生日似乎也获得了最终的圆满，证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与5月9日的天然联系历来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话，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识到，廖利娅实际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当时的旧历推算。还有，她的父亲米沙（米哈伊尔）出生时是另一个名字。在家族档案中有一张毕业证书，上面写着“米赫尔·弗里德曼，药剂师专业”。无论我怎样努力查找，始终未能找到变身的那一瞬间，太姥爷何以摇身一变，变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尔斯泰全集的年轻律师。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学生外甥的唯一建议：“要活得有趣。”——他本人做到了吗？

改名字对于那些经常变更居住地的人来说稀松平常。外祖父的父亲，穿着条纹西装的美男子弗拉基米尔·古列维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谢伊-武尔夫。他们是何时、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旧皮囊，换上新皮囊的？米赫尔变成米哈伊尔几乎毫不费力，弗拉基米尔和莫伊谢伊-武尔夫似乎本来就是一回事。萨拉的长兄、阿布拉姆·金兹堡心爱的长子，后来因执意受洗而伤透了父亲的心，同样从约瑟夫改名为弗拉基米尔，好像这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似的。

但还有一些姓氏，没有任何人更改过，一直延续至今。金兹堡氏和古列维奇氏，来自波兰和巴伐利亚的遥远城市的人们，坚守着自己的姓氏，如同背着装有一切财物的背囊。我们家的姓氏——斯捷潘诺夫/斯捷潘诺娃 [1]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家族树上的任何一支都既没有“玫瑰” [2] ，也没有“巴旦杏” [3] ；我们的姓氏也绝无宝石、星辰等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家族成员似乎都是温和厚道之人——净是“弗里德曼”和“利别尔曼” [4] 。

在自己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自己所不知道的；而在别人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从众多陌生之中准确无误地挑选亲近的。童话里魔术师的弟子们往往需要经受类似考验：从十只鸟、十只狐狸、十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中辨认出自己的爱人。塞巴尔德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拒绝选择之上。然而，当你阅读他的书籍时，你会感觉，那里有的只是一条条蚂蚁爬出来的道路，通往意外的韵脚。“不可思议，我想，亲和力是如何产生的？相似是如何产生的？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何以会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先辈？”按照他的解释，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物品自身的意志。就像喜鹊会将自己能找到的一切衔回鸟巢一样。但最令塞巴尔德心动的是日期的巧合，包括生日、忌日和事件的日期。

每次回想起某个日子时，我总会下意识地在头脑中做一个运算，其意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这个日子有个孩子，”我会想，“那ta该有多少岁了？”正是如此：并非我或者任何其他人，而是日子本身有个孩子，仿佛改变我的世界的那些事件，意味着某个新人的诞生。这些布满了我的土地的并不存在的孩子们，已经老大不小，而且数量庞大。但我最经常地会想起其中一位。假如1998年1月15日——那日的莫斯科晴朗严寒，而维尔茨堡则灰蒙蒙的，窗内蒙上了一层雾气——妈妈的去世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那么ta如今该满十九岁了。

一天傍晚，在莫斯科的叶·帕·彼什科娃 [5] 家中，列宁听着伊赛·多布罗温 [6] 演奏的贝多芬奏鸣曲，说：“我不知道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曲子，我情愿每天听它。这真是令人惊异、堪称天籁的音乐。我总是带着也许不无幼稚的自豪想，看吧，这就是人类所能创造的奇迹。”接着，他眯起眼睛，冷哼了一声，不大开心地补充道：“但我没办法经常听音乐，它会影响我的情绪，让我忍不住想要说些甜蜜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瓜，说他们虽然身处肮脏地狱，却能创造出这样的美来。但如今任何人的脑袋都摸不得——他们会咬你手的，应该揍他们的脑袋，毫不手软地揍，尽管从理想上我们是反对对人动用任何暴力的。哎，这可真是个苦差事。”

这段由马克西姆·高尔基创作，经苏联当局审定的《列宁回忆录》中的文字经常被人引用，特别是关于“揍人们的脑袋”的名言。但有说法称，列宁搞错了奏鸣曲的曲目，据彼时已离开俄罗斯的多布罗温本人说，当年他为领袖演奏的是《悲怆交响曲》。领袖到文豪家做客的这个夜晚在官方的民族记忆中复现了那么多次，以至于1963年拍摄的影片《热情奏鸣曲》原原本本地复制了纳尔班江 [7] 此前几年创作的名画——《1920年列宁在高尔基家做客》：条纹沙发，彼什科娃暖和的小头巾，低垂的吊灯，晚会、音乐及谈话固定不变的参与者，以及窗外的暴风雪。影片伊始，暴风裹挟着雪片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空回旋打转，酷寒、饥饿、凝重的冬天，列宁和高尔基在冰窟般的屋子里，不住手地往小铁炉子里添柴，一个小女孩跑进来，说不能去克里米亚，那里有白匪。但事实上，那晚离冬天还远着呢，多布罗温是10月20日被当成嘉宾邀请的。在那晚，据说，列宁强烈建议高尔基去国外小住，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你自己不走，我们就赶你走。”

如此说来，这一切既发生过，又没发生过：钢琴是弹了，却是另一首曲子；暴风雪的确下过，却是在十天后；“赶走”的话是说过，但未必就是那晚；高尔基彼时在那间屋子里同样是客——他与妻子叶·彼什科娃早就分居了；著名钢琴家多布罗温当时还在使用其本来的滑稽的犹太姓氏——巴拉贝伊奇克，而“多布罗温”这个艺名是后来才取的，据钢琴家本人解释，意思是“好酒”。当时他已经是真正的巨星，女学生们争相购买他的肖像明信片。在我的档案中就有这么一张：一头鬈发，衣襟笔挺，两个黑眼圈，风华正茂。正面是钢琴家潇洒的签名，背面是赠言：

亲爱的朋友……伊赛·阿布拉莫维奇，以志诚挚之情，纪念音乐学院毕业。

伊赛卡

莫斯科，1911年5月20日

这里的伊赛卡就是钢琴家的昵称——这张明信片是怎么跑到我的相册里来的呢？伊赛·阿布拉莫维奇·沙皮罗——太姥爷的内弟是一名医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市场行医，专治皮肤病和性病，是当时城里的名人。他家住在昂贵的巴克洛夫斯基大街，与革命者斯维尔德洛夫同街。在另一张照片上，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戴着羊羔皮帽，身穿带短披肩的大衣，在铺满白雪的花园里，在白桦树中间，坐在经典的索耐特细腿凳上。他认识“伊赛卡”只能是通过下诺夫哥罗德——二者共同的故乡。高尔基也出生于此，他跟彼什科娃年轻时居住的那栋房子至今坐落在那里的山丘上，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切仍维持原样的地方：绘着喜庆滚边的盘子，长长的餐桌，带长圆靠枕的宽敞沙发，待客用的铁床，陶瓷的盥洗池，甚至还有一束房屋主人一百多年前采摘的野花，那些无忧无虑的路边花草如今已然获得永生。有人告诉我，这里之所以保管得如此完好，完全得益于女主人的深谋远虑。彼什科娃很清楚，自己嫁给了一位大作家，因此努力地将一切原封不动地留给将来：窗帘，门帘，儿子的和已故小女儿的玩具。当她和高尔基的婚姻破裂时，她为这段仅仅持续了几年的共同生活筹划了一个延期的纪念：东西被装箱，登记造册，盖上罩布，最后终于被带回了老屋，重新按照熟悉的方式一一安置。

每次我走进书店，都会感觉这类书籍日渐多起来，尤其是在以拉丁字母写作、思考的部分世界。比如眼下，纽约书店里成排成排地摆放着这类书籍——《普鲁斯特的大衣》《普鲁斯特文集》《伦勃朗的鼻子》《梵高的耳朵》《卡图卢斯 [8] 的毯子》《维米尔 [9] 的帽子》《勃朗特的写字台》，总之是这个或那个家庭的故事，关于八件旧物，一百张照片，九十九样新发现。

似乎，在我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旧的世界已经溢出堤岸，淹没了日常。对于似水年华的寻觅变成了共同事业，我周围的人们忘我地沉醉于阅读、书写、梳理与昨日的关系之中。我尚在筹划中的事情，突然变成了共同运动的一部分。“去看看”——所有人都在忙着做这个，似乎想不到任何新鲜的，似乎谈论的是“伟大旅程”的新线路，值得被推荐给既有学历又有闲钱的人。充斥于被毁的村庄的空虚，以及住满别人房间的人们，都变成了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一如古罗马的废墟和巴黎的剧院。

我阅读着所有这些书籍，一本接一本，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每一篇新的文本都要求检索、阅读下一篇，无意义的知识在不断增加，既无法限制，又无法中止。这一切并不像盖楼房那样，一层接一层地不断拓展着居住空间，而更像是战场上可怕的解冻，只有凭借衣服才能辨认出，被积雪埋了一冬的人究竟是谁。我本想独自沉浸于这种怀古的状态中，可事实上那里人头攒动，好像诊所门口的长队，其他人的病症无不令你既好奇又害怕。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每当有人介绍我与其他人认识时，我总会不知不觉间便和新的交谈者陶醉地聊起了彼此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比照着姓名、情形和日期，像两头长途跋涉来到河边的野兽，一头扎进水里饱喝一气，身体愉悦地战栗着。这通常距离第一声“您好”不超过半个小时。

只有一点甚为遗憾：搜寻，如同圣杯之战，将参与者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两类，而我生来便属于后者，很努力，却没什么运气。我从未放弃过希望，渴望能够最终勘破谜团，找到某把钥匙，在家族的老宅中打开一条未知的隐秘通道，那里洒满阳光，有门通往其他新房间。这一希望或许从我七岁那年被带去参观库里科沃原野时，就在我的心田生根发芽了。关于那个地方的历史我十分熟悉，那是莫斯科大公与鞑靼可汗兵戎相见的古老战场，就在城外不远，几个小时车程。当时我反复阅读普希金的那首长诗，里面那个时而被称作“骑士”，时而被称作“壮士”的主人公，在古战场意外地发现了一条死亡峡谷。明媚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片充满教谕意味的景象：森森白骨与铠甲、盾牌相互叠压，刺入泥土的箭矢上爬满了常青藤，颅骨在头盔中腐朽，有机物与无机物混作一团，似乎历来便是如此。而主人公却在一阵喟叹之后，挑选了一副心仪的甲胄，它们从今往后将忠心耿耿地效忠于他。

因此，我早就知道自己即将看见什么，并且对此满怀期待。对于刺激甚至骇人景象的惴惴不安因对战利品的期待得到了平衡：我打算在那儿挑选一样纪念品，一样体积不大，却终生难忘的东西，那里既然有那么多白花花的颅骨和锈迹斑斑的盾牌，肯定能找到好东西的。也许我该捡几支箭镞，揣在兜里；又或者买一柄小巧玲珑的匕首。

但原野却空空如也，只有赤裸的野草涌动着碧浪。我们的狗欢吠着跑前跑后，却一无所获。旁边稍远处矗立着一座不起眼的方尖碑，仅此而已。我这才意识到，古战场的最大特点便是短命：所有好东西早就被人搬回家去了，哪里还轮得到我呢。

有人告诉我，在一家文学博物馆里——作家们的一切话语和物品争相汇聚于此，以寻觅不朽，或者至少是应得的休息——有一个抽屉，里面躺着“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一小包物品”。据说，它是茨维塔耶娃十六岁的儿子穆尔从叶拉布加带来的，在母亲自杀之后。这个小包裹得以幸存，却没有被人争着抢着写书，也没有被人抖落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一事实展示了诸如“普鲁斯特的大衣”之类的名人纪念物的内里——这些东西轻易便可掉落，像钥匙掉进破洞那样，掉进绝对的忘却，掉进非在的口袋。

包裹里的东西并未开列清单，这就意味着，可以认为那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只能猜测，这个登记为“一件”藏品的包裹里其实有“很多”东西。那里面的东西，即使在女诗人的任何一个诗行都能引发狂热兴趣的年代也无人问津，想必是太过寒酸或者破烂，无法放在橱窗里展览吧。茨维塔耶娃在疏散时将一些东西带在了身边，其中既有不可丢弃的纪念品，也有匆忙收拾的可以拿去变卖的法国物件，还有某些完全用不上的偶然被收进来的东西。没有人知道，穆尔带来的那些东西属于哪一类，但他一定觉得它们相当重要，才会特意从叶拉布加那栋幽暗的小木屋里收拾出来，带到了奇斯托波尔，而后又辗转带到了莫斯科，煞费苦心地拯救和保管——假如他不是像自己的母亲那样随随便便将所有东西堆成一堆的话。那也许会是内容不详的掉漆的铁皮盒，珠串，钢笔，几绺小孩头发，以及一些说不上名字和用途的玩意儿，它们之所以被放进口袋大概纯属偶然。但也有可能是最最珍贵、不可或缺的——关于母亲，丈夫，女儿的回忆，那块特殊的石头，那个难忘的瓷碗碎片。关于它们，无人能够讲述。这些无人知晓的物品突然之间失去了主人，变得孤苦伶仃。

在我所继承的书籍、文稿、家具、衣物中间，有很多物品生活都忘了贴上标签，好让我明白（哪怕是暗示也好），它们从何而来，与谁有关。相册里，钢琴家多布罗温的肖像明信片旁边是一张质量上乘的纳杰日塔·克鲁普斯卡娅 [10] —列宁遗孀的照片复印件，背面是太姥姥写下的大字：“纳杰日塔·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张照片是谁给你们的？我在莫伊谢伊·阿布拉莫维奇那儿见过一张不一样的。萨拉·金兹堡，1956年7月2日。”这张照片应该正是这位莫伊谢伊·阿布拉莫维奇——萨拉的情人冲印的，那上面盖着他的照相馆的印章，就坐落在不远处的米亚斯尼茨基街。关于这个故事的任何细节我已经永远无法获知，显赫而可怕的世纪人物——克鲁普斯卡娅，斯维尔德洛夫，高尔基——从家庭记忆中悄然溜走，似乎从不曾来过似的，根本无从查证。

一天，妈妈突然给十五岁的我看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后来我再怎么翻箱倒柜都再没见过。那是一只小小的钩花钱包，只有半个手掌大小，里面装着个硬硬的东西，是一张折成四折、折痕已经开裂的纸片。打开纸片，正当间工整地写着“维克多·帕夫洛维奇·涅利多夫”。萨拉的女儿、我的外祖母廖利娅终其一生将这个钱包揣在侧身背的女包里。我好奇地追问，这个人是谁？但妈妈也不知道。我不死心：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就这么回事，妈妈说，谈话便就此终止了。

不消说，我曾不止一次追寻这个神秘的涅利多夫的踪迹——他是何许人？医生吗？为何是医生呢？但一无所获，唯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当你走进另一片空荡荡的场地，明白没有答案便是答案，至于你满意与否，那就是你的事了。当我出现时，过去断然拒绝变成任何有用之物，拒绝构成从寻觅到觅得、从罪证到破案的叙述链条。自我与他者的划分不再是首要之事，周围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与已故亲人的世界相关。我几乎没有惊讶，当我在偶然购买的一张老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几张硬纸片时——上面手写着一些法语单词：那是巴黎电影院的观影券，两部影片都是战前上映的。其中一部拍摄于1910年，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一行诗——《lorse l&039;enfant parait [11] 》。假如萨拉在一百年前的巴黎去过电影院，那她应该也看过这部影片，尽管这个写字台与她毫无瓜葛。她也可能没看过这部片子，而看过其他的，于是我便跑去翻检当年法国巴黎的影片上映目录，好像电影名字本身能给出某些提示似的。但她同样可能从没去过电影院、咖啡馆、展览，没跟任何俄国人、法国人见过面，没有任何兴趣爱好。让幻想出来的女主人公在巴黎街头与格特鲁德·斯坦因、毕加索、茨维塔耶娃、被丈夫抛弃的叶·彼什科娃（他们所有人彼时都在巴黎，极有可能彼此擦肩而过）不期而遇的流行手法，总让我觉得是小说强制性逻辑的卑劣手段。但我在头脑里正是这样做的：构想着巧遇和比邻，似乎这能让我那特立独行的太姥姥减少些许孤单。

比如，1914年5月，距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几个星期时，一张明信片从巴黎寄往了萨拉托夫，明信片上是一片繁茂的巴旦杏花，要么是春姑娘俯身在酣睡的小男孩头顶，要么是年轻的四月注视着熟睡的姑娘，总之都叫做gno priaverile—“春梦”。明信片寄到太姥爷家中的当天，5月30日，年轻的飞行员阿尔弗雷德·阿戈斯季内尔——马塞尔·普鲁斯特从前的司机、女逃亡者阿尔贝蒂的男性原型——在法国昂蒂布郊外飞机失事，坠落地中海。他考入飞行学校时登记的名字是马塞尔·斯万，似乎“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和讲述者决心要变成一人。飞行学校的学费是由普鲁斯特代缴的，他还承诺赠送阿尔弗雷德一架飞机，机身将印上斯坦凡·马拉美关于一只不会飞的天鹅的诗句：“那些你深爱的诗句/尽管你不解其意。”

有时，亲情是单纯接触的结果。我立刻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尚在哺乳期的崽猴们所做的著名实验。它们被带离了毛茸茸的亲生母亲，关进了兽笼，那里有两只假的母猴，一只是用铁丝编的，一只是用皮毛做的。所有崽猴都不约而同地往那只柔软的假母猴怀里钻，在它身边依偎、拥抱。随着实验进行，皮毛下面逐渐露出了尖刺，对母猴的触碰开始带来疼痛，但这丝毫没有阻止崽猴，它们虽然疼得哇哇直叫，却仍死死抱住模型不放。它们为待在模型身边而付出的努力，似乎只让模型变得对它们而言更加珍贵。

当我月复一月，将亲人们的书信和文件输入电脑，费力地破译纸片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以及潦潦草草的谈话记录时，我对他们便知之愈深，爱之愈切。模仿的最终结局似乎总是大抵如此：年轻诗人，在分享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日流放之后，便开始自视为那些诗行的作者；而当我亦步亦趋地抄录祖母们的每一个逗点和别字时，便渐渐地模糊了她们的生活与自我生活的界限。

我便是这样一篇一篇地，时而欢欣时而惊讶地将父亲的信件打了出来，那是他于1965年从拜科努尔郊外寄出的，那里当时正在研发秘密的航天器。有士兵在那里驻扎，父亲和他的朋友科利亚·索科洛夫好像是正式编制的指导员。那个关于父亲怎样在哈萨克斯坦的荒漠中捉到了一只狡猾的小沙狐，怎样试图驯化她，但骄傲的小兽不吃不喝，怀恋自由，于是爸爸第三天又将她放归大自然的故事，我从小就耳熟能详。这些信是在加利娅姑妈的文件档案中找到的，不是一两封，而是很多封：关于沙狐，关于当地生活，关于一切，甚至包括帐篷的构造——用湿床单当门帘，临睡前还要往地板上洒水。这些信件讲述的人与物，在我打字的过程中，陆续迁移到我的脑海里，似乎一直以来就在那里，作为我内心景观的自然延续。我那位二十六岁的爸爸跟一群莫斯科的地质工作者搭顺风车去喝酒，跟工地主任争一间无主的小板棚做工作间，对自己的装配工发脾气，将土拨鼠制成标本，问家里人能否给他寄一支步枪，卷在短皮袄里面——总之，表现得完全像一位苏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快乐青年。大体说来，这并没有令我感到惊讶，毕竟这些信是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

有一天，我没怎么多想就把这些信的电子版文稿发给了父亲，问他我能否在书中引用。对于他的准许我并无丝毫怀疑，那是很好的文字，鲜活、有趣，且距离今天的我们无限遥远。不仅如此，当我把这些信件打出来之后，它们在我脑海中已经悄然变成了我自己的，变成了共同故事的一部分，我想当然地将自己当成了它们的作者。我从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故纸堆中将其翻出，自然可以任意处置它们，或扔或留完全取决于我的意志。引用它们意味着拯救和保护，放在抽屉里则意味着丢弃其于长久的黑暗；除了我，还能有谁来决定它们的命运呢？

我本人尚未意识到，但已经在按照所有者的逻辑行事了：就算不是对数百农奴拥有生杀大权的野蛮地主，也是地主那拥有私人农奴剧院和美丽花园的开明邻居。我挚爱与思恋的客体变成了动产，任由我随意处置。我的主人公们既无法反对，也无法抗议，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已故去。

而死者并无任何权利；其所有物连同命运纠葛均任由人随意使用。在死者故去的头几个月乃至头几年，精明强干的人们多少还不无矜持——对于那些尚未凉透的细节的兴趣还多少有所限度，哪怕是出于对生者、对逝者亲朋的尊重。但年深日久，一切法则——体面、共同生活、著作权等等便会统统失效，仿佛被洪水冲垮的堤坝。如今这比从前来得更快。死者的命运是新的金矿；素昧平生者的故事变成了小说和电影的情节，煽情或揭发的由头。死者无人保护，生者无人问责。

流浪汉有权以自己的肖像权被侵犯而提出诉讼；凶杀犯有权禁止自己的日记或书信被刊载；唯独有一类人被完全剥夺了这一权利。我们每个人都主宰着自己的故事；但这只是暂时的，一如我们只是暂时地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内衣、眼镜盒。在新世纪伊始，死者——这个无形的且难以描述的大多数变成了新的少数，无限脆弱，无比屈辱，彻底无权。

我想，这应该能有所改变，而且会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就像最近一百年来其余屈辱的无权者所经历的那样。将一切少数群体的全体代表者联合起来、将其置于同一条船上的，是对于自我主体性不够圆满的信念。无法关爱自我的女性，不知道自我需求的孩子，处于无权地位的黑人，不懂得捍卫自我权益的工人，已然全无所谓的死者。就算你不属于任何其他的少数群体，但终有一天，你会被归入最后一类。

爸爸一连好几天都没回复我，后来用skype给我打来电话，说想和我谈谈。他不同意我将他的信件印在书里，他非常不希望看到它们出版。就连关于沙狐的那封也不行吗？是的，不可以。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他坚决反对。他十分明确地对我说，一切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登时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与委屈；在这段时间里，由家庭信件构成的“插章”已经铺成了齐整的编年史阶梯，如音阶般自高而低，从世纪末到世纪初，而爸爸那充满快乐装配工和士兵军靴的1965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级台阶，怎么能没有呢。我开始解释、请求，激动地挥舞着双臂。当我情绪稍微平复之后，爸爸说：“你明白吗，我很讨厌设想，有人会读到这些信，然后想，我是这种人。”

我本可以继续劝解，我还有的是可说的呢。这根本无关乎你是什么人，我执拗地暗想，这根本就与你无关，并不是你在给父母或者姐姐写信，而是时代本身，一千座无线电广播和一百部长篇小说在讲述西伯利亚建设和处女地开垦，讲述正直人的勤恳工作。我会对他说，在我们的故纸中明显可以看见日常生活用于自我讲述的语言是如何变化的，在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之间横亘着怎样的语调鸿沟，报纸和电影是如何组织内部话语的。你的信件恰恰构成了60年代的范本，事实上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其最原始的面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时代。这本书也并非关于你是什么人，而是关于当我们往回看时，我们会看到什么。

但我并没有将这番话说出口——幸亏。我们已经挂断了电话，我对于自我正确性的信念越发强烈，直到我意识到自己真正所指的是什么。我尽管没有直说“我并不在乎，你是什么人”，但事实上离这已经非常接近了。能够整理自己的信件和日记，并毁掉不愿意示人的一切的人是幸福的；书面文本会营造虚假永恒的感受，让你无法将可笑的情书用斧头砍掉，而气头上的一句话会伪装成最后的真实。这正是我们谈话的隐含内容：简单而言，就是我几乎准备为了僵死的文件背叛活生生的父亲，二者相较，我更信任前者。我有种感觉，仿佛书信本身突然开口，对我说：“别碰我！”